《別了,那道風景》

《別了,那道風景》

小說主人公德國教授奧托從小就不敢面對參加過法西斯戰爭的父親可能犯下的罪行,直到與悉尼大學原住民教授維塔和她的叔父,原住民文化顧問道佳爾德相遇。奧托聽道佳爾德臨終前坦陳其曾祖父屠殺白人定居者的故事,感受到澳大利亞原住民面對歷史的博大胸懷,認識到自己的褊狹與猥瑣。為避免大屠殺的災難在人類社會再度發生,奧托終於下定決心尋找父輩罪行的證據,警示後人同時也求得自己心靈最後的安寧。小說直面全人類從古到今無法迴避的問題——大屠殺的原因及後果,並對其進行了深刻剖析。

基本信息

作者簡介

亞歷克斯·米勒,澳大利亞當代重要作家。生於英國倫敦,十七歲隨父母移居澳太利亞。1972年開始寫作並在墨爾本大學教授寫作課。已出版七部長篇小說,其中《浪子》(1992)和《石鄉行》(2002)榮獲澳大利亞最高文學獎“邁爾斯·富蘭克林獎”。《浪子》將目光投向遙遠東方的中國,出版後引起強烈反響,再獲“大英國協作家獎”;《石鄉行》以歷史的高度、恢弘的氣勢深刻描寫了澳大利亞原住民題材。

目錄

漢堡二00四年秋
一阿伽門農的法令
二約定
三促膝談心
四承諾
尼博山
五初來的感覺
六和道佳爾德在一起的日子
七七個雞蛋
八別了,那道風景
九遇上一位鄉親
十黃知更鳥的奇蹟
十一體面的葬禮
十二威妮弗雷德裸露的肩膀
十三講故事的人
十四作家
十五大屠殺
十六虛構的世界
遠征嶺
十七路上的魔鬼
十八懷拉
十九來訪的人
斯克魯特大街
二十想念尼博山

前言

亞歷克斯·米勒是澳大利亞當代重要作家之一。他於一九三六年出生於英國倫敦,十七歲那年隨父母移居澳大利亞,在昆士蘭州中部高原開始了陌生而又全新的生活。亞歷克斯·米勒自幼酷愛文學,喜歡寫作,到達澳大利亞之後不久,就在一座牧場做牧工,此後又從事過多種工作,遍游澳大利亞。澳大利亞廣袤的草原、風情獨特的生活和發生在那裡的許多傳奇故事,成為他日後創作的豐富營養。他於一九六五年畢業於墨爾本大學,一九七二年開始寫作,並且在墨爾本大學教授寫作課。

精彩書摘

漢堡二○○四年秋
一阿伽門農的法令
那天早晨,參加學術討論會之前,我在門廳衣帽台照了半天鏡子。我並不是因為死之將至或者論文質量低劣才端詳自己這副尊容,而是因為需要理髮,因為又忘了刮臉。威妮弗雷德會伸出手指一邊摸我的頸背,一邊責備:你該收拾收拾了!就好像我是她那幢房子裡的一間小屋。其實,威妮弗雷德從來也沒有過一幢屬於她自己的房子,那只是她理想中的海市蜃樓。儘管她總是坦言自己極富當代女權主義者之精神,但是內心深處潛藏的守舊思想卻根深蒂固。我敢斷定,想像之中,她一定把自己看做擁有一幢豪宅的女主人,豐乳肥臀,一群吵吵鬧鬧、沒有規矩的孩子和幾條大狗不離左右。我們從來沒有在一起探討過這事兒。不過我知道,就像她還沒進屋,我就知道她的心情一樣。她已經到達那樣一個地方了嗎?不是去一片虛無,而是當上帝召喚時,去到她真正的心靈家園。儘管我不信教,但我真誠地希望,這樣的神恩會降臨到她的頭上。因為,她是這樣一個女人,一個理所當然應該在某一天實現自己真正的——準確地說理想的、想像中的自我的女人。而我見過的人,並非誰都有這樣的資格。
那天早晨,我照鏡子的時候,她仿佛就站在我身後,悶悶不樂。因為她曾經寄予無限希望的丈夫,馬克斯。奧托教授,最後一次參加學術會議,出現在同事們面前時,不是儀表堂堂、氣宇軒昂,而是頭髮蓬亂、滿臉憂傷,儼然一個被命運擊垮的老人。也許這樣說太苛刻了點兒。我中等身材,因為一直腰疼,最近有點背駝。年輕時,我滿頭濃密的頭髮,亮光閃閃,現在卻像半圈光暈在腦殼後面漂浮著,時隱時現。一雙眼睛也已經昏花。這也是我始料未及的。這雙眼睛曾經宛如澄淨的琥珀,清澈明亮,而又深不可測,現在卻如兩潭渾濁的泥水,眼淚汪汪,似乎總想啜泣——這倒不假——或者一直在剝洋蔥。說到洋蔥,我臉和脖子上的皮膚已經薄得像層紙,額頭還出現幾塊髒兮兮的老年斑。我討厭這副凋萎的尊容,勝過痛恨每天都折磨肉體的疼痛。直到步人中年很久,我的臉還沒有一點疵斑。毫無疑問,我把光潔的皮膚歸功於巴巴里的老祖宗;我把這種幸運當做理所當然的事情,以為可以終生享用。仿佛那是階級與家系賜予的與生俱來的財富。喔,多么荒謬的自負與虛榮!今天,我只能看到昔日輝煌留下的蛛絲馬跡。我看到的是被人遺棄的一片荒地。但那裡曾經是繁榮與快樂之所在。成熟的石榴和紫色的葡萄交相輝映。夏日的傍晚,小樹林裡傳來泉水的丁冬和銀鈴般的笑聲。烏得琴彈撥出的靡靡之音喚起我們如火的色慾……
我是誇張了點兒。倘若一直這樣就好了。
我攏了攏亂蓬蓬的頭髮,伸出右手食指摸了摸左眼上方一塊絮狀黑斑,拍了拍衣服裡面的口袋,確信沒有忘記帶論文和眼鏡之後,轉身從鏡子前面走開。下樓之後,早晨清新的空氣撲面而來。小路和草地邊佇立著幾棵七葉樹,枝葉婆娑,果實閃爍著紅褐色的微光。沿斯克魯特大街,參天古樹搖曳著最後幾片綠葉,就像我們緊緊抓住生命和過了“季節”的記憶不放。這是寒冷到來之前,漢堡短暫的、氣候最宜人的一段時間。你依然可以指望晴空萬里的好天氣,甚至想起陽光明媚的夏天。在我看來,打算在這樣一個日子結束生命,並無不當。寫論文的時候,我毫無信心,似乎主要是為了履行對死者、而不是對生者的義務。所以一直沒有快樂可言。這個任務是那位嚴厲的“道德監理”強加給我的。可以說,他主宰著我的生命,主宰著我的良心。現在聲稱,我那時候就明白“持之以恆”的道理是撒謊。也許我之所以“持之以恆”是因為不知不覺之中,希望找到“持之以恆”的理由。誰知道呢?我無法說清楚更深刻的動機。那時候說不清,現在也還是說不清。為了撰寫這篇“告別演說”,我推遲了死期。因為女兒告訴我,威妮弗雷德一定希望我完成這篇論文。就這么回事兒。我只是利用最短暫的快樂和忘記痛苦的那一瞬,構思這篇文章,全然沒有別人從事有價值的腦力勞動時,那種讓人驚訝的、靈感突至的感覺。文章的論點是用昨天的“殘羹剩菜”調製而成的,陳舊的思想是我從已經炮製——如果“炮製”用在這裡恰如其分的話——了三十年的早已發霉變質的筆記本里提煉出來的。這些筆記本放在書房書架頂層的一個紙箱子裡。我扒拉著年輕時愚蠢的行為留下的冷灰,尋找現在可以派上用場的東西。我希望沒有人注意到這些材料多么陳舊,或者,倘若真的發現,也不會生氣;希望他們原諒我因年事已高而吞吞吐吐、支支吾吾,能報之以忍耐和沉默。
我走下公寓前面一溜台階,腳步聲驚起一群小鳥。住在我下面那層的莉迪亞·伊爾肯布雷希特是一位出版商的妻子,她自己是一位有作品出版的詩人。此刻,她正把桌子上的麵包屑蒐集起來餵那些小鳥。或者更準確地說,她自己沒有兒女要餵養,所以桌子上沒有多少麵包屑,這位好心的女人便到超市買一袋袋鳥食餵它們。不管怎么說,這些街頭小鳥已經成了她的“家人”——八哥和麻雀為主,有時候還有幾隻“叔叔”、“伯伯”似的鴿子。我注意到,我每次突然出現在公寓門口,打斷這種讓人看了不由得心酸的“替代”,她似乎都有點羞愧,但依然照餵不誤。現在,這群小鳥已經完全依賴於她。而她,除了詩歌,又有了一個堅持下去的目標——即使不是愛情。這個目標遠比我自己死氣白賴地要在漢堡大學老圖書館的學術會議上宣讀最後一篇論文強。
這一切——所有這一切——都源於我妻子的死。那天夜裡,我站在漆黑的臥室窗前,俯瞰空無一人的大街,威妮弗雷德的照片貼在胸口。我的一雙手緊緊摟著她,就像虔誠的教徒把十字架貼在心窩。對於我,威妮弗雷德還是從前那個年輕姑娘。看到她的微笑宛如看到站在巴黎新橋春天明媚的陽光下,那個圍綠圍巾的姑娘。那是我們蜜月的第一個早晨。那是我三十多年前拍的一張照片。我從視窗眺望那條空蕩蕩的大街。栗子樹的樹葉在風中起舞,窗玻璃上留下婆娑的樹影,仿佛有一雙手發出信號,急於讓我理解其中的含義。巨大的損失徹底擊垮了我。記憶讓我麻木。威妮弗雷德到死都是一個充滿活力的人。她總是精力旺盛,熱情洋溢。事前沒有任何先兆。我們沒有機會擁抱,或者說一句愛意綿綿、表示告別的話。那是我們按照新的“慣例”開始生活之後,又一個普普通通的傍晚。我從大學退休還不到一個月,她已經安排好下星期一到威尼斯旅遊、度假。她在廚房一邊準備晚餐,一邊聽我給她新錄製的那盤福萊的《小夜曲》。我坐在沙發上,就著燈光讀哈佛大學一位年輕教授寫的《德國人民的新歷史》。這位才華橫溢的教授比我們的女兒卡特麗娜還小兩歲……突然,威妮弗雷德的腦袋像錘子一樣,砸在瓷磚地板上。這一砸穿透我的心——我至今還感覺得到那撕心裂肺的痛苦。我已經記不得我是怎樣扔下那本書,衝進廚房,跪倒在她身邊,把她的頭抱在懷裡。從她那雙已經看不見東西的眼睛,我看出她死了。一命歸西。就這樣走了,以一種震撼人心而又神秘莫測的方式走了。我有一種很奇怪的恥辱和尷尬的感覺。我們被殘酷地欺騙了!我對著空蕩蕩的屋子大聲嚎叫,求她再回到我身邊。回應這聲聲嚎叫的寂靜、死亡帶來的虛無完全壓倒了我。我羞於寫下這一切。但事實上,即使最初那一刻,我就已經為自己而恐懼。我伏在她的身上,準備煮麵條的水早已燒開,在我頭頂上方的爐子上發了瘋似的翻騰,爐膛里飛濺的火花則像箭一樣射向我的脖頸。。福萊的《小夜曲》還在堅持不懈地播放。我還能是我自己嗎?驚恐掠過心頭,我渾身上下劇烈地顫抖。我知道,一切都已經完結。
我堅持了幾個星期,也許一個月。精神恍惚,在公寓單跌跌撞撞,不知道那一束束鮮花都是誰送來的,更不知道我有沒有道過謝?去買雞蛋、麵包,回來時卻兩手空空。盯著電視機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卻不知道播放的是什麼。仿佛有一道鐵箍緊緊地箍著我胸口。然後我就做死的準備,給遠在倫敦的卡特麗娜打電話,和她道別。床頭柜上的電話機旁邊放著威士忌和兩小瓶黃顏色的安眠藥片。那是我的“慰藉物”。我的好朋友朱爾根向我保證,這兩種玩意兒混合起來,是離開我們這個世界既穩妥,又沒有痛苦的辦法。我從來不喝威士忌。因此,無論從哪方面講,對於我,這都是辭世的新方式。我生命的一部分仍然“超然物外”,對這個過程很感興趣——我想,這大概就是靈魂中不朽的那部分。
女兒接電話的時候,我泣不成聲。“你不能僅僅因為媽媽不能再握著你的手,就尋死覓活,爸爸。”她責備我,就像我是她的孩子。“你知道,媽媽倘若活著,一定希望你為今年的學術會議寫論文。告別演講對媽媽來說,非常重要。”她當然說得沒錯兒。我太自私了。我突然意識到,她聲音背後輕微的咔嗒聲是電腦鍵盤發出的聲響——她同時在做幾件工作。這就是她的生活。我本來想告訴她,我要自殺,可是現在改了主意。我感謝她的忠告。“對不起,我亂了方寸,”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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