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簡•莫里斯的《世界：半個世紀的行走與書寫》作為遊記文學的代表性作家，步入耄耋之年的簡•莫里斯回顧自己半個世紀的歷程，寫下《世界：半個世紀的行走與書寫》一書。20世紀50年代至21世紀初，作為媒體記者和遊記作家的簡•莫里斯的足跡踏遍世界各個角落：見證人類登頂珠穆朗瑪峰到親歷二站後對戰犯的審判；品嘗了西班牙的貴腐葡萄酒又體驗了中國的神奇藥膳；從眾人嚮往的旅遊勝地到名不見經傳的北非村莊，簡•莫里斯已經超越了旅遊者的身份，而更似一位形貌低調的當地居民。她不寫名人政客，只寫斜陽下匆匆回家的士司機的會心一笑、街頭巷尾值得流連徘徊的小風景，她筆下的那個城市經她雕琢而散發出別樣光芒。正如莫里斯在訪談時所說，她常無目的地閒逛以及像狗一樣咧嘴微笑在城市裡行走，正是這樣的一種姿態使得她的遊記散文洋溢著斑斕色彩、滲透著智者的哲思。
作者簡介
集詩人、小說家、旅遊文學作家為一身，1926年出生於英國克利夫登。曾擔任《泰晤士報》、《衛報》記者，後專事寫作。著作超過三十部，除了有關英國的名作《大不列顛治下的和平》三部曲外，還有關於牛津、曼哈頓、悉尼、威尼斯、香港、西班牙和威爾斯的記述；小說《哈弗的最後來信》（Last Letters from Hav）曾入圍英國布克文學獎。2008年1月，莫里斯被《泰晤士報》評選為二站後英國最偉大的十五名作家之一。
精彩導讀
對美國南方的最初印象讓我的心情不太輕鬆。位於華盛頓的最高法院對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作出影響深遠的判決，裁定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非法，我恰好在此案宣判的次日到達亞特蘭大。
當這一裁決宣布時，南方白人們心中壓抑地翻滾著的全部不滿立時沸騰，痛苦怨恨的言語溢出。一整天我都聽到男人女人們的怒罵。他們的辱罵既如此充滿戲劇性，又這般翻來覆去，簡直讓我不能不覺得是從某本歧視慣用語詞典中整體摘錄的。我在一家咖啡館里參加了一場對話，跟那兒的經理以及一名自稱高級警官的男人。他們用了不少時間來回憶過去的種族騷亂，愜意地談到“黑鬼”在街頭被嘲辱和擊打，特別提到一個黑人被一幫暴徒追趕，拚命撲進這間咖啡屋門口，結果只是被推回到人行道上。“黑鬼唯一應該呆的地方，”那經理最後說，“就是後門，手裡拿著他的帽子。”
另一些溫和點的亞特蘭大人，像任何人一樣驚駭於這些殘忍的言辭，轉而鼓吹其他維持白人至上地位的方式。他們迷醉於“老南方”的多愁善感，會像假裝正直的獄卒一樣說：“把事情留給我們來處理。我們理解黑人，他們也理解並尊敬我們。畢竟我們已經一起居住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徹頭徹尾地了解他們，相信我，他們的頭腦跟我們的不一樣。把這一切都交給我們。南方人自己照管南方人。”如果我是一名南方的黑人，我想我大體上更願意聽到高聲大吼，而非柔聲細語。
至於鄉間的黑人，他們似乎仍然與那些奴隸制時代舊印刷品上的圖樣一致；仍然半裸著身體在田地里艱苦勞作，仍然沉溺於色彩和俗艷的裝飾物，仍然充溢著歌聲，仍然無知且無組織；一個受奴役的民族，令人無比同情。看起來他們幾乎沒人深入思考過自己的社會地位，但卻時常以一種悲哀的無動於衷想到它。我曾與阿拉巴馬州的一名黑人農夫交談，問他有色人種的狀況是否有任何好轉。“事情沒有變得更好，唔，”他說，“也沒有變得更糟，只是保持原樣。對有色人種來說，只要我們呆在這兒，情況永遠不會變得更好。”
這個區域自身的本性也增強了南方的壓迫性。一般而言，這是一片廣闊、乾燥、多塵、委靡不振的鄉村；有時美得叫人難以忘懷，但通常是憂鬱的；缺乏充沛精力和興高采烈，也缺乏新鮮與活潑；一個獨一無二的非狄更斯式的鄉村。比如說，當你在夏日開車穿越南卡羅來納州，會有無垠的棉花地將你吞沒。各處都是凋敝的村莊，積滿灰塵、破敗倒塌，小塊木頭拼湊的屋子，生鏽的廣告牌，幾個沒精打采的白人和黑人聚集在商店周圍。在貧窮白人的未粉刷的房屋外常常停著朽舊的汽車，洗衣機擺在走廊上一堆亂糟糟的東西中間。有時會有一個帶彎彎尖塔的白色小教堂。時常見到幽暗發霉的低洼地，陰鬱的樹木站在水中。種植同的主宅地有時很氣派，但大多年久失修，死氣沉沉。
我拜訪了這樣一棟房子，跟房主聊了聊，聽到的無非是慷慨宏富的往昔的哀傷回音。三代人之前，帕克種植園包含大約10000英畝田地，曾是這一區域的一塊大產業。如今萎縮到只有150英畝左右的棉花、菸草、甘薯和玉米。通往那房子的車道是兩行松樹間的一條窄路，未鋪柏油；汽車沿著它開過時，一團煙塵在身後騰起。路邊有兩間簡陋的小木屋，其中一問有人住，外面晾著一排衣服，另一間房子前面，麥稈一直堆到屋檐高。路的最盡頭是那間大屋，古典而破敗。有四根柱子的門廊寬闊且壯觀。帕克太太認為只有華盛頓或托馬斯·傑斐遜才真正配得上它，但當我注意到那寬闊的台階搖搖晃晃，前門的門框松垂下陷，屋頂高處還掛著一個暫無動靜的蜂巢，就覺得自己更有資格坐在那裡。屋內可真是相當凌亂；主廳從前到後整整齊齊地穿過屋子，裡面有一架高壽的腳踏式風琴，樂譜架上擱著一本巨大的聖歌樂譜。
種植園主剛剛同他的拖拉機扭打過一番，手上油乎乎，戴著頂假髮，穿著件開領襯衣。但像絕大多數南方紳士一樣，他有好客的天分，很快我們就坐到門廊的欄桿上，喝起一大杯凍飲，透過松樹向外望。他告訴我他差不多是獨自一人運營這種植園，只有一個全職僱工幫手。他的孩子們在當地的公立學校念書，妻子負責家務。這塊產業上的五間小屋出租給在其他地方工作的幾個黑人家庭，而“那條街”——過去給奴隸們居住的兩排一模一樣的棚屋，如今已然荒棄，行將坍塌。當我們在門廊里閒聊時，一大團塵
土從車道向我們逼近，緊接著出現了兩匹步履莊嚴的高大的騾子。它們拉著一種類似雪橇的東西(滑雪長撬與克婁巴特拉遊艇的混合物)，上面坐著個戴草帽的黑人，老得夠嗆，滿臉皺紋，威儀堂堂。他轉過拐角以帝王般的姿態開進來，騾子氣喘吁吁，雪橇吱吱作響，塵土在我們周圍翻騰；經過門廊時，他抓住帽頂舉起帽子喊道：“晚上好，老闆，先生；晚上好，帕克太太。”“晚上好，亨利大叔，”他們回答道。P12-14
關於後記
就這樣，我的半個世紀到了盡頭。它將我從遙遠的家鄉帶往生活中更大的部分，踏上“歷史的蝸牛留下的閃閃發亮的道路”(穆齊爾語)，因此，也許唯一合適的是，它的結語應該關注世界上我自己那個微不足道的角落裡發生的一件小事兒。
2001年夏天一個下著毛毛雨的早晨，在75歲生日前沒多久，我去林恩半島上一個小村子裡參加政治集會。這個半島位於威爾斯左上角，是一個威爾斯特性的著名堡壘。幾百個人聚集於此，表達他們的沮喪不安，因為英格蘭移民涌人導致威爾斯文化和語言被削弱。
這不是一種新的焦慮。1000年來，威爾斯愛國者們始終對英格蘭人的入侵充滿憤恨，有時是激烈的憤怒。然而，對我來說，這次集會表達了某種更加深遠的東西。與會者不是好開飛車、擠滿村裡的會堂或者聚集在外面聽擴音器里演講的年輕的民族主義者。他們是清醒自製的、有禮貌的威爾斯農村人，各種年紀都有，他們覺得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處於致命的轉折點。他們悲哀而嚴肅地傾聽，我感到他們本能地知道，威脅他們傳統的，不僅是潮湧般的英格蘭退休者和二套房購買者，更是他們背後隱現的無窮大的格格不入的影響：巨大的、尚未成熟的、幾乎無法想像的金融、科技、全球化、均質化的力量，正在壓迫他們，並開始讓他們喪失自我。
在我看來，遠遠地發生在歐洲邊緣的這件微不足道的事兒，它所關心的是世界從未聽說過的一種語言和文化，它以騷動不安的預兆而非任何激烈行動作為標誌，它是一種正讓21世紀的新世界蒙上陰影的模糊的不適感的症狀。在這50年裡，在我的世界裡，我知道自己身在何處。老天知道，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恐怖、悲慘和痛苦，從冷戰到愛滋病——什麼時候沒有？——但就整體而言，它對我來說仍然是一個相對正直的時代，一個擁有某種承諾的時代。實際上，在20世紀我正當盛年時，當我漫遊這個星球時，我總是愛幻想，某種第四世界正在形成，那是一個超越了邊界的民族，一場大離散和一個正派人的共濟會，它的價值觀有一天將會獲得至高無上的地位。
林恩半島上那些村民肯定是這樣一個善意的民族的潛在成員，但是，在2001年7月那個潮濕的早晨，他們似乎並不打算繼承這個星球。相反，他們急切的爭論和對絕望的宣告讓我感到，在這個新世紀的開始，我自己曾有過的那種充滿希望的時代思潮已然衰退，精神亦是如此。因此，不久以後我最後一次出發環遊世界，尋找接下來的時代思潮。
我幾乎是立刻就在俄羅斯的彼得堡遇見了一位前蘇聯紅軍的空軍上校，他孤身一人，住在一棟明顯已被廢棄並且相當破敗的廉價公寓裡，他的房間裡床沒鋪，碗沒洗，感覺很不舒服。在我看來，他像是一個笨拙的掙扎者。他告訴我，20世紀失落的蘇聯帝國曾經是他生命的支柱。他曾經經過一番努力往上爬，從少先隊員的紅領巾到紅軍空軍那滑稽的軟塌塌的帽子與巨大的肩章，接著他又突然走了下坡路，從對自己作為國家主人並且擁有特權的絕對確信中跌落到這個荒涼庭院之上的沒鋪好的床上。他忍不住疑惑這一切全都是咋啦。
我馬上意識到，他是一個原型。到處都有人有和他類似的不安，有同樣迷失方向的被背叛的感覺。這個世界的空氣中有某種發熱的東西，像是即將高燒一場。美國成為一個可以隨心所欲的強權，這件事兒里包含著某種有威脅和不健康的東西。科學似乎正在胡亂地修補那些幾乎擁有超自然意味的問題(一個埃及學生鄭重其事地向我保證，要不了多久，人類就能夠掌握創造生命的奧秘)，關於它，有某種不祥的東西。說到網際網路，這個滲入私宅的通靈的存在，它有某種叫人毛骨悚然的東西。
“男人為了什麼？”在的里雅斯特，有人這樣問我。“告訴我——我們為了什麼？”男女關係的巨大改變令他感到困惑，讓他沒法確定自己的新地位，就像許多女人對她們的新地位一樣。“沒錯，我是個基督徒，”舊金山的一張咖啡桌上，一個女人明確地告訴我，“但是，我不知道，也不再相信和基督有關的一切。”穿過生命的中途時，她發現自己的天真不幸地喪失了。“青蛙怎么不見了？”在英格蘭，一個孩子問我。生命才開始，她已經觀察到大自然的普遍的退化。世界各地的人們的融合，曾經是一個多么幸福的徵兆，如今開始感覺受到壓制。在夏威夷，據說你必須證明自己的祖上在那座島上生活了超過一個世紀，才能在某一片海灘上泊你的獨木舟。
我抵達澳大利亞時，正好趕上從一艘沉沒的船上救起的450名亞洲難民被遣返回國——“人已經夠多了，”《悉尼每日電訊報》上刊登的一位A.普爾茲比拉先生(原文如此)的來信中寫道，“澳大利亞不是全世界沮喪者的垃圾場。”最令新時代的精神迷失方向的基本上是每一天每一分鐘都在不斷擴大的帶來阻礙與挫折的鴻溝，它橫在富人和窮人之間，酒足飯飽者與飢腸轆轆者之間，橫在擁有很多並且希望擁有更多的那些人與幾乎什麼也沒有並且什麼更好的也指望不到的那些人之間。我們全都被弄糊塗了，在繼續旅遊時，我逐漸覺得一切都不確定起來，有時我突然想到，這種狀況甚至讓我們的思想變得邊緣模糊，並讓我們的言語變得更加不精確。在美國，有人告訴我他最近讀到的關於一部電視連續劇的評論。
這段評論說，“這部連續劇，滿足了一個長期被需要的需求”——我得承認，過了好一會兒，我才意識到儘管它的句法沒問題，但意思卻明確無誤地是不確定的。徘徊不去的對帝國主義的指責，技術的神話，種族之間的憎惡，平衡的變化，對進步的困惑，金錢與權力的腐蝕——在我看來，這一切正在抵達某種黑暗的高潮。多年來，一代接一代的老頑固與傻老頭想讓我相信世界正在走向衰落，我對他們始終是嗤之以鼻。到如今，我開始害怕他們可能一直是對的。我所感覺到的，並非朝向啟示錄般災變的猛衝，而是將我們到處亂扔亂擲的一大堆彼此分離、相互矛盾的力量，頗像是我們偶爾聽說過的，宇宙自身從一個漂浮的氣體的大雜燴中鏇轉著產生。
隨著年歲日長，我比以往更清晰地認識到，那個終極問題“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麼”，沒有並且永遠不會有答案。多少個世紀以來，最真誠最聰慧的頭腦用各種各樣的胡言亂語瞎扯過這個問題，從聖彼得教堂的大彌撒到施咒的巫醫。我逐漸認為，從一個時代進入另一個時代，我們最好是忽略這個謎題，照我看來，只需要一條戒律幫助我們處理事務：與人為善。這個簡單的指令包含著一切宗教的最高教誨。它靈活到足以體諒自由意志和人性的脆弱，但在核心處又堅如磐石——硬得像聖彼得的岩石，神秘得像麥加的黑石，簡單得像英國的史前巨石陣，朴真得像佛陀的菩提樹，權威得像摩西的律法。
是的，結束旅行，登上回家的航班時，我暗自思忖，善是一條能夠透視我們的原則，作為一條生命規則它如此直率坦誠，以至於我們全都知道它是什麼意思，不需要神學家為我們解釋。沉思著這條簡單的戒律，我回憶起聖彼得堡那位困惑的上校，開羅的學生，夏威夷的獨木舟主人，普爾茲比拉先生，幻滅的的里雅斯特人，消失的青蛙，失落的信仰，還有距我家那么近的林恩半島上那些擔憂的村民，我想像著，對善的普遍的熱誠與投入會怎樣安撫他們的全部焦慮。2001年9月10日，我沉思著回到威爾斯。第二天，在遙遠的可愛的老曼哈頓，接下來的時代思潮宣告了自身的存在。 2003年於莫里斯祖宅
圖書評析
《世界：半個世紀的行走與書寫》採樣於所遊歷的半個世紀。它一邊前進，一邊選擇自己的主題。它的題目也許暗示了一部更深思熟慮、更客觀的作品，類似於某種回憶錄——充滿哲學思辨的小說家，或者從一份嚴肅大報退休的專欄作家，會在書中對其時代加以沉思。別給騙了喲，這個由我的報導和隨筆組成的資料夾可遠沒有那般慎重且包羅廣泛。它的確鏡映了這個世界50年的進程，但卻是以一種浮華得多的方式。它的本質更接近於一場展覽和一次表演，且關於其作者至少與關於世界同樣多。它的開篇有一點震撼，如果說它的收尾顯得更加謙遜，那是因為50年的書寫與漫遊生活將會讓大多數人最終更安靜一點。哪怕是鶇鳥，也只在一季的初期才帶著無憂無慮的狂喜歌唱。
本書所述時期覆蓋了20世紀的後半葉，從50年代到90年代，從二戰初停到千禧年終結。當然，按照慣例，我忍不住要說，這是歷史中一段決定性的時期，但它可能並不比其他時段更具決定性。實際上，我這半個世紀的精神狀態也許比大多數人更幸福，更樂觀。這是冷戰的時代，當人類的資本主義部分和共產主義部分被桎梏在一種無法和解的猜疑中，世界上真的還有許多別的公共的焦慮。小規模的武裝衝突頻頻發生。核彈滅絕人類的前景糾纏著許多人，毒品文化無情的散播令許多人更加困擾。環境遭遇可怕的污染。愛滋病的邪惡瘟疫出現。貧窮，甚至饑荒，還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存在，全球化開始啟動——這實際上意味著這個星球日益增長的美國化。人們環繞全球的活動變得更加容易，造成許多通常是無法預料的問題，世界人口的增長給易受影響的預言性的情緒投下了陰影。
但是，儘管這一切聽起來令人害怕，但還有許多東西可以補償這些恐懼與痛苦。例如，歐洲的各個帝國從它們遍及全球的廣闊領土上後撤。在一些特定的情況下，這一過程並非總是產生有益的後果，並且被許多衝突損害，但普遍看來，它是一種有價值的承認：沒有哪個國家有權宣布統治另一個國家。聯契約，儘管經常表現得虛弱無能，至少是國與國之間預期的兄弟關係的一個標誌。有組織的宗教正在失去其對西方人的更加原始的掌控；在東方，伊斯蘭教似乎大體上還是一種保證秩序的高貴的力量；而對許多人來說，佛教是真正的世界之光。生態環境的惡化導致對自然狀態產生了更大的興趣。半個世界的人口仍然貧苦如昔，而另一半則是史無前例的繁榮富足。人類的第一次太空探測似乎——至少在早年——預示著美妙的成果即將到來。
總而言之，在這個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人們變得更加寬容、和善，比他們在二戰之前更加慷慨。不論漫遊何處，我很少感到受威脅，也幾乎從未被打劫。我們仍然認為——至少我是這樣想——總體上人類在朝著希望進步，斷斷續續地走向一個更加幸福的結局，不管那結局有時看上去多么不可能實現。我想，維多利亞時代的樂觀主義重又徘徊人間，仍然有可能信仰泰雅爾·德·夏爾丹的理論：在一個幾乎無法察覺的過程中，所有的物種正在走向某個終極的和解。
無論如何，這是我自己的回應，是我自己對我那個時代的精神的看法。這是我如何感受世界的記錄。20世紀50年代初，我24歲，20世紀90年代末，我74歲，因此這本書中所描述的全球歷程也是一個生命的歷程，從青年的黎明到衰年的黃昏。其中那些無論如何都不夠可靠的判斷，全都被生命從韶華到衰老的重大改變上了色——在某些方面，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這是一個莊嚴的過程，但在另一些方面，思考方式的挑剔的轉換和頭腦的改變也削弱了判斷。我們中間，很少有人能50年如一日地保持觀點和價值的連貫一致，我們不僅被經驗和成熟度影響，也被情緒、變幻無常的口味、厭煩和個人境遇左右。
我並不經常深深地捲入這本書里所描述的事件中去。我本性是局外人，職業是旁觀者，傾向於做孤獨客，我這輩子一直在看事物和事件，觀察它們對我x自己的特定感受力的影響。這通常並非一種內省的生命，但在某個方面，自我檢查也糾纏著我。自從童年開始，我就惱火地認識到，我被生錯了身體，我真的應該是一個女人。在我參軍的4年裡，在我作為外國通訊記者的10年裡，為了應付這個謎，需要一定程度的內省，雖說不上是欺騙：當我通過俗稱“變性手術”的手段最終解決這個難題，從“詹姆斯”(James)變成“簡”(Jan)的時候，我獲得了一種某些批評家所宣稱的在我的寫作中也清晰可辨的解放感(如果你樂於自己下判斷，最終的變形發生在本書《卡薩布蘭卡：變性》一文中)。通常來說，這樣戲劇性的橋段並不會成為反思性文集的核心，在本書中也同樣如此，因為對我來說，它始終被一種愛的忠貞與個人幸福感所遮蔽，後兩者對我風格的影響遠遠大於任何簡單的性別轉換。
無論如何，作為一個新手和老兵，一個男人和女人，一個記者和有抱負的書寫者，在這半個世紀中，我遊歷了這個世界，並且寫下它。我從記者起步，當時所接受的觀點是(主要是來自美國的例子)：記者生涯是進入文學的正確途徑。我從牛津畢業後就加入倫敦的《泰晤士報》，幾乎立刻開始了我的漂泊生活，不久又被吸引到當時的《曼徹斯特衛報》。那時，這兩份風格突出的報紙都處在聲名的頂點，富有威望，包容各種個性，它們不僅容許我或多或少像對待隨筆寫作一樣對待新聞快訊的寫作，更給了我一個正面觀察各種事件的大看台，這極大地增強了我的自負。壓根兒就是一轉眼間，我就開始對全人類的問題指手畫腳，並且建議各個國家和民族如何解決它們。借用麥克斯·比爾博姆說他自己和牛津大學的話——是《泰晤士報》和《衛報》讓我變得難以容忍，但我依然感謝它們。
儘管我是個有抱負的文人，但我也是個有抱負的無政府主義者。我從來就憎惡權威，儘管有時會被其輝煌誘惑。當我為報紙寫作時，這種偏見有時鼓舞，有時壓抑了我的新聞生涯，但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我不再受僱於任何機構，開始靠自己漫遊。我被這個廣大的世界過早地變得乖戾，不想再讓自己的寫作拴在日常的新聞上。在這個世紀接下來的時間，我主要忙於寫書，通過賣遊記給雜誌(主要是美同的)來維繫寫作，並保證家人免於貧困。我只為兩家報紙丁作過，但在20世紀最後40年裡，我為幾十本英語雜誌工作，還寫下35本書。
從開始到結束，從青春期的新聞報導到文學上日漸老去的努力，我在半個世紀中遊歷了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陸，觀察許多歷史事件，描寫大多數的大城市，採樣世界上的許多文化，從骨子裡感受某些劃時代的改變，並一直記錄著世界對自己的影響。我擁有一段絕妙的時光，我希望，不論我的判斷多么荒謬，或者我的任性多么討厭，至少我生命中的某些歡愉感染了我的文字。
因此，這是我的工作成果的實質。這本書中的作品全都是關於去一個或另一個目的地的旅行。它們與最初發表時基本保持一致——不管現在讀起來多么不成熟——只是在讀起來沉悶或者占據了太多頁面的地方作些刪減。有時我會添加闡釋性的評論，並容許自己進行少量文學性而非新聞性的事後考量——比如，我覺得自己以前經常濫用分號，而且，我逐漸變得不喜歡年輕時像稱呼船一樣稱呼城市為“她”的用法；我刪掉了讓我覺得多餘的直接描寫的段落，既然現在所有的讀者都能自己去一切地方；有時，當年的寫作比時下所需要的較少政治正確性；有時，很久以前我的態度令人尷尬。如果偶爾有年代模糊之處，那部分是因為我的記憶也變得模糊了，但主要還是因為我從不認為日期有多重要。我基本沒有收錄有關我家鄉威爾斯的文字，但是請相信我，在這本書中，幾乎每篇文章的字裡行間，都有某種威爾斯的東西，潛伏著，微笑著，像是修道院免戒室里的綠精靈。
作為對這個世界半個世紀的反映，這個選集可能往往會是有誤導性的，或者是幼稚的，但這真的無關緊要。我寫的當然是這個世界，但它是我的世界——正如我自己在另一種語境中所表述過的，“這是事實么？這就是它的樣子么？它是我的事實。儘管在現實方面，它並非總是真確，但在想像方面，它是真確的。”
精彩書評
莫里斯幾乎沒有哪個記者能夠複製簡·莫里斯的路程
《世界：半個世紀的行走與書寫》
[英簡·莫里斯著，方軍、呂靜蓮譯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0年6月，58元
英國記者簡·莫里斯的作品能夠翻譯介紹到中國，真好。
現代新聞業是在西方自然形成和逐漸發展起來的。對中國來說，這是在清末開了國門之後，才慢慢引進的新鮮玩意兒。所以，西方跑國際新聞的記者，比中國整整早一大圈。探險精神激揚了記者們的鬥志，殖民傳統給他們提供了一個走遍世界的通道，他們蜂擁而出，各顯神通。記得小時候，很喜歡父親買的《非洲內幕》，那是美國記者約翰·根室的非洲採訪，我和二哥隔一段時間就翻一遍。根室遍走歐洲、亞洲和美洲，可稱系列大洲“內幕”專家了。
所以，在西方，簡·莫里斯並非開風氣之先者，也絕非以此成名的孤例。可是，簡·莫里斯還是很特別。莫里斯無疑是很有寫作天賦的，而她的人生處境，又使她和一般的記者有所不同。幾乎沒有哪個記者能夠複製她的路程。
莫里斯生於1924年，原名詹姆斯·莫里斯，原本是個男人，曾在巴勒斯坦（當時是英國託管地）當過兵；1953年作為隨隊記者成功登上珠峰。1949年成家，妻子先後生了五個孩子。可是在他的內心，又從小覺得自己是個女孩。他看到表明他確實具有區別於常人的生理特徵的醫學證明，是很晚的事情了。1972年，莫里斯做了變性手術。在此之前，他和所有的這類人一樣，認為自己只是心理出了問題，為此曾經做了整整十年的藥物治療。幾十年來，這個命運安排，使他揣著女性的敏感和細膩，以一個男性的角色衝鋒陷陣。性別困擾一刻不離地伴隨著她，成為她認知的感受背景。使他的觀察角度和感覺，都與眾不同。同時，莫里斯又是深切了解英國文化的威爾斯作者，她對自己的祖國英國，也既有文化認同，又有保持距離的異族眼光。
這一切，都反映到莫里斯的行走寫作中。在通常的記者文體中，她更多地融入了一般是作家才採用的自我體驗。所以，《世界：半個世紀的行走與書寫》，這本莫里斯作為記者和作家，五十年對世界各國的採訪集，和她本人一樣，是獨特的。
這本書的寫作有著四個維度：地域的鋪展、時代的變遷、她本人從青年向老年的轉換，還有，她性別的改變。她給我們提供了世界各地在五十年進程中的許多細節。在有趣的故事後面，有她感知、理解的介入，所幸那是有距離的介入，她警惕悲情主義。她確認殖民是一個歷史概念，慶幸它能進入歷史，卻也描繪出殖民與獨立轉換的複雜狀況，有些結果甚至比原來糟糕；她對以巴衝突的理解，也在五十年中步步深入，她並不忌諱告訴大家，自己隨著新的理解，立場也有反覆；我未見得贊成她所有的看法，卻尊重她思索和引發讀者思索的軌跡。通過莫里斯的書寫，二戰之後的世界五十年變遷，如行雲流水，在我們面前一一演示。
我必須承認，在她的故事之中，我更喜歡讀那些還沒有完全成熟地區的故事，喜歡看更有原始野性意味的甚至衝突的曲折的歷史進程，我也許可以狡辯，這如同在視覺上，我不喜歡現代城市，而喜歡中世紀的古舊老街，哪怕是喧鬧而斑斕原始的街市，而精品店只能偶一為之。可是，我其實知道那是不一樣的類比。我知道這種偏向，帶著人的弱點，這種人性弱點塑造了新聞業本質。我理解她的行走，因為內心裡，我有一樣的衝動。我覺得自己和莫里斯在內心有某種暗合。我讀到她的片言隻語，就默契地知道，
她後面沒說出來的那一大段，可能會是什麼。我知道她記者行動的堅決，以及作者判斷的遲疑。我知道她在二者之間切換的彷徨。有人說，莫里斯在變性之後，她的書寫更自由了。我感覺，也許是成名後離開報社，她成為自己的主人；也許她總是能賣出自己的稿子；在這個時候，她感覺她終於可以擺脫新聞記者的諸多約束，成為一個作家，再說，文字和描寫能力已經嫻熟，似乎獲得了多重自由。
英國著名記者簡·莫里斯生於1924年，原本是個男 人，可是在他的內心，又從小覺得自己是個女人，終於在1972年做了變性手術。但性別困擾一刻不離地伴隨著她，成為她認知的感受背景
然而，自由從來就是一個有著兩面的硬幣，寫作也一樣。我看到她有過一段時間對文字的信馬由韁，然後，也看到她領悟到還是要收起韁繩。莫里斯曾經提到，自己是從一個記者步入寫作，逐漸進入作者行列，這是一條比較好的路徑。其實這不僅是記者鍛鍊了敏銳和超越的能力，也是從“實”的一面首先進入、取得力量給出定力。
她的成熟回歸，最終體現在她的封筆之作《的里雅斯特：無名之地的意義》之中。我去過義大利，很想再去，可假如沒有讀過這本書，我一定會再次錯過。就象作者所說，甚至許多義大利人都不知道這是義大利的領土。可是莫里斯卻把自己最後的書寫激情，交給了這個“無名之地”。
我喜歡這本書，最後的莫里斯，溫和依舊但有一種不顯山露水的老辣。她找到這個與之有著深深緣分的城市，拉開了它在大國政治中變遷的劇目，由此引出一系列對於民族和國家、祖國和文化、種族融合與種族衝突的思考。這些問題，是為她五十年行走之後的那個世紀，就是我們面前的21世紀準備的。上世紀末，我曾經因為和她一樣的原因，在千禧年來臨前有過和她一樣的樂觀，而現在，我也落在她為大家準備的這些問題的煎熬中。一個小小“的里雅斯特”，就已經枝蔓糾纏、反反覆覆成這個樣子，那么，它所折射的那個世界呢？
莫里斯的《世界：半個世紀的行走與書寫》，所寫的半個世紀，正是中國從開放、封閉到再度開放的半個世紀，我們對世界的了解有過一段漫長脫節。在這半個世紀中，我們基本無法通過我們自己國家記者的眼睛，去如此準確地把握世界風雲。這本書的翻譯是一個重要的補課。同時，她的書寫讓我們有機會反觀自己，反觀中國新聞業的發展和現狀，以及在它背後支撐的特殊文化，反觀那半個世紀以及今天中國新聞業者的喜怒哀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