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義之混亂
玉梨魂何謂鴛鴦蝴蝶派？據1989年版《辭海》載：“盛行於清末至五四運動前後的文學流派。鴛鴦蝴蝶是指這派作品慣寫才子佳人的比喻說法。代表作家有徐枕亞、吳雙熱、李定夷等，大量發表的文言文描寫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說。代表作有《玉梨魂》、《蘭娘哀史》、《美人福》等。”這是狹義的說法，廣義而言，我認為，一切言情小說都可以稱為鴛鴦蝴蝶派小說，這是一個簡單的小說分類問題，武俠小說則是另一類別。顯而易見，不能歸入鴛鴦蝴蝶派。然而，《辭海》又說：“‘五四’以後，又將言情小說、黑幕小說、偵探小說、武俠小說等都包括在內，也被統稱為‘民國舊派小說’。”這一來，便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了，陷入了邏輯上的混亂。
造成這一混亂的原因蓋出於魏紹昌編的《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上卷•史料部分》（1962年10月初版，1984年7月修訂新版）。該書首次匯集了民國舊派小說的大量史料，還附錄了分類書目，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其功實不可沒，但其分類卻違反邏輯學的基本常識。民國武俠小說雖也有才子佳人之描寫，但其風格與哀情小說完全不同。1989年版《辭海》“鴛鴦蝴蝶派”條目的撰寫者是以此書為據，才寫成了上述條目。
關於鴛鴦蝴蝶派的書還有三種：范伯群著《禮拜六的蝴蝶夢———論鴛鴦蝴蝶派》，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范伯群編選《鴛鴦蝴蝶———〈禮拜六〉派作品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還有一種是16開本函裝的鴛鴦蝴蝶派作品選集，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去找來看看，對這個問題重新來探討一下。（本文作者系中國武俠文學學會理事、學林出版社副編審）
歷史背景
鴛鴦蝴蝶派在辛亥革命後出現的鴛鴦蝴蝶派小說，正是依賴這種體制化的報刊雜誌(文化產業和文化公共空間)和滿足都市市民文化消費需要而大行其道的，鴛鴦蝴蝶派小說的炮製者也因此成為依賴報刊雜誌、傳媒體制和稿費謀生的專業化、職業化作家。（不過，儘管清末民初的這些文人在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歷史變遷中已轉變為職業作家，但是他們自己還沒有自覺意識到這種身份角色的現代性變化，也沒有將文學職業化、作家職業化作為明確的目標公然提出和申明）。
文學源流
哀情小說，也稱鴛鴦蝴蝶派小說。“鴛鴦蝴蝶派”一詞的出現是帶有貶義的，它是五四新文學運動時期，一些主張新文化的知識分子，對民初活躍在上海文壇的一批文人作家的一種創作傾向的概括。據研究者考證，較早提出“鴛鴦蝴蝶派”這一名詞的是周作人，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小說研究會上講演《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提及“《玉梨魂》派的鴛鴦蝴蝶體”。周作人這裡的“鴛鴦蝴蝶體”的意思是指專寫艷情的小說。1919年1月12日，周作人在《每周評論》發表的《論“黑幕”》一文中曾寫到：“到了袁洪憲時代，上下都講復古，外國的東西，便又不值錢了。大家捲起袖子，來做國粹的小說；於是《玉梨魂》派的艷情小說，《技擊余聞》派的筆記小說，大大的流行；”周作人在這裡把鴛鴦蝴蝶派作為復古思潮的一種表現。與此同時，在1919年1月1日出版的第1卷第1期《新潮》雜誌上，署名志希的《今日中國小說界》一文，將民初的小說分為三派：一為“罪惡最深的黑幕派”，二為“濫調四六派”，三為“筆記派”。其中，在“濫調四六派”中就列舉了徐枕亞的《玉梨魂》和《余之妻》、李定夷的《美人福》和《定夷五種》。錢玄同在《“黑幕”書》一文中談到：“其實與‘黑幕’同類之書籍正復不少，如《艷情尺牘》、《香閨韻語》及‘鴛鴦蝴蝶派小說’等等”。很明顯，在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人士眼裡，“鴛鴦蝴蝶派”主要是指民初的艷情小說。 他們對鴛鴦蝴蝶派小說的批判主要基於道德上的，認為這類小說“貽誤青年”“陷害學子”。對於民初艷情小說，一些保守的人士，早在新文化運動以前就提出了批判，他們認為艷情小說是“青年之罪人”：“近來中國之文人，多從事於艷情小說，加意描寫，盡相窮形”“一編脫稿，紙貴洛陽”，青年子弟，“慕而購閱”，結果“毀心易性，不能自主”。艷情小說造成了“今之青年，誠篤者十居二三，輕薄者十居七八”。新舊人士一樣反對艷情小說，只是，新文化人士認為那是復古的禍害，舊派人士認為那是趨新的弊端。實際上，被稱之為鴛鴦蝴蝶派的作家並沒有統一的文學綱領和團體組織，加上經過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後，新文學在整個社會的思潮中取得了較優異的地位，遭其批判的鴛鴦蝴蝶派就被當作落伍、腐朽的一種反面標靶，同時其涵義和人員不斷地擴大變化，並且不斷地被非文學化。以至於到後來，鴛鴦蝴蝶派變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維持時間最長、人數也最為龐大的一個文學流派。新文學對於鴛鴦蝴蝶派的批評，主要有兩個時期，一是五四時期，二是三十年代初。應當說，民初時期的鴛鴦蝴蝶派作品的含義還是比較清楚的，它是指當時在上海十分流行的以徐枕亞的《玉梨魂》為代表的艷情小說，當時還有一種說法叫哀情小說。最早被人目為鴛鴦蝴蝶派，是指圍繞著《民權報》和《民權報》系統（如《民權素》）的雜誌以及徐枕亞主編的雜誌周圍的一些作家，有人認為《民權報》是鴛鴦蝴蝶派的發祥地，《小說叢報》是鴛鴦蝴蝶派的“大本營”。這些人主要有：徐枕亞、徐天嘯、李定夷、吳雙熱、胡儀 、劉鐵冷（劉鐵冷，名綺，又名文魁、字漢聲，又字松濤，寶應人，家學淵源，民初任《民權報》編輯並執教於上海各學校，著有《鐵冷叢談》、《鐵冷碎墨正續集》、《四六叢話》、《鷗夢軒詩牘》等，小說有《征夫恨》、《鬥豔記》、《野草花》等。）、蔣箸超、包祖香（包祖香，別署獨醒，吳興人，曾任《民權報》本埠新聞版編輯，著有彈詞《玉女怨》等）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被稱為“三鼎”的徐枕亞、李定夷、吳雙熱。這些人大多數是江南文人，文化背景和趣味非常接近，加之又是十分相投的朋友、同事，互相間影響呼應，並且幾乎同時在《民權報》上發表長篇哀情小說，造成了風靡一時的文化風氣，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徐枕亞的《玉梨魂》。
《禮拜六》
鴛鴦蝴蝶派王鈍根（1888--1950），名晦，字耕培，江蘇青浦（今屬上海市）人。祖父王鴻鈞是清末有名的古文家，父親也是秀才出身。辛亥革命前夕，王鈍根在家鄉青浦創辦《自治旬報》鼓吹反滿革命，名播鄉里。同鄉蓆子佩聞其名，聘為上海《申報》編輯。王鈍根入《申報》後，創“自由談”副刊，並加入柳亞子等發起組織的南社。1913年底，王鈍根與天虛我生（陳蝶仙）創辦《遊戲雜誌》。《禮拜六》創刊後，王鈍根辭去《申報•自由談》的編輯職務，專心主持新雜誌。《禮拜六》標榜休閒，內容以當時正流行的小說為主。“惟禮拜六與禮拜日，乃得休暇而讀小說”。後來，周瘦鵑也加入《禮拜六》與王鈍根共同負編輯之責。《禮拜六》為32開本，每冊三四十頁，售價1角，其發行所中華圖書館設在河南路廣東路口（隔壁是掃葉山房）。由於王、周兩位主編的盡心，《禮拜六》周刊在民初的眾多小說刊物中脫穎而出，成為民初最成功、最流行的雜誌，最多時銷路達到每期二萬份（而民初一般同類雜誌每期只有一二千份）。“每逢星期六清早，發行《禮拜六》的中華圖書館門前，就有許多讀者在等候；門一開，就爭先恐後地湧進去購買。這情況倒象清早爭買大餅油條一樣”。王鈍根在《禮拜六》創刊時曾向讀者許諾雜誌將爭取“夙富盛名於社會”的小說為作者，以造成“名作如林”之勢，實際上《禮拜六》做到了這一點。《禮拜六》是一本比較純粹的小說雜誌，它所容納的小說範圍也比較寬泛，有長篇，也有短篇，有創作的，也有翻譯的，題材方面也不局限於哀情小說，幾乎包羅萬象。因此其作者也比鴛鴦蝴蝶派要複雜的多，當然它有一些基本的和主要的作者，如周瘦鵑、王鈍根、陳蝶仙、陳小蝶、胡寄塵、姚 雛、許指嚴、羅韋士、葉小鳳等，以後，這些人就被認為是禮拜六派的代表人物。實際上，無論是“鴛鴦蝴蝶派”還是“禮拜六派”，都是從當時論爭的需要出發，並不是從研究的出發去命名的，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其中人物的指派也是很隨意的，象劉半農原先也在《禮拜六》雜誌上寫了許多和其他作者差不多情趣的小說，由於他後來站到新文學這一邊，自己出來批判這種情趣，所以也就不被認作是這一派。同樣是《禮拜六》雜誌的一個重要作者葉聖陶，因為後來也成為新文學的一員，也就從不被認為是同鴛鴦蝴蝶派或者禮拜六派有牽連。1916年4月，《禮拜六》在出版了第100期後宣布因為歐戰影響，時局不靖，郵遞常誤，紙價昂貴等原因，雜誌停刊。1921年3月又重新復刊，至1923年2月出至第200期後終結，後一百期的雜誌除了小說之外還刊登一些筆記雜文之類。由於《禮拜六》是當時最暢銷、在社會上影響最大的小說雜誌，它幾乎變成了一種模式和說法，《禮拜六》式的刊物也就是小說雜誌，《禮拜六》作家也就是小說家。民初的小說雜誌培養了許多小說迷，出版家張靜廬在回憶錄中就繪聲繪色地寫了他在民國二年到民國四年間（16—18歲時）如何迷上小說的情形。
時代意義
鴛鴦蝴蝶派
花月痕民初上海小說界（實際上可以說是整個文化）中的活躍人物都是江南人（而且主要是蘇錫常一帶的人），他們有著較為相近的文化背景，出身書香門第，傳統文化的修養也比較深厚，但對於新文化決不牴觸和隔膜。他們較早進入上海的文化領域，供職於各學校及報刊雜誌社，成為上海第一代的職業文化人。這些充滿江南文化氣息的人，對上海文化、生活和娛樂的趣味、方式影響甚大。晚清上海開始繁榮起來的時候，人們把這裡稱為“小蘇州”，主要是指文化上娛樂上的相近性。而且，在民初的上海，這些文化人開創的文化氛圍，實際上成為當時上海文化的潮流，其他的文化色彩則相對有些異樣。
鴛鴦蝴蝶派作品題材的局限性很大，但民初其他的小說家卻不受哀情的限制，他們的範疇也從艷情擴展到包括社會、黑幕、娼門、家庭、武俠、神怪、軍事、偵探、滑稽、歷史、宮闈、民間、反案等等各項內容，蔚為大觀的作品才支持了民初繁多的小說雜誌，創造了上海文化上的小說時代。
由改良群治、教化社會為號召的小說革命，在民初的上海所體現的實際文化成果就是“鴛鴦蝴蝶派”小說。實際上，鴛鴦蝴蝶派小說是民初的上海文人，為適應變化了的社會的一種嘗試，也是小說這一文化形式在現代上海社會這樣的都市裡找到自己生存位置的努力。它所建立的文學類型化趨勢，以及所找到的同讀者之間的關係，包含了許多作為現代都市商業文化中一些特徵性的東西，因此，對於民初鴛鴦蝴蝶派文學的研究將會是一個很有意思的。
代表作家
張恨水徐枕亞（1889--1937），江蘇常熟人。原名覺，別號泣珠生、東海三郎、青陵一蝶。徐枕亞的祖父是當地的名儒，父親也擅詩文，他從小在父親的指導下學習詩詞，1904年畢業於常熟虞南師範學校，後在本鄉擔任國小教員。（這個國小是徐的父親徐懋生創辦的，名叫“善育國小”，兩年之後，徐懋生病故，學校也就關門了）1909年執教於無錫西倉鎮鴻西國小。1912年，經哥哥徐天嘯推薦，徐枕亞進入上海《民權報》擔任編輯。在編輯的同時，他開始在《民權報》副刊上連載長篇小說《玉梨魂》，小說甫刊登，就在讀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許多讀者追著每期連載的報紙閱讀，成為轟動一時的文化現象。在報紙上刊載完了以後，《民權報》的總務主任將小說印成單行本，以民權出版社的名義發行，結果一發不可收拾，不到兩年，這本十萬言的小說再版了十次。二次革命失敗後，《民權報》骨幹戴季陶和何海鳴流亡日本，《民權報》也因其反袁的政治態度，遭到袁世凱政府的抑制遂於1913年底關閉。《民權報》部分同人集資創辦《小說叢報》，請徐枕亞擔任主編，徐為了籌集入股資金，同民權出版社交涉收回《玉梨魂》著作權事宜，結果最後通過訴諸法律才將著作權收回。此後十年里，《玉梨魂》又印行了23版，這還不包括上海以外的大量翻版盜印。
李定夷（1889--1964），字建卿（一作建青），署墨隱生、墨隱廬主，江蘇常州人。出生世家，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夏，考入上海南洋公學預科，並開始其著譯生涯，有三十多部作品傳世，其中最為人所知的是鴛鴦蝴蝶派的小說。1912年夏，李定夷入《民權報》任編輯，併兼任《中華民報》編輯，他在這兩家報紙副刊上連載哀情小說《鴛湖潮》、《隕玉怨》、《茜窗淚影》等。1914年，他協助徐枕亞編輯《小說叢報》，他撰寫的《潘郎怨》（1915年12月出版單行本時改名《曇花影》）與徐枕亞的《雪鴻淚史》同時在該刊連載。1919年，李定夷因其掛名所辦之中華編譯社的主事者攜款捲逃，心境大壞，遠離上海，1925年起脫離文壇，供職於財政部，經北洋政府而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1957年後任上海市文史館館員。
吳雙熱（1884--1934），本名吳光熊，字渭漁，別字雙熱（吳原來別字恤，把恤字拆開取熱血熱心之意，此為雙熱之本意。），又暑一寒。江蘇常熟人，他同徐枕亞是同鄉兼同學，兩人又結金蘭契。吳雙熱在《民權報》主編文藝副刊，為該刊附贈的有光紙石印《民權畫報》連載小說《蘭娘哀史》，並在《民權報》副刊上連載另一部長篇哀情小說《孽冤鏡》二十章，與徐枕亞的《玉梨魂》相間刊登。其後又與徐枕亞一起編輯《小說叢報》，並曾赴廣東任《大同日報》編輯。晚年任中學教師。
中西文學流派
| 1. 凡優質版本，則獎勵50百科幣，編輯超過5個優質版本（不同詞條）的，每個版本獎勵60個百科幣，編輯超過10個優質版本（不同詞條）的，每個版本獎勵80百科幣。2. 所有參與本任務的智願者，依據完成有效版本數量、完成詞條內容質量排名，任務結束後，前三名分別給予300、200、100百科幣的獎勵 3. 所有參與任務編輯協作的智願者，凡完成有效版本數量5個以上，給予20百科幣獎勵。 |
文學流派（一）
| 其實,文學是不能用流派來劃分的,文學是一種心靈的共鳴,當然,如果非要將它分成幾中流派的話…… 在文學發展到成熟階段、大量作家作品產生之後，同時在思想活躍、藝術自由比較充分的社會條件下，不同思想傾向和不同審美趣味的作家，通過在藝術上多方面的摸索探求，形成不同的風格，才會出現不同風格的相互區別或相互接近、相互影響或相互競賽 |
鴛鴦蝴蝶派代表作家及作品
| 據1989年版《辭海》載：“盛行於清末至五四運動前後的文學流派。鴛鴦蝴蝶是指這派作品慣寫才子佳人的比喻說法。代表作家有徐枕亞、吳雙熱、李定夷等，大量發表的文言文描寫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說。代表作有《玉梨魂》、《蘭娘哀史》、《美人福》等。”文學界一般認為，這是一個病態的消極的文學流派。但其中有些作家如包天笑、周瘦鵑、張恨水等，也曾寫過有積極意義的作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