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層意識

階層意識指的是屬於一定社會階層地位上的個人對社會不平等狀態及其自身所處的社會、經濟地位的主觀意識,是一種社會的主觀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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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新社會階層” 看階層意識重塑 “新的社會階層”顯然是一個統戰部門的工作定義，而不是一般理論意義上的關於“社會階層”和“新社會階層”的嚴格定義。在當今中國社會中，階層意識正在被重塑。擴大中間階層並非單純出於經濟上的考慮。我們所期待的，是階層意識健康的中間階層，是理性的、有社會責任感的社會棟樑。 唐 鈞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 最近，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人在接受《人民日報》採訪時表示，“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主要由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的知識分子組成”。有記者問，不是說當今中國有十大社會階層嗎？“新的社會階層”怎么只有這兩類呢？應該指出：這裡所說的由“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的知識分子”組成的“新的社會階層”顯然是一個統戰部門的工作定義，是作為統戰對象的“新社會階層”，而不是一般理論意義上的關於“社會階層”和“新社會階層”的嚴格定義。 在計畫時代，中國的社會結構非常簡單，在城市，你要么是國家幹部，要么是工人階級；在農村，你便是人民公社社員；另外，那就是“一小撮階級敵人”了。這種使社會結構簡單化的制度安排，是與計畫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相適應的。因為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都由一個“一元化”的領導中樞來統一計畫調配，所以在“下面”，當然只需要有能夠被動地“遵照執行”的終端設備就行了，當時的說法就是擰到哪裡都管用的“螺絲釘”。結構越簡單，來自中央的指令就越容易得到執行。但是，由於社會、經濟發展本身是紛繁複雜的，“一刀切”和“以不變應萬變”顯然行不通，這也就是當今世界上計畫經濟理論日趨式微的根源之一。 在我們把改革的目標定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後，隨著連續20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經濟成分日益複雜，社會結構也起了重大的變化。就整個社會而言，當代中國社會已經分化成經濟利益各不相同的社會階層。按陸學藝主編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一書的劃分，中國社會已經分化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人員、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城鄉無業失業和半失業人員等十大階層。除了“國家與社會管理者”、“辦事人員”、“商業服務人員”、“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等5個階層可以和原先的社會階層還對得上號以外，其餘5個階層似乎都是“嶄新的”。如果進一步分析，在上述十大階層之外，其實還有“農民工”這樣的“兩棲型”的特殊新階層，這就是所謂“中國國情”了。 按照社會學的階層理論，看一個社會階層，要看其經濟收入、還要看其職業背景，但更重要的是自我認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階層意識。計畫時代，在“人民內部”，實際上是盡力淡化階層意識的，“工人老大哥”、“農民兄弟”的稱呼以及“勞動人民”的統稱，就使這兩大階層顯得很近乎，而知識分子乃至知識青年是要接受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總的發展方向則是“解放全人類”。 在當今中國社會中，階層意識正在被重塑。譬如，春節期間，有酒樓老闆想請貧困家庭免費吃年夜飯，但遭到其他訂餐的顧客的抗議：和貧困家庭一起吃飯，臉上“不光彩”，希望酒樓不要“自跌身價”。又如：春節過後，保姆市場上有僱主嫌農村出來的姑娘名字太土，要將她們的名字改成小說戲劇中丫環的名字，譬如“紫娟”、“月紅”之類……這種不健康的階層意識，是不利於“構建和諧社會”的。擴大中間階層並非單純出於經濟上的考慮。我們所期待的，是階層意識健康的中間階層，是理性的、有社會責任感的社會棟樑。 從這個意義出發，統戰部“新社會階層”的提法以及對這些階層人士進行培訓意義重大。因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政治文明的進步，必將要求形成這樣一種社會機制，即中國社會各階層能夠通過對話、交流、溝通、協商和妥協，最終達成大家都樂意遵守和維護的社會契約。這對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可能是至關重要的。 重塑
	“新的社會階層”顯然是一個統戰部門的工作定義，而不是一般理論意義上的關於“社會階層”和“新社會階層”的嚴格定義。在當今中國社會中，階層意識正在被重塑。擴大中間階層並非單純出於經濟上的考慮。我們所期待的，是階層意識健康的中間階層，是理性的、有社會責任感的社會棟樑。 最近，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人在接受《人民日報》採訪時表示，“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主要由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的知識分子組成”。有記者問，不是說當今中國有十大社會階層嗎？“新的社會階層”怎么只有這兩類呢？應該指出：這裡所說的由“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的知識分子”組成的“新的社會階層”顯然是一個統戰部門的工作定義，是作為統戰對象的“新社會階層”，而不是一般理論意義上的關於“社會階層”和“新社會階層”的嚴格定義。 在計畫時代，中國的社會結構非常簡單，在城市，你要么是國家幹部，要么是工人階級；在農村，你便是人民公社社員；另外，那就是“一小撮階級敵人”了。這種使社會結構簡單化的制度安排，是與計畫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相適應的。因為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都由一個“一元化”的領導中樞來統一計畫調配，所以在“下面”，當然只需要有能夠被動地“遵照執行”的終端設備就行了，當時的說法就是擰到哪裡都管用的“螺絲釘”。結構越簡單，來自中央的指令就越容易得到執行。但是，由於社會、經濟發展本身是紛繁複雜的，“一刀切”和“以不變應萬變”顯然行不通，這也就是當今世界上計畫經濟理論日趨式微的根源之一。 在我們把改革的目標定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後，隨著連續20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經濟成分日益複雜，社會結構也起了重大的變化。就整個社會而言，當代中國社會已經分化成經濟利益各不相同的社會階層。按陸學藝主編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一書的劃分，中國社會已經分化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人員、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城鄉無業失業和半失業人員等十大階層。除了“國家與社會管理者”、“辦事人員”、“商業服務人員”、“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等5個階層可以和原先的社會階層還對得上號以外，其餘5個階層似乎都是“嶄新的”。如果進一步分析，在上述十大階層之外，其實還有“農民工”這樣的“兩棲型”的特殊新階層，這就是所謂“中國國情”了。 按照社會學的階層理論，看一個社會階層，要看其經濟收入、還要看其職業背景，但更重要的是自我認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階層意識。計畫時代，在“人民內部”，實際上是盡力淡化階層意識的，“工人老大哥”、“農民兄弟”的稱呼以及“勞動人民”的統稱，就使這兩大階層顯得很近乎，而知識分子乃至知識青年是要接受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總的發展方向則是“解放全人類”。 在當今中國社會中，階層意識正在被重塑。譬如，春節期間，有酒樓老闆想請貧困家庭免費吃年夜飯，但遭到其他訂餐的顧客的抗議：和貧困家庭一起吃飯，臉上“不光彩”，希望酒樓不要“自跌身價”。又如：春節過後，保姆市場上有僱主嫌農村出來的姑娘名字太土，要將她們的名字改成小說戲劇中丫環的名字，譬如“紫娟”、“月紅”之類……這種不健康的階層意識，是不利於“構建和諧社會”的。擴大中間階層並非單純出於經濟上的考慮。我們所期待的，是階層意識健康的中間階層，是理性的、有社會責任感的社會棟樑。 從這個意義出發，統戰部“新社會階層”的提法以及對這些階層人士進行培訓意義重大。因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政治文明的進步，必將要求形成這樣一種社會機制，即中國社會各階層能夠通過對話、交流、溝通、協商和妥協，最終達成大家都樂意遵守和維護的社會契約。這對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可能是至關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