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學史
正文
社會學在中國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它不同於中國社會思想史，是從社會學在中國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研究活動開始的。產生於19世紀上半葉的社會學，在19世紀末從國外逐步引入中國。中國社會學的歷史與中國社會的變遷密切相關。社會學的傳入適應了改造中國社會的需要，又在中國重大的社會變革中形成與發展。中國學者立足於中國社會的現實，將國外社會學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相結合，為創建“中國的社會學”做了長期不懈的努力。中國社會學重視社會學理論的探討，但更側重於套用社會學的研究、實地研究和社會調查。關於中國社會學史的起點與分期，尚無一致的看法。對於1949年以前的中國社會學史的劃分，主要有這樣幾種觀點:①分為4個階段，即輸入期(1898～1917)、移植期(1918～1925)、萌芽期(1926～1930)、建設期 (1931～1949)；②劃成3個階段，即萌芽期(1840～1918)、開始期(1919～1930)、建設期(1931～1949)；③亦分 3個階段，但起始有別，即萌芽期（1903～1911）、發展期(1912～1928)、比較發達期(1929～1948)。對中國社會學史總的劃分另有一種觀點，即5階段論:發軔期（1891～1910）、萌芽期(1911～1918)、幼苗期(1919～1927)、成長期（1928～1948）、改革期(1949以來)。我們認為，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學的發展可分為3個大的階段:①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19世紀末～1929)。以1919年為界，前期可視為傳入期，後期可看作傳播期。②中國社會學的建設(1930～1949)。以1937年為界，前期稱為成長期，後期可視為建設期。③中國社會學的調整與重建(1950～1989)。以1979年為界，前期為調整與停滯期，後期為重建期。
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時期
社會學的傳入
傳入時期大體以19世紀末至1918年為界。
傳入的歷史背景 19世紀末，帝國主義列強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和文化滲透，清王朝的封建統治日趨腐敗，中國處於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之中。洋務運動的破產，在客觀上促進了資產階級的改良運動。同時，在中國社會動盪時期，西學東漸已成為勢不可擋的潮流，中國傳統文化向近代文化轉變，其間起橋樑作用的是今文學派。今文學派既是儒學的一支，又不是正統的。他們思想活躍，比較容易吸收西方的先進思想。該學派的觀點新舊混雜，中西融合，在傳統文化中注入了西方的思想內容。今文學派的另一個特點是,關心社會,參與政治,鼓吹變法。他們強調變革和通經致用,將創新變革的思想運用於社會變革。其代表人物有龔自珍、魏源、康有為、梁啓超等。其中康有為、梁啓超又是改良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啓超、章太炎、譚嗣同、嚴復等人主張中國應走維新變法的道路，認為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向西方學習。
中國開始向西方學習時，先是學習其船堅炮利的技術,即學習自然科學技術,同時保持中國的倫理綱常。甲午戰爭及洋務運動失敗的教訓，使中國人認識到，學習西學不但要學自然科學,而且還要學西方的社會科學,並偏重於後者。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的進化論和天賦人權說被介紹到中國，起了啟蒙的作用。
傳入的主要途徑與活動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社會學從創立階段進入形成階段。中國思想學術界根據中國社會的實際，通過不同的途徑，引進和吸收了西方社會學的有關理論和觀點。
維新派的貢獻 西方社會學中的社會進化論、平衡論、社會有機體論及同類意識等理論，對中國維新派的影響較大。他們在維新變法的社會改良運動中為社會學的傳入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康有為在其著作中，融合了中西社會學說，指出人類社會歷史是向前發展進化的。他將社會進化分為“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 3個階段，從根本上打破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封建傳統思想，並系統地闡述了他的社會政治理想和觀點，其中涉及社會發展、民主制度、國家、家庭和婦女等社會問題。梁啓超繼承和發揮了康有為的觀點和理論,提出“以群為體,以變為用”的“治天下之道”。他說“群”是天下之公理，萬物之公理，同樣“變”也是古今之公理，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變。指出“群學”（社會學）是貫通天人之際的根本學問。他把自然科學、哲學和社會學結合在一起，並以此來論證變法。在維新派的激進派人物譚嗣同的社會思想中,吸收了西方的社會學說。他在《仁學》(1896)一書中，最先明確採用“社會學”一詞，並說：“凡為仁學者，於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於中國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黃黎洲之書” （《譚瀏陽全集》第4冊）。章太炎則十分讚賞H.斯賓塞的社會有機論和F.H.吉丁斯的同類意識論。他翻譯的日本社會學家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即綜合了這兩家的學說。他在所著《訄書》一書中，對不同社會制度進行了對比，提出了從政治到經濟制度的社會改造構想，並從社會學的角度考察了中國人口、語言、文學、心理、宗教、風俗等社會問題。
中國社會學的先驅者嚴復首先引進了社會進化論，並根據中國社會和思想界的情況,特彆強調3點：①宇宙是發展進化的,社會也是發展進化的;②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其中存在著激烈的鬥爭;③民主和自由是社會變法的主要內容。嚴復還翻譯了大量社會學名著，其中最著名的是夾敘夾議地翻譯了斯賓塞的《社會學原理》，中譯名為《群學肄言》(1903)。嚴復不但介紹了社會學的理論，而且介紹了西方的科學方法。他指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富強的關鍵是科學的發達，而科學發達是由於經驗主義的科學方法論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認為西方文明和科學技術的發達在於運用了歸納法和演繹法。嚴復所介紹的西方的科學方法，就是中國早期社會學所採用的主要方法。
維新派不但把社會學作為變革的理論依據，而且還用社會學的理論培育人才。康有為早在1891年就將“群學”列入萬木草堂的教學大綱中。嚴復曾指出《群學肄言》與《大學》、《中庸》有相通之處，並把社會學作為教育的基礎課程。
傳入的主要途徑與活動 社會學傳入中國，主要通過外派留學生、外國學者來華講學、國人辦學等多種途徑。中國留學生主要被派往歐美和日本,其中以留日生最多。1905年以後派出及自費留日學生每年竟達1萬～1.5萬人之多，留學生中學習師範、法政、經濟者居多。19世紀末,日本的一般學校均已開設社會學課,尤其在法政學校和師範學校更為普遍，留學生中有不少人學過社會學。這些留學生回國後成為傳播社會學的先導，中國第一位講授社會學的教授康心孚就是學法政的留學生。留日學生翻譯了大量的日文書和講義，其中不少含有大量社會學的內容。早期社會學書籍多譯自日文，如1902年章太炎譯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同年另一日本學者有賀長雄的《族制進化論》的中譯本問世。1903年吳建常轉譯市川源三日文譯本（原為吉丁斯所著）《社會學提綱》，1911年歐陽鈞譯遠藤隆吉的《社會學》講義等。
中國學生大批去歐美留學是1909年設立庚款獎學金之後。留美學生朱友漁較早主修社會學課程,1911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哲學博士學位，其論文題目是《中國慈善事業》。回國後任上海聖約翰大學社會學教授。社會學家陶孟和早年留學英國倫敦經濟學院，1915年與梁宇臬合著《中國鄉村與城市生活》，從社會學角度對中國社會做了深刻的分析。他回國後任教於北京大學，並主持社會調查所和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工作。早期留學生中的許多人後來成為社會學界的先導。
20世紀初，西方傳教士在中國辦的教會學校中相繼開設社會學課程，或設定社會學系。教會學校也成為社會學傳入中國的重要場所。1908年上海聖約翰大學開設社會學課，由美國人A.孟教授任教，採用W.白芝霍特的《物理學與政治學》一書為課本。1913年上海滬江大學由美國學者B.葛學博創立社會學系，由葛學博、H.S.白克令、J.Q.狄萊等任教。清華學校於1917年開設社會學課,由美國人C.G.狄特莫等來華短期任教。教會學校在中國開展一系列社會學調查。滬江大學1917年成立的滬東公社，在上海從事社會服務工作並進行社會調查。1917年清華學校狄特莫教授指導學生，對北京西郊 195家居民的生活費進行調查。1918年他又指導清華學生，對校役的生活費進行調查。1918～1919年，燕京大學社會學教授J.S.伯吉斯(又譯步濟時)與美籍教士S.D.甘博，對北京社會狀況進行了廣泛的調查，調查結果於1921年用英文發表，書名為《北京──一種社會調查》。
在社會學傳播的過程中，1913年成立的北京社會實進會是較早傳播社會學的團體，瞿秋白、陳長蘅、陶孟和等是其主要成員或負責人。該會宗旨是：“考察舊社會的壞處，以和平的、實踐的方法，從事於改造的運動，以期實現德莫克拉西的新社會”。該會會刊《新社會》圍繞社會改造登載有關提倡社會服務、討論社會學說、研究平民教育、記載社會事件、批評社會缺點、反映社會實況的文章。特別突出的是大量討論了社會問題，如知識分子、婦女、婚姻、勞工、自殺等。
傳入時期的特點 社會學傳入中國主要是適應了中國社會本身的需要。在帝國主義入侵,封建統治腐敗,國家危亡的形勢下，中國社會需要變，中國社會思想需要更新。在西學東漸中,中國從西方社會學中吸取養料,吸收了社會進化論、社會有機體論、平衡論以及同類意識等學術觀點，為中國維新運動提供了理論依據，在中國傳統思想向近代文化轉變時期注入了西方社會學思想的新內容。
社會學的傳播
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也有力地推動了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傳播時期大致在1919～1929年之間。
主要教學機構 20年代末中國留學生陸續回國，國內許多大學利用這一條件，紛紛成立社會學系，擴充社會學課程，培養中國的社會學人才。據社會學家許仕廉統計，1927年60所大學中開設社會學課程 308種，多設社會理論、社會問題等課程。1921年廈門大學設立歷史社會學系，由徐聲金主持，是國人辦系之始。1922年燕京大學設社會學系，由美國學者伯吉斯任系主任，1926年中國社會學家許仕廉接任。1917年清華學校開設社會學課，1925年成立社會學系，由陳達任系主任。1921年復旦大學開設社會學課，1925年設系。1927年中央大學設社會學系，1929年由孫本文任系主任。20年代末社會學課程和社會學系的工作主要由中國學者主持，中國教師肩負起培養新一代人才的責任。
重要學術團體與刊物 中國最早的社會學學術團體是1922年余天休發起成立的“中國社會學會”，會刊為《社會學雜誌》。1927年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許仕廉主持創辦了《社會學界》。1928年為聯絡東南的社會學者，由孫本文、吳澤霖、吳景超等發起成立“東南社會學會”，並出版《社會學刊》。
社會調查的興起 20年代初,社會學者在中國開始小規模的社會調查，如滬江大學對廣東鳳凰村的調查及對沈家行的實況調查，清華學校陳達教授指導學生對生活費的調查，李景漢對北京人力車夫生活費的調查等。初期的調查多側重於對農民、工人生活費用的調查。
隨著社會學教學科研隊伍的形成，全國性的調查研究機構逐步建立，大規模的社會調查相繼展開。主要的調查研究機構有社會調查所及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
社會調查所的前身是1926年成立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社會調查部，1929年更名為社會調查所，所長為陶孟和。該所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尤其注重調查農業經濟、勞動問題和人口問題。該所調查研究成果頗多，其中篇幅最大、材料較豐富的是《中國勞動年鑑》,研究方法上貢獻較大的是李景漢的《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費之分析》、楊西孟的《北平生活費指數》。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社會學組由陳翰笙、王際昌主持，對農村和都市的工廠進行了調查。陳翰笙於1929～1934年對江蘇、河北、河南、山東、安徽、廣東等省進行了3次大規模的調查。
這一時期的調查注重經濟因素，側重了解工農階級的生活。與前期不同的是，社會調查研究有專門的機構，調查由中國社會學工作者主持,規模和範圍也比較大,強調實地調查與統計相結合，調查以認識中國社會狀況為目的。
傳播時期的特點 20年代，中國社會學的教學與科研隊伍逐步形成，成立了獨立的教學科研機構和學術團體，為社會學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奠定了基礎，社會學在中國逐步傳播開來。同時，中國社會學者將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同中國的社會實際結合起來，對中國社會進行了調查研究，社會學向實證研究的方向發展。
中國社會學的建設時期
1930年，中國社會學界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全國性的學術團體──中國社會學社，它的成立，標誌著中國社會學由傳播階段進入了成長階段。中國社會學的成長
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學步入學科基本建設和系統研究的階段。社會學作為一門單獨的學科進入了成長時期，這一時期大體以1930～1936年為界。
理論社會學研究 30年代，中國社會學的研究逐漸呈現兩個傳統，或曰兩種傾向，即西方社會學傳統與唯物史觀社會學傳統。
西方社會學傳統 這一時期,許多學者的研究雖有所側重,但又兼長几個領域,並有綜合研究的趨勢，卻未形成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孫本文、黃文山、陳序經、吳文藻等。代表作有朱亦松的《社會學原理》、黃文山的《社會進化》(1930)、孫本文的《社會學原理》(1935)等。
孫本文早年留學美國，師從社會學家吉丁斯等人。20 世紀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他通過授課、創立學社、創辦學刊，比較系統、全面地介紹了西方社會學學說。他博採歐美社會學各家學說之長，結合中國的社會實際，對社會學的學科性質、研究範圍與方法、學科的基本概念與內容做了深入的研究,將社會學的知識融為一體,建立起接近於綜合學派的社會學體系。這是30年代中國社會學界重要的學術成果之一。孫本文側重於社會文化因素與心理因素的研究，並以“文化”與“態度”二因素來解釋社會現象，強調文化是社會得以形成的基本因素。
注重社會文化因素的研究者除孫本文外，還有黃文山、陳序經、吳文藻、胡鑒民等。黃文山深受社會學中文化學派的影響，認為文化的演進既源於社會進化，又支配社會進化的方向。他進而提出，社會進化實際上是文化的演進。
注重社會整體綜合研究的有朱亦松、柯象峰、龍冠海、高達觀、吳文藻、蔣旨昂等。朱亦松認為社會是受各種因素影響的複雜的整體，社會學應從綜合整體的角度，綜合地研究社會。他主張社會學是各種特殊的社會科學的綜合。
注重社會生物因素研究的有潘光旦。他在優生學方面主張，個人品質和能力的形成，取決於先天遺傳和後天環境兩個方面。他認為，人類社會發展不能僅講個人進步，還需要講社會進步與種族進步。健全的社會中必須注意兩綱六目的平衡，即個人之綱與社會之綱的平衡，前者包括通性、性別、個性三目，後者有社會秩序、種族綿延、文化進步三目。
唯物史觀社會學傳統 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後，中國的許多學者，如李大釗、瞿秋白、李達、陳翰笙、許德珩、李劍華、李平心、馮和法等人從唯物史觀出發研究社會學。李大釗在《史學要論》、《馬克思的歷史哲學與理愷爾的歷史哲學》及《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等多篇論著中，闡明了社會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對西方社會學一些名家的觀點進行闡述和分析,並對中外的婚姻家庭、人口、勞工、農民、自殺等問題，以至風俗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史學要論》中明確指出,社會學是把人類社會的生活橫起來研究的學問,社會學的目的在於考察人類社會生活的結合及其組織。他在《馬克思的歷史哲學與理愷爾的歷史哲學》一文中闡述了社會結構。他說：“馬氏認為社會的構造是個整個的東西,有其基址,亦有其上層；經濟關係是其基址，觀念的形態是其上層，上層與基址相合而成此構造。”並認為上層的變動是隨著基址的變動而變動，經濟在整個的文化生活中是比較重要的部分。他在《唯物史觀在現代社會學上的價值》一文中指出唯物史觀對社會學的指導作用。他說：“社會學得到這樣一個重要的法則，使研究斯學的人有所依據，俾得循此以考察複雜變動的社會現象，而易得比較真實的效果。這是唯物史觀對於社會學上的絕大貢獻。”1922年，中國共產黨創辦上海大學，設立社會學系，瞿秋白曾任系主任。他撰寫了《現代社會學》(1924)、《社會科學概論》等講義，強調辯證唯物主義和唯物史觀是社會學研究的方法。他對社會學做了較為系統的研究，並指明了社會學的獨立性、綜合性與實用性。持這種觀點的代表作還有李達的《現代社會學》(1926)、《社會學大綱》（1937），許德珩的《社會學講話》(1936)等。他們運用唯物史觀研究社會學，提出了社會結構三層次論，即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社會意識形態，主張社會變動決定於社會內部的客觀條件,而不是決定於社會之外的自然條件,強調社會進化中的社會革命論。李達將社會學定義為：“社會學者，研究社會歷程及其理法，並推知其進行之方向，明示改造方針之科學也。”
以陳翰笙為代表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的許多學者，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農村社會進行了深入的調查和研究。他們從生產關係入手,分析社會政治諸關係,指出土地私有制是農民受剝削及產生一般農村病態的主要原因，並論證了中國革命的任務，即在國際上反對帝國主義、在國內以解決土地為中心的革命。這一研究的代表作有：陳翰笙的《畝的差異》(1929)、《黑龍江流域的農民與地主》(1929)、《廣東農村生產關係與生產力》(1934)、《工業資本與中國農民》(1940)等。
分支社會學研究 30年代，中國社會學者在套用社會學方面的研究領域比較廣泛，成果也較為顯著。主要研究的領域大體有以下幾方面。
農村社會學研究 中國農村社會的研究開始於20世紀20年代，30年代有較大的進展。主要代表作有顧復的《農村社會學》(1924)、楊開道的《農村社會學》(1929)、言心哲的《農村社會學概論》(1934)等。
中國農村社會學的研究者認為，中國農村社會生活應當改進，為此就必須充分了解農村生活的自身和農村社會的基本原理,這樣才能達到改進農村生活的目的,而研究農村社會學是達到目的的必要步驟。研究的角度大致可分兩類：第一類視農村社會為整個社會生活的表現，從各方面去分析農村社會的起源、發展、組織與控制，以發現農村生活的原理，這一類屬於純理的研究；第二類視農村社會為種種問題的複合體，從分析種種問題的內容入手，去了解問題發生的原因及其解決的辦法，以促進農村生活的改善，這是一種實用的研究。中國農村社會學家認識到土地問題的重要性，並提出了許多解決的辦法，但大都是在承認現狀的前提下提出的部分修正，即所謂土地改良，尚未涉及到農村社會的主要矛盾及土地革命的問題。
都市社會學研究 30年代，研究都市社會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吳景超、邱致中等。1929年吳景超著《都市社會學》，這是該研究領域中最早的專著。另有邱致中編輯的《都市社會學叢書》(1934)，其中《都市社會學原理》為該叢書的代表作。吳景超在《都市社會學》一書中闡明了都市社會學的研究領域，提出要把都市及其附庸聯繫起來加以研究，並注重研究方法，把地圖記載與發展史調查作為研究都市必不可少的工具。邱致中對都市社會學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都市社會學是研究都市社會的起源、分類、進化、環境、構造、問題、政策，以及未來預想的科學。
社會問題研究 中國學者對社會問題的系統研究始於20年代初期。早期的研究偏重於家庭、婚姻、人口、勞工問題，至30年代，涉及的領域比較廣泛，而對中國人口、農村、勞工、犯罪等問題的研究較多。
社會學家們注重於人口問題的研究，試圖從人口問題入手,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其代表作有文公直的《中國人口問題》(1929)、許仕廉的《中國人口問題》(1930)、孫本文主編的《中國人口問題》(1932)、陳達的《人口問題》(1934)、柯象峰的《現代人口問題》（1934）等。文公直在分析中國的貧困與人口的關係時指出，中國的貧困主要不是因人口增加富源不足所造成的，而是由於對富源沒有用科學方法去開發，國內受封建勢力的摧殘，國外受帝國主義的剝削而造成的。許仕廉強調要討論中國一切經濟、社會及政治問題,必須從人口問題入手,並特彆強調在弱肉強食的時代，種族品質對於社會有重大關係。陳達提出了生存競爭與成績競爭的理論。他指出，為取得生存競爭的勝利，要研究人口的數量問題；為求得成績競爭的勝利，要提高人口質量。柯象峰認為，歷來研究人口論者，往往將問題的重心放在人口與食料的調劑上。他則主張，人口問題的重心在文化而不在人口與食料，應當改進文化環境，使死亡率降低；應當發展科學、改良農業，使食料增加，等等。
關於勞工問題研究的代表作有：駱傳華的《今日中國勞工問題》(1933)、何德明的《中國勞動問題》(1937)、陳達的《中國勞工問題》(1929)等。陳達提出勞工問題可以從三方面研究：其一，關於工人本身的問題，如生活費、工資等；其二,關於資本和勞工兩方面的問題,如勞資爭議、罷工等；其三，關於社會方面的問題，如福利設施等。他認為,中國工界有兩個最重要問題,即勞工階級的生存競爭與勞工階級的成績競爭，前者屬於經濟性質的問題，後者屬於社會性質的問題。他根據中國的實際提出了幾種解決勞工問題的辦法。駱傳華提出，對勞工問題的解決，必須做歷史的探討與現狀的觀察，然後從民族意識中去尋求解決的途徑。
對犯罪問題的研究以嚴景耀為代表。他曾親嘗鐵窗之苦，蒐集第一手資料。他運用唯物史觀分析犯罪的社會現象。其代表作有《北京犯罪之社會分析》（1928）、《中國的犯罪問題與社會變遷的關係》(1934)等。
社會調查與方法研究 30年代影響較大的社會調查在北方有李景漢主持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和梁漱溟對山東鄒平的大規模調查研究。在南方較重要的調查研究成果有：喬啟明的《江寧縣淳化鎮鄉村社會之研究》、劉保蘅的《上海市人力車夫生活狀況調查報告書》、廣州嶺南社會研究所的《沙南疍民調查報告》、朱漢章的《泗陽縣社會調查》、嶺南大學伍銳麟的《舊鳳凰村社會調查報告》、言心哲的《農村家庭調查》、陳達的《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廣西省政府統計室的《南寧社會概況》等。在大量社會調查的基礎上，進行了社會調查方法的研究。代表作有黃枯桐的《農村調查》、李景漢的《實地社會調查方法》、張錫昌的《農村社會調查方法》等。
改造中國社會的理論與實踐 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歷史學界、經濟學界、文化界等展開了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實質是中國向何處去的論戰。社會學界對中國社會從巨觀上進行了分析，以獨特的方式研究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
30年代，中國經濟瀕臨崩潰，農村動盪不安，對如何復興中國的農村，改良運動中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是以梁漱溟、晏陽初、高踐四等人為代表，主張自建設鄉村入手，由鄉村建設引發工商業；一是以吳景超等人為代表，主張發展都市來救濟農村。
晏陽初創建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主持了定縣“實驗區”的工作。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提出，中國的重要問題是民族的衰老、民族的墮落、民族的渙散，其根本是“人”的問題，特別要注意農村的全部青年男女，只要把這些青年改造過來，無論什麼國恥都可雪掉，一切建設也有了鞏固的根基。他們認為，中國近80年來發生過 5次自救運動，即從太平天國至國民革命軍北伐；現在的農村建設運動是第 6次自救運動，這次要補足前 5次的缺陷，即對大多數人進行教育的問題。他們在推行平民教育中，發現了中國的“基本缺點”，就是“愚”、“貧”、“弱”、“私”,針對中國社會這四大弊病,提出四大教育，即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公民教育。為了推行四大教育，又提出“學校的”、“社會的”、“家庭的”三大方式，實現政治、教育、經濟、自衛、衛生、禮俗六大建設，以增進農民的“知識力、生產力、健康力和團結力”。晏陽初、李景漢、張世文等在定縣的實驗雖取得了一定成績，但定縣社會經濟在根本上仍保留著原有的生產關係，農民的經濟生活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
梁漱溟領導的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主持了鄒平實驗區的工作。梁漱溟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理論，將人類文化分作順次發展的3條路向：第一條路向即西方文化,第二條路向即中國文化，第三條路向即印度文化。他認為中國人沒有走完第一條路向，就在兩千年前過早地走到了第二條路向，因不合時宜而遭受很大的“病痛”，在東西方文化相撞中失敗。外國的侵略和西洋文化的衝擊，破壞了中國原有的社會結構，農村經濟也隨之崩潰，並因禮俗制度和思想觀念的改變而帶來種種的問題。如何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只有走自己的路，即在保持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全盤接受”西方文化。但全盤接受的是西方的物質文化，並要加以改造，防止它的弊病，即走鄉村建設之路。通過這條路建立起以中國固有精神為主，吸收西洋人的長處的新社會組織。梁漱溟在鄒平鄉村所做的工作，即遵循了這一宗旨。他將所做的工作概括成兩句話八個字，即“團體組織、科學技術”。他試圖通過鄉村建立起新的社會組織，並從振興農村以引發工商業來解決中國的整個社會問題。梁漱溟雖然看到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對中國的破壞，並想從農村入手解決中國的問題，但他的鄉村建設依靠的是現政權，並沒有發動起農村的民眾，名曰鄉村運動實則農民不動，最終歸於失敗。
另一種改良的觀點，是主張中國走發展都市救濟農村的道路，吳景超的《第四種國家的出路》是這種觀點的代表作。他以人口密度和職業分布為標準，將世界上的國家分為四種。他認為，中國恰是第四類國家即人口密度高，農業中謀生的人占總人口的百分數也高。第四類國家的共同點是貧窮。要提高這類國家人民的生活必須從四方面著手，即充分利用國內富源，改良生產技術，實行公平分配，節制人口。這樣就要發展都市的工業、交通業，擴充金融機關，加強都市意識，以發展都市救濟農村。他認為只有努力走工業化的路，發展都市救濟農村，中國才可以圖存。
對於中國向何處去還有一種觀點，即全盤西化的觀點,以陳序經為代表。他著《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書,全面系統地闡明了中國必須徹底西化的觀點。陳序經從中西文化接觸的事實上來論證全盤西化的趨勢，認為歐洲近代文化比中國的進步，而西洋現代文化是現世的趨勢，中國要在世界上生存，必須全盤西化。中國要徹底全盤西化，必須徹底打破中國傳統思想的壟斷，提倡發展近代文化的主因──個人主義。
成長時期的特點 30年代中國社會學界建立了全國性的學術團體和研究機構。社會學者不但介紹西方社會學理論，而且根據中國的實際，提出了自己的許多理論和觀點，分支社會學的研究也逐步展開，社會調查的深度和廣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社會學界以其特殊的方式，即將理論研究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的方式，參與了中國社會的改造運動。
中國社會學的建設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中國社會學界的許多教學和科研機構向西南遷移。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雲南、貴州、四川成為社會學重要的教學和研究基地，中國社會學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
社會學中國化 社會學中國化是這一時期中國社會學的重要任務。以吳文藻、孫本文為代表的社會學者為此做出了重要貢獻。
吳文藻認為，“以試用假設始，以實地證驗終，理論符合事實，事實啟發理論；必須理論和事實揉合在一起，獲得一種新綜合，而後現實的社會學才能根植於中國土壤之上，又必須有了本此眼光訓練出來的獨立的科學人才，來進行獨立的科學研究，社會學才算徹底的中國化”(《吳文藻自傳》,載《晉陽學刊》1982年第6期)。為此，他主張應把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與文化人類學或社會人類學結合起來，對中國進行社區研究，並認為這種做法與中國國情最為吻合，是社會學中國化的一條重要途徑。
孫本文1948年著《當代中國社會學》一書，具體闡明了社會學中國化應從事的工作：①建立中國理論社會學，其重要工作有：整理中國固有的社會史料，包括社會學說、社會理想、社會制度、社會運動、社會行為等問題的資料；系統編輯社會學基本用書；實地研究中國社會的特性，從多方面對現實社會做詳盡精密的調查與研究，以徹底了解中國社會的性質。②建立中國套用社會學，其重要工作有：詳細研究中國社會問題；加緊探討中國社會事業與社會行政，切實研究中國社會建設方案。③培養和訓練中國的社會學人才。
社區研究 1937年1月，中國社會學社召開第6屆年會,主題為“中國社會學之建設”。在會上,趙承信宣讀了《社區研究與社會學之建設》一文，建議將社區實地研究作為中國社會學建設的途徑。隨後，陳達提出“國內各大學積極推行社區研究”的提案，這一倡議得到與會者的一致擁護。在抗日戰爭的艱苦環境中，中國社會學界形成了社區研究的風氣。
主要代表人物與主要觀點 30年代末至40年代，在中國努力倡導並從事理論或實地研究的代表人物有：陳達、吳景超、吳文藻、李安宅、楊堃、費孝通、林耀華、趙承信等。
吳文藻積極倡導社區研究。他認為社區研究就是"大家用同一區位的或文化的觀點和方法，來分頭進行各種地域不同的社區研究",“民族學家則考察邊疆的部落社區，或殖民社區；農村社會學家則考察內地的農村社區，或移民社區；都市社會學家則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區。或專作模型調查，即靜態的社區研究，以了解社會結構；或專作變異調查，即動態的社區研究，以了解社會歷程；甚或對於靜態與動態兩種狀況,雙方兼顧,同時並進,以了解社會組織與變遷的整體”(《吳文藻自傳》，載《晉陽學刊》1982年第6期)。在社區研究中，他採用了英國功能學派的理論和方法，並主張把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與文化人類學或社會人類學結合起來，對中國進行社區研究。
吳景超明確把社區當作社會研究的對象之一，並認為社區研究有兩種優點：①社區是具體的，是極易捉摸的；②社會學的範圍如規定為社區生活的研究，可以與別的社會科學不發生衝突。他指出社區研究可以從綜合的、某一方面的、某一個問題或某個觀點下手來進行研究。以社區作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可以矯正學術界空談闊論的流弊，社會學的根基在事實，根據社區的事實來證實或修正社會學的理論，這是社會學者的基本工作。通過社區研究還可以根據社區蒐集的事實和分析所得到的理論，提出社會改革的方案，這種經過艱苦工作所得到的改革方案才是有價值的、建設性的，對人民必有其貢獻。
費孝通在社區研究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1935年，他深入廣西大瑤山做實地調查。1936年又以一個村莊為對象，在江蘇吳江縣開弦弓村進行深入的實地研究，著有《江村經濟》一書，詳盡描述了中國農民的生產、分配、消費、交易等活動，闡明了“江村”經濟與周圍地理環境的聯繫及其與這個社區社會結構的關係等。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他對中國不同類型的農村和工廠進行了更為廣泛的調查，完成了第一期的實地社區研究工作。1944年以後，開始了第二期的工作，即通過實地社區研究所得的材料，對中國社會的結構加以分析，在理論上總結並指導實地研究。他相繼寫出《祿村農田》(1943)、《生育制度》(1947)、《鄉土中國》(1948)、《鄉土重建》（1948）等著作。其中，《鄉土中國》一書是以中國的事實來說明鄉土社會的特性，勾畫出中國基層社會的形態。費孝通在該書中，對社區研究做了理論的概括。他說：“以全盤社會結構的格式作為研究對象，這對象並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須是具體的社區。因為聯繫著各個社會制度的是人們的生活，人們的生活有時空的坐標，這就是社區。每一個社區有它一套社會結構，各制度配合的方式。因之，現代社會學的一個趨勢就是社區研究，也稱社區分析。”他認為，社區分析可以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畫出一地方人民所賴以生活的社會結構；第二步則是在此基礎上做比較研究，比較不同的社會結構，發現與每個社會結構相配合的原則。
主要研究機構及其主要活動 社區研究機構在抗戰時期主要有 3個：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雲南大學與燕京大學合作的社會學研究室、華西大學邊疆研究所。
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由陳達任所長，李景漢任調查主任，戴世光任統計主任。該所就中國的人口、農業和勞工問題進行了較大規模的現代式普查。他們在昆明市及其附近的 4縣進行了中國初次挨戶普查的實驗。根據普查資料，先後寫出《雲南省戶籍示範工作報告》（1944），《雲南呈貢昆陽戶籍及人事登記初步報告》(1946)。在此基礎上，陳達著《現代中國人口》(1946)一書，詳盡分析了人口的各種實際問題，最重要的是介紹抗戰後方雲南幾個地方從事現代普查實驗及人事登記的方法。這些調查為以後全國性的人口普查取得了經驗。
雲南大學與燕京大學社會學研究室，是由吳文藻創建的，後由費孝通主持工作。參加該室工作的先後有林耀華、陶去逵、許烺光、瞿同祖、張之毅、史國衡、谷苞、田汝康、李有義、胡慶鈞、王志誠、王康等。他們在選定的社區中，對某一問題做較長時期的實地觀察。起初，他們注意內地農村的土地制度，重點研究土地權是怎樣集中的。因此,挑選了3個不同的鄉村即祿村、易村、玉村來觀察土地權的集中與手工業、資本累積、家庭組織等因素的關係。後來,他們擴大了研究的範圍,在昆明的工廠里研究勞工從鄉村及其他行業轉入工廠的過程。又在雲南邊疆地區研究當地非漢民族的團結力，以及他們和漢人相處的問題，並在內地鄉村中研究基層行政機構、經濟分工和貿易的方式。雖然他們的著眼點是一些社區，但所研究的卻是中國各地社區共同遇到的問題，即現代化的進程問題。研究成果有：費孝通的《祿村農田》，張之毅的《易村手工業》(1943)，史國衡的《昆廠勞工》(1946),谷苞的《化城鎮的基層行政》,田汝康的《內地女工》(1942)、《芒市邊民的擺》(1946)，胡慶鈞的《呈貢基層權力結構》等論著。
華西大學邊疆研究所，於1941年由李安宅創建。他們在一定的小社區里進行長期的多方面的觀察，以非漢民族地區為研究對象，側重對不同部落的宗教制度和土司制度進行研究，用當地的事實來檢驗人類學原有的各種理論，並加以新的申引或修正。
1931年在楊堃、黃迪、趙承信指導下，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在北平郊區建立的一個農村實驗室，對村民生活進行研究。林耀華指導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生，研究川康諸土著部族的生活，1947年著《涼山彝家》一書，影響較大。
建設時期的特點 30年代末至40年代，為了適應戰時的需要,社會學界開展了社會工作的研究,培養了一批社會行政與社會服務方面的人才。這一時期，社區研究與社會學中國化成為社會學研究的重點。社會學的研究向著方法的科學化、問題的具體化的方向發展，社會學與人類學相結合進行社區研究是該時期社會學的重要特點之一。費孝通將這一時期的特點概括為“企圖用西洋所傳來的科學方法和已有的社會學理論去觀察及分析中國現實的社會生活，更進一步地想對中國社會怎么會這樣的問題提出解釋” (《益世報》“社會研究”第7期)。袁方指出，這個時期有個新趨勢，“在實地研究上，功能學派代替以往填表式的調查；在歷史文獻上，制度學派，一改向來考證式的注釋。這種趨勢莫不可以說是中國社會學由草創而至成熟的線索”（《益世報》1948年4月29日，社會研究副刊第3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