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
重慶國民政府1937年11月18日，蔣介石以國防最高會議議長的身份在南京主持召開國防最高會議並於會上作了題為《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明確告知與會者：“現在中央已經決議，將國民政府遷移到重慶了。”11月20日，林森一行抵達漢口，以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發表了《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宣布：國民政府“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11月26日，林森一行抵達重慶，受到四川、重慶地方政府及重慶市民的熱烈歡迎；12月1日，國民政府開始在重慶正式辦公；12月7日，國民黨中央黨部也正式在重慶上清寺“范莊”舉行西遷重慶後的第一次執監聯席會議並開始在重慶辦公。
1937年12月1日，重慶國民政府開始辦公。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明令定重慶為陪都。
1938年夏，當武漢戰役緊張之際，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7月17日緊急命令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駐武漢各機關，限五日內全部移駐重慶。奉此命令，先前遷到武漢的各黨政機關，開始了又一次大規模的西遷。9月下旬，駐武漢各軍事機關也相繼向湖南南嶽等地遷移，並於武漢失守前遷移竣事；11月中旬，軍事委員會又決定駐南嶽各軍事機關遷重慶。12月8日，中國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防最高會議主席蔣介石率軍事委員會大本營由桂林飛抵重慶，從而結束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大規模的一次政府首腦機關和國家都城自東向西的大遷徙。
與國民黨黨、政、軍各中央機關紛紛遷駐重慶的同時，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團也遷抵重慶並在重慶相繼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同時兼新四軍駐重慶辦事處）；戰前不同政見、不同治國主張的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及其主要領導人也紛紛聚集重慶，先前來往、散居於全國各地大批俊士豪傑和社會名流，也如百川歸海似地薈萃重慶。
背景
回望1937年國民政府1937年11月1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政院院長蔣介石與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會商，決定遷都重慶；15日，作為當時國家最高決策機關的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決定：“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遷重慶，軍事委員會遷移地點，由委員長決定；其他各機關或遷重慶，或隨軍委會設辦事處，或設於長沙以南之地點。”
16日，南京國民政府各機關除其最高長官留南京主持工作外，其餘均自是日起離南京轉武漢赴重慶；17日，作為國家元首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國民政府直屬的文官、主計、參軍三處的部分人員乘“永豐艦”啟碇西上，從而揭開了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遷都重慶的序幕。
影響
八一三事變後，上海淪陷，首都南京危如累卵。國民政府決定遷都重慶以繼續抗戰，並最終於1940年9月正式定重慶為“陪都”。戰時地位的轉換給重慶市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使其從政治經濟到社會生活各方面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不僅使四川精神在抗戰中凸現出來，而且加快了重慶城市現代化進程和市民生活習俗、精神面貌的改變，同時還加劇了重慶市民生存壓力和貧富差距。
還都南京
蔣委員長返回南京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布投降。1946年4月23日，國民政府發布命令，以國民政府即將還都南京，決定在重慶恢復國民政府主席重慶行營。
5月5日，國民政府還都南京，重慶作為戰時首都的歷史使命隨之結束。
評價
遷都重慶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大規模的一次政府首腦機關和國家都城自東向西的大遷徙。重慶，由一座古老的內陸城市一躍而成為中國的戰時首都。多種力量、因素的綜合，共同推動著重慶在抗日戰爭這一特殊的歷史背景和條件下發生著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由一座古老的內陸城市一躍而成為中國的戰時首都，成為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各黨各派參加其中的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活動舞台；由一座古老的軍事城堡一躍而發展成為中國抗戰大後方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外交活動與統治中心，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戰區的指揮中樞，於整個國家的政治事務中發揮著首腦、中樞和靈魂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