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批鬥走資派走資派，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簡稱，這是四人幫一夥在文革當中對廣大領導幹部的普遍稱呼，文革當中毛澤東也曾講過：簡單來說，就是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一派人。走資派已經成為了一個歷史名詞。
“走資派”這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用語，首次出現於1965年1月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檔案《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
本質
走資派首要的特點是通過私人占有實現人剝削人。走資派鼓吹私有化，通過資本的壟斷去剝脫被壟斷者的勞動的自由。搞剝削制度的走資派，只是將醜惡的東西打扮成漂亮的東西，以欺騙人民。走資派的罪與錯集中表現在其欺騙性、說謊性。
形成
毛澤東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勢做出錯誤估計，並且形成了共產黨內也存在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認識，是形成“走資派”概念的根子
１９５６年召開的黨的八大，對國內社會主要矛盾作了如下概括：“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個概括基本上是正確的。但到後來，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的認識都發生了變化，對國內主要矛盾的概括也發生了變化。
實際上，毛澤東在八大閉幕不久，就對八大決議中關於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提法，表示了懷疑。當時參加八大決議起草工作的鄧力群回憶說：“我記得，大概是（八大閉幕）兩個星期以後，毛主席對這個問題提出了懷疑。他說列寧講的是亞洲與歐洲比較，你們講的是自己與自己比。陳伯達向我們傳達過毛主席講的這個意見。”
實際情況是：正是傳達這個意見的陳伯達，建議在八大決議上加上上述這段話的。
歷史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十六條》中這樣規定：這場運動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後來，林彪、江青集團進一步拋出了老幹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政治綱領，把矛頭指向了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各級領導幹部，使許多幹部被抄家、批鬥、迫害。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中央分成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司令部，資產階級司令部是被“指定”的。這時候的幹部自然也分成了正反兩大派，反面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就是“走資派”。劉少奇和鄧小平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正副司令，理所當然就成了中國最大的兩個“走資派”。大大小小的“走資派”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對象，運動一開始就把他們推上了風口浪尖，各地各單位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所用的詞語是“打倒”、“砸爛”、“炮轟”、“火燒”之類，凡是辭彙里殺傷力最強的都用上了，國內各地上上下下都在口誅筆伐，一時間他們全部成了“過街老鼠”。
“文化大革命”採取的是剛剛過去不久的社教運動經驗，社教工作隊每到一個村先從“懷疑一切”開始，把每一個幹部都當成“假想敵”，用當時的說法就是“有棗無棗打三桿子”，打下“棗”來了是他們的勝利，打不下“棗”也沒有什麼關係，按民眾運動的邏輯就是對這些人進行一次考驗，經得住考驗就說他們是真金不怕火煉，“煉”本身就是上級對他們的關心和愛護。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幹部還是很單純的，大部分幹部沒有官僚意識也沒有邪心思，只在“三反”、“五反”、“公私合營”的時候，聽說過有的資本家拉攏腐蝕過幹部，這可能就是行賄的開始吧。“糖衣炮彈”的叫法說起來也有它的時代特徵，我們的幹部多是從戰場上過來的，說話打比方也離不開戰場，大家把行賄行為叫做“糖衣炮彈”，是因為炮彈的殺傷力太大了，連建築物那么大都不在話下，人更是容易被誘惑，當時把行賄比做“糖衣炮彈”還是很有威懾力的。
“走資派”這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用語，首次出現於1965年1月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檔案《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檔案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一部分幹部都被安上“走資派”的帽子挨了整。跟劉少奇的路線走，是當時“走資派”的一大特徵。毛澤東在1969年4月28日說：“他（指走資派）是跟著過去劉少奇那種路線走，無非是搞什麼物質刺激，利潤掛帥，不提倡無產階級政治，搞什麼獎金，等等。”
結局
由於毛澤東早在1964年就認為中國出修正主義的主要危險在中央，所以他從那個時候起，就考慮要整中央的修正主義，而中央的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也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總代表是誰呢？毛澤東認定是劉少奇。但他認為，這不是劉少奇一個人的問題，在中央有一批人是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為了整掉中央的修正主義代表人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就要通過自下而上的民眾運動來打倒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的這個決心，是在1966年下的。
1966年5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期間的5月16日，中央通過了一個關於搞“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在這個通知中，還只是提到了“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赫魯雪夫那樣的物”的辭彙，沒有提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一詞。毛澤東認為通知中沒有提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問題，是個缺點。
為此，毛澤東在1966年8月主持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這次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規定：“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之後，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成了“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核心任務之一。毛澤東雖然提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在他心中，還是把“走資派”問題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看待的。從打倒“走資派”到解放老幹部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很快就超出了毛澤東的預想，全國從中央到地方絕大多數領導幹部都被打成了“走資派”。毛澤東得知這一情況後，不得不對“走資派”的概念進行重新認識。他重新認識的結果，是提出了“犯走資派錯誤”的概念，認為“犯走資派錯誤”的幹部，大多數是的，要團結這些人。按照毛澤東的這個觀點，中共九大政治報告的草稿中寫上了這樣的話：“對於犯走資派錯誤的人，在他們提高了覺悟，並得到民眾的諒解以後，應當及時解放他們，分配適當的工作，並鼓勵他們到工農民眾中去，改造世界觀。”在九大和九大之後毛澤東的一系列講話、談話中，他再也沒有提到“走資派”一詞。
在這之後，從全國來看，雖然仍有人偶爾提到“走資派”這一詞，但作為政治口號來提的情況少多了。但是，黨的十大以後，“四人幫”在黨內橫行，他們當年有一個說法----“走資派還在走”，提出要重新打倒“走資派”。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走資派”的概念就成了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