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賀敏學1926年初，賀敏學同一批永新籍青年學生轉學吉安陽明中學讀書，在校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
1927年3月轉為中國共產黨員，任永新縣農民自衛軍副總指揮。“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賀敏學與革命群80餘人遭到逮捕。在獄中，賀敏學秘密組織黨支部，擔任支部書記，在賀敏學領導下堅持獄中鬥爭。
1927年7月26日，永新、寧岡、安福、蓮花四縣農軍匯攻永新，營救出所有被捕的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四縣農軍負責人舉行聯席會議，決定成立永新縣革命委員會，同時成立贛西農民自衛軍總指揮部，賀敏學、袁文才、王佐為副總指揮。不久，國民黨軍來攻永新，賀敏學、賀子珍等帶領永新農軍1000多人，偕同中共永新縣委領導人劉真、王懷、劉作述等，隨袁文才、王佐進入山區，堅持革命鬥爭，為井岡山根據地的前期鬥爭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7年9月29日，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來到永新三灣村，對部隊進行改編後上井岡山。賀敏學進入工農革命軍軍官教導隊學習軍事，結業後。毛澤東特意安排賀敏學在袁文才、王佐所部工作，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二團黨委書記，協助黨代表何長工對袁文才、王佐及其所部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1928年2月，新城戰鬥勝利後，賀敏學擔任永新縣赤衛大隊大隊長。在龍源口戰鬥中，賀敏學率領的永新赤衛大隊與袁文才率領的三十二團一部埋伏在老七溪嶺的高山密林中。當敵人開始進攻紅軍陣地時，他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打掉敵前線指揮所，造成敵軍全線崩潰，將敵軍一個團全部殲滅。龍源口大捷，取得了第一次反“會剿”的勝利，湘贛邊界鬥爭進入了全盛時期。
1929年1月，賀敏學隨紅四軍主力下山，他轉戰在贛西南和中央蘇區廣大地區，參加了中央蘇區的五次反“圍剿”作戰。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賀敏學奉命留在贛南堅持了長達三年的游擊戰。
1937年，賀敏學奉命前往安徽，先後擔任皖南教導大隊大隊長、黨委書記、華東軍政學校校長、新四軍軍部科長、蘇浙軍區司令部參謀長、蘇浙軍區第三分區司令員等職。
1946年6月以後，賀敏學投身於解放戰爭，先後擔任華東野戰軍第一縱隊參謀長、第四縱隊十三師師長、第三野戰軍九兵團二十七軍副軍長兼參謀長，參加了豫東、濟南、淮海、渡江、淞滬等重大戰役作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賀敏學任華東軍區防空司令部司令兼政委、黨委書記，上海防空司令部副司令員。
1952年，賀敏學受命率領華東軍區三個師進入上海市區承擔建設上海的光榮任務。
1955年，賀敏學調任中共陝西省委委員，西安市委常委，西北建築工程總局局長、黨委書記、在那裡指揮完成了四個國家重點軍工建設項目的施工和安裝任務。
1957年，賀敏學率領工程部隊6000餘人轉到福州，擔任福建省副省長，分管工交和基建，具體組織領導了福州、廈門、三明等地市的基建工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賀敏學遭到打擊迫害。他當選為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委。
1988年4月26日，賀敏學病逝，終年84歲。福建省委書記陳光毅在悼詞說，賀敏學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我黨久經考驗的好乾部；是一位堅持鬥爭，百折不撓的堅強革命者；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事業百折不撓，英勇奮鬥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的一生。
傳奇人生
與毛澤東
賀敏學賀敏學是大革命時期的中共縣委書記，戰爭年代叱吒疆場，先後7次負傷。雖然他是戰功赫赫的開國元勛，頭上還戴著毛澤東稱讚的“三個第一”的光環（即武裝暴動第一，上井岡第一，渡長江第一），但當許多部下和同時代人群星耀眼時，他卻與軍銜失之交臂，轉業地方後，官不過副省；雖然他是毛澤東的至親，但從沒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向黨和人民有過任何索取，甚至連一張和毛澤東的單獨合影都沒有。作為建國後絕無僅有的以副部級之職(逝世後，追授為正部級)被中央蓋棺論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的英雄色彩不僅沒隨歲月消退，反而罩上了神秘的色彩。
被歷史湮沒的賀敏學：引毛澤東兵上井岡，幫王佐、袁文才改造部隊，龍源口大捷，黃洋界上炮聲隆。
1904年，賀敏學出生在江西省永新縣一個地主家庭。就讀永新縣禾川中學期間，與後來的“井岡山大王”袁文才成為同窗摯友。1927年3月，賀敏學加入中國共產黨，和胞妹賀子珍、賀怡同為中共永新臨時縣委委員，時稱“永新三賀”、“賀氏三兄妹”。
1927年7月，永新暴動後，賀敏學被推舉為中共永新縣委書記、永新縣革命委員會主席。隨後，寧岡、安福、蓮花和永新四縣農軍組建成贛西農民自衛軍，王新亞任總指揮，袁文才、王佐、賀敏學任副總指揮，賀敏學還兼任黨代表。 9月29日，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千餘人來到永新三灣，並對部隊進行了改編。賀敏學派人和他們取得聯繫，並向袁文才作了通報。著名黨史專家金沖及在《毛澤東傳》中有過這樣的表述：“擔任中共永新縣委書記的永新縣農民自衛軍總指揮賀敏學。是袁文才在永新禾川中學的同學。他和一批共產黨員(其中有賀敏學的妹妹賀子珍)，率領一部分農民自衛軍攜槍隨同退到井岡山麓的茅坪。永新縣委也到了山上。這是袁、王能夠歡迎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上山的思想基礎。”10月27日，毛澤東到達井岡山的中心茨坪後，馬上寫了一封信，派人送往茶陵，把已在工農革命軍一營任宣教科長的貿敏學調至井岡山。原來，毛澤東在上井岡山前，就已通過永新暴動的領導人之一王新亞(在秋收起義時犧牲)知道了賀敏學。 毛澤東調賀敏學上山，首先是為了召開一次有永新、寧岡、蓮花三縣原黨組織負責人參加的聯席會議。也就在這時，賀敏學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會後，賀敏學被毛澤東留了下來，以便諮詢有關袁文才、王佐等人及井岡山的情況。 賀敏學利用和袁文才的關係，在毛澤東、袁文才兩邊穿針引線，使得毛、袁之間的關係進一步升溫。不久，毛澤東答應了袁文才的邀請，搬到茅坪八角樓居住。八角樓離袁文才家只有百來步路，毛澤東與袁文才之間來往很是方便。賀子珍因瘧疾未愈，未隨永新的共產黨員一起回去，此時仍住在袁家。一來二去，毛澤東與生性活潑的賀子珍熟悉起來。賀子珍成了毛澤東了解井岡山一帶歷史、地理、農民鬥爭、風土人情的最好訪問對象。 為把袁文才、王佐的部隊改造成一支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隊伍，賀敏學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心血。但由於他從不居功自詡，加上各種原因，致使解放後黨史、革命史涉及對袁、王部隊改造的內容時，鮮有提到他的這段經歷，許多人的回憶文章中也未加提及。在賀敏學逝世後，當時在袁、王部隊擔任過連黨代表的原中顧委副主任宋任窮，在悼念文章里，才將賀敏學的這段經歷給歷史和後人作了個明確清晰的交代。
1928年6月22日，在反江西國民黨軍第四次“進剿”的龍源口戰鬥前夕的幹部會議上，賀敏學陳述了一個出奇制勝的構想：敵前線指揮部設於龍源口附近的白口村，如我軍在白口村後的武功潭一帶山嶺埋伏一支小分隊，待敵我雙方激戰之時，突襲並打掉敵指揮部，勢必造成敵指揮失靈，為我軍的勝利創造條件。經賀敏學這么一說，袁文才想起去年7月和王佐率領農民自衛軍攻打永新時的情景。那次，他們的進攻路線並沒有經新、老七溪嶺，而是從老七溪嶺西麓繞向秋溪附近的武功潭。袁文才接過賀敏學的話說：我對武功潭一帶的地形也熟悉，就讓我帶1個連和賀敏學一起去吧。 經過研究討論，會議採納了賀敏學的意見，由他和袁文才率三十二團1個連及永新部分地方武裝，於武功潭一帶埋伏，配合作戰，並相機襲擊敵前線指揮部。敵軍幾個團向新、老七溪嶺發動的兩頭攻勢十分猛烈。正在雙方打得難解難分之時，賀敏學和袁文才率兵奇襲白口村，收到了救急奇效。敵軍得知指揮部遭襲，亂成一團，全線崩潰，奪路往永新逃跑。紅軍和地方武裝密切配合，乘勝追擊；此戰總計殲敵1個團，擊潰2個團，繳槍千餘支。6月下旬，毛澤東和賀子珍在永新塘邊結為革命伴侶。當賀子珍與毛澤東結合後，在一些人眼裡，賀敏學也隨之成了特殊人物。但他卻平靜地說：“子珍和誰結婚，那是她的婚姻自由，我還是我，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普普通通的黨員。”
1928年8月下旬，湘、贛兩省敵人探得紅軍大部隊遠在湘南未回，井岡山根據地空虛，遂糾合4個團兵力，分兩路“會剿”。守衛井岡山的只有三十二團和三十一團團部，勢單力薄。駐永新的三十一團一營除留下1個連在原地牽制敵人外，其餘部隊連夜從永新趕回井岡山，賀敏學率永新部分地方武裝也隨同上山參戰。 敵強我弱，眼看戰事極為不利，三十一團團長朱雲卿感嘆道：要是我們也有炮就好了。在他身旁的賀敏學突然記起：龍源口戰鬥時，三十二團曾繳獲過一門迫擊炮，壞了一個地方，送到茨坪軍械所修理，不知修好了沒有。朱雲卿喜出望外，準備派人到茨坪去取。賀敏學考慮自己熟門熟路，又是戰鬥間隙，便和連長譚希林、班長劉榮輝同往。他們來回4個小時，到下午4點左右，終於把迫擊炮以及僅有的三發炮彈抬上了黃洋界。此時，戰鬥進行得正激烈。敵人的攻勢雖沒有當初猛烈，但紅軍和赤衛隊的抵抗卻越來越弱，不僅子彈所剩無幾，人也乏了。這門姍姍來遲的迫擊炮，在連發兩發啞彈後，最後一發終於吼響了。敵軍見紅軍有炮，以為主力回撤，倉皇逃跑。 黃洋界保衛戰勝利了，井岡山根據地保住了。毛澤東聞訊大悅，欣然命筆，寫下了《西江月·井岡山》的華彩篇章，內有“黃洋界上炮聲隆，報導敵軍宵遁”一句，就是對這關鍵一炮頗具浪漫色彩的描繪。可以說，這一炮對保衛黃洋界乃至井岡山根據地都起到了非同尋常的作用、賀敏學在關鍵時刻，自告奮勇和戰友抬炮上山，功不可沒。有關此事，他從未對外界講過，所以人們只知道黃洋界保衛戰中那一炮起了特殊作用，而不知抬炮攜彈者何人。幾十年過去後，已是解放軍中將的譚希林和總後勤部秘書長的劉榮輝才道出此事。賀敏學的永新老鄉，曾任貴州省委書記、全國政協常委的李立在晚年回憶井岡山鬥爭諸事時，也留下了一行簡短文字：“(黃洋界)保衛戰的時候，他(指賀敏學)在小井一個倉庫里找到了三發炮彈，搬到哨口上，在俘虜里找到了一個炮手，結果三發炮彈，只打響一發。主席的《西江月·井岡山》中，‘黃洋界上炮聲隆’，講的就是這發炮彈。
毛澤東緩緩地對賀敏學說：他們整你，是因為我，你是受了我的連累呀！
。1933年3月中下旬，賀敏學任新成立的紅二十三軍參謀長，指揮部設在會昌。紅二十三軍轉戰於粵贛和閩西大地，積極配合中央紅軍主力作戰，打了不少勝仗，“成為贛南戰線最有力的主力軍”，為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第五次反“圍剿”時，由於失去了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主持臨時中央工作的博古在軍事上又胡亂指揮，戰爭陷入危局。9月底，共產國際代表、德國人奧托·布勞恩(中國名李德、華夫)來到瑞金，以中革軍委顧問身份行使指揮權，積極推行“左”傾教條錯誤軍事路線，使得戰爭形勢越發嚴峻。看到紅軍連戰皆北，成千上萬的指戰員在毫無勝利把握的消耗戰中倒在前沿陣地上，賀敏學忍不住對李德的“短促突擊”戰術發表了不同看法。誰知，他的這些話馬上被上報，隨即，一場政治鬥爭便降臨到了賀敏學身上。他受批鬥的理由是：支持過“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創造者”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 不久，賀敏學被撤銷職務，調往中國工農紅軍大學(簡稱“紅大”)學習。 賀敏學被釋兵權，與王明路線的執行者意圖進一步削弱毛澤東在軍隊的影響有關，只不過他們沒有講得那么露骨，而是把賀敏學作為“鄧、毛、謝、古”線上的人。在此之前，毛、賀兩家的親人都連遭打擊。賀敏學的胞妹、時任瑞金縣委組織部長的賀怡，由於拒絕揭發丈夫毛澤覃的“反黨罪行”，繼毛澤覃被解除職務、送往中央蘇區北線偏遠地區協助基層工作後，也被免職送進了中央黨校，當作重點鬥爭對象，險被開除黨籍，幸有中央黨校副校長董必武力保。賀敏學年邁的父母也在挨整之列。他們在子女影響下，不惜傾家蕩產甘冒風險投身革命，可王明路線的執行者卻嫌他們成分不好，連勤雜工作也不讓他們乾。由於賀敏學不在中央和總部機關，所擔職務也不顯赫，平時又不顯山露水，暫時被那些當權者忽略，直到這次才被“收網”。相比之下，對他的清算已算較遲的了。
1934年2月，紅大校長何長工調離後，賀敏學的日子就更不好過了。在一些人的影響下，有些教員和學員動輒用白眼看他，挑他的刺。面對接二連三的打擊，賀敏學知道抗爭無用，索性埋頭教學。上課之餘，自己也補習文化，研究戰術。但後來，那些人連讓賀敏學當教員都不放心，害怕他在學員中散布不利言論，乾脆什麼工作都不讓他幹了。 此時，毛澤東一家已搬到瑞金城西的梅坑雲石山上居住，距紅大不遠，賀敏學不時前去看望。當賀子珍牽著3歲的小毛出來迎接時，賀敏學一下子興奮起來，抱起孩子就用鬍子扎他，逗得孩子咯咯直笑。這甥舅相聚的歡樂氣氛，也深深感染了賦閒的毛澤東。 在賀敏學與毛澤東談話時，天真活潑的小毛在兩個大人中間快樂地轉圈圈，使得這場談話一點也不沉悶。毛澤東關切地問起賀敏學的近況，而後緩緩地說：他們整你，是因為我，你是受了我的連累呀!許多老同志在談論或回憶賀敏學時，少不得要提到他歷經坎坷、屢遭磨難、不得其志的一面。此情此因，除了當時的歷史環境，與毛澤東確實有關。概而言之，是沾光少受累多。就把1928年至1934年作為一個橫斷面來說，這是賀敏學一生中工作調動最為頻繁之時，而每次調動幾乎都隨毛澤東的起落而起落。賀敏學跟毛澤東的姻親關係，被置於路線鬥爭的平台上，他就無法擺脫跟毛澤東有關的命運安排。由於賀敏學與毛澤東的特殊關係，就算毛澤東地位如日中天時，別人對賀敏學也難免有種距離感。所以不管賀敏學表現如何，能力多強，一些人都難以消弭這種距離感。重用你，是因為你確有能力，打仗有方，也適當照顧到毛澤東的面子；不重用你，是因為你有那種關係，跟你要保持一種距離，要跟你斗一斗，要跟你身後的人物暗中較勁，甚至可以明示：革命者就是不能“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我不重用他，還是為你避嫌，使你免授人以柄! 在送賀敏學下山時，面對眼前一排蒼勁有力的青松，毛澤東忽地止步，仰望片刻，才幽幽地吐出杜甫的詩句來：“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紅軍被迫進行長征。毛澤東、賀子珍和弟弟賀敏仁都在轉移人員之列，小毛跟隨部隊行動肯定是不行的，可交給誰好呢?賀子珍和奉命留在蘇區的兄長賀敏學商量，兩人一致認為，最好的辦法也只有托給妹妹賀怡了，因為她和毛澤覃也是留下來的人員。送走賀子珍後，賀敏學馬上到瑞金梅坑馬道口，向中央分局書記項英報到，參加中央軍區的籌組工作。
賀敏學從來不炫耀自己的經歷，妻子李立英還是從別人那裡了解到，丈夫竟是賀子珍的親哥哥
賀敏學胞弟賀敏仁在永新暴動失敗後因年紀尚小，先是寄養在舅母家，後一路躲過敵人的追殺，跑上了井岡山，追隨哥哥、姐姐參加革命，在紅軍中當了司號兵。紅軍長徵到達藏區毛兒蓋時，再三明令要嚴守民族政策。這時，有人報告說，賀敏仁違反紀律，擅自進入喇嘛廟，拿了廟裡的1000塊花邊(銀元)。賀敏仁所在的師部立即下令把他綁起來，要予以槍斃。賀敏仁否認拿錢之說，只承認肚子太餓，偷吃了供品。他懇求一位永新同鄉，替他傳口信給姐姐、姐夫，反映實情，救他一命。事情泄露後，更惹惱了部隊首長，認為應該維護紅軍鐵的紀律。當毛澤東指出要審清情況、緩期執行的電報到達時，人已經被槍斃了。關於賀敏仁的死，部隊曾經議論紛紛：有人說就是應該嚴肅軍紀、不徇私情，有人認為這是有意陷害、小題大做，以此來打擊毛澤東。其疑點是：一個健壯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塊銀元，小小年紀的賀敏仁，哪裡拿得走1000塊銀元?何況在他死後，隨身的物品就是一個小背包、一條小軍毯。在賀敏仁之前，賀家已有十幾位親屬為革命獻身，其中有賀敏學最小的胞妹貿仙圓，她在永新暴動中為獄中的賀敏學送情報，遭敵人剜眼慘死。賀敏學在掩護中央蘇區突圍以及此後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中，跟隨項英、陳毅，九死一生，數次負傷。落入敵人魔掌後，堅貞不屈，與叛徒龔楚作鬥爭；逃出牢籠後，歷盡艱辛，尋找組織。胞妹賀怡在殘酷的鬥爭中，也不遜色於兄長和參加長征的姐姐：她因叛徒出賣身陷囹圖後，為明心志，在獄中不惜吞金自殺。後來，中共中央以被俘的國民黨將領做交換，這才救出了奄奄一息的賀怡。國共第二次合作後，賀家親人共赴抗日戰場。賀敏學之父賀煥文不幸身染沉疴，病逝於贛南。上級考慮到賀煥文、溫吐秀夫婦為革命所作的無私奉獻，特批了100塊銀元，用作安葬費及溫吐秀今後的生活費用。但賀敏學、賀怡兄妹卻不事聲張，只為父親買了口棺木，把剩下的大多數錢交給了當地黨組織。直到1941年清明節，當地黨組織才了解到其中原委，乃為賀煥文立碑。新中國成立後，賀煥文被定為革命烈士。
在新四軍里，賀敏學歷任江南人民抗日義勇軍挺進縱隊參謀長、蘇北指揮部參謀處長、聯抗司令部參謀長、第一師特務團團長等職，立下了赫赫戰功。每到一個部隊，有的指戰員在得知他的背景後，私下裡難免議論紛紛：“聽說賀參謀長是老井岡，兩個妹妹，一個是毛主席的夫人，一個是毛主席胞弟的夫人。”“妹妹是主席夫人，賀參謀長不就成了國舅?” 賀敏學聽到指戰員把自己說成“國舅”，心裡感到很不舒暢，既誠懇又嚴肅地對那些知情者說：“你們可以叫我賀敏學同志，也可以叫我賀參謀長，我只是我，是一名普通的黨員，這裡沒有國舅。”賀敏學從不向部隊炫耀自己的資歷以及與毛澤東的關係，連妻子也不透露半句。他和新四軍女戰士李立英從戀愛到結婚，從未提及這段家事。直到一年半後，李立英才從別人那裡得知真相，不禁大吃一驚：賀子珍竟是賀敏學的妹妹!結婚這么長時間了，怎么從沒聽他提起呢?賀敏學回來後，李立英忍不住問及此事。賀敏學說：講這些有什麼意思呢?李立英明白丈夫的良苦用心，此後，在工作和生活中，凡是丈夫不願講的事，她一字不提，毛澤東在賀子珍出國到蘇聯後，仍然沒有抹去對賀家的情感。賀怡出獄到延安時，生命垂危，醫院怕有意外，做手術前要家屬簽字。毛澤東便代為簽字，指示要用最好的藥救治賀怡，並且每天都詢問手術情況，直到賀怕痊癒。賀敏學母親溫吐秀輾轉到延安後，身邊沒有親人，毛澤東便時為關照。老人病逝後，毛澤東出資為老人下葬。
建國後
挑起大上海防空重任
新中國建立之初，賀敏學先後擔任過山東軍區參謀長、蘇南軍區副司令員等職。1950年底，原本準備入朝抗美的賀敏學，被華東軍區司令員兼上海市長的陳毅留了下來，擔任華東軍區防空司令部司令員兼政委。陳毅向賀敏學等人交待任務：我們解放了上海，解放了華東，但只解放了領土，還未解放領空，只能算是解放了一半，沒有制空權，遭到敵人的空襲怎么生存?因此，你們得把天給我看好了，儘快取得制空權!華東防司成立前，已有上海防空司令部。後來根據分工，華東防司駐南京，主要負責上海之外的整個華東地區的防空。解放伊始，敵機對華東沿海頻繁空襲，但華東地區的防空力量相當薄弱，在蘇聯空軍來華援助時，不要說高射炮，就連高射機槍都缺少，而且這些較為先進的武器主要還得布防在上海周圍。防空是個新課題，也是大難題，賀敏學在此新領域既非“巧婦”，還面臨無米之炊的難題，但困難壓不倒他，他做出了許多積極有效的摸索，對防空部隊和武器作了較為合理的布防，主要擔任上海、南京、杭州、福州、廈門等繁華城市的防空任務。華東的防空力量雖陸續有所加強，但因條件所限，仍不能有力地防敵空襲。
1951年2月，華東防司在賀敏學率領下，奉令由南京遷駐上海，與上海防司合併為“華東軍區防空司令部兼上海防空司令部”，由賀敏學任司令員，郭化若兼任政治委員。4月18日，根據中央軍委電令，郭化若兼司令員和政治委員，賀敏學改任第一副司令員。郭化若一身數任，主要職務為華東軍區公安部隊(原淞滬警備部隊)司令員，因此防司實際上仍由賀敏學主持工作。6月23日，華東軍區司令部發布命令，由華東防司於6月28日組織全華東地區的防空部隊舉行一次實兵演習，以賀敏學為演習司令員。賀敏學心裡清楚，這次防空演習，實際上是檢查華東防司與上海防司合併後機關的指揮能力、部隊訓練水平和作戰能力。這是一次嚴峻的考驗，任務艱巨，準備時間短促，賀敏學立即高效地開展了工作。演習原定於6月28日上午進行，因天氣影響，改為29日下午進行。親臨現場、自始至終觀看了演習全過程的軍委防空軍司令員周士第，肯定演習是成功的，讚揚了華東軍區防司和各部隊的工作有很大成績。這次實兵演習，讓賀敏學的指揮水平上了一個層次，他的嚴格、認真和嚴於律己、愛護同志，給華東防空部隊廣大指戰員留下了深印象。
1952年8月，上級通知：賀敏學轉業地方，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建築工程部副部長。
上海建築業的開拓者
另開創上海的建築業，是一項既光榮又艱巨、複雜的任務，怎樣根據中央和華東局的決策，結合上海的現實狀況建設新上海?就在賀敏學和部長李人俊深思熟慮、構畫藍圖之際，傳來令人振奮的訊息：為了適應即將到來的全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需要，中央決定從全國範圍抽調8個正規師轉業為建築工程部隊。東方明珠上海的興衰，無疑將成為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晴雨表。因此，華東3個師的建築工程部隊，有兩個師(建築第五、第六師)開進上海，受華東建工部領導，承擔上海的基本建設任務。根據華東局決定，為了便於開展工作，這兩個師成立聯合司令部，賀敏學兼任司令員，李人俊兼任政委。他們肩負的任務是；指揮這支新組的不帶槍的建工部隊，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打一場讓市民們看得見的漂亮仗。兩個師開進上海，在江灣跑馬廳安營紮寨，正式掛牌成立聯合司令部後，賀敏學認為，當務之急是讓部隊指戰員迅速學習、掌握建築方面的知識和技術。為此，他親自主持制訂了一套部隊轉業學技術的整體計畫，召來建工部辦公室、教育處和聯合司令部有關人員開會，明確規定：辦公室負責照料部隊的生活，教育處負責部隊學技術、學管理的工作，責任落實到人；連以上的幹部主攻管理，分別學習工程設計、施工，會計、財務、翻樣等業務知識，每人學一種，其餘指戰員學手藝。為了鞏固部隊理論上學到的知識，並與實踐相結合，賀敏學提議，乾脆讓部隊邊學邊乾，在駐地建造一所學校。於是，這支放下槍炮後投身建築的部隊，首先承擔的工程是建上海歷史上第一所建築工程學校(取名建工部上海機械技工學校)。他們以建設這所學校作實驗，積累經驗，如砌牆，砌了推倒，再砌，再推，直到最滿意為止。賀敏學這個遠見之舉，既使部隊指戰員們得到實地鍛鍊，又為今後繼續培養建築技工提供了必要的場所。 工作展開後，賀敏學經常走街串巷，視察市容。他實地踏看的不是那些富麗堂皇的建築物，而是被戰火毀滅的廢墟，或是一些建築簡陋、年久失修的民房。他的足跡還親抵讓廣大市民苦不堪言的石庫門房子。賀敏學很快向華東軍政委員會，並向中央匯報了改造棚戶區、承建工人住宅的意見和方案。得到批准後，經集思廣益，決定分兩步實施對棚戶區的改造：第一步先在滬北曹陽區，規劃中國第一個工人新村，並藉此拉出一批有經驗的工程兵；第二步在市區鋪開60萬平方米新工房建設。 為加快棚戶區的改造，建設好工人住宅區，賀敏學從部隊中抽調一批工程兵，再招收一些閒散在社會上的失業建築工人，總計2萬餘人，組建成立上海工房工程處，由一位師政治部主任負責。 工程上馬前後，是賀敏學最忙的時候。除了每天批閱一大疊檔案外，還親自核算生產計畫、工程進度。他時常顧不上吃早點，而把牛奶帶到辦公室用開水燙了喝。白天在辦公室開會、到工地抓工程質量，晚上甚至深夜還要去工地掌握工程進度，以便明天研究解決問題。他沒有休息日，禮拜天妻子和岳母在家為他做好了午飯，但等到下午三四點鐘還不見人影，當他回家後，常常是中晚餐合為一餐吃。由於採納了吳世鶴等工程師借鑑蘇聯經驗提出的組織多工號大流水作業等建議，使工程得以高速進展。曹陽新村按期竣工，新式里弄房子、煤氣、坐便式水沖廁所，十分氣派。安排進來的第一批住戶是當時上海市評出的1002戶勞動模範。中國工人階級開天闢地住進了為自己建造的新村，譜寫了上海城市建設新的一頁。 在工作中，賀敏學細心實踐、積極向專家技術人員請教，慢慢就熟悉了建築工程的一些套套，有了一定的分析和套用能力，成天掛在他嘴邊的已不是軍事術語，而是混凝土、澆灌、密度等新名詞。
1953年初，華東建築工程部改為華東建築工程局，賀敏學以出色的工作成績受命擔任局長。他注重技術人才的培養和重用，當時全國只有寥寥幾個一級工程師，而華東建築工程局就有3位(吳世鶴、夏行時、錢康衡)。在賀敏學的開明領導下，他們都能在各自崗位上施展才華。吳世鶴擔任技術處處長後，賀敏學放手讓他在華東師範大學宿舍工程中推行平行流水作業法，提前一個半月完成了施工任務。 1953年下半年，賀敏學指揮建工部隊分別在市區多處住宅基地鋪開60萬平方米新工房建設。隨著甘泉、控江、日暉、宜川等住宅小區迅速崛起，又解決了2．5萬戶工人住房。這一壯舉，不但在上海各界引起轟動，全國和世界也為之矚目。一時間，上海大面積建築工人新村、中國工人所享有的主人翁地位等訊息，成為國內外報刊電台報導中國經濟復甦的熱門話題。上海充滿了蓬勃生機和青春活力。 1953年底，中央決定在上海舉辦一次以蘇聯經濟和文化建設成就為主題的大型展覽，並造一幢與之相適應的展覽館。展覽館占地2．5萬平方米，建築面積5．4萬平方米，是當時上海最大的工程。賀敏學親自兼任工程建設委員會主任。施工期間，經歷了連續2個月的雨季、8——9級左右的颱風，以及幾十年難遇的潮汛和零下10℃的嚴寒。但在賀敏學的領導下，中蘇兩國建築工程師及工人們克服重重困難，堅守崗位。在這中間，不時會碰到一些卡殼的技術問題。匯報到賀敏學那裡後，他採取民眾路線，召開“諸葛亮會議”研究對策。當工程進行到吊裝大廈屋頂鎦金塔時，沒有大吊車，45米高空無路可攀。該如何施工呢?方案～個個報上來後，又一個個被否定了。面對這一棘手難題，賀敏學發動廣大施工員開動腦筋，知難而進。最終，他拍板決定採納老師傅們提出的“槓桿起吊原理”方案，即用卷揚機起吊安裝。對這種聞所未聞的安裝辦法，蘇聯專家持懷疑態度，但賀敏學完全信賴上海建築工人的智慧與技能。 在鎦金塔施工的關鍵日子裡，賀敏學親臨第一線坐鎮指揮，三天三夜不離現場，實在困了就伏在桌上小憩片刻。在他的帶動下，全體施工人員齊心合力拿下了這個被蘇聯專家稱之為奇蹟的難題。 賀敏學指揮建工部隊歷時10個月的風雨，終於在1954年底安全、高效地拿下了這個工程。整幢建築外觀風格獨特，氣勢宏偉，室內外運用了大量俄羅斯風格的裝飾構件及黃金等貴重材料，所有的屋頂、牆壁、柱子和地板都或雕或鑲上了各種各樣繁複精美的花紋，水磨石子地坪上則繪著紅色和綠色的花卉，令人嘆為觀止。以序館為例，8根八角形巨柱撐起半球形的巨型穹頂，直貫四層樓高，不僅氣勢令人瞠目結舌，而且造型美輪美奐，其湖綠色的圓拱上嵌滿金色花紋裝飾，工藝精緻的程度難以用筆墨描繪。連蘇聯專家都讚不絕口，稱其為典型的俄羅斯巴洛克式建築。工程的最亮點，莫過於主塔上45米高流光溢彩的鎦金金頂，以及離地面110米高高聳立的一顆直徑4．2米的紅五星。民間有關製作這個金星用去多少金箔的傳說不少，讓人津津樂道的還有，它和國際飯店、楊樹浦發電廠的煙囪成為上海有名的3個制高點。當時，上海建築界有個不成文的規定：所有樓宇的建造高度，不能超過這顆熠熠閃耀的金星。 工程正式交付使用後，被命名為“中蘇友好大廈”，當年就榮膺國家優質工程。此後，這幢宮殿式建築以其完美的構思、獨特的造型、複雜的工藝而譽滿全國，成了上海市中心一個著名的人文景點。
賀敏學在指揮承建中蘇友好大廈時，蘇聯為援建中國156個項目派出大批專家來華。當時國內高級旅館甚少，上海的國際飯店和滄州飯店雖頗有名氣，但國際飯店外牆裂縫，滄州飯店房間小設施差，都必須修建。任務下給華東建築工程局後，賀敏學親自落實隊伍，抓好質量和進度。在修滄州飯店時，因沒有原來的結構圖，時間又緊，施工無從下手。於是，一支支隊伍開進來，看了看，搖搖頭，又一支支開走了。飯店不能按時營業，蘇聯專家住不進來，國家經濟建設就要受耽誤。賀敏學急切之間，調來一支曾跟隨自己轉戰南北的團，以下軍令的口氣對團領導說： “限你們四個月內完成任務!”團領導咬咬牙接下任務後，向部隊下了死命令，並身體力行沒日沒夜地撲在工地上乾。建築部隊把滄州飯店敲得只剩下一個殼子，在這基礎上進行翻修，難度可想而知，但人心齊泰山移，結果硬是把這硬骨頭給啃下了，內部裝修和設施都達到較高水準，為蘇聯專家提供了理想的生活居住環境。
1954年9月1日，華東建築工程局改隸中央建工部領導，定名中央人民政府建築工程部華東工程管理總局，仍以賀敏學為局長，主持擔負上海地區重點工業建設任務及支援國家重點建設。 中共中央發出限期3年完成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的建廠任務後，中央建工部負責全面承擔工程施工。賀敏學顧全大局，部里要人給人，要物給物，全力配合部里拿下這個大型重點工程。就連吳世鶴這樣被他視為寶貝的專家，他也同意調到長春一汽擔任總工程師，並把建五師全建制地調往北國。對部里的決定，賀敏學不但沒有討價還價，還積極做好其他同志的思想工作。 為了開創上海建築大業，賀敏學數年來嘔心瀝血，建樹出眾。從1952年至1955年初，上海城市建設發生了巨大變化，國民經濟開始走上正常軌道。在賀敏學領導下，一支支強大的施工隊伍嶄露頭角，一座座工人新村如雨後春筍在各區閃亮登場，龍華、虹橋、江灣三個機場改建投入使用，上鋼一廠建設投產，閔行三大工廠興建，工業區逐漸形成……上海在第一個五年計畫中，就出現了巨大變化。在這個巨大變化中，處處都留下了賀敏學的足跡，每個工地都凝聚了他的心血，每座建築物都有他流下的辛勤汗水。幾十年過去了，上海人民一直在懷念他們的賀司令、賀部長，上海工人階級更沒有忘記解放後開創上海建築事業的賀元老。1988年4月，上海建築界還特派代表專程到福建，向賀敏學贈送了一幅“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字軸，表達了上海建築工人對他的深切思念和問候。上海《建工報》還稱他是“開創上海建築業的元老”。
為國家“一五”計畫添新功
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畫(1953—1957)出台後，蘇聯政府根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派出一批專家來華工作，幫助建設一批以軍事為核心的大型工業企業，時稱“156項工程”，其中安排在陝西省的有24項，陝西一時成為國家重點建設的戰略後方基地。為了適應這一戰略形勢，中央決定組建一支強大的工程建設隊伍，周恩來特別指示要有一個過得硬的領導班子。當時，在建工部直屬的幾大建工局中，華東的力量最強，因此中央決定，將華東建工局大部分施工力量遷陝，與西北建工局合組成立建工部西安工程管理局，並由賀敏學赴西安負責組建工作。賀敏學對組織決定，向來不講價錢、不打折扣，接令後，即於1954年9月帶了一批處長和技術人員親赴西安打前站。火車行駛到徐州，大雨滂沱，山洪暴發，路基塌方。正是午夜時分，一行人被困在徐州，又冷又飢。賀敏學表現出老將軍的鎮定自若，帶手下人員蹲在矮小的民房屋檐下硬挺到天亮。他和大家同甘共苦，照喝黑糊糊的粥水充飢，誰也看不出他是首長。當時從上海到西安火車要走40多個小時，兩天后到達西安，迎面撲來的是大西北的浩浩風沙。12日晚，西北建工局舉行招待會歡迎賀敏學等人，西北局書記馬文瑞、中央建工部副部長萬里等應邀出席。隨後，賀敏學在西北建工局局長楊林陪同下，席不暇暖，風塵僕僕地開展摸底調查，了解情況。 國慶節一過，賀敏學在上海主持召開全局動員大會。在教育處長介紹了西安情況、總局副局長張文濤作了動員報告後，賀敏學說：國家需要我們，這是我們的光榮，支援大西北建設，是義不容辭的任務。西安我看不錯，新辦公樓蓋得比這邊還好，像個大皇宮，旁邊還有和平電影院。大家想好了，這是幹革命，不是臨時的過家家，要有長期甚至在西安安家的準備，不要哭鼻子鬧回家。好兒女志在四方，希望我們在西安見。我是決定了，把老婆孩子也一塊帶上。
賀敏學領導帶頭，大家自是踴躍報名，場面十分熱烈。11月，第一批人員就先行上路了。賀敏學暫留上海押陣，組織後續人馬。在他的催促和組織下，兩萬多名職工加上家屬子女陸續出發，悉由專列運送。1955年1月5日，賀敏學率以局機關為主的隊伍坐上了奔赴西安的專列。跟隨他去西安的局機關有運輸公司 (也叫運輸處，擁有幾百輛汽車和自己的鐵路專運線)、材料公司(對外稱材料處)、計畫處、財務處、契約預算處等，設備和建築機械也隨同帶著。他還把局裡僅剩的兩個一級工程師夏行時、錢康衡帶上了。本可以坐飛機的賀敏學，卻時刻都願和普通幹部們打成一片，於是和大家一道坐上火車。這支來自華東的建築大軍，受到了陝西和西安各界的隆重歡迎，每趟專列到站，省市領導都親自迎候，並妥善安排好乾部職工的住宿生活。賀敏學離開上海不久，後續部隊卻被卡住了，不讓到西安去了，說是華東也還要建設。華東數萬幹部職工，技術力量強，來西安後先到韓森寨紮營，承擔6個軍工項目的任務。根據中央指示，4個師3萬多人的建築部隊先後來到西安。除黃欣率領的從上海遷來的建六師，還有西北建三師(師長張占榮，政委吳松)，由廣東茂名調來的建四師(師長張孟雲)，由武漢調來的建七師(師長杜廉、政委冷裕光)。10月，中央建工部又把天津市的第六建築公司調來，次年2月又把二機部西安辦事處從南京、武漢新招來的4000多名工人也撥歸總局麾下。為了加強這支建築大軍的建設，組織上還把一批文化素質較高、年齡較輕的地委書記、副專員、縣委書記從華東等地調來，充實到西安工程管理局當處長，支援大西北建設。 包括家屬在內上10萬人的建設大軍雲集西安，連棲身之處都沒有，只能住在臨時搭建的工棚里，有的部隊索性住在古城牆箭樓上、古城門洞裡。蓋房子的人無房住，這倒也是常事，可當時他們面對的還常是缺水少電、電話不靈、馬路不平的三無之地。賀敏學在上海住的是三層小洋房，到西安後，他和大夥同甘共苦，住在西七路68號乾打壘的簡易平房裡，在這裡部署和指揮他的10萬建築大軍作戰。
該如何領導這支剛組建的新型部隊，把它鍛造為國家一支有力的產業大軍?作為實際主持工作的局領導，賀敏學在總局召開的師團以上幹部會上，言簡意賅、語重心長地說：我們來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為實現第一個五年計畫、完成大規模的國防建設這個共同目標走到一起來了；在這個新的集體裡，團結是搞好各項工作的基礎。為此，我希望各級領導幹部要率先垂範，上上下下團結一致，擰成一股繩，同甘共苦，艱苦奮鬥，自覺遵守紀律，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完成不了的任務! 接下來，賀敏學和局領導開始編制機關處室和組建施工隊伍，組織各公司按國家“一五”計畫大綱，投入24項重點工程、包括附屬工程共130多項工程的施工。隨著他的令旗指向，各公司分別在西安的邊家村、胡家廟、窯村機場及閻良、三原、興平、戶縣、鹹陽、寶雞等地，建了基地。一支10萬人的“雜牌”大軍，在短時間內就能組建完畢，而且投入戰鬥，充分顯示了賀敏學卓越的指揮才能。指揮部和機關稍微安頓好後，賀敏學就輕車簡從，下到各部隊看望指戰員，鼓勵大家克服困難，自力更生，用自己的雙手搞好國防建設，並建設美好的家園。他還挨家挨戶訪問從上海來的職工與家屬，詢問他們的生活及子女安排情況，並叮囑身邊工作人員，詳細記錄每家每戶提的困難和問題，責成有關部門限期解決。他還叮囑華東來的幹部職工，一定要克服困難，和北方同志搞好團結，在生活上不能超過北方同志的標準。後來，西安方面為照顧華東幹部職工水土不服，儘可能多供應大米。西北的水寶貴如油，楊林卻對後勤部門說：南方人每天要洗腳，你們不要扣人家的水。
1955年3月，西安工程管理局奉令更名為建築工程部西北工程管理總局(簡稱西管總局)，仍駐西安。4月1日，依據國務院、國防部令，中國人民解放軍建築工程第三師、四師、六師、七師集體轉業改組為企業組織，撤銷部隊番號。在此之前，賀敏學已根據上級的安排，有步驟地主持完成對這支大軍的改造：起初仍按部隊陸軍供給標準供應，而後逐步脫下軍裝，第一步交了槍枝，第二步摘下帽徽胸章，第三步轉業，完全歸屬地方。由於講究方法，措施到位，沒有引起大的波動，雖然他和許多指戰員一樣，從心底里並不願意脫下軍裝。舊中國陝西的建築業基礎薄弱，設施落後，西管總局又新組建不久，各級領導及廣大職工多為部隊轉業和新招人員，對建築業十分生疏。為了適應新中國大規模經濟建設任務的要求，賀敏學倡導大家一切從頭學起。他作為企業行政首長，帶頭學習，細心摸索。1955年秋，建工部派遣多洛普切夫常駐西管總局，另一位蘇聯建築工程專家普契柯夫斯基常駐總局西北二公司。蘇聯專家的駐局，成為賀敏學和廣大幹部就近請教的良師益友。仿照蘇聯的做法，總局的工程指揮系統，採用無線電調度指揮，總局下設總調度室，大的工地都裝上電話。賀敏學親自擔任總調度長，每天通過調度電話檢查工程的進度。每周至少召開一次調度會(即電話會議)，每旬開生產匯報會，督促下面按調度命令完成日進度。賀敏學主持的會議，高效緊湊，簡短不囉嗦。賀敏學把這些重點工程視為“國家命根子工程”，在他的嚴加督促下，各施工單位的師團級經理們，接到任務如同接到作戰命令，親自蹲在工地上抓日進度，抓工程質量。儘管如此，他們每到總局開會，仍不免提心弔膽，生怕遇到延誤工期情況出現，被蘇聯專家批評，面子上不好看，更怕“老頭子”發脾氣，來個“當場撤換前線指揮官”。賀敏學對任務抓得嚴，哪個公司哪個單位先提前完成任務報喜，他立刻致信勉勵。在賀敏學的指揮與帶動下，全局上下緊密團結，目標一致，那就是確保國家重點工程的如期完工。西管總局的主要施工地西安、鹹陽，由於城市開發較早，歷代建都，墓葬普遍，密度大，又因隨著歲月的流逝，大孔性土丘地質發生變化，形成“墓疊墓”的地下立體墓群，因此，施工中碰到的難題層出不窮，不僅處理土方量大，而且如何處理地下古墓群還成了最大的技術難題。1955年隨著西安、鹹陽地區基本建設大規模展開，賀敏學組織西管總局和西北工業建築設計院等單位的專家，對墓葬問題進行調查研究。這次行動，促進了有關設計與施工單位對墓葬問題開展探索，在探測與處理方法上都有了相當改進。賀敏學和工作組在總結各單位施工經驗的基礎上，遍訪當地民眾，翻閱從西安圖書館借來的大批有關地質學、土壤學書籍，啟發思路。他們還請來了各個公司的總工程師、技術人員、老工人反覆座談論證。在集中民眾智慧的基礎上，工作組提出了墓葬的探查、處理和施工方法，編寫出《西安大孔土地區建築基地墓葬探測與地基處理意見》 ，這套獨特的帶有學術價值、行之有效的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蘇聯專家開始認為賀敏學是井岡山下來的老革命，在技術領域只能是土包子，但在處理大孔性土壤古墓群地基本問題上，賀敏學經過幾個回合與蘇聯專家探討論證，實踐證明蘇聯的洋辦法不靈，而他組織中國專家搞的方案，成功地解決了這個棘手的疑難雜症。在事實面前，多洛普切夫不得不說：“賀局長走民眾路線，搞出來的土洋結合的施工方案過得硬。”他還翹起大拇指：“賀局長有辦法，能打仗，又能搞建築，我看可以到莫斯科當工程管理局局長，可以做第二個巴特曼洛夫(註：蘇聯小說《遠離莫斯科的地方》中蘇聯西伯利亞石油管理局局長)。”普契柯夫斯基也很服氣：“在中國人手裡沒有完不成的事。” 通過這一成功的實踐，賀敏學講了他的體會。他說：建築是一門綜合性學科，既包含工程技術也包含藝術，但不神秘，核心的問題是要尊重知識，尊重科學，學好管理，掌握科學，才能取勝，才能把工作做好。
賀敏學尊重科學，尊重知識，更尊重人才。當時，全局只有4輛小汽車(華東建築局從上海遷來2部，西安2部)。賀敏學的專車還是他任職華東防司司令員時所配，一輛車留給局裡作工作用車，他指示給管生產的副局長汪勝文配專車，另一輛配給總工程師夏行時和副總工程師錢康衡。他對技術人員的厚愛由此可見。正因為賀敏學的厚愛，技術幹部在西管總局有職有權，心情舒暢。
20世紀50年代中期，國家首次實行給幹部定級。當時上級給賀敏學定的是行政7級(正部長級)。賀敏學卻要了個8級(副部長級)，說我這裡很多同志的級別偏低，我調低一級，可以調高好幾個一般幹部，這樣更有利於調動幹部的積極性。後來，中央組織部還追問：為什麼沒給賀敏學評7級? 1958年5月，在成都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作出了“關於工業企業下放的幾項決定”，決定將中央直屬的建築企業下放，以發揮地方的積極性。此前，賀敏學領導的西管總局麾下10萬建築大軍，業已提前完成中央交辦的建設任務。根據中央建工部部長劉秀峰的提議，國務院同意將西管總局各工程公司基本各歸原防，作為建築種子，播散全國各地，幫助並帶動各地的基本建設大業。中央建工部委託賀敏學代表部里處理總局撤銷有關事宜。賀敏學積極落實中央決定。當初組建西管總局是他，如今解散撤銷也是他來主持。聽到這支強有力的建築大軍要解散，全國各地紛紛來要人要物，起初定下的“各歸原防”已經不可能了。賀敏學站在國家利益上，作出決定：西北一公司調廣東茂名支援重點建設，西北三公司分成兩支分別調往浙江省和福建省；西北六公司調回華北，西北二、四、五公司和所屬建築安裝企業下放陝西省，另將一部分雄厚力量調到部里。
心血澆鑄福建工業發展里程碑
在西管總局撤銷後，原定賀敏學就任建工部第一副部長。他到北京還沒正式上任，負責組織工作的老戰友宋任窮會見了他，以徵詢的口氣道：你的工作能否變動一下?邊說邊遞過一封信，是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省長葉飛寫的，請求中央調賀敏學到福建省擔任副省長，主管全省建設。賀敏學明白了，今天宋任窮是出面做自己的工作來的。宋任窮語氣溫和：你也知道，主席的“論十大關係”明確提出要大力發展沿海工業經濟，現在福建準備大搞工業，你懂軍事，會打仗，又有建設經驗，到福建前線大有用武之地。當然，你有不同想法，也可以向組織上提出來，我們會慎重考慮，尊重你的意見。賀敏學笑道：我好似一個要出嫁的姑娘，葉家要娶我，你在中間作媒。你是井岡山的老戰友，他是新四軍的老上級，我還有什麼好說的。 賀敏學是在1958年那場舉世聞名的“八二三”炮戰後不久來到福建的。此時，由西管總局分配到全國各地的建築隊伍都基本到位。其中，分配到福建的是原建築工程三公司，加寶雞工程處，還選調了100名工程師，總計1萬餘人，在原西管總局副局長黃欣帶領下，分乘多輛專列赴閩，組成福建省建築工程第一公司。 賀敏學到任後，葉飛同他暢談了省情：福建的工業相當落後，國防建設、發展農業林業和改善人民生活都受到影響，造成落後的原因，一是解放前就落後，二是解放後福建一直被當作國防前線。今後不能這么搞下去，要搞建設，得注意工業問題。他還告訴賀敏學、毛澤東和許多中央領導都表示支持福建搞些必要的工業。 賀敏學問：海峽兩岸還處於炮戰中，如何建設呢? 葉飛說：不要怕打破罈罈罐罐，既要保衛祖國，又要建設福建，儘快結束福建工業落後的狀況。賀敏學看出了葉飛的決心，信心也就更足了。10月初，福建省委在龍巖召開工作會議。為了讓賀敏學了解情況，葉飛親自帶他提前幾天出發，一路考察省情。這次沿線考察和討論工業問題的省委工作會議，使賀敏學對福建的省情有了初步的認識。隨後，賀敏學廣泛聽取意見，通過開調查會、找幹部談話、查閱檔案資料等方法，掌握到了更為詳細的資料和數據，並開始精心構想、勾畫建設福建的宏偉藍圖。剛上馬的三明工業基地任務艱巨，基建任務繁重。11月，賀敏學親率一支短小精悍的工作班子趕赴三明，著手組織施工前期工作。賀敏學一下車，便深入工地看望奮戰在第一線的建築工人。儘管他對三明的艱苦做了大膽的想像，現實仍出乎意料：工人們住的是荒郊爛泥土上的茅草屋，連擋風的門都沒有，一到夜裡，狂風從門洞裡呼嘯湧進，下雨時更苦了，人人都成了落湯雞，而所謂的廠房，竟只是幾根柱子；三明滿目荒山，雜草叢生，墳塋遍地，沒水沒電沒住所，到處是牛糞和雞屎，不僅蒼蠅蚊子多，老蛇也時常可見。賀敏學鼓勵大家做光榮的開拓者，在三明建起福建的烏拉爾(指蘇聯戰後建設的工業基地)，結束福建手無寸鐵的歷史，在福建工業發展史上建造一座光輝的里程碑。 年過半百的賀敏學，白天下現場，晚上開會研究，連續工作40多天，為這個新興工業城市，也為福建省新的工業基地鑄造雛形。一天在工地上突遭雨淋，加上連續作戰，疲憊至極，在第二天的匯報會上，精神不振，眼睛似睜非睜，不時用手托頭。秘書孫海林見後，感到奇怪：以前賀老開會上班都是精精神神的，從不打瞌睡，今天怎么了?他忙給他遞過熱毛巾，走近一看，卻發現他的臉燒得紅紅的。與會人員紛紛勸他休息，他仍堅持聽完匯報並對問題作出決定後才躺到床上，其時高燒已達39．6度。
創業之初的三明衛生條件差，疾病蔓延快，已出現腦膜炎疫情，而工地上僅有一所30張病床的小醫院，完全不能適應需要。賀敏學經過連續打針吃藥，3天后高燒是退了，體質卻很虛弱，不時咳嗽。他卻不當一回事，又拖著虛弱的身體，投身緊張的工作，不是叫人來匯報，就是往第一線跑。賀敏學當年在華野十二師的老搭檔伍洪祥，此時任福建省委書記處書記，受省委委派兼三明公社黨委第一書記，主管三明工業基地工作，與賀敏學又開始了並肩戰鬥。回憶這段往事，伍洪祥對筆者說： “三明工業基地建設，賀老是有功的，沒有他率的建築隊伍不行。可以說，他的到來，解了葉飛和省委的燃眉之急。”他在回憶錄中亦云：“(三明工業基地)建築施工的骨幹隊伍是從大西北調來的一支工程隊，負責安裝的則是福建冶金電機安裝公司。調這兩支隊伍應歸功於賀敏學，是他親自帶這兩支隊伍參加三明工業緘建設，做出了特殊貢獻。”
1958年12月，三明鋼鐵廠一期工程的土建部分宣告完成，開始安裝調試。葉飛聞訊，很是興奮，提出：三明鋼鐵廠於元旦出鋼，來個開門紅。 三鋼等廠礦企業要早日上馬，必須解決水的問題。水廠是最先投建的項目之一，承建水廠的省建一公司也是賀敏學手下的部隊，幹部和工人18天就建成了水廠廠房。沒有鋪設水管的鋼管，工人們硬是用木片箍製成大水管，鋪通三鋼、三化的供水道。一次發洪水，水勢兇猛，水廠的主水泵房淹沒淤塞。情況危急，廣大幹部職工為了清除淤積的泥沙，不顧生命危險，頂住洪水游進泵房中，一桶一桶地把泥沙排出。水勢減弱只淹到人們的脖頸時，大家就排成隊進入泵房排疏淤泥，參加搶險的人都變成了泥猴。經過幾晝夜的連續奮戰，終於清除了泵房淤泥，保證了工廠用水。
1959年元旦深夜，三明水廠開始向三鋼供水。1月2日24時，三明鋼鐵廠一號轉爐煉出了紅彤彤的第一爐鋼水，結束了福建不產鋼的歷史。繼三明工業基地後，賀敏學所作關於南平、廈門地區工業、基建工作的調查報告，為省委、省人委決策提供了科學參考。對省會福州的建設，賀敏學也傾注了無窮心血。50年代的福州狀況是：道路不平，街道狹小，樓房低矮破舊，通訊不暢。針對這些落後情況，賀敏學幾經斟酌，胸有藍圖，決定在福州搞幾個像樣的建築：在東街口建郵電大樓，拓寬五一路，興建華僑大廈等高層建築。賀敏學如此動議，有人歡呼，也出現了不同意見，甚至有人明確反對，說華僑大廈、郵電大樓太奢侈了，賀敏學好大喜功，這些工程勞民傷財、不適合福建前線的情況。賀敏學據理而爭，力排眾議，並主動做不同意見者的工作：搞基本建設，眼光要長遠一些，不能老是近視眼，要看到今後30年的發展前景，要為後人造福。西安的人行道、非機動車道，比我們現在的公路都要寬，我們再把路弄得小家子氣，會被人家笑話的!至於搞高層建築，既能節約寶貴的土地，又可適應時代的要求，何樂不為? 由於賀敏學的極力主張，並得到葉飛等主要領導的支持，這些工程終於得以上馬。但五一路在具體施工時，在省里持不同意見的某領導指使下，道路兩邊起碼被削減了3米，其理由是，福州不到70萬人，哪裡需要這么寬的馬路。 對五一路上的建築物，賀敏學的規定是；主要是建高層建築，不上10層不能建。但在執行中也被人給修改了。在事關百年大計、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工程建設上，賀敏學認真負責，精益求精。他虛心聽取專家和民眾意見，極大地發揮各方的智慧與力量。建郵電大樓時，工程師們設計好圖紙後，賀敏學審查時感到不夠完美，有修改的必要。但他不武斷，先找來專家、工程師、技術人員現場辦公。他指著圖紙說：5層樓太低，我們要用發展的眼光看事物，最少也應建8層，蓋幾年又拆，勞民傷財吶!大廳里搞雙排9根大圓柱，省事是省事，缺點卻很多，一占面積，二不美觀，三是民眾進入廳堂不僅碰碰撞撞，而且影響視線。你們能不能用另外的辦法，用什麼力量來撐住大廈? 限於當時的技術，沒有柱子到底也不行。賀敏學聽取匯報後，幾經斟酌，提出修改意見：取消雙排9根大圓柱，改用3根17毫米螺鏇鋼筋橫樑，樓面木板改鋼筋水泥，廳堂兩側放木製靠椅。這樣，人多時也不會擁擠，一些人辦業務，一些人則可坐下休息。對郵電大樓直、橫遮陽板問題，賀敏學堅持要搞橫的，理由是：怕樓門玻璃破了，掉下來壓傷行人。在場的幾位領導及工程技術人員，都認為賀敏學所提修改方案可取，一致同意採納了他的意見。 新的設計方案由集體決策定案，開工之後，賀敏學經常親來現場，號召大家群策群力，拿出第一流的建築作品向福建人民匯報。福州郵電大樓落成，名噪八閩，國家建工部和郵電部都稱讚不已。它不僅是福州也是福建最高的建築，還是最漂亮的新建築。經40多年的風雨，郵電大樓至今仍完好無損，其質量仍然是福州市城建第一流的。但在當時，賀敏學的超前意識卻為一些人不理解，以致在為娃娃們蓋福建省最好的中學——福州一中時，他主持制定的方案遭到擱淺。學校建成後，賀敏學頓足嘆息：太小家子氣了，照我們的方案，要宏偉可觀實用好幾倍! 宋任窮對井岡山老戰友賀敏學在建國後的工作評價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去，創造性地工作，成績顯著，有口皆碑”。
是魂歸井岡
八旬高齡的賀敏學不顧年邁體弱，堅持工作。雖然經常咳嗽，痰中還偶爾帶有血絲，可他毫不在意，吃點藥後又去參加各種會議，討論問題，為改革開放出謀劃策。1985年的一次體檢，發現賀敏學得了癌症。他並沒有什麼思想負擔，還豁達地對妻子和孩子們說：我希望趁著腦子還不糊塗，為國家和福建的經濟騰飛多出些力，再做點事，希望你們不要阻攔我，否則讓我躺在床上不動，即使多活幾年我也不乾。1986年，全國政協在北京召開會議。賀敏學因病體初愈，大家都勸他別去。他卻發了脾氣，說就是進八寶山我也要去，這個會一定要參加。就在會議中途，他肺部疼痛，身體發高燒。被送進醫院，病情稍有好轉即回福建繼續治療。福建省委、省政府對賀敏學的病情十分關心，組成專門醫療小組精心治療、護理。為了他休息和治療方便，省委還專門請他在溫泉賓館11號樓居住。省委書記陳光毅、省長王兆國多次前往看望，指示醫護人員想方設法，全力治好病。雖然醫生報過病危，但賀敏學卻又奇蹟般地從鬼門關抽身出來了。
大病初癒感到來日無多的賀敏學，最放心不下的事情之一，是關於自己所謂的歷史不清問題。8月間，他從伍洪祥那裡得知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陳丕顯回到了福建，馬上提出要見他。陳丕顯親切會見了這位三年游擊戰爭時期的老戰友和他的妻子。賀敏學一見面就說：阿丕，韓XX、XXX講我有歷史問題，長期懷疑我的歷史，卻又不把組織結論和我見面，這問題搞不清楚我死不瞑目!賀敏學提及的兩人都是福建省委的前主要領導，陳丕顯見賀敏學帶病談“問題”，而且語氣很重，吃驚道：他們講你究竟哪一段有問題?賀敏學生氣地說：還不是說我在贛南時被捕過，叛徒龔楚沒有殺我!陳丕顯聽後，說：這個問題不是已經搞清楚了嘛!我當時是負責南雄這塊的，你出來後，找到了我，又找過項英，組織上對你進行了審核考察，清楚你的歷史，對你也是信任的，他們怎么冒出這個事情來?!一旁的伍洪祥知道賀敏學解放後，特別是宋福建後所受的各種委屈，對陳丕顯說：丕顯同志當初作個正式結論就好了，還差點讓它成了無頭案。陳丕顯為這兩位福建省委前領導人對賀敏學瞎猜測亂懷疑之行為心頭有氣，也為當初自己在賀敏學出獄後沒把結論做徹底而滿懷內疚之情，他向賀敏學所受的冤枉表示了深深的歉意。陳丕顯的表態清楚後，賀敏學始知這兩位黨內同志這些年來對自己背後搞的鬼，他極其氣憤地對妻子李立英講：他們先死我不送花圈，我先死，也絕對不給他們發訃告，不要他們的花圈！
不久，賀敏學在溫泉賓館迎來了生日，省委給他送來了壽桃和蛋糕，許多老同志紛紛前來到賓館慶賀，陳丕顯在伍洪祥、尹峰夫婦的陪同下，也到賓館看他來了。
1987年，全國政協在北京召開六屆五次會議。賀敏學抱病與會，回到福州後再次病倒。見父親臥床數月不起，終日陪伴在身邊的只有母親，女兒汪洋很揪心，想把父親的病情告訴哥哥姐姐，賀敏學堅決不讓告訴，而要他們在外安心工作。漣組織上都看不下去了，到8月賀敏學過生日時，組織出面把他們叫到福州來。賀敏學知道後，還堅持要自己出路費，不讓增加組織的負擔。
1988年春節，賀敏學堅持參加了省委在梅峰賓館召開的團拜會，不慎感冒，隨後又病倒了。3月6日，政協六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召開第十七次會議，賀敏學因病重未能出席，還專門交待家人要替他請假。在這次會上，他作為特別邀請人士，繼續當選為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接到通知後，他氣喘吁吁說：謝謝組織和大家的信任，但我已不能工作了，還是把名額讓給別人吧。賀敏學生病後，除了女兒女婿，妹妹賀子珍、賀怡的孩子們也紛紛前來看舅父。在他們的心目中，媽媽死後，舅舅就是世界上最親的人。賀敏學為見到孩子們而高興，同時叮囑他們不要為了前來看他，而耽誤了工作。就連在福州工作的女兒賀汪洋，也受父命堅守在工作崗位上，只有在每天晚上和星期天來父親病床盡孝。2月28日早上，從北京趕來的外甥賀麓成，向舅舅談起了1987年的井岡山之旅——看到了姨媽賀子珍的塑像，看了舅舅在井岡山的革命史料展覽。他靜靜地聽著，當賀麓成談到袁文才、王佐時，躺在床上的他忽然舉起了雙拳，說：“袁文才很相信我，聽我的，所以我和袁文才在一起。王佐會武打，我從國小過武打，他打不過我。”談到賀家一門中有10多位親人為革命獻身，賀敏學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淚，對外甥說：“你們好好地為國家作貢獻，加強學習，鑽研業務，不要做半瓶子水的人，你們工作有成績，我就死而瞑目了!”4月26日，在親人們的守候中，賀敏學在福州鼓山療養院安詳地閉上了眼睛，終年84歲。5月8日上午，福建省委、省政府在西湖賓館禮堂為賀敏學舉行隆重的追悼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葉飛的輓聯最是引人注目，其云：“上井岡赴疆場初顯英雄本色；逢浩劫處逆境更見烈士高風。”
1989年4月26日，賀敏學逝世一周年忌日，按照他的生前意願，他的骨灰由夫人李立英，女兒小平、汪洋，外甥賀麓成、賀春生等親屬護送安放在肅穆、莊嚴、雄偉的井岡山革命烈士陵園。
人物評價
在長期鬥爭環境極端複雜的戰爭年代，他身經百戰，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不畏艱難，英勇頑強，多謀善斷，屢立戰功，贏得了下屬的擁戴，同級的敬重，上級的信任。他曾7次負重傷，臨終前還有兩顆子彈在身上沒有取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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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敏學傳奇
目錄
第一章 贛水蒼茫
1.恰同學少年，漸趨中落的家道
2.輟學習開上，闖蕩世界
3.一家人都成了革命者
4.獄中密謀暴動，滿門忠烈貫長虹
第二章井岡幟赤
1.“山大王”
2.為毛澤東和袁文才、王佐穿針引線
3.奉命改造袁、王部隊
4.熊熊燃懂的火炬，波瀾起伏的情感
5.永新因敵·抬炮上黃洋界
6.親痛仇快的連界恩怨
第三章沙場馳騁
1.一年中三次受傷
2.猝然而發的“富田事變”
3.血火中帶出一支出色勁旅
4.受妹夫毛澤東連累被釋兵權
第四章留下來的人們
1.突圍路上
2.長嶺會議·第五次負傷
3.臨危受命·“圍剿”與反“圍剿”戰猶酣
4.堡壘內部危機·生死關頭識奸計
5.第七次受傷·越獄苦尋黨組織
第五章抗戰歲月
1.為新四軍的抗日大業奔波
2.情感方舟，戰地浪漫曲
3.劉少奇、陳毅看中的“聯抗”參謀長
4.統戰工作和反“掃蕩”
5.血戰巧戰中打出一條不辱使命的硬漢子
6.襟懷坦白受審查，帶著愛人上戰場
7.南下闖關先鋒，在天目山打出赫赫威名
8.“運征軍”參謀長
9.輔佐葉飛戰山東
第六章解放戰場
1.不痛快的消耗戰·兵源！兵源！
2.主力師師長奔向豫東戰役
3.淮海戰役創下戰鬥“範例”
4.導演一出“渡江偵察記”
5.電影《戰上海》的台前幕後
6.“賀家三兄妹”甜密而酸澀的上海小聚
第七章新的使命
1.投身防空
2.開創上海建築業的元老
3.受召中南海，毛澤東稱讚“三個第一”
4.奔赴大西北，為國家“一五”工程立殊勛
5.“從前的將軍”與“從前的士兵”
6.“讚詞難以表達對你們的崇敬”
第八章建設福建
第九章坦蕩人生
第十章烈士高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