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華中振興會社華中振興會社(又稱華中振興株式會社、中支那振興株式會社)是1938年11月日本政府籌劃設立的華中地區經濟統制機構。
華中振興會社是日本在華中地區進行殖民掠奪的主要機構，總部設在上海，分社設在日本東京，該社本身不直接經營業務，分設並管理華中礦業、華中電氣通訊、華中輪船、華中火柴、上海恆產等15個子公司，每個公司管理若干廠礦，控制了華中淪陷區的全部工礦業。
華中振興會社規定，所屬各企業，中國投資百分之五十一，日本投資百分之四十九。所謂日本投資，完全是空的，往往是用軍用票、公司債券之類的廢紙進行敷衍。這些企業的經營權和產品都由日方控制，而且絕大部分利潤也歸敵人所有，所以，所謂“中日合辦”，是日本侵略者壟斷中國工礦企業、利用中國的人力、物力、財力，榨取中國人民血汗的大騙局。1940年汪偽政權建立後，日偽勾結，採取了收買淪陷區人心的政策：“現在由日本軍管的公營私營工廠、礦山及商店，除敵資產業及軍事上需要等不得已的特殊情況者外，應依合理的方法，迅速謀求必要的措施，移交中華民國管理之。”這是一種騙人的花招。因為他們所說的“移交”單位，只限於“軍管理”下的工廠、礦山，而“軍管理”下的企業，絕大部分已併入“國策會社”，所剩不多。在“移交”這些企業時原主還得向敵人支付一筆可觀的“保管費”和“修理費”，所以他們交還的廠很少，直到1943年底只歸還一百七十四個。
歷史
華中振興會社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為了“以毒養戰”，在日本政府的推動下，毒品交易迅速蔓延到華北、華中和華南。1938年11月12日，日本政府悍然斷絕了同世界禁菸組織的關係，開始明火執仗地製毒販毒。事隔一個月，日本內閣中一個叫“興亞院”的機構出籠了，它的總裁是內閣首相、陸相、海相、外相、藏相任副總裁，可見其權勢之大。“興亞院”在北平、上海、張家口、廈門等地設有分支機構，它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協調、計畫長城以南的鴉片種植和生產，掌握和制定鴉片販賣的方針。鴉片收入大部分歸“興亞院”入帳，用於支持中國的傀儡政權。由於毒品交易利潤驚人，日本的三井和三菱兩大財閥你搶我奪扭在了一起。“興亞院”出面調解，使兩家簽定了一個《關於鴉片輸入地和劃分鴉片販賣區的協定》，明文規定由三菱辦理對偽“滿洲國”的鴉片供給，三井則辦理華中、華南的鴉片供給，而華北則由兩家分攤。兩家財閥均有義務支持傀儡政權，每年從利潤中拿出20％給它們輸血。
一時間中國大地上毒煙滾滾，像食鹽一樣滲透著中國的肌體。天津僅日本租界就有100多家毒店毒廠；上海僅滬西和南市就有供毒的土膏行30多家，整個地區無法計算；在南京每月拋售的毒品達300萬日元以上。日軍在東北催植鴉片幾乎到了發狂的地步，1943年指定瀋陽種植200公頃、四平400公頃、吉林400公頃、內蒙800公頃，而熱河竟要種植10000公頃。日本內閣每年淨得販毒贓款5億日元左右，這個數字已刨除了用於資助傀儡政權的金額。在天津一家叫“世麗粉”的煙館裡，一個叫婁來貴的中國人歪躺在臥榻上拚命地吮吸著自己的骨髓。他原來是一個房地產業主，有一窩姨太太。現在他只剩下一把枯黃的柴棒。他不住地氣喘、呻吟、咳嗽，渴望著最後一把火將他燒成灰燼。整個世界都看到了這個形象。他們說：這就是中國。東亞病夫，這就是中國。
侵略過程
華中振興會社《判決書》認定：星野直樹在偽“滿洲國”的職位，“使他能夠對偽‘滿洲國’的經濟發生極大的影響，並實際上運用這種勢力使偽‘滿洲國’工商業的發展為日本所控制。他與偽‘滿洲國’事實上的支配者關東軍司令官，緊密合作進行活動。不管名義上如何，在實際上他是關東軍的一名職員，其所採取的經濟政策的目標，是使偽‘滿洲國’的資源服務于軍事上的目的。”
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受到指控的甲級戰犯中，還有三個曾以經濟手段侵略過中國的人，一個是鈴木貞一，一個是松岡洋右，一個是賀屋興宜。他們都曾在直接盤剝中國人民和支持戰爭的經濟部門任過要職。賀屋興宜“七·七”事變時任藏相，1939年至1941年任“華北開發公司”總裁。松岡洋右曾長期在“滿鐵”任職，1935年至1939年任“滿鐵”總裁。鈴木貞一接替星野直樹，於1941年至1943年任規劃院總裁。
“七·七”事變前夕，日本的經濟急需轉入戰時體制，以集中全部的財力應付龐大的戰爭開支。就是在這個時候，富於理財經驗的賀屋興宜被近衛文麿選任為他的藏相。戰爭爆發後，賀屋一隻手拚命地在國內聚斂財富，另一隻手迫不急待地伸向了中國華北。經他一手策劃，日本政府和財閥於1938年6月成立了“華北開發股份公司”，打著中國資本家合股的虛假招牌，將華北的礦山、煤炭、制鐵、發電、運輸、鹽業、紡織、麵粉等重要經濟實體一把抓在自己的手裡。占當時中國鐵礦蘊藏量半數以上的華北鐵礦，在華北地區產煤量最大的大同煤礦，都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像餓灰了眼的惡狼吞食捕獲到的獵物一樣，頃吞的速度是駭人心魄的，僅兩年工夫，“華北開發股份公司”的資金就由當初的三億五千萬日元猛增到五億五千萬日元，這裡面包含著多少中國人的苦難、血淚和生命。
賀屋伸出腥氣熏天的長舌舔舔趾爪，幸福地長嚎了一聲，又撲向另一個獵物。同年11月，他的第二個傑作“華中振興會社”在上海成立，用同樣的方法實現了對華中地區鐵路、水電、航運、電報電話等經濟部門的壟斷。賀屋興宜通過這兩個渠道從中國掠奪了大量的戰略資源，據不完全統計，僅1943年一年就掠奪了6000多萬噸鐵砂、5000多萬噸煤炭、100多萬生鐵，貪婪和野蠻可想而知。賀屋辭職後仍參與“興亞院”對中國的盤剝。
看樣子每當日本要發動大規模戰爭的關鍵時刻，都需要賀屋的經濟智慧。1941年10月，東條英機上台組閣，經星野直樹的舉薦，賀屋再度出任藏相。賀屋是個多欲而胃口大的傢伙，這次他把多毛的手伸向了金融和農業。他下令在中國淪陷區設立了20多家銀行，濫發紙幣，竭澤而漁地榨取民脂民膏，攪亂國民黨後方的經濟秩序。與此同時瘋狂推行“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殖民經濟政策，強行征地、圈地，搜刮糧食充作軍用，緊緊掐住勞動人民的脖子。以上海為例，淪陷後每人每天配給的糧食不足三兩，且多是摻了砂土的豆粉、苞米粉等雜糧，使得勞動人民掙扎在死亡線上，餓殍無計，1942年2月間的幾天時間裡，就有800多人凍餓而死。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賀屋又把這套扒皮抽筋的剝奪手段推廣到東南亞，犯下了新的罪行。賀屋興宜毫不隱晦地說：“這樣做的目的，第一是供給日軍必需品，第二是擴充日軍的軍備。”大量的錢財也就落進了日本財閥的腰包。
《判決書》寫道：賀屋興宜“參加了日本各項侵略政策的樹立及為實行此類政策在日本財政上、經濟上、產業上的準備。在這時期中，特別是作為第一次近衛內閣和東條內閣的藏相，以及作為‘華北開發公司’總裁，他曾積極從事於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及對西方各國的侵略戰爭之準備與實行。”
對松岡洋右和鈴木貞一兩個人，法庭也掌握了他們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的罪證。松岡洋右在他於1931年撰寫的《動亂之滿蒙》一書中說：“滿蒙不僅在我國的國防上，就是經濟上，也可以說是我國的生命線。我們要牢固地死守這條生命線。”松岡就是以這樣的激情在“滿鐵”經營了十多年，殘暴地榨取東北人民的血汗。至於鈴木貞一，《判決書》認定他的罪狀之一為：“他是‘興亞院’的組織者之一，並且是該院的政治及行政部門的首長。在這種地位上，他促進了開發利用日本在華占領區的工作。”
華中振興會社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甲級戰犯作出最後的判決，星野直樹、賀屋興宜、鈴木貞一均被判處無期徒刑。當法官叫到鈴木貞一的名字，他走上前去腳後跟一碰，向法官們行了個九十度的鞠躬禮，法官的宣判使他緊緊地咬住了下唇。聽到判決的時候，賀屋興宜習慣性的眨巴眼一下定住了，好長時間沒有眨動。星野直樹不服氣的神情似乎又很膽怯，似乎裡面有一隻小獸在戰抖，他在1958年獲減刑釋放出獄後寫道：“昭和21年5月3日開始的這一世紀的審判，實質為報復性的審判，就其內容來看對日本人是非常遺憾的。”
而生著一雙短腿的松岡洋右，也是一個短命鬼。接到逮捕令的時候，由於青年時代患的肺結核病復發，他正在長野縣的家中養病。當年他是何等地盛氣凌人，他叫嚷道：“的確，日本是在擴張。但有哪個國家在它的擴張時代，沒有使它的鄰國惱怒呢?這是很自然的事，就像孩子要長大。只有一個辦法能阻止孩子長大，那就是死亡！”在法庭上，他全沒了那副神氣，他的臉又青又腫，額上僵硬的血管清晰可見，一副病殃殃的樣子，沒等到宣判，這個被近衛稱為“火槍”的傢伙就嗚呼哀哉了。他去得還挺瀟灑，死前他寫道：“無悔無恨赴黃泉，生生不息。”這個“孩子”終於沒能長大。然而應該注意到，松岡是個詭計多端的外交官，鈴木則是個罪惡累累的軍棍，經濟侵略並不是他們的主要罪狀。即使星野和賀屋，也不能說是嚴格意義上的財閥，他們只是財閥在政府中的代表。
評析
華中振興會社28名受到起訴的甲級戰犯竟然沒有一個真正的財閥。
正如從鈴木茂四郎的書中引述的那樣，日本大財閥們都給自己勾勒出一副挑動戰爭者的形象。“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幾家大財閥把全國的經濟納入戰爭軌道，把從日本和被占領國剝奪來的財富轉化為軍火，向軍隊提供車輛、大炮和糧食，“三菱”製造出性能極好的0式戰鬥機，而財閥也獲得了巨額利潤，發了戰爭財，1937年，四大財閥擁有日本重工業的5％，十大財閥擁有25％，而到了1946年，這兩個數字分別改寫為32％和49％。他們同皇室與軍部結成了強有力的聯盟。他們的罪行不斷地出現在《判決書》中。《判決書》指出：能否通過近衛文麿為發動戰爭而推行的國家總動員法，“取決於企業家的意志，沒有他們的支持，全國動員計畫就不可能實現”。然而，他們的名字在《判決書》中被用“企業家”、“銀行家”這樣一些空洞的稱謂掩蓋了，也沒有一個財閥被送上被告席。
這歸功於麥克阿瑟的庇護，根源在於以蘇美為兩極的“冷戰”愈演愈烈。美國要把日本變成它的前線堡壘。但戰敗使日本成為一個已遭毀壞的國家。它的巨額投資都已喪失，房屋、城市和工廠均遭破壞，貿易商船無幾。石油、棉花、羊毛、焦煤、橡膠和鹽等工業資源枯竭。農田荒蕪，糧食和日用品奇缺。《紐約時報》記者帕羅特寫道：“如果日本經濟陷入困境，可能導致的後果是出現劇烈的革命以圖拋棄與民主國家之間的無利可圖的聯繫，轉而向新的左翼主義求援，依賴亞洲共產黨國家的資源，而後者可能利用日本的工業力量。”
美國要依靠財閥來重新武裝日本，而且，美國人要用來祭刀的本來就限於那些在太平洋戰場上對美不宣而戰的人。根據麥克阿瑟的授意，基南把盟軍總部拘留的甲級戰爭嫌疑犯由A至H分為8個組，每組都配備一名美國法官負責組織調查偵訊。D組由霍威茨與霍克斯赫斯特負責，偵查的對象是池田成彬等12名財閥，後來又加上滿洲的財閥星野直樹等人，增至16人。偵查結束後，除了一個倒霉的星野直樹，其他的都被一古腦地放掉了。
偵查開始前，基南向他倆暗示：只有直接參與戰爭謀劃、犯有“破壞和平罪”的嫌疑者才能受到控告。兩人心領神會。就是說財閥成員大力推動飛機大炮的生產，幫助政府達到戰爭目的，獲取高額利潤，這還夠不上當戰犯的資格，還不能構成“破壞和平罪”。
於是他們向基南“負責”了。經過一通“偷工減料的偵查”，他們向基南提出一份報告。在執委會上匯報的時候，他們埋怨時間太緊，說要在這樣短的時間裡對財閥們進行綜合性的調查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不這么乾，我們只調查那些被列入戰犯名單的實業家。可是，能掌握的關於嫌疑犯的情報都是些能寫入名人辭典的溢美之詞，而這些嫌疑犯的知識水平都很高，根本不要指望他們說出不利於自己的話來。我們中間的一個雖然有64歲了，且在俄亥俄州當過40年的律師，可是，我不是日本問題的專家，更沒有關於財閥方面的知識，心裡虛而困惑，手無王牌而軟。所以，唉，只有瞪著兩眼乾著急。
他們差點沒把自己說成是個空啤酒桶，可憐兮兮地讓人滾著玩。但這並不妨礙他們胸有成竹地拿出結論。
他們說，眼下不要把鮎川義介、古野伊之助、鄉古沽、大河內正敏、正力松太郎、中島知久平幾個人當作被告，因為這些人都說自己反對戰爭。就拿前《讀賣新聞》社長正力松太郎來說吧，他說他在戰爭期間所作的“鬥志昂揚”鼓舞日軍的報導，是迫於壓力而不得不為之，否則他的報紙將得不到紙張；更有說服力的一點是，他說他曾向東條英機和星野直樹書記官長提出過抗議，反對他們錯誤的新聞政策，反對他們向國民說謊。當然——霍克斯赫斯特文雅地託了一下金絲邊眼鏡，環顧一下眾人的反映，接著說下去。當然，《讀賣新聞》的鈴木東民總編有相反的意見，他強調說正力是一位極端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曾經積極地與好戰分子進行合作，但是前社長卻說正義曾反對日美戰爭。於是，我們寧可相信其本人的話。
至於其他的人，中島說自己反對軍部及其侵華的政策；池田和藤原雖然有成為被告的可能性，但兩人已年邁，又染病在身。儘管檢察方面的協助者田中隆吉說池田給極右分子提供過資金，但另一個人卻說池田由於一貫反對軍國主義的主張，反對對美開戰，軍部和法西斯分子的刺客常想謀害他。還有人報密，說池田和津田曾當過為建立日本和滿洲新秩序而設的“日滿財政經濟研究會”顧問，但在訊問中他們矢口否認。
就這樣，大財閥們被一個一個地從嫌疑犯的人堆子裡扒拉出去，最後孤零零地剩下一個星野直樹。
聽了兩人的匯報，基南滿意地點點頭。“是呀，我本打算選擇一名代表財閥的被告，如果可能的話，這個人最好與新舊財閥都有關係。可是沒有符合條件的人選，這個打算只好放棄了。”
這大概是吸取了紐倫堡審判的教訓。德國國家銀行總裁沙赫特與大軍火商克虜伯兩個大財閥被送上了被告席，後來在眾目之下搭救他們，招惹了太多的麻煩。
基南甚至想出一個貓怕老鼠的理由，“以‘破壞和平罪’予以起訴的證據不充分，而長拘禁不予起訴是非法的。”財閥遂被悉數釋放回家。
這種不正常的情況引起蘇聯等國檢察官的不滿，也引起了國際進步輿論的指責。面對記者，基南與霍威茨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基南正顏厲色地說：“我們既沒有收到著名經濟界人士同發動戰爭者共同謀劃的證據，也沒有發現這些證據，這一點與德國完全不同。在德國，希特勒騎在馬上的時候，企業家扶著馬蹬。在日本，銀行家和經濟界要人即使扶著馬蹬，那也是被槍口逼著乾的。”
霍威茨則以平靜的口吻說：“從日本的許多情況來判斷，只要不能確切地判定其有罪，那么，控告實業家就非屬上策。這是因為，如果他們受到了無罪判決，那么，日本的實業界和實業家的戰爭責任就將被全盤否定。”
正是日本皇室、陰謀家、大財閥與法西斯軍人的這種利爪、胃和腦袋的聯盟，使日本實施擴張主義政策，向中國和東南亞各國全面發動了慘無人道的侵略戰爭。
中國近現代經濟知識
| 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的最大特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該時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的開始形成和發展時期，該時期經濟的主要特徵是封建自然經濟、外國資本主義經濟、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洋務經濟、官僚資本主義經濟、新民主主義經濟等多種經濟成份並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