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政文化概況
1842年，西方列強炮火轟開了福州大門。一個多世紀以來，面對血與火的洗鍊，福州人沉思、探索、追求、吶喊、拼搏。
1866年（清同治五年），閩浙總督左宗棠在福州馬尾創辦了福建船政，轟轟烈烈地開展了建船廠、造兵艦、制飛機、辦學堂、引人才、派學童出洋留學等一系列“富國強兵”活動，培養和造就了一批優秀的中國近代工業技術人才和傑出的海軍將士。他們曾先後活躍在近代中國的軍事、文化、科技、外交、經濟等各個領域，緊跟當時世界先進國家的步伐，推動了中國造船、電燈、電信、鐵路交通、飛機製造等近代工業的誕生與發展。他們引進西方先進科技，傳播中西文化，促進了中國近代化進程。他們直面強敵，談判桌上據理力爭，疆場上浴血奮戰，慷慨捐軀。林則徐、嚴復、詹天佑、鄧世昌等一代民族精英和愛國志士第一次讓世界了解了福州人的骨氣、智慧和力量。
船政文化內涵及主要精神
船政文化文化通常指人民民眾在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包括社會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福建船政事業歷時近百年，成效卓著、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福建船政文化既是特定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同時又給予巨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的社會政治和經濟，並隨著物質生產的發展而發展，有其豐富的內涵和鮮明的個性。
1、中國近代史上洋務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福建船政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第一次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嘗試，也是中國學校以西方現代科學知識教育學生的開始。堪稱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2、中國官僚機構與近代工業企業、科技文化教育相結合的有機體。是中國最早最大的官辦船廠和船政學堂。
3、中國近代造船工業的先驅。福建船政是當時遠東規模最大、影響最深、設備最完整的造船基地。
4、近代中國培養科技隊伍的基地。船政學堂是中國人自己辦的第一所近代性質的高等學校，也是中國第一所科技海軍學校，培養了大批造船和航海以及其它相關人才。船政局產生了中國早期無產階級和一批熟練的技術工人。
5、中國近代海軍的搖籃。福建船政局製造出一艘艘兵商輪船，組建起中國近代第一支艦隊；船政學堂培養了許許多多海軍人才，成為北洋、南洋、福建、廣東水師各級將領的供應基地，直接推動了中國近代海軍的創建與發展。
6、中國航空業的搖籃。福建船政創建了中國第一家正規的飛機製造廠，自行設計製造出中國首批達到當時國際水平的飛機；創辦了中國第一所飛潛學校，培養了第一批航空工程人才。
7、中國先進文化的組成部分。船政文化所體現的自立自強、開放革新、學習進取等等精神，世代傳承，永放光芒。
以上僅是船政文化豐富內涵的主要體現。至於船政文化外延，更是涵蓋社會政治經濟方方面面，聯繫廣泛。此次船政文化研討會已徵集海內外專家學者不少論文。還有許多問題需要不斷研究、深入探討，傳承創新，更好為現實發展服務。船政文化名稱，可根據不同場合和需要，冠以馬尾、福州、福建或中國馬尾，以區別於滬、津。
福建船政為後人留下諸多寶貴的物質和精神財富，有諸多傳統精神值得發揚光大。
一、民族自強
船政文化19世紀中葉，列強侵華勢力擴張使“神威遠震”的“天朝上國”向外國人屈膝妥協，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有識之士莫不為之痛心疾首，謀求富國強兵之道。“師夷長技以制夷”、“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治水師不可；欲整治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買船有受外國支配之弊，只有造輪船才能奪彼族所恃”、“船政之興衰在於人才的培養”等主張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革新圖強的呼聲愈來愈高。福建船政正是在這樣歷史背景下創辦的。船政員工以其堅韌不拔的民族自強精神，艱苦創業，開拓革新，創造了許多曠古未有的光輝業績。不僅製造出中國近代海軍的第一批軍艦、組建了中國近代第一支海軍艦隊，製造出中國第一批飛機，而且創辦了船政學堂，培養了一大批工程技術人才、社會科學人才，翻譯西方小說《巴黎茶花女遺事》、西方學術著作《天演論》，極大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對外開放和中國近代化進程。
二、崇尚科學
在興建船政之前，左宗棠就考慮如何培養人才，以應需要，建議設立“藝局”。沈葆楨高瞻遠矚認為：船政根本在於學堂，船政前途的興衰在於人才的培養。建廠之初就創辦“求是堂藝局”，不久改稱船政學堂，分前學堂、後學堂。後又增設繪事院、藝圃，民國二年船政學堂分出福州海軍製造學校、福州海軍學校、藝圃改稱福州海軍藝術學校，繪事院改稱繪算所。1917年設福州海軍飛潛學校、後藝術學校改為勤工學校，增設福建省林森高級商船職業學校。1946年勤工、商船二校合併，改稱福建省立高級航空機械商船職業學校，為中國近代的造船、航海、文化、天文、航空、鐵路、機械等培養大批科技人才。1867年建成船政衙門，沈葆楨特地寫了一副楹聯懸掛在大門：“且慢道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即此是格致關頭，認真下手處；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定須從鬼神屋漏，仔細捫心來”，以此激勵廣大員工勤奮進取，認真刻苦學習格物致知的科學道理。船政引進西方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行政管理層層負責、處處把關，要求行政管理人員必須熟悉洋務。
三、對外開放
林則徐是我國近代史上“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左宗棠、沈葆楨等人更明白知夷才能制夷的道理，既重視社會經濟的改造，更重視近代西方最新科技成就的吸收，採取“請進來，送出去”的舉措，把開放意識化為紮實的行動。“請進來”就是以高價購買、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以高薪聘請洋教習，實行“拿來主義”。先後聘用日意格、德克碑為正、副監督，共81名洋師、洋匠。聘用過程始終在堅持“獨立自主、權操在我”原則的同時，注重發揮外籍專家的作用。對表現優秀的洋教習一再續聘，而不能勝任者則斷然解僱遣返。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注重與中國國情結合，有所繼承和創新。“送出去”即選派留學生出國深造，從船政學堂畢業生中選出天資穎異、學有根柢者赴法、英等西方國家深究造船駛船、練兵制勝之理。學成而歸，報效國家。事實說明，“拿來主義”對推動中國近代化進程起到了事半而功倍的效用。據有關資料，從1877年船政派第一批留學生至今，全國先後派遣留學生已達100多萬名，遍及世界100多個國家，造就了一批批中華民族精英。
四、改革創新
福建船政創辦過程，在當時傳統封建制度和封閉鎖國思想禁錮下，來自各方面的阻力、壓力、困難可想而知。船政創業者堅持改革創新，義無反顧。“以一簣為始基，從古天下無難事；致九譯之新法，於今中國有聖人”，堅定自信，催人奮進。以新知識來教育學生，更派出大批優秀畢業生到西方汲取新知。注重實踐，背離傳統科舉制度之道，使學生學以致用，成為有用之才。以“生死以之”的決心，知難而上，排除來自統治階級內部及英、法列強等外部的種種非議、刁難、掣肘、阻撓、破壞，克服腐敗的官僚體制、經費匱乏、缺乏經驗等種種困難，使福建船政取得令世人矚目的績效。正如光緒元年左宗棠奉命議奏所陳：“中國輪船局分設閩、滬，閩局所設船、鐵諸廠，華匠能以機器造機器，華人能通西法作船主，滬局所不如”。
五、學以致用
學習新法，注重理論聯繫實際，講求實效。首先是重視新知育才，船政學堂先後開辦製造（造船）、繪圖（設計）、藝圃（技工）、駕駛、輪機、電訊等專業，形成比較完整的教育體系。學製造者學法文和造船需要的基礎數學、物理、解析幾何、微積分、機械學以及重學、水力學、材料力學、製造、制機等課程。學駕駛者學習英文和駕駛需要的算術、幾何、代數、三角、航海天文、航海理論、地理、駕駛學、御風、測量、演放魚雷等；學管輪者另授汽理、行船汽機、機器畫法、機器實習、修定魚雷等。藝圃是專門培養初級技術和管理人員的技工學校，藝徒半工半讀，主要學習語文、算術、幾何、機械作圖等。同時，重視實踐，如學駕駛者在理論學習三年後經考核轉入練船，實踐科目有航海術、炮術、指揮等航海技能。先後配置“福星”、“建威”、“揚武”號等練船專供學生實習，洋員教其駕駛，由海口、近洋而遠洋，“凡水火之分度、礁沙之夷險、風信之徵驗、桅柁之將迎，皆令即所習聞者，印之實境，熟極巧生”。學用結合使船政學生基本掌握了製造、航海技術，因而在大批洋師匠如約回國後，船政“可不用洋匠而能造，不用洋人而能駕”。
六、追求卓越
以育才為例，主要包括：（1）精選生員。每次招生採用“廣報精收”的辦法，考選十分嚴格。（2）嚴選教師。學堂開辦初期“延致熟習中外語言、文學洋師”，請了不少外籍語言、專業教師。1879年後逐漸改由最優秀的留學生如嚴復、鄭清濂、魏瀚等擔任。要求為師者不單在課堂上“授道解惑”，更在思想的品德、志向、學問、作風、儀表、體魄、奉獻等諸方面作出好榜樣。（3）嚴正風紀。對學生思想教育抓得很緊，管理極嚴。學生稍有違規，小則記過，大者斥革；每三月一考，成績一等賞銀，三等記惰，兩次三等責戒，三次斥出，學員淘汰率極高。（4）理論教學與實踐操作鍛鍊相結合。對實習課的要求也十分嚴格。因此，船政學堂生員勤奮學習、刻苦鑽研蔚為風氣。一位參觀過船政學堂的法國工程師讚嘆：“他們把敏捷的思維、堅韌不拔的精神、永遠渴望成功的思想，全都用在學習上，這體現了中國人的特點”。即使到了國外留學也依然如此。如1877年首批12名留英海軍生，留學三年全都成績良好，令外國士官生吃驚。結業評結中：嚴宗光（嚴復）“考試屢優”，蔣超英“造詣最深”，劉步蟾、林曾泰“成績優異”，何心川、方伯謙、林永升、葉祖珪、薩鎮冰“於行軍布陣及一切戰法無不諳練”，黃建勛、林穎啟、江懋祉“專心學習”，1879年先後學成歸國，服務海軍建設。
七、愛國忘我
這不僅表現在船政創業者恃“生死以之”精神開拓革新、艱苦創業，更表現在歷次抗擊外來侵略者戰鬥中以大無畏的愛國主義精神奮勇殺敵、視死如歸。1874年沈葆楨親率福建艦隊赴台，在日軍武裝侵略面前以堅定的愛國精神與堅強的武裝實力，逼貪得無厭的日侵略軍退出台灣，保衛了中華民族的尊嚴並開始了台灣的近代化進程。1884年甲申中法海戰，船政學生參戰25人中捐軀18人；水師犧牲的6位艦長中有5位是船政學堂畢業的青年人；留學歸來的船政學堂畢業生楊兆楠、薛有福、黃季良等一批參戰青年也在戰鬥中獻身。1894年甲午中日海戰中船政學堂畢業生為國捐軀的不少，如鄧世昌、林永升等管帶（艦長）。值得一提的是甲午戰敗，清廷李鴻章等為尋覓可以為已脫罪卸責之說詞，改寫戰報，捏造戰情，羅織在前方浴血奮戰之下屬以代罪。這方面已有不少史實記載及研究資料為含冤者辯誣，“官書多妄，野史多誣”之說法可謂入木三分。1938年抗日戰爭在保衛武漢大會戰中，中山艦（原名“永豐”）官兵與敵機奮戰到底，16名將士壯烈殉國。艦長薩師俊在指揮台中彈，在自己腿被炸斷、手臂重傷的情況下仍堅守崗位繼續指揮，高呼：全艦官兵努力殺敵，誓與本艦共存亡！他們大義凜然、浩氣長存，不愧為民族的脊樑，永遠值得後人懷念。
八、當好表率
福建船政的創辦者尤其是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楨，精明幹練，處事果斷，以身作則，公正廉明，成為僚屬的楷模。他的過人之處在於
（1）具有強烈的愛國心和責任感。處處表現以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為重，堅定走民族開放和民族自強之路，沒有顧及個人寵辱得失。
（2）在艱難的環境中埋頭苦幹。務實開拓，有膽有識，獎懲嚴明。
（3）嚴守中華傳統美德，廉潔自律、光明磊落，令人景仰。左宗棠在後來致總理衙門書中稱：“閩局之有成，賴幼丹（沈葆楨，字幼丹）中丞清強忠實，能得華洋之心，總司其上，而朴乾之官紳員弁分效奔走於下”。語不驚人，卻道出了領導者當好表率的十分重要作用。
船政文化的局限性
由於清廷本身只願意在“技”或“器”的層面上回應海上文明的挑戰，導致了它所轄制下的福建船政文化自身在“政”和“教”的層面的現代化變革受到嚴重阻滯。清廷擔心政制的變革將導致王權的瓦解，所以不願意在“政制”層面上向現代轉型以回應海上文明的威脅；另一方面，中國的廣大士紳骨子裡固守中國本土文化的優越感，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想法沁入骨髓，所以在文化價值理念等“教”的層面上也難於回應海上文明的挑戰。
福建船政文化究其政治層面和精神層面而言，沒有也不可能越出清廷所規制的君權至上的專制政教之雷池一步，這是船政文化的局限性所在。即便如馮桂芬，在《采西學議》里還說道：“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然而，僅僅局限在追求“富強”的“技”的層面對海上文明進行回應，這對中國社會近現代化的變革是遠遠不夠的。當時的有識之士也看到了這一點。主張變法的王韜說：“福州前時所制輪舶，悉西國古法耳，不值識者之一噱。他處所造機捩，轉動之妙，不能不賴乎西人之指授。--------今日我國之急務，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總其綱領，則在儲材。誠以有形之仿效，固不如無形之鼓舞也；局廠之爐錘，固不如人心之機器也。”
王韜認識到，馬尾船政局等在“技”的層面上回應海上文明本身就有局限，因為所有的“技”都由“西人指授”，用今天的話說，洋教習們掌握著核心技術，中國學來的永遠是人家二流或三流的已被淘汰的“技”，這樣中國永遠跟在海上文明的身後亦步亦趨，永無出頭時。中國的“急務”是要致力於培養出有自主創新變革能力得人才。那么，如何改變唯“技”是求的局限性呢？王韜和馮桂芬一樣認為“技”的回應只是“末”，關鍵應該在“內本”——“政”和“教”上有所作為。但王韜所理解的“政”與“教”依然是持守中國本土的。他在《洋務》中說：“練兵士，整邊防，講火器，制舟艦--------所謂末也。
至內焉者，仍當由我國之政治，所謂本也。其大者，亦惟是肅官常，端士習，厚風俗，正人心而已。兩者並行，固已綱舉二目張。而無如今日所謂末者，徒襲其皮毛；所謂本者，絕未見其有所整頓。-----由本以治末，洋務之綱領也，欲明洋務，必自此始。”無論馮桂芬還是王韜，此時都還不能深入思考為什麼中國社會現實的“政”“教”狀況與孔子以來所主張崇尚的“政”“教”理想之間懸如冰火兩重天？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儘管福建船政文化自身無法直接促成中國社會“政”與“教”的根本性現代變革，但它卻為中國社會隨後而來的現代轉型造就和儲備了導夫先路的傑出人才。
福建船政文化精神遺產的現代警示意義
每一代人都將成為過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功作為。福建船政文化所造就的民族精英都飄零在了歷史的風雨中。然而，他們的精神遺產至今仍可為國人汲取養分的至少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其一、勇於擔當的責任意識和犧牲精神。福建船政培養的學生大多擺脫了科舉文化的束縛，其中一些學業優異者被清廷選派留學英法等國，他們不但具有廣闊的國際視野，更具有強烈的為中華民族復興而勇於擔當的責任意識和犧牲精神。福建船政培養出的近現代海軍人才“大多具有愛國主義思想。他們中的不少人為了捍衛祖國尊嚴，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林慶元《史稿》P470）1884年中法馬江海戰，壯烈犧牲的福建水師中多船政學生；中日甲午海戰中壯烈犧牲的鄧世昌、劉步蟾、臨泰曾、林永升、黃建勛等，也都是福建船政的學生。嚴復臨終還遺囑“中國必不亡”。這種責任意識和犧牲精神今天依然是中華民族變革圖強的根本動力。
其二、穩健變革的精神。以嚴復、陳季同等為代表的福建船政文化的一代精英都主張中國社會必須在“技”“政”“教”多領域全方位地積極變革，以回應海上文明的挑戰。然而，他們又同時主張變革必須是穩健的，而不是冒進的或守舊的，他們致力於中國社會以開放的姿態融入近現代國際社會，試圖在近現代國際通行公約即國際法或中國社會本身確立符合現代文明進程的“法”的框架下有序地變革中國社會，他們對中國社會應走漸進式的法治理性變革之路的認識近一百年來多被以革命為主流的國人所誤解。所幸今日中國社會已經認識到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性，因此，當此之際，更有必要重新梳理和認識以嚴復等人為代表的社會穩健變革的理論和思想。
其三、崇尚民眾心智建設、致力於科教興國救國的精神。以嚴復為代表的現代啟蒙思想家高度重視中國社會的精神文化建設，認為這是復興中華民族的根柢所在。福建船政培養出的學子多直接或間接地大力支持興辦新式教育，嚴復甚至說“今日教育應以物理科學為當務之急”，他認為中國社會不但要“鼓民力，開民智”，還要“新民德”，提倡應在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個層面同時推進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變革，並強調教育的現代化是確保社會現代轉型的關鍵所在。這些理念今天仍值得我們發揚光大。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社會在“技”和“政”的層面對海上文明的回應都取得了或正在取得喜人的變化和成就，但是，在“教”的領域、即在全民的精神文明建設或文化價值信念的重塑層面卻至今未有根本的變革，“教”的層面對海上文明回應的相對滯後已經制約了中國社會的變革和發展，這是今日國人不得不正視的一個問題。如何準確地在“教”的層面回應海上文明，以期積極地推動中國社會的變革，船政文化造就的一代精英們並沒有完全找到答案。睿智如嚴復對此問題也時感困窘。今天，中國社會倡導“依法治國”、“憲政至上”，在憲法中確立了國家保障基本人權的原則，並啟動中國社會與國際社會之間的“人權”對話；這一系列“政”的層面上的變革如何化為“教”的層面上的回應，使國人大眾在日常生活的精神深處能夠跟上現代文明社會的發展潮流，也是當代中國急需應對的課題。
船政文化研究的現狀和展望
明確以“船政文化”作為研究的對象，始於近年來福建學者的努力。而這樣的研究趣向又是直接與對晚清福建馬尾船政局及其學堂——馬尾船政學堂的研究相緊密關聯的。根據中國學術期刊網全文資料庫的信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以來，廈門大學的潘懋元教授等近十餘位學者就“船政文化”進行了研究，他們或著眼於分析船政文化產生的社會背景即近代以來中西方衝突與交流而導致的中國社會變遷與船政文化形成的關係，或試圖探討船政文化對促進中西文化交流所起的積極互動作用，或著力於挖掘船政文化所蘊藏的民族主義精神與愛國主義精神，諸論文研究的視角多有可取之處；最近福州船政文化研究會的沈岩先生又著文《略論馬尾船政文化》，對船政文化的內涵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界定。
船政文化雖然濫觴於福建船政局與馬尾船政學堂，但其研究不應該局限在福建，弘通一點看，與福建船政相前後的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南洋水師、北洋海軍等都應是船政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內容，因為它們都直接關涉到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問題。因此，我們期待著除福建的學者外，全國理應有更多的學者多角度多層面地就船政文化與中國現代化這一課題展開深入細緻的比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