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稱
能量機動
伯伊德簡介
茫茫碧空，硝煙瀰漫，鐵翼劃破雲端。空戰史上著名的王牌飛行員希特霍芬、哈特曼、奧黑爾……這些傳奇人物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取得空戰勝利的？空戰有規律可循嗎？如果有，又是什麼？自第一架飛機被擊落以來，這些問題就一直困擾著飛行員們。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少數經驗豐富的飛行員先後總結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最經典的如空戰制勝4要素———高度、速度、火力、機動。但這就是空戰的本質和全部了嗎？沒人知道。直到上個世紀60年代初，破解空戰規律的桂冠終於戴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美國空軍少校頭上。約翰·伯伊德研究的“能量機動理論”，從此改寫了空戰歷史。這一理論的影響是如此深遠，發展到後來已經不僅僅是一種空戰戰術理論，而是更直接影響到戰鬥機的設計思想，可以說是自然科學理論解決作戰難題的成功之作，它給我們留下的啟示是深刻的。
首先，作戰理論的根基仍然是放之四海皆準的自然科學體系，因而自然科學理論對創新戰略戰術有內在的邏輯力量和獨闢蹊徑的奇特“魔力”。在伯伊德之前，沒有人從能量的角度來考慮空戰問題。分析的因素都是飛機的位置、飛機的速度等，這些都是幾何量。可以說是用“幾何空戰”的觀點來描述空戰戰術的。一直以來飛行員也是這么思考的。比如戰鬥機在水平面的轉彎機動和在垂直面的俯衝、拉起，這其中就有動能和勢能的轉換，但飛行員們從來都沒有從能量轉換的角度來探討其中的玄機。伯伊德便開創了空戰理論的新時代：能量空戰VS幾何空戰。其顯著標誌就是伯伊德在其名著《空中進攻研究》里成功地用“能量空戰 ”的觀點解決了“滾轉剪刀空戰戰術”的正確運用問題。可見，只要能找到恰當的“切入點”，自然科學理論便可以直接用來破解作戰理論的難點和困惑。
其次，戰場指揮官能夠切中要害地運用自然科學理論巧妙地化解戰略、戰術中的未解之謎嗎？不可否認，作戰指揮軍官的知識結構中自然科學理論相對要淺顯和薄弱一些，畢竟血與火的戰場上是短兵相接的慘烈搏殺。作戰指揮軍官需要的是牢固地掌握生死攸關的戰鬥法則。但作戰指揮軍官只要捨得下苦功夫，做有心人，還是可以達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最高境界。美國空軍原打算送伯伊德去研究生院攻讀MBA，但他為了實現自己多年來創新空戰理論的夙願，執意進入了喬治亞理工學院學習工業工程，這是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涉及到多個不同的領域。伯伊德因而學到了必要的數學、物理、系統論等自然科學理論，並且在深入理解熱力學第二定律和熵的概念時，終於碰撞出了靈感的火花：戰鬥機在空戰中上下翻飛正像熱力學中系統能量的增加和減少，在空中格鬥中，不是飛機發動機的功率和飛機的速度使你戰勝了敵機，是能量！可用的能量！伯伊德創新空戰戰術的思路終於清晰起來！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在伯伊德創立能量空戰新理論的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邊緣科學還剛剛興起，自然科學與軍事理論的溝通還缺少相應的橋樑和渠道。光陰似箭，一晃時代步伐已跨入軍事變革浪潮洶湧澎湃的21世紀，軍事轉型的理論創新任務已迫在眉睫地擺在各國軍隊面前。各類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交叉的邊緣科學也空前繁榮，如老三論，新三論等等，不勝枚舉。如何在傳統的貌似縝密的軍事理論體系中打開新的突破口，使其適應層出不窮的新概念武器系統，看來自然科學理論是一把利劍。現在研究最熱門的當屬非線性作戰問題了。研究者趨之若鶩，真知灼見卻鳳毛麟角，根源在哪裡？要害就是對非線性理論的一知半解。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又怎能企望匯集江海、枝繁葉茂呢？痛定思痛，美軍不僅加強了對非線性理論的系統研究，而且又把耗散結構理論、混沌理論等最新科學理論引進來，以期用最新的自然科學成果轟開非線性作戰這座軍事理論城堡的大門。看來全面調整作戰指揮軍官的知識結構，加大和加深自然科學理論對其的薰陶，影響其思維模式，創新其作戰理念，是我們迎接新軍事變革的當務之。
“能量機動性”概念
以伯伊德為首的“戰鬥機黑手黨”提出一個關鍵性參數稱為“單位重力剩餘功率’（簡寫為SEP）。這參數計算公式為：飛機推力減阻力後乘以對應速度得出剩餘功率，用飛機重力除以剩餘功率即為“單位重力剩餘功率”。從飛機的飛行力學關係可知，縱向加速度和爬升率都直接與SEP成正比。飛機的其他性能參數如穩定盤鏇性能、升限等也都與SEP有關。只有瞬時盤鏇性能只與最大可用升力係數及翼載荷有關，與SEP無關。所以根據不同高度和M數條件下飛機的SEP即可畫出在飛行包線內的SEP曲線。對比不同飛機的SEP曲線即可決定戰鬥機的作戰性能好壞。這方法目前已風行全球。值得一提的是，SEP的絕對值等於同樣條件下飛機的爬升率，計算單位也是M／s，但物理概念是不—樣的。也有人稱SEP為“能量爬升率”。
能量機動理論公式
戰鬥機的單位剩餘功率（specific excess power，sep）=（推力-阻力）*速度/重量
在飛行包線里任何一點，sep 較高的一方占優。
能量機動理論的意義在於：
1、定量地對比兩架戰鬥機在整個飛行包線里的機動性
2、定量地根據敵我機動性的差別，最佳化空戰格鬥戰術
3、定量地對分析設計中的未來戰鬥機在飛行包線里的薄弱環節進行分析和評定。
公式外的部分：
能夠更快的改變能量的戰機將更好的獲得空戰的主動權。
公式的要點，
1。戰鬥機推重比大能夠更好的獲得較大的sep
2。較大小的翼載能夠獲得飛行包線上的較好的成績
3。較小的阻力比增大推力更能提高戰機機動能力。
4。能量的轉化過程影響空戰結果。比如動能和勢能的轉化。
5。能量的改變率較優的戰機在同等的飛行包線情況下擁有更好的機動能力。
“能量機動理論”之父
他編寫的《空戰攻擊研究》成為美國空軍戰鬥機飛行員的基本戰術教材；他提出了革命性的戰鬥機能量機動理論；他對輕型戰鬥機的研究挽救了空軍F-X計畫；他總結出戰場上的OODA決策循環；他的機動戰理論使他成為對美國軍事理論起決定性影響的戰略家；他就是桀鶩不馴、無欲則剛的伯伊德…… 他的輕型戰鬥機研究挽救了空軍的F-X計畫
為了研究與蘇聯戰鬥機的性能對比，伯伊德到俄亥俄州代頓的萊特一帕特森空軍基地(美國空軍的主要飛行研究中心，萊特兄弟的老家)的外軍情報中心，索取了大量的蘇聯戰鬥機的數據資料。回到埃格林後，由克里斯蒂送進IBM大型機進行計算。隨著數據的積累，伯伊德的圖表逐漸成形了。等到圖表終於出來的時候，伯伊德吃驚地發現，“米格-21”在飛行包線的很大一部分里對F-4有優勢，F-4的優勢只是在低空高速部分。F-4太重，翼面積不足，在空戰格鬥中將吃盡苦頭。進一步計算的結果更令人吃驚，幾乎所有蘇聯戰鬥機都在飛行包線內的任一點對F-111占優勢。伯伊德將這個結果告知了埃格林的飛行員，然後向內利斯的同行們通報，向駐歐洲的戰鬥機聯隊高級軍官們通報，最後向戰術空軍司令部和空軍系統司令部通報。空軍高層終於開始對F-111的機動性問題有所認識了。伯伊德通過能量機動理論對越南戰場上美國和蘇聯戰鬥機的性能比較，向越南前線的空軍中隊長們推薦他的戰術。很多老資格的飛行員根本不理他這一套，因為伯伊德的理論和當時的空戰戰術傳統太不一樣了。在給一批F-105的飛行員開講座時，他建議，在遭到“米格-17”追蹤的時候，不要設法用速度和蛇形機動來甩掉後面的“米格-17”，因為F-105的速度和機動性不足以甩掉“米格-17”，相反，應該用急速的橫滾來劇烈減速，讓追蹤的“米格-17”衝到前面去，然後追上去，打掉它。F-105本來機動性就不怎么樣，伯伊德要飛行員主動放棄速度的建議遭到堅決的抵制。但是第二天，4架F-105飛向北越準備轟炸潭化橋時，遇到“米格-17”的伏擊，2架被當場擊落，第3架被擊傷，第4架是中隊長，正想去救援被擊傷的同伴，發現自己也被一架“米格-17”咬住了，使出渾身解數也甩不掉它，眼看追蹤的“米格-17”就要開火了，情急之中，他想起了昨天伯伊德的講座，反正死馬當活馬醫，拉了一個急橫滾，急速減速，追蹤的“米格-17”果然衝到了前面。這老兄太驚訝了，一方面驚訝自己死裡逃生，另一方面驚訝伯伊德對戰術情勢的預言之準確。等到這老兄掉到地上的下巴收回來時，戰機已經稍縱即逝，“米格-17”一翻身，溜了，否則這傢伙還可能撈一個便宜的。
1966年春季，伯伊德受命到泰國報到，率領一個F-4中隊參加在越南的空戰。這正是伯伊德夢寐以求的。但是還沒有來得及報到，伯伊德就得到了新的命令：到五角大樓負責挽救遇到麻煩的F-X計畫。空軍高層終於想起這個既是頂級空戰格鬥老鳥又懂航空工程的奇人來。
F-X是一個時代的產物。F-4為了上艦，採用了很多海軍才需要的獨特設計，空軍一直對麥克納馬拉強加的F-4不滿，越南戰場的實際經驗教訓更加深了空軍的反感。在海軍先於空軍另起爐灶搞F-14的時候，空軍很害怕又要被迫接受海軍的戰鬥機。但是空軍並沒有從“更大、更快、更高、更遠”的老套里跳出來，F-X起飛重量達30噸以上，3馬赫，多用途，太大，太重，太複雜，太昂貴，整一個F-111的翻版。
伯伊德決心對F-X洗心革面。他對改組後的F-X不提任何速度或轉彎速率的指標，他只要F-X比任何對手的機動性都要出色，要求高推重比，低翼載，足夠的航程和留空時間。但是伯伊德遇到很大的阻力，電子系統的人要裝備一個大型的雷達，這樣機身就要加大；武器系統的人認為機內航炮沒有用，用空空飛彈足夠；氣動設計的人要採用變後掠翼。伯伊德用能量機動理論的計算(這一次用的是正大光明的上機時間)表明，變後掠翼的氣動優越性將被其重量和阻力抵消，所以最後是得不償失。這是戰鬥機設計史上第一次在紙面上就可以預先評估一架新型戰鬥機在整個飛行包線的機動性。
1967年對美國空軍流年不利，越南戰場上小巧靈活的“米格-17”和“米格-21”搞得美國戰鬥機頭痛不堪，美國一向自豪的空戰交換比跌到慘不忍睹的1：1。整個越南戰爭期間，美國空軍和海軍各自只出了1位擊落5架敵機的王牌飛行員：空軍的Steve Ritchie和海軍的RandyCunningham，而越南空軍則出了16個擊落敵機5架以上的王牌飛行員。這裡面原因不光是F-4、F-105機動性差，“響尾蛇”和“麻雀”空空飛彈性能遠遠達不到空戰實際的要求，還有體制和訓練上的因素。
1967年又是“米格-25”面世的一年。其實在同一個航展中，“米格-23”也一起面世，但“米格-25”的外形、速度和西方媒體與軍界臆想出來的潛力，使美國空軍深信“米格-25”是同時具有雙3和高機動性的超級戰鬥機。“米格-25”的震撼和海軍正式退出F-111計畫對空軍是極大的觸動。海軍要求國會將原先用於F-111B的資金轉用於F-14，並聲稱F-14可以滿足空軍F-X的所有要求。空軍為了儘量和海軍的F-14拉開距離，以避免被迫接受又一型海軍戰鬥機，在F-X上放棄了變後掠翼，強調單座和機動性，最大速度降到2．5馬赫。通過一番軍種政治上的鬥法，空軍的F-X終於立項，命名為F-15。
伯伊德對F-15的重量和複雜性還是不滿意，他對F-X所做的改革很多已經走了回頭路，但F-15的研製已經遠遠超出他能夠左右的了。伯伊德還是沒有放棄簡單、輕巧的戰鬥機的構想，他開始尋找同道。國防部系統分析處主管斯佩里和伯伊德有相同的想法，他是工程師出身，擅長數理統計，後來是催生A-10的關鍵人物。伯伊德找到的另一個同黨是里奇奧尼上校，他是試飛員出生，曾經跟著名試飛員那格“學生意”，曾任試飛學校教官，飛過55種飛機，這時在萊特·帕特森的飛行動力實驗室負責試飛和飛行力學研究。他們幾個向國防部建議發展一種輕型戰鬥機，作為F-15一旦開發受阻時的備用方案。同時，他們自己經常幾個人一起徹夜研究戰鬥機空戰的每一個環節，從空戰實際的角度出發，研究戰鬥機需要什麼樣的性能，以及怎么把這些性能要求“翻譯”成設計戰鬥機時的技術參數，希萊克也經常從達拉斯飛到華盛頓和他們一起徹夜研究。一有新想法，他們就遙控還在埃格林的克里斯蒂上機計算，來驗證或反駁他們的構想。他們的研究結果日後成為“輕型戰鬥機計畫”的基礎。由於他們行蹤詭秘，不屑與外人交流，被稱為“戰鬥機黑手黨”。根據研究的結果，里奇奧尼“利用職權”爭取到了立項，開始與通用動力和諾思羅普公司合作，展開對輕型戰鬥機的預研。在項目結束時，兩個公司要各做一個報告，通報研究結果。希萊克在報告會上侃侃而談，引經據典，把不斷提問、責難的伯伊德批駁得啞口無言。報告還證明了新型輕型戰鬥機只需要8000多千克的空戰重量，就可以達到比F-4好2倍的機動性和2倍的航程。伯伊德不管誰在場，都喜歡大聲爭辯，吵到勁頭來了，鼻子頂鼻子地和人爭，手指還戳到人家胸口，還動不動來一句：“你到底懂不懂？”他的能量機動理論和空軍傳統的速度、高度制勝論大相逕庭，還狂妄、頑固地要說服所有人，所以他在空軍里的人緣很不好。但是他在報告會上居然被希萊克駁倒了，真是人心大悅。其實他們所不知道的是，前一晚，希萊克和伯伊德已經在旅館裡排練了好一會了，為了向頑固的空軍上層推銷能量機動概念，他們兩人在唱雙簧呢，結果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70年代初是美國在二戰後的一個最低點。美軍深陷越南，正在“贏得每一場戰鬥，但卻輸掉整個戰爭”，美國正在經歷戰後第一個深刻的政治經濟危機。在這個當口上，F-14和F-15計畫的成本扶搖直上，尼克森責令國防部整頓國防採購系統，助理國防部長帕卡德受命負責。帕卡德崇尚新技術、新概念，強烈主張恢復原型競標、擇優錄取。正在這時候，伯伊德和同夥們送上了多年來對輕型戰鬥機的研究，包括里奇奧尼“利用職權”搞的那個研究。帕卡德很有興趣，批准招標，這就是以後人們所熟知的YF-16和YF-17的對比試飛，以後的故事人們都很熟悉了。
但是伯伊德在這時被調離，到五角大樓別的部門坐辦公室去了。他在空軍里很差的人脈這時也開始發酵，到1976年，已經是上校的伯伊德沒有獲得晉升的機會，只得按年齡規定退役。
對於很多軍官，退役時的前景有幾個
(1)利用過去在工業界裡的人脈，找一個好工作。事實上，很多美國公司喜歡用軍隊里出來的人，尤其是軍工公司，這些前軍官在軍隊里人脈好，最不濟，至少和軍隊里的人共同語言多一點。(2)利用在海外服役、在軍政決策機構服務和對國際事務的第一手經驗，到大學教書，或到研究機構作諮詢。(3)休閒養老，美國軍官的退休金是很不錯的，過舒適、安分的日子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伯伊德不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對這三種常規的選擇一個也不感興趣。伯伊德回絕了很多軍工公司的邀請。軍工公司甚至找他的戰鬥機黑手黨的朋友們通路子，如果他們能把伯伊德拉進來，他們也可以有一個報酬豐厚的職位。但是伯伊德不為所動。克里斯蒂把他請到國防部為項目分析和評估作諮詢的時候，他也只每兩周時間拿一天的工資。國防部沒有“義務工”這個說法，伯伊德如果這最低限度的工資也不拿的話，國防部無法發給他有機密等級的通行證，也無法讓他使用國防部的電話、傳真和複印機了。好友問他為什麼生活如此清苦和與世隔絕，伯伊德在煙霧繚繞的牙縫裡擠出一句話：無欲則剛。他就是寧願生活清苦，不願意被人誘以重利、有求於人而放棄自己自由思考的權利。
他總結出戰場上的OODA決策循環
在五角大樓的最後三年里，伯伊德還是醉心於心愛的空戰科學。他對YF-16和YF-17對比試飛中的一個疑點一直大惑不解。試飛過兩種戰鬥機的飛行員都異口同聲地說YF-16更好，但是按照能量機動的計算，兩者的差別不應該那么大，部分飛行包線里YF-17甚至更為優秀。通過大量分析和與飛行員的實際交談，伯伊德發現YF-16迅速轉換飛行狀態的能力更為優秀，尤其是迅速加速、減速的能力，使過去迫不得已才用的主動減速成為一個現實可行的戰術，因為重新加速不再是問題，這樣大大增加了空戰中的戰術選擇。這是早期的能量機動理論里沒有考慮到的一個問題。伯伊德由此聯想到朝鮮戰場上F-86對“米格-15”的情況，F-86可以更迅速地變換蛇形機動的方向，而“米格-15”雖然持續機動能力更強，但瞬時機動能力不如F-86，只要F-86不斷地迅速改變蛇形機動方向，要不了多久，“米格-15”就漸漸地跟不上了，F-86就有機會反敗為勝，咬住對手。由此，伯伊德進一步聯想到二戰中德軍在西線的閃擊戰，德軍進攻的節奏大大超過法軍防守的應變能力，導致法軍防禦在尚有相當買力的時候就土崩瓦解。從這裡，伯伊德開始研究戰鬥中更廣泛的因素。基於列對抗性決策過程的研究，伯伊德總結出戰場上的OODA決策循環。OODA代表Observation，Orientation，Decision，Action，即觀察，判斷，決策，行動。這裡，orientation作調整自己的心態、理解對手的意圖解。這其中，觀察和行動主要是技術手段，但判斷和決策是心理過程。伯伊德進一步提出，判斷的形成和改變，這是最容易受到外界影響的一步。從此，伯伊德開始研究戰場上人和心理的作用，同8寸結合戈德爾的不確定性原理、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和熱力學第二定律，注重研究在閉合系統下對環境情勢的判斷和相應決策的形成和變化。
機動戰理論使他成為對美國軍事理論起決定性影響的戰略家
伯伊德開始研究軍事歷史和行為科學，特別注重研究戰史上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例。他開始瘋狂地讀書，數學、物理、心理、歷史、邏輯、進化論、資訊理論、遺傳學、社會學、經濟學，什麼都讀。他研究孫子、克勞斯維茨、約米尼、成吉思汗、拿破崙、弗里德里克大帝、格蘭特、曼斯坦因、李德哈特、***。有人統計，幾年裡，他讀了300多本書，最後將自己的研究編成一個16頁長的講義《毀滅與創建》。這是伯伊德涉足戰略理論的開始。伯伊德正在從一個頂級空中鬥士演進為一個列美國軍事理論起決定性影響的戰略家。
傳統上，美國軍事理論崇尚“火力制勝論”，強調用優勢的火力和協調的行動，像不可阻擋的壓路機一樣，壓垮敵人。所以，美軍行動講究在遠距離上集中最猛烈的火力摧毀敵人，機動靈活、穿插包圍、調虎離山、圍點打援等等概念和美軍的基本作戰思想並不合拍，在美軍的作戰中也鮮有使用。越南戰爭失敗後，美國政界、軍界要求反思的呼聲一片，當幾千美軍在小小的格瑞那達竟然用了兩天才擺平700名古巴建築工兵的時候，軍事改革的呼聲在美國達到最高峰。
在這種背景下，伯伊德開始形成自己的機動戰理念。機動戰不是一個新概念，但伯伊德版本的機動戰有它的新意。伯伊德把戰爭分成三種層面：消耗戰、機動戰和道德戰。 消耗戰的要素為火力、防護和運動，其中火力是最重要的，因為只有火力才是消滅敵人、贏得戰鬥勝利的手段。防護是保存自己的手段，防護的目的是為了發揚火力，消滅敵人。運動的目的是為了發揚火力、提供防護。消耗戰的重點是奪取戰略要點。 機動戰的要素則是時間和對手的軍心，其中軍心是最重要的。伯伊德強調時間對戰爭的重要性，時機和節奏可以比地形更重要，伯伊德的重點不在空間和物質上的機動，而在於時間和敵人的心理。要贏得戰爭的勝利，應該在從戰鬥到戰役到戰略的所有層次上使自己的OODA循環的周期比對手的更快，或者靈活地變換自己的OODA節奏，要隨機應變、出其不意，想在對手的前面，行動在對手的前面，打亂對手的思維，製造對手的恐慌和錯覺，剝奪對手有計畫、有秩序地進行戰鬥的能力，使對手在心理上放棄抵抗，最終導致對手不戰自潰。伯伊德並不把消耗戰和機動戰對立起來，在戰役層次上的機動戰仍然需要在戰鬥層次上的消耗戰，畢竟光靠花拳繡腳是不足以導致敵人不戰自潰的。
伯伊德的道德戰不光包括戰爭的道德因素，還包括戰爭中人的心理和思維過程。伯伊德強調打仗的不是武器，不是地形，而是戰士。戰爭真正需要摧毀的是敵人抵抗的意志，只有打垮了敵人抵抗的意志，戰爭才真正獲得勝利，所以只有敵人才能決定戰爭何時結束。伯伊德強調，一支成功的軍隊必須對環境的變化和戰場上的不確定性敏捷地作出反應；不應依賴完整、準確的情報來制定決策，因為戰場上不可能有這樣的好事，而要隨機應變，要能夠利用戰場上的不確定性，有創意、多樣化地製造不可預測性，而不是形成容易被敵人識破和利用的常規；最大的危險是被自己的思維定勢所困，而漠視已經變化的現買要上下一心，同心作戰，不是靠周密的計畫和督促來實現協調，而是把指揮權下放，靠上下各級對戰略意圖和戰爭目標的全面、準確地理解以及主觀能動性，主動、積極、創造性地從各個層次協同實現指揮意圖。這需要官兵之間高度信任，信息高度流通，士為知己者死。伯伊德十分強調戰爭的正義性和道德層面，強調軍人必須相信他們為之戰鬥的崇高目標，而不僅僅是為了憎恨或復仇而戰，那樣即使贏得戰鬥的勝利，也難以保證戰爭的勝利。
伯伊德強調戰場上的三要素：時間、空間、人心。這就是中國兵法中常說的天時、地利、人和。這在東方軍事理論中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從孫子到***，戰爭的正義性、攻心為上一直都是與兵貴神速、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相提並論的。但是將人心(包括人心向背、軍民士氣、鎮定還是驚慌)作為戰爭的要素，對美國軍事理論界還是一個新鮮事。為了推動政界、軍界的新思維，伯伊德總結了一個名為《論勝利和失敗》的講座系列，以傳道式的熱情，不知疲倦地向政界、軍界的要員解說他的軍事改革的思想。越戰失敗後，很多人對美國的軍事改革這個課題感興趣，所以伯伊德的聽眾很多，其中包括當時還是懷俄明州參議員的切尼，在以後的很多年裡，多年擔任參院武裝部隊委員會主席、後任柯林頓政府國防部長的阿斯平，眾院議長金格里奇，阿斯平後的參院武裝部隊委員會主席Sam Nunn，“沙漠風暴”期間的海軍陸戰隊司令格雷上將，1979～1983年期間的陸軍參謀長邁耶上將等，先後成為伯伊德的忠實聽眾。還有不少人對伯伊德的講座很有興趣，但不想花那個時間，要求他精簡成一個短小的講座。伯伊德還是那個臭脾氣，一口拒絕：要么不講，要講就要講全的，不採簡體演義版。伯伊德的理論不僅在軍界有影響，在商界也得到賞識，畢竟打仗和經商有頗多相似之處。
伯伊德的理論不是沒有漏洞的。伯伊德強調比敵人更快捷的OODA循環，但如果敵人不跟著你的步調走，根本不理會你的OODA，我行我素，那更快捷的OODA並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像抗日戰爭時期，日軍的戰略是速戰速決，國民黨軍隊總是慢一步，用伯伊德的話說，就是OODA慢了一拍，在戰場上非常被動。但***打持久戰，完全不理會日軍的作戰節奏，甚至有意地打亂日軍的作戰節奏，日軍就抓瞎了。伯伊德的OODA裡面其中重要的一環就是判斷，打亂敵人的判斷和指揮鏈，這是“摳眼挖耳捂嘴”戰術的理論依據。但是如果敵人的指揮結構是分散的，具有高度自主的特性，那這個戰術也是抓瞎。八路軍、新四軍的敵後游擊隊就具有這個特點，今天的伊拉克游擊隊也有這個影子。伊拉克游擊隊和美軍打持久戰，伊拉克反美武裝自主的指揮結構使美軍屢屢在捕獲或擊斃游擊隊領導人後依然無法抑制反美游擊隊的活動。有人甚至認為，拉登的戰術才是對伯伊德理論的出色運用。“9．11”嚴重打亂了美國的戰略部署，此後，美軍在戰術上取得很多勝利，但在戰略上，越來越落在拉登的OODA之後，疲於奔命，處處防範，怎么能不被動？
實際上，伯伊德的思想很少是新東西。對敵人以攻心為上是孫子的思想，高速度、大縱深、快節奏作戰以打亂敵人的作戰節奏是圖哈切夫斯基的思想，對於戰爭的道德問題和軍隊建設的思想，在毛選里可以找到很多影子，但是他把這些軍事理論簡化成美國大兵容易理解的表述，這是他獨特的貢獻。但是伯伊德就是伯伊德，他從不出版自己的著作或講義，這倒不是出於什麼太崇高的理由，而是永遠對自己的東西不滿意，永遠需要修改。要是別人“盜用”他的想法，他也不在意。他在意的是把他的思想推廣出去。不管誰願意聽，他都會去講，將軍、小兵、科學家、未來學家、國會議員、新聞記者，來者不拒。
美國海軍陸戰隊是最早接受OODA和靈活、敏捷的作戰思想的。越南戰爭後，海軍陸戰隊意識到自己在數量上、裝備上和訓練上都不適合高強度的消耗戰，所以在北約抵禦華約的作戰序列中，精銳的海軍陸戰隊沒有被部署到中歐的富爾達山口，而是在北歐的挪威。未來戰爭中是否還需要大規模兩棲作戰也成為一個問題。海軍陸戰隊開始了認真的反思，開始對自己未來定位和相應戰略的探索，重點是如何在未來戰爭中戰勝優勢敵人。
海軍陸戰隊兩棲作戰學校的戰術部主任韋利上校是越戰老兵，他對消耗戰已經深惡痛絕，開始探索戰術改革。正在這時，以主張在中歐實行主動防禦出名的文職戰略家林德把已經退役的伯伊德介紹給韋利，韋利、林德和一小批中下級軍官根據海軍陸戰隊短小、精悍、緊密的特點，開始研究機動戰。如果伯伊德的小團體可以叫戰鬥機黑手黨的話，那韋利的小團體或許可以叫“機動戰黑手黨”，儘管實際上沒有這樣的叫法。格雷還是準將的時候就聽到過伯伊德的講座，當時格雷是海軍陸戰隊的條令部主任。儘管格雷列伯伊德的理念很賞識，但格雷並沒有對貫徹這些理念採取實際行動。在格雷任海軍陸戰隊第二師師長時，機動戰黑手黨的一些青年軍官在軍官俱樂部里向格雷建議，考慮改革海軍陸戰隊的基本戰略。格雷同意了，開始邀請韋利和林德來第二師傳授機動戰的思想，並在海軍陸戰隊里展開列機動戰的大規模的公開辯論。機動戰的種子在海軍陸戰隊里紮根了。
格雷升任海軍陸戰隊司令後，以機動戰統一海軍陸戰隊的基本作戰思想。1989年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第1號作戰手冊(等於是所有作戰手冊的總綱)按伯伊德的思想重編，很多關鍵段落基本就是從伯伊德的講義里拷貝過來的。海灣戰爭期間的海軍陸戰隊上下各級就是按照這個思想作戰的。前海軍陸戰隊司令克魯拉克上將把海軍陸戰隊在海灣戰爭期間的卡夫奇戰鬥歸功於伯伊德的軍事思想。卡夫奇戰鬥在大戰之前打響，小股海軍陸戰隊輕裝突擊，占領了部分伊拉克前沿陣地，然後有組織地撤離，極大地迷惑了伊拉克方面對戰爭的判斷，調動了伊拉克的主力，打亂了伊拉克的部署。
伯伊德的影響不止於海軍陸戰隊。在接受伯伊德傳記作者的訪談時，當時任國防部長的切尼說，施瓦茨科普夫最先遞交的作戰計畫確實是從科威特正面用優勢火力和兵力強攻伊拉克的。受伯伊德的機動戰思想的影響，切尼打心眼裡不喜歡這個方案，緊急召見伯伊德采五角大樓諮詢幾天后，切尼斷然否決了施瓦茨科普夫的計畫。國防部長對作戰指揮到底有多少直接影響難說，但國防部長對戰爭的政治指揮是國防法規定的。施瓦茨科普夫的第二個方案就是著名的“左勾拳”，後面的事情就是歷史了。
美國陸軍最終也接受了伯伊德的軍事思想，“空地一體戰”、“斯特賴克”旅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提出的。即使是一直對伯伊德既愛又恨的美國空軍，也組建了將戰鬥機、轟炸機、加油機、預警機混編的遠征聯隊，增強部署和應戰的靈活性。
拉姆斯菲爾德稱伯伊德是“孫子以來最偉大的軍事思想家”，入主五角大樓時，致力軍事革命，主張輕小、靈活、具有精確打擊力量的“銀彈”軍隊，就是深受伯伊德思想的影響。不過有人指責拉姆斯菲爾德過分依賴技術，忽視人的因素。伯伊德的軍事改革是做了大量的研究，發現問題，然後對症下藥，而拉姆斯菲爾德的軍事革命只有一個空洞的概念，對這些概念的可實現性根本沒有做過深入的研究，完全是主觀意志，正好是伯伊德畢生痛恨的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美軍在伊拉克所取得的戰術勝利和戰略失敗，恰恰是伯伊德理論反例的集大成。
桀驁不馴、無欲則剛的伯伊德
退役後，伯伊德的為人仍一如既往地令人討厭，興致來了，半夜3點鐘會打電話到同事、朋友家裡，大談戰略或飛機的問題；女秘書們常常被他的粗話、髒話弄得淚水漣漣；爭論得火氣上來了，一面唾沫飛濺，一面手指就戳到人家的胸口，雪茄菸灰順著人家的領帶滾下來，即使是頂頭上司或級別高得多的軍官也不管，有兩次實在惱了，甚至把雪茄菸屁股按在將軍上司的領帶上，上司們能喜歡他嗎？他對家人也一樣嚴苛，家人一直住在低收八區里窄小、昏暗的簡陋公寓裡，和他退役後的收八十分不符。兩個孩子長期為憂鬱症所困擾，伯伊德和孩子們的關係僵到家裡人都擔心第三個孩子會不會拒絕參加父親的葬禮。在伯伊德的葬禮上，政界、軍界高宮雲集，海軍陸戰隊儀仗隊鳴槍致敬，一個資深上校在伯伊德的骨灰罐邊放上有地球和鐵錨的陸戰隊軍徽，這是海軍陸戰隊的最高敬意。海軍陸戰隊也在伯伊德去世後48小時內，提議伯伊德的家人將伯伊德畢生的研究筆記和藏書轉移到海軍陸戰隊學院圖書館中專門開闢的特別收藏室。但空軍除了樂隊和儀僅隊外，只派去了一個根本不認識伯伊德的中將。多虧和伯伊德一起在朝鮮的天空就共同戰鬥過的退休將軍們出面，空軍派出4架F-15作空中分列式。但天氣實在惡劣，還是沒飛成。伯伊德在高層有很多朋友，國會出面問詢為什麼如此人才在空軍得不到賞識，空軍只得壓住火氣，將內利斯的假想敵中隊的大樓以伯伊德命名，以平息對空軍的指責。但是空軍心底里還是對伯伊德的違規犯上和桀驁不馴極為不滿，不想豎這么一個榜樣。
伯伊德的戰鬥機黑手黨的死黨們直到現在還是每周三晚上在邁耶堡的一個小酒吧里聚會，離伯伊德安葬的阿靈頓國家公墓只有不到一英里。他們談伯伊德的舊事，談伯伊德會對某件事怎么說。伯伊德仍然是他們的精神領袖。
戰鬥機黑手黨還在戰鬥。里奇奧尼在萊特-帕特森期間曾主持第一次戰鬥機超音速巡航的學術會議，可稱戰鬥機超音速巡航之父，但近年來成為反對F-22的急先鋒，指責F-22重蹈F-111的覆轍：重量太大，系統太複雜，成本太昂貴，機動性不足，不適宜空戰格鬥。最大的問題在於空軍將只可能負擔一支規模較小的F-22力量。據2005年的採購計畫，將只能部署180架F-22，不足以應付世界各地的複雜情況。F-22再先進，也沒有分身法。相反，維持一支一定規模的F-15、F－16力量，對增加空軍的作戰彈性有極大的作用。里奇奧尼指責隱身和超音速巡航列打擊恐怖分子毫無作用，並用分析證明F-22相比於F－15並沒有買質性的性能提高。斯佩里在促成A-10計畫後，離開了國防部，除了偶爾就軍事改革問題作一些講座外，轉向自己心愛的超保真錄音，專錄爵士音樂、宗教音樂和布魯斯。他沿用了F-16“少就是多”的簡單、直接的設計思想，不用數字混響，不用多點麥克風，甚至不用前置放大器，只用頂級元件精製的單一功放。事實上，用最精心的思考，但是最簡單的實現，這是工程設計的極致。問題是人們很容易被閃耀的新東西所迷惑，而忘記了簡單之美。克里斯蒂在國防部負責武器系統的作戰評估，弗蘭克·斯皮尼是戰鬥機黑手黨的另一個成員，至今仍然在國防部工作，他是披露F／A-18E的翼尖下垂問題的核心人物，並且用OODA來分析、抨擊美軍在伊拉克的行動。
伯伊德的能量機動理論早已開花結果，三代機中唯一和能量機動無關的F－14退役了，而基於能量機動理論的F-15、F-16還要繼續服役一段日子，F／A－18E可能還要服役30年。伯伊德被稱為美國建軍史上最有影響力的無名小卒。不管出於什麼理由，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對伯伊德關於主動、靈活、敏捷、輕巧、信息流通、不拘一格的軍事思想百般推崇，強調戰鬥中大膽、靈活、出其不意，非線性作戰，打擊敵人的關鍵節點，庖丁解牛式地導致敵人的崩潰，這是今天美國軍隊變革的基本動力。
伯伊德的智商據說只有90，他自嘲說這使他不胡思亂想沒用的東西。伯伊德的能量機動理論是70年代以來美國空中優勢的理論基礎，伯伊德的機動戰理論正在對美軍的作戰理論和實踐發生影響。伯伊德將武士的心、工程師的頭腦、清教徒的自律、傳教士的使命感集於一身，他認準了一件事就一條道走到黑，無怨無悔。伯伊德是一個奇人，真奇怪好萊塢怎么沒有給他拍一部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