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公眾外交時代的到來
網路公民外交，也可稱網路公共外交、網路滲透外交、網路民眾外宣運動。這是一國政府把過去通過傳統媒體開展的政府外交、政府外宣變為通過新媒體的個人對個人的網路公共外交。希拉蕊擔任美國國務卿後，全力推行“網際網路外交”戰略，主張美國的全球外交推動不只靠外交人員，還要靠“全民網路外交”，要鼓勵美國公民與外國人通過網際網路進行互動，實現美國的部分外交戰略。近年來，美國政府機構、媒體、非政府組織、學界、智庫、基金會、培訓機構等都在利用各種網路工具開展“網路公共外交”，鼓勵美國外交官、美國記者、教授、交換學者和學生、旅遊者及其他美國公民通過網際網路推銷美國外交政策、美國政治制度和美國價值體系。
網路公民外交由於網路口傳新聞的接力性、迅速性、廉價性和匿名性，通過網路口傳的任何新聞和宣傳所激發的同情和憤怒，給別國政府帶來的輿論和政治壓力巨大而有效。近年來，無論是美國政府對外開展的公關，或是民族分裂分子和其他極端分子開展的活動，越來越多地採用社會網路的口頭傳播形式，在特定群體中、圈子內或他們的同情者之間散播。他們通過網路，如電子郵件、Twitter、 社交網等，跨過國界到他國開展非法政治活動、繞過當地國家法律懲罰組織抗議和暴力活動。 伊朗大選後，美國發現它不喜歡的內賈德當選，在美國政府支持和操縱下，Twitter、YouTube、Facebook 和Flickr都成了伊朗反對派與國內外信息傳播和抗議活動的聯絡渠道與組織平台。傳統上，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主要是通過國際廣播，如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自由歐洲電台等政府資助的國際傳播手段策動別國的國內動亂。伊朗大選動亂顯示，西方國家政府今天已經不再需要直接資助某個政府電台或新聞機構作為中介，對敵對國家開展宣傳攻勢。美國的網路公眾外交在伊朗大選動亂中達到了空前規模。
經過新媒體的滲透、議程設定和新聞策劃與傳播，伊朗反對派至少爭取到了美英的空前支持。谷歌和 Facebook迅速加入了波斯語的閱讀和寫作功能，促使更多伊朗民眾加入抗議隊伍。
在美國國務院邀請下，為了不影響國外與伊朗國內抗議者的信息交流，Twitter公司還推遲了例行的設備維修。在西方主流媒體煽動下，西方民眾，特別是美國那些敵視伊朗的民眾被動員起來。成千上萬的西方人士特意把Twitter的時區調到德黑蘭時區，製造綠色面具，加入聲援伊朗反對派穆薩維的Facebook，以展示國際社會與反對派堅定站在一起。
儘管西方公眾與伊朗反對派在網路上交換的大量新聞的真實性難以查證，但是，這種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西方支持伊朗反對派的網路活動顯示網路滲透已經成為當代國際傳播和公共外交最有力量的工具。伊朗大選動亂顯示，新媒體時代的社交網路不僅改變了國際傳播的生產接受方式，更為國際傳播重新劃了邊界。伊朗政治動亂展示了美英等國利用社交媒體開展民眾性外宣攻勢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穆薩維領導的反對派通過微型部落格Twitter和社交媒體網，與國內外支持者廣泛聯絡，在美英支持者教唆下，伊朗反對派利用Twitter和Facebook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
反對派領導人穆薩維的臉譜網頁facebook 在5月份只有5000名支持者，而到6月大選結束後， 增加到 11萬支持者。這些支持者不斷在穆薩維的臉譜網上更新新聞，其中包括抗議集會訊息、反對派受害者名單和相關文章連結。 抗議示威的視頻和圖片，特別是那些反映警察暴力的圖像被上載到視頻分享網站YouTube 和圖片分享網站 Flickr上。這些圖片和錄像往往直接從手機發到網上。
美英政府和媒體與這些網站形成很好的輿論互動。伊朗動亂期間，反對派的主要宣傳工具是美國之音（波斯語）和BBC的衛星電視頻道和網站。美國之音把微型部落格、用戶自創視頻和博文整合到其新聞報導里。很多伊朗人是從美國之音和BBC波斯語廣播中獲取新聞。動亂期間，除擁有1500萬觀眾外，美國之音網站訪問量增加了800%。
在回答有關美國國務院是否應該遠距離指揮伊朗抗議活動的問題時，美國負責網路匿名連結（Tor）項目負責人Andrew Lewman說，“新媒體的力量仍然有一定局限。假設你在伊朗，這時一個美國人發給你一條簡訊說：‘抗議去。’你會問他：‘你是誰？’而不是馬上跑上街去抗議。”關係和信任非常重要。在這方面，美國之音能夠在伊朗發揮重要作用，是因為受觀眾信任和依賴。BBC、CNN和美國之音不加核實地實時播發這些網路傳來的信息。美國之音每天從伊朗收到300個抗議視頻，通過美國之音播出。美國之音的記者自己也懷疑這些視頻真實性有多大。美國之音波斯語頻道記者Derakhshesh 在2009年7月美國民主基金會舉行的一個研討會上，不禁問自己：“這些視頻的內容是真的嗎？”②
中國如何面對網路公眾外交?
從當前國內外政治話語與新聞話語看，在網路滲透和網路公眾外交方面，美國的政治話語體系不僅成為判斷是非的合法標準，而且是一種攻擊型的話語體系。由於開發中國家在政治軟實力上的脆弱、話語缺乏獨立自主的創新、在政治正確性標準上往往受制於西方國家，中國的政治和新聞話語體系在國際傳播體系中，處於邊緣，總是處在防禦狀態，不停地遭到合法性的質疑。在很多重大事件中，我國在國際傳播中的話語很多時候就顯得“支支吾吾”。冷靜考察今天的網際網路會發現， 使用網際網路發動群體事件、製造暴亂和暴力事件的有恐怖分子、政治極端分子、宗教原教旨主義者、邪教組織和其他各類活動分子。極端分子和恐怖分子的網路活動成了各國政府、警方和情報部門的頭痛問題。在網上，各種活動組織、極端分子、分裂分子和恐怖分子都稱自己是在為民主、自由和人權而戰。如果禁止這些言論和網站、論壇，會被西方社會攻擊為壓制自由民主。但是，誰是民主和人權鬥士？國際上並沒有一個統一標準。
如果熱比婭在與美國作戰，她就會被美國媒體描繪成一個西方的恐怖敵人。而熱比婭與中國對立，結果她成了西方政界和媒體上的人權英雄。在國際輿論戰爭中，民主、人權和自由，不過是各國政府根據自身利益需要，給別人貼上的一種新聞標籤和政治標籤。
新疆暴亂後，某些西方記者從新疆現場發出來的新聞報導和圖像表明，某些西方媒體在新疆報導的“真相”更多地是為其肢解中國議程，報導“他們的新疆真相”服務。西方記者在新疆暴亂後中國政府組織的採訪中，不僅報導不深入，缺乏真實的歷史背景和正確的語境，而且，只報導自己看到的現象，根據主題先行原則，在街頭巷尾抓拍和採訪那些與預製的新聞議題一致的新聞畫面和新聞故事。更令很多中國人不滿的是，新疆暴亂後，中國政府和中國媒體提供了新疆暴亂現場真實的音像圖片資料。但是這些音像和圖片資料在西方媒體和Twitter、YouTube上，通過現代媒體的技術手段，對畫面重新切割，對聲畫配置重新組合後，形成了與事實真相完全相反的記憶。
在網路公共外交時代，輿論戰爭沒有前後方之分，哪裡有網路，哪裡就有戰爭。那些代表不同的威脅和破壞團體，如民族分離主義者、邪教團體、極端政治組織、社會仇視團體和其它敵對組織都在把網路作為鬥爭武器。這些組織特別選擇那些在意識形態上與中國敵對，與中國又沒有引渡條約的西方國家，開展針對中國的網路輿論戰爭。面對這樣一個聲勢浩大的網路民眾運動，中國面臨網路立法的巨大難題：政府難以立法限制敵對勢力的網路傳播、政府難以採取合法手段限制敵對勢力網路傳播、政府難以在網路上，一手保證言論自由，另一手確保國家和人民財產安全。由於網際網路技術不斷發展，未來網路輿論戰爭形態無法預測，網路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西方敵對勢力發動輿論戰爭的形式和手段也將不斷變化。中國在應對西方針對中國開展的這場網路外交和網路滲透戰中處境艱難。
中國要利用自己龐大的網民隊伍、部落格數量和越來越普及的社會網路人群，開展自己的網路公共外交。截至2009年6月30日，我國網民規模達3.38億，寬頻網民達3.2億，手機上網用戶達1.55億，擁有個人部落格/個人空間的網民用戶規模已經達到1.82億人。另外，相當部分草根部落格向互動性更強的社會網站轉移。③中國的草根部落格和草根網民們是中國外宣的一隻強大生力軍。他們可以把西藏、新疆、中國各方面的真實音像資料和文字材料，通過社會網路和部落格對外廣泛發布。中國強大的80後網民隊伍在2008年西藏暴亂後已經充分展現其才幹。
隨著網路一代走上社會主流，人們越來越多地依靠社會網路口傳新聞。在當今時代，網路口傳新聞多發生在朋友、親友、同事、同學等關係較親近或密切的群體間。在網路口頭傳播前，他們間已建立了一種特殊關係和友誼，相對政府的外宣產品和傳統媒體的新聞報導，這種個人化的網路口傳新聞可信度有時會更高。這個特點是口傳新聞的核心，也是開展網路口傳外宣活動的最佳理由。
網路公共外交和網路口傳新聞具有很強針對性。網路口傳新聞往往是一對一的傳播方式，信息的傳播者和被傳播者間一般有某種個人或興趣愛好或利益上的聯繫。彼此間有一定了解。這種狀態下信息的對外傳播者就可以針對被傳播者的具體情況，選擇適當的傳播內容和形式，形成良好溝通效果。
很多情況下，當新疆或西藏發生暴亂，某西方人士通過電郵問自己時，他只是針對這個外國朋友的問題，講出自己知道的事實。這種直接的傳播方式是外國友人感興趣和需要的。
網路口傳新聞無疑是當今世界上最廉價的信息傳播工具。不需其他更多投入，節省大量廣告宣傳費用。過去政府不惜巨資投入外宣活動、公關活動等方式來吸引國際目光，以產生“眼球”效應，還不如通過網路口傳新聞這樣廉價而簡單的方式達到這一目的。回頭看看伊朗大選的新聞傳播，無論是真實發生的，還是西方策劃的，這些社交網路上的新聞獲得了巨大傳播效果，充分顯示了網路公共外交和網路口傳新聞神奇的傳播力量。在利用社交網路上，美國政府採取了具體措施，實施網路公共外交。白宮同時在社交網站“我的空間”和“臉譜”上開設網頁，並通過Twitter發出第一批訊息，由此全面進軍美國主流社交網站。國務院網站則被希拉蕊升級改版，網站連結的谷歌地圖可以顯示國務卿每次出訪的行程，在“給國務卿發短訊息”欄目里，網友可以通過網路或手機向希拉蕊提問。聯邦調查局每天會在Twitter上公布新的起訴案件、通緝犯信息等。駐阿富汗美軍6月初也推出“臉譜”和YouTube網頁，並註冊了Twitter賬戶，其在Twitter上發布的美軍在阿喪生的訊息，甚至比正式新聞稿早了數小時。④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有千百萬人通過各種渠道和各種形式與國際上的各種社群建立了個人聯繫，並通過各種語言與他們保持交流和信息溝通。每一個有國際交往經驗和能力的中國人都與國外某個群體有著某種社會網路的聯繫。正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箇中國人通過網路公共外交和網路口傳新聞，與他或她的國外社區開展中國的外宣，由於其建築於人們各種社會需求心理之上，所以比傳統外宣更自發，也更易於接受。比如，在社會網路里建立信任關係，尋找目標客群，建立一對一的對話交流。此外，在社會網路里，建立有公信力的名人部落格、名人網頁、名人Twitter 等。
通過中國網民向國外口傳新聞，會比傳統媒體更具親和力和感染力。在網路口傳新聞，傳播者是你的朋友、親友、同事、同學、同鄉等關係較為親近或密切的群體。總之，抓住社會網路大發展的時機，制定中國的網路公共外交戰略，積極主動地開展中國網路外交，讓國際社會在社會網路里認知中國，在社交網路里塑造中國國家品牌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作者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
【注釋】
①美國防部長：Twitter是重要戰略資產，http://www.sina.com.cn，2009年6月19日
②A meeting on the Role of New Media in the Iranian Election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July 7,2009,Washington, D.C. http://pomed.org/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09/07/pomednotesnedmedia.pdf
③CNNIC2009年7月16日發布的《第24次中國網際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
④網路成西方滲透工具網路政治化成世界話題，《環球時報》，2009年7月3日
網際網路改變外交
在製造混亂方面，Twitter比美國之音和CNN捆在一起還厲害。《商業價值》雜誌 劉湘明|文
藉助伊朗大選風波，Twitter幾乎一夜成為外交明星。白宮“請求”該公司推後系統維護以支持伊朗反政府示威的故事，將注定成為媒體影響外交案例的傳世經典。英國首相布朗在不久前接受採訪的時候說, 網際網路已經徹底改變了外交政策，網際網路比歷史上任何經濟或社會變革對人類的影響更大。
美國前總統艾森豪曾說，“在宣傳上花1美元就等於在國防上花5美元”。2007年，《美國之音》結束了長達60年的俄語廣播節目。在俄羅斯，這意味著結束長達60年的一段歷史。這家由美國政府出資、禁止對國內廣播的國際廣播電台，被公認為是美國外交政策調整的“晴雨表”。它創建於1942年，最初是針對德國納粹進行反納粹宣傳。停止俄語廣播，只是因為反恐的宣傳需要，美國的戰略重點已經轉向中東地區。而CNN因為對海灣戰爭的持續、高強度的報導一炮走紅，之後又以其他同類對國際外交事務的報導，使自己不僅“成為重大事件的報導者，而且也成為外交上的一枚棋子”。
但社交網站在外交事務中所體現的快速、直接，讓老牌傳媒如美國之音和CNN都黯然失色。
對這次Twitter、Facebook在伊朗動盪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西方媒體絲毫不吝惜溢美之詞——《衛報》寫道，在此之前，美國一直找不到一種方式既可以影響伊朗，又不使自己過於陷入其中；《紐約時報》則稱，歐巴馬政府已經把社交網站視為“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
在大選年嘗到了網際網路甜頭的歐巴馬和希拉蕊，都非常重視網際網路對政治和外交的影響。國務卿希拉蕊全力推行“網際網路外交”戰略，主張美國的全球外交推動不只靠外交人員，還要靠“全民網路外交”，要鼓勵美國公民與外國人通過網際網路進行互動，實現美國的部分外交戰略。希拉蕊的外交創意顧問亞力克·羅斯盛讚這是“21世紀的外交創新”，將傳統的“政府對政府的外交”變成了“人對人的外交”。希拉蕊辦公室主任謝里爾·米爾斯說：“在外交新時代，運用新媒體是關鍵。利用新媒體發揮美國外交‘巧實力’並擴大交流，對實現美國外交政策目標至關重要。”“巧實力”是希拉蕊提出的一項外交新戰略，有別於以軍事和經濟實力為主的“硬實力”，和以傳統和文化影響力為主的“軟實力”。
而從總體來講，美國在網際網路上的壓倒性優勢甚至超過了軍事領域。支撐網際網路運轉的根伺服器共有13個，有10個在美國。甚至我們現在使用的網際網路後綴（如.com、 .net等），都是由美國政府批准的。再加上美國在計算機軟硬體以及文化娛樂上的絕對優勢，網際網路就成了美國發揮對外影響的最有力武器。
目前，美國對此已經開始了系統的理論研究。幾個月前，摩爾多瓦大選後，發生了一場未遂的“顏色革命”，被稱為“Twitter革命”。就在摩爾多瓦反對派衝擊議會大樓當天，一個名叫莫羅索夫的人在美國《外交政策》網站發表文章，介紹如何通過網際網路發動“Twitter革命”。據報導，這個出生於白俄羅斯的莫羅索夫是索羅斯開放社會研究所的工作人員，負責傳授如何利用網際網路，在“封閉社會”推動“民主運動”，以推翻“專制政權”。莫羅索夫公開稱，這個項目涉及塔吉克斯坦、摩爾多瓦、敘利亞和泰國4個國家。他說：“我經常訪問這些國家，以考察利用網際網路和信息技術推翻專制制度的可能性。”隨後不久，網際網路研究機構、哈佛大學的博克曼中心發布了報告——“社會媒體在顏色革命中所扮演角色”。《紐約時報》稱，社交網路這種21世紀的“新寵”在喬治亞、埃及、冰島的抗議示威活動中都起到了幫助作用。
由此來看伊朗騷亂的背後，也能發現清晰的理論指導痕跡——首先，在選舉當晚，大量簡訊散布訊息稱穆薩維獲勝，這就讓幾小時後內賈德宣布勝選看起來像一個大騙局；隨後，一些社交網站和Twitter的用戶開始接收到一些關於政治危機和街頭抗議行動的未經證實的匿名信息，內容大多關於槍擊和大量人員死亡。這些訊息，加上境外的反政府者的煽動，混亂就迅速擴散開來。
相比較而言，網際網路對於外交的改變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更加超越國界
Twitter難以被審查，即使網站被關閉，人們還可以通過簡訊或部落格工具相互溝通和交流，這使它很容易穿越傳統主權國家的邊界。美國負責公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克勞利說，穆薩維也使用Facebook，“我們密切關注穆薩維如何使用Facebook把他的活動情況告知支持者。”伊朗大選後，雖然伊朗政府對媒體和網際網路實施管制，雖然中情局和西方媒體在當地幾乎沒有幾個人，但是通過Twitter等網路新工具，德黑蘭街頭示威的照片以及衝突、傷亡情況，還是源源不斷地出入伊朗國境，把伊朗國內局勢攪得天翻地覆。其實中情局在兩年前就悄悄對古巴開刀，儘管古巴尚未向全民開放網際網路，但當網際網路上很多人在傳說卡斯楚病情和“兄弟接班”的問題之後，古巴政府很快發現民眾人心浮動。
更加迅速
英國《衛報》報導了一名叫Persiankiwi的用戶傳送給其1.5萬名追隨者一個寫滿波斯文的谷歌頁面，上面唯一的英文語句寫道：“伊朗遍布著網路過濾器，所以請訪問這個頁面以便接受關於穆薩維最新的訊息。”據稱，15日晚，Twitter上以“伊朗大選”為標籤的信息幾乎每分鐘就增加30篇。而摩爾多瓦暴亂的策劃者之一在部落格中這樣寫道：“6個人只用了10分鐘的快速思考便做出決定，然後用數小時通過網路、Facebook、部落格、簡訊和電子郵件將訊息傳播出去……結果1.5萬名年輕人走上街頭。”
更加無所顧忌的謊言
美國防部長說，這些新型網站是美國“極為重要的戰略資產”。但因為非官方以及難以追蹤的特性，在Twitter所發布的海量信息充斥了謊言。比如，Twitter曾廣泛傳播有300萬人在德黑蘭參加示威抗議活動，而實際參加者不過幾十萬人；該網曾廣泛傳播的伊朗改革派總統候選人穆薩維被軟禁、伊朗憲法監護委員會宣布選舉無效等訊息更是無中生有。連《紐約時報》都承認， “一些Twitter用戶很有可能會故意欺騙你”。
更加難以控制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在《修辭學》中指出，“所有傳播的目的是施加影響，而這種影響無非是正面影響和負面影響兩種”。美國之音和CNN對於外交事務的影響，更多地是利用了所謂“議程設定”的傳播學概念。這個概念認為，大眾傳播可以通過提供信息和安排相關的議題來有效地左右人們關注哪些事實。1993年的索馬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CNN先是播放索馬里殺戮、饑荒的畫面，直接促使柯林頓下令美國軍隊參與維和行動；而事後幾具美軍屍體被拖過大街的鏡頭卻立刻讓公眾要求撤軍的呼聲日益高漲。而網際網路則讓政府的權威受到進一步挑戰，美國政府可以通過網路讓伊朗陷入混亂，自己也被網路上關塔那摩監獄的虐囚事件整的狼狽不堪。這種不可操控性，甚至讓西方國家都感到惶恐。例如德國也擔心Twitter一類的網站可能會影響本國大選，德國反對黨甚至將其稱為“可能會破壞選舉的黑暗勢力”。德國聯邦選舉委員會委員埃格勒說，通過Twitter匿名發布選票數據，可能引發人們做出與預期選舉結果相反的行動。
以Twitter為代表的新媒體，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的外交決策模式，這種衝突的實質，其實是全球化背景下，自由流動的信息、資金與傳統國家主權邊界的衝突。這種衝突對整個國家機器的反應速度和處理能力，都提出了更嚴酷的要求。
美國要搞“全民網路外交”
通過網路輸送價值觀 “中情局突然發覺，通過網際網路輸送美國的價值觀，遠比派特工到目標國家或培養認同美國價值觀的當地代理人更容易。”對於網際網路在近日伊朗動盪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一位美軍前情報官員向《環球時報》記者表達了如此直白的觀點，令人頗有些意外。 網際網路上的衝突似乎在加劇，而美國的意識形態優勢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幾乎每一次衝突，開發中國家都陷於被動。“這一次，美國的確找到了它最擅長的戰場，利用網際網路監管問題與一些國家較真，不會像它以往直接干涉別國那么令人反感。而開發中國家常被逼得支支吾吾，有理也顯得沒理。”一位中國網路問題專家說，這一點值得警惕。美國要搞“全民網路外交”
網路是很多開發中國家的新事物，它的西方標準的言論自由與這些國家的轉型社會特徵均形成一定反差，並對這些國家的政治產生一定壓力。一旦西方國家試圖利用這種壓力，情況就會變得更加複雜和敏感。
克勞福德是曾就職於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的情報部官員。6月30日，他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坦言：“德黑蘭大選後的局勢突變，讓中情局駐中東地區的特工猝不及防，事發後再試圖向當地派人幾乎不可能，所以Twitter等網路新工具一時間成了無可取代的影響手段，這讓中情局和其他美國機構嘗到了甜頭。”
但這並不是中情局首次嘗到這樣的甜頭。克勞福德講述了中情局兩年前悄悄拿古巴做試驗，以研究網際網路對一個國家民眾影響力的事情。“儘管古巴尚未向全民開放網際網路，但當網際網路上有人在卡斯楚病情和"兄弟接班"問題上大做文章之後，古巴政府很快發現民眾人心浮動。”克勞福德說，古巴安全機構事後對網際網路信息進行分析得出結論，在那段時間裡，經常在網上發表“敏感文章”的人背景“不簡單”，他們受僱於美國情報或者其他聯邦機構，專門在網上張貼攻擊古巴體制、領導人情況的文章和假訊息。此事讓古巴政府意識到，網際網路在開拓古巴國民眼界、獲得發展信息的同時，也飽含“深意”。
美國全球安全組織資深研究員喬治·史密斯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早在2000年包括中情局在內的美國政府機構就十分重視網際網路的作用。不過，最初階段中情局對網際網路的認識更多集中在“實用工具”上，比如說當年中情局有一份網路間諜計畫，希望能借網際網路進入全世界各大公司、銀行以及政府機構電腦系統蒐集情報。然而，隨著網際網路在世界範圍內的廣泛運用，美國政府意識到，網際網路的真正效力是在其影響力上。史密斯說：“在去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有55%的美國成年選民及74%的網民稱，他們上網獲取選舉新聞和信息，或與其他人就總統選舉進行交流。"臉譜"（Facebook）、"我的空間"（MySpace）等社交網站以及YouTube等視頻分享網站的火爆，對美國觸動頗大，因為他們聯想到，網際網路同樣也可以對他國的政治形態產生影響。”
專事美國聯邦機構網路技術與影響力研究的nextgov網站近日披露，國務卿柯林頓·希拉蕊全力推行“網際網路外交”戰略，主張美國的全球外交推動不只靠外交人員，還要靠“全民網路外交”，要鼓勵美國公民與外國人通過網際網路進行互動，實現美國的部分外交戰略。希拉蕊的外交創意顧問亞力克·羅斯盛讚這是“21世紀的外交創新”，將傳統的“政府對政府的外交”變成了“人對人的外交”。美國《新聞周刊》則評論說，希拉蕊對網路新工具的熱情並不為過，“它們有望在那些目前令美國頭痛的國家推動民主”。
網際網路在奧巴馬手下“復興”
在美國，經歷了嚴重泡沫的網際網路，在歐巴馬手下幾乎實現了“復興”。5月1日，白宮同時在社交網站“我的空間”和“臉譜”上開設網頁，並通過Twitter發出了第一批訊息，由此全面進軍美國主流社交網站。國務院網站則被希拉蕊升級改版，網站連結的谷歌地圖可以顯示國務卿每次出訪的行程，在“給國務卿發短訊息”欄目里，網友可以通過網路或手機向希拉蕊提問。聯邦調查局每天會在Twitter上公布新的起訴案件、通緝犯信息等。美國宇航局（NASA）從年初開始每天都在Twitter上發布訊息，NASA公共事務辦公室代理助理主任說，這占用了他每天30%的時間。就連駐阿富汗美軍6月初也推出了“臉譜”和YouTube網頁，並註冊了Twitter賬戶，其在Twitter上發布的一次美軍在阿喪生的訊息，甚至比正式新聞稿早了數小時。
有分析認為，美國在網際網路上的這套做法對世界所有網民都有吸引力，而網民接觸美國文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西方也很願意把自己的政治標準推廣成網際網路上的全球標準。
在開發中國家，網路新工具也很流行。“活著的日誌”（Livejournal.com）是俄羅斯最流行的部落格網站，俄總統梅德韋傑夫的部落格也建在這裡。該網站上各種言論都有，有批評政府的，也有反普京的。這些年來，Livejournal已成為俄發布訊息最快最全的渠道。在越南，雅虎、谷歌紛紛開闢了越南文網頁，年輕人對Yｏｕｔｕｂｅ、Twitter毫不陌生，Twitter還專門增設了越南文頁面，網際網路的迅猛發展為越南網民提供了強大的信息資源。在敘利亞，網際網路還處在比較初級的階段，速度慢，費用高。ADSL的費用每月約合人民幣1400元，光纜專線的月租費甚至高達約1萬元人民幣，而大多數敘利亞人的月薪僅為2000元人民幣。這使得大多數敘利亞人在家中使用相對便宜的撥接。但年輕人對網路的需求是不可抑制的。藉助阿拉伯人的咖啡館文化傳統，提供無線上網的咖啡廳成了敘利亞年輕人解決上網問題的主要場所，首都大馬士革各主要咖啡廳內從早到晚都坐滿了懷抱筆記本電腦的年輕人。在近日伊朗危機時，敘利亞青年照樣在Twitter上交流。
多國都對網路實行過濾
不過，對很多開發中國家而言，網路之上並非“一片歌舞昇平”。近兩年來，俄流亡大亨古辛斯基曾多次舉行反普京示威活動，其部落格就建在Livejournal上，所有有關集會的指示，比如行動路線、聯繫方式、如何應付警方圍堵、備用方案等都在那裡發布。俄極端排外組織光頭黨也利用Livejournal招募追隨者，並刊登大量教授如何襲擊“敵人”、如何事後逃逸和隱匿的文章。俄內務部稱，俄目前有40餘家網站登載涉嫌煽動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性質的內容，已引起俄政府不安。在越南，部落格中出現的攻擊越共以及煽動民眾反對政府的文章有所增加，也令越南政府很頭疼。
YouTube視頻網站則多次因播出侮辱民族感情、褻瀆宗教的視頻，遭數國封殺。YouTube網站自稱，其網站至少在十幾個國家遭到臨時審查。2007年，土耳其勒令禁止YouTube，以平息其針對現代土耳其創始人凱末爾的攻擊性言論。同年，因播放侮辱國王的視頻，Youtube遭泰國政府封殺。中東國家則對涉及宗教、色情、賭博的網站進行過濾。
德國也擔心Twitter一類的網站可能會影響本國大選。鑒於伊朗選舉危機中Twitter的表現，德國反對黨甚至將其稱為“可能會破壞選舉的黑暗勢力”。德國聯邦選舉委員會委員埃格勒說，通過Ｔwitter匿名發布選票數據，可能引發人們做出與預期選舉結果相反的行動。6月19日，德國聯邦議院還通過了禁止兒童色情網站的網際網路審查法律，使德國成為西方國家中第一個有網際網路審查法律的國家。事實上，已開發國家也或多或少地對網路上於國家有害的內容加以過濾。美國的《愛國法》及《國土安全法》中都包含有監控網際網路的相關條款，並授權政府或執法機構監控和禁止任何“危及國家安全”的網際網路內容。在美國很多地區，經常播放拉登講話的“半島”電視台及其網站是被過濾的，理由是“傷害美國人民感情”。澳大利亞近年來依據其網路安全計畫打造了一個網路過濾器，黑名單中包含“不適合兒童”和“違法內容”兩種信息，以禁止一切澳政府認為有爭議或有損國家安全的網頁。法國2000年曾關閉拍賣納粹物品、宣揚種族主義的雅虎分支網站。
美國找到了對它最有利的戰場
“美國顯然是找到了一個對它最有利的戰場”，中國信息安全專家李飛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在網際網路王國里，美國是絕對的霸主。”資料顯示，支撐網際網路運轉的根伺服器共有13個，其中一個是設在美國的主根伺服器，另有12台副根伺服器（9個設在美國，英國、瑞典和日本各有一台）。此外，各國都要由美國政府授權的網際網路域名與號碼分配機構來統一管理全球網際網路根域名伺服器、域名體系和IP位址。而且，包括電子器件、高端用晶片、基礎軟體產品的核心技術也多掌握在美國手中。
面對美國將網路優勢轉化為巨大的戰略優勢，開發中國家該怎么辦？李飛表示，網際網路的鬥爭本質上是國家與民族利益的鬥爭。重要的是，開發中國家應該意識到美國運用網際網路也有弱點，一旦其他國家推出自主產權的網際網路產品，那么現在以美國為主導的網際網路將遭遇勁敵，而只要掌握好還擊工具，對美國的反作用也一樣；與此同時，美國想在全世界得到文化認同也是很難實現的，一個國家的傳統文化是網際網路內容認同的關鍵所在。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沈丁立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網際網路是一種力量，可以是正義的，也可以是破壞性的，而且在這種力量面前各國是平等的。由於已開發國家政治文明比較先進，它被人攻擊的可能性少，而開發中國家問題比較多，容易受攻擊。所以事實上受這種力量影響的後果是不平等的。所以開發中國家要儘量做到信息公開、透明、民主，把信息公布在前，儘量避免錯誤信息占領市場。此外還可以採取技術措施，杜絕那些錯誤信息。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郵電大學校長方濱興也認為，對於開發中國家來說，讓政府從物理隔絕直接走向當前如此開放而又缺乏足夠安全可信保障手段的公共網際網路，顯然難度極大，但電子政務又呼喚著政府採取相應的形式與公眾在網際網路上交流與溝通，因此高科技網路技術便成為支撐電子政務發展的迫切而又必要的基礎設施與技術手段。
軍事專家宋曉軍則對記者表示，近期美國政府發動“網路外交戰”和美軍創建“網路戰司令部”都有炒作之嫌，因為自網際網路泡沫後，美國試圖靠網路技術突破拉動經濟發展的意圖已經破產，網際網路的技術發展已處於下降階段。“此時翻炒上述概念有向政府討錢以彌補金融危機後各部門資金不足之嫌。”
美國強勢“電子外交”與蒼白的“不干涉”表態
圍繞伊朗總統選舉之後發生的一些街頭抗議行動，一些西方媒體進行了連篇累牘的炒作。伊朗政府已公開指責這些西方國家的媒體和政府進行煽動活動，製造混亂。美國政府在伊朗大選後曾一再表示將努力避免出現有“干涉伊朗內政”之嫌的言行，也在一段時間內表現得比較克制。然而，強勢“電子外交”使得美國官方對伊朗內政“不干涉”的表態顯得蒼白無力。
據美國媒體報導，6月15日，美國國務院一名工作人員向Twitter網管理者發去郵件，要求這家即時簡訊社交網站推遲原定的技術升級和維護，以保證不中斷其服務，原因是“眾多伊朗人正在利用這一網站相互傳遞信息，並向外界報導伊朗各地所發生的抗議示威活動”。這一美國網站遵從來自國務院的這一要求，推遲了網站升級、維護的時間。
美國官方公開利用新媒體影響伊朗局勢的舉動在美國媒體中也引起了廣泛關注。一家大報評論說，美國政府直接授意Twitter網一事表明，美國官方認為這樣一家成立僅幾年的網站“具有改變一個古老伊斯蘭國家歷史的潛能”。
上述信息披露後，美國媒體對利用新媒體影響伊朗局勢表現出了更大的興趣和炒作衝動。一時間，無論是在美國電子媒體還是紙質媒體上，“Twitter”一詞的出現率陡增，同時有更多的聲音鼓譟伊朗將出現“更大規模騷亂”。
其實，即時簡訊社交網站等新媒體本身具有明顯的局限性。在Twitter網上發布的訊息都是未經證實的，再考慮到伊朗使用新媒體人群的特點和美國媒體在選擇傳播內容時表現出的傾向性等因素，通過Twitter、Facebook等社交網站展示出的伊朗局勢與西方媒體所標榜的“客觀”、“公正”、“全面”原則相距甚遠。比如，Twitter網一周前曾廣泛傳播有300萬人在德黑蘭參加示威抗議活動，而實際參加者不過幾十萬人；該網曾廣泛傳播的伊朗改革派總統候選人穆薩維被軟禁、伊朗憲法監護委員會宣布選舉無效等訊息更是無中生有。
隨著現代通信技術的日益發達，美國早已利用其強勢地位，將新媒體的運用作為維護其國家利益、推行其價值觀念的強有力手段，在外交領域更是如此。美國政府高官曾多次談到“電子外交”的作用。據美國媒體報導，事實上，美國國務院一直與眾多新媒體保持著密切聯繫，以使這些新媒體著意傳播的內容與美國外交政策“合拍”。
可以說，美國政府對此次伊朗大選本來充滿期待，希望選舉能夠出現有利於美國外交的結果，以使美伊關係向著更符合美國戰略利益的方向發展。美國官方和媒體對此心照不宣，因而利用可乘之機推波助瀾。美國高官直接授意Twitter網介入伊朗政治一事，有助於人們從一個側面窺得“巧實力”理念中“電子外交”的奧秘。（溫憲）
“新媒體公眾外交”成為美國外交新手
美國多名重量級高官這兩天連續就“谷歌聲明事件”強硬表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罕見地為一家公司的事情發表書面聲明，稱“美國對谷歌中國的案例表示關切”，並說“美國正等待中國政府說明這一引發嚴重關切與質疑的事件”；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聲明“讚賞”谷歌的做法，稱其“樹立了一個好榜樣”；而美國商務部長駱家輝也“敦促中國政府確保營造一個安全的商業營運環境”。
眼下除了總統歐巴馬尚未露面，美國高層以如此快速而一致的姿態為一家網路公司的“商業行為”撐腰，並不惜向另一個國家政府叫板，這不能不叫人追問幾個“為什麼”：是谷歌為掩蓋自身商業競爭不利、試圖體面退場而施放煙幕彈？是部分屈服於人權遊說團體壓力而政治作秀？抑或是美國政府試圖建立和拓展靈巧權力的新嘗試？
作為美國國務卿和眾議院議長，希拉蕊和佩洛西對於新媒體的特別關心顯然不是個人行為，從美國國家戰略的延續性看，其隱含的思路無非就是從“9·11”恐怖攻擊事件之後沿用至今的運用新媒體開展“公眾外交”。美國這一新的“公眾外交”策略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初露鋒芒，是在去年伊朗總統大選中利用Twitter扮演反對派角色——其實，今天的谷歌事件很有幾分Twitter事件“翻版”的輪廓：看似偶發、自發行為的背後，實際上有美國國務院強力推進基於網際網路的“公共外交”的精心籌劃。
“新媒體公共外交”試圖塑造一個符合西方主流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信息傳播環境，進而影響環境中客群的認知和行為；當某個國家的政府試圖採取某種行動，比如限制特定信息的流動時，理想狀態下，該國民眾便會自發起來抵制。這種構想基本就是重複柯林頓政府第一任期內凸顯中美關係中人權問題的做法，歐巴馬外交團隊中集合了大批柯林頓政府時期的人馬，包括柯林頓夫人，重新拿出此種舉措並將其與新媒體掛鈎並不令人意外。
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政治部落格站點赫芬頓郵報1月8日發表了一篇名為“Facebook，Youtube，Twitter都是外交的工具”的文章，作者為視頻分享網站Howcast的CEO傑森·里伯曼。文章稱，1月7日晚，希拉蕊在國務院舉行了一場規模不大的重量級晚宴，來客都是通信科技界的知名人物，包括谷歌執行長埃里克·施密特、Twitter聯合創始人傑克·多爾西、微軟首席研究與戰略官克瑞格·蒙迪，思科公司CMO蘇珊·波士特朗,個人民主論壇的創立者等等。席間討論的議題包括“尋找到創新的方法，確保對於網際網路的接入總是暢通無阻的”,“建設更好的政府-私人夥伴關係，使得美國政府能夠從中獲得更多有益的創意”,“讓匿名用戶藉助移動工具來推進透明度的發展”等。
就在參加完這個會議後不久，谷歌高調宣布“因為遭到疑似來自中國的黑客襲擊，以及不認同中國政府的網路監管政策，考慮撤出中國市場”。
傑森·里伯曼在文中直接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類似谷歌、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這樣的跨國信息技術巨頭，在多大程度上是獨立的商業行為體，在多大程度上是美國國務院的秘密或公開代理人。如果是後者，如何評估這樣的美國公司對於駐在國主權與國家安全構成的潛在安全威脅，則是一個更加嚴肅的問題。
事實上，無論是冷戰時期，還是冷戰結束之後，美國政府從不缺乏藉助控制、引導、塑造全球信息內容和流動方式來為自身謀取國家利益的實踐，不僅有在東歐實施信息滲透，塑造輿論支持對伊拉克開戰這樣的政治行為；還有用美國國安局全球電子監控系統梯隊蒐集歐洲空中客車公司的商業機密提供給波音公司，使其奪得沙烏地阿拉伯的民航訂單的商業間諜行為。如果最終確認了這些新媒體都多多少少具有了美國政府外交政策工具的身份，對於整個網際網路在全球的發展，恐怕將構成一個相當嚴重的打擊。
無獨有偶，根據以披露內幕訊息而聞名的《華盛頓時報》“尼爾森報導”最新透露，華盛頓圈內正在試圖以“西方國家公司遭到中國黑客攻擊”為契機，要求中國政府全面修改其現行的網際網路管理政策。從中美關係的整體框架來看，現在因為谷歌的聲明而引發的爭論，僅僅只是冰山的一角，中國與歐巴馬執政團隊真正意義上的磨合期，恐怕才剛剛開始。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
參考文獻
http://www.echinagov.com/gov/zxzx/2009/8/26/81717.s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4f5cca0100ep6f.html
http://news.dayoo.com/world/200907/02/53871_9726949.htm
http://wenhui.news365.com.cn/gj/201001/t20100115_259156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