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況介紹
“豆你玩”、“蒜你狠”、“姜你軍”、“糖高宗”、“苹什麼”等新名詞的出現都不同程度體現出人民民眾的高超智慧。
示意圖目前來看，“叫”得最響亮的增加稅收項目就是要開徵房地產稅；其次，提高車船稅的說法也逐漸明晰。一開始，許多老百姓都希望藉助徵收房地產稅來打擊炒樓，抑制節節攀升的房價，實現居者有其屋的美好願景。不得不承認，在這一點上，有關部門出奇地與老百姓們保持一致，甚至在徵收房地產稅方面，有關部門的熱情比等待房價下調的老百姓們還要高許多。有關部門的初衷果真是為了平抑房價嗎？但願如此。不過，當越來越多的老百姓質疑徵收房地產稅對平抑房價的實際效果之時，有關部門依然要堅持為老百姓而徵收房地產稅。現在看來，徵收房地產稅能否會產生抑制房價的效果尚不一定，但作為政府部門，稅收收入增加確實無可爭議的事實。對此，有關部門也並不否認。的確，如果能夠收到更多白花花的銀子，有關部門當然要為此大叫合理。
與此同時，最近還有一件事情也可以用“稅大叫”來形容，這就是有關部門已經提出了提高車船使用稅的草案。據說，是出於環境保護與節約能源的考慮。說起來，有關部門準備根據機動車排量合理制定車船使用稅徵收標準，但從主流車型來看，整體稅收水平還是要有明顯增加。如此看來，前段時間有關部門針對汽車下鄉與汽車以舊換新給予補貼也只是為了讓老百姓買車，而並非為了老百姓開車。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某位大師級人物的語錄：把吃進去的再吐出來。從某一時間段來看，機動車的銷售量畢竟要少於車輛的保有數量，因而，提高車船使用稅也的的確確會帶來“寬稅基”。至於整體上提高車船使用稅徵收標準究竟能夠多大程度上促進節能減排，有關部門似乎並沒有十分在意效果如何。即使最後證明效果不明顯，最後來一句“提高車船使用稅不能夠解決節能減排的所有問題”也算是一個交代。
除此之外，還有許許多多的新聞令人聯想到“稅大叫”，其中開徵遺產稅和財產稅的聲音最近又開始大了起來。
稅收冠軍
稅收冠軍說的就是稅收的增長遠超過GDP增長！稅收的增長總是跑的最快，總是獲得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所謂冠軍。當然，也並不是所有關於稅收方面的新聞都會被有關部門納入“稅大叫”範疇，像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呼聲就很高，但有關部門至今還認為時機不成熟，以至於該“叫”之時反而會出現啞嗓。總之，現在越來越多老百姓們也看明白了，只要是能夠增加稅收的調控手段，有關部門就比較青睞，而只要是減少稅收的調控手段，有關部門就比較冷淡。道理很簡單，誰會嫌錢多了扎手啊？
“稅大叫”無助擴內需應當指出的是，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要維持其社會經濟體系的正常運轉，稅收是不可缺少的必要保障。中國更應當是這樣，更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不過，稅收的增長總還要顧及到老百姓的實際承受能力。相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水平來看，現階段的稅收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要快於經濟成長，很容易影響到老百姓的基本生活。2005至2009年，我國的稅收收入增幅分別為19％、21％、31％、19％和10％。除了2009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推行的減稅政策導致增速放緩，其餘年份稅收收入增幅均明顯超過同期GDP的增長。如此“稅大叫”下去，老百姓們又怎么能夠安安心心地去睡大覺。
也應看到，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發展中大國，當下中國需要辦的大事有很多，但是否都需要依靠通過財政手段去集中力量來辦大事，的確值得商榷。其實，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日臻完善，許多事情也可以嘗試著通過市場機制加以解決。況且，只要是國家的事情都可以稱之為“大事”，而如果這些大事都要國家來辦，那么，對於各級財政來說，增加多少稅負也不夠花。
與此同時，現階段各級財政即使的確需要辦一些利國利民的大事，也不一定要完全指望依靠增收手段加以解決，節支或許為更好的辦法。不可否認，目前各級政府部門用於養人、養車以及“考察”的支出還可以被卡掉許多。
抑制內需
更進一步來看，經歷了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現階段中國經濟成長也需要轉變過度依賴國際市場的模式。也就是說，要進一步加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對經濟成長的拉動作用。然而，如果稅收增長過快，居民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增長就會受到抑制。果真如此，擴大內需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不難看出，“豆你玩”、“蒜你狠”、“姜你軍”、“糖高宗”意味著某些商品價格的攀升超出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很可能導致老百姓買不起某些種類的商品，而相比之下，“稅大叫”則意味著老百姓的實際可支配收入減少，最終則會導致老百姓買不起更多種類的商品。前者為價高，後者為錢少，但從效果上看，兩者最終會殊途同歸。從這個意義上講，為了實現“包容性增長”，現階段有關部門在增加稅負方面還需要手下留情，在增加稅收問題上要更加區分輕重緩急，更注重體恤民力，不能夠因為“稅大叫”而讓眾多老百姓難以安心睡大覺。
現實問題
在剛剛結束的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的公報中，再次提出“加快財稅體制改革”。財稅專家李煒光認為，中國含社會保障繳款的巨觀稅負2005年為19.39％，已經超過18．59％的平均值。按目前稅收增長速度，已超過中上等收入國家21．59％的水平。稅負一有任何風吹草動，就會迅速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因為稅負問題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在憲政的語境下，稅負高低及稅收的使用，從來都是連線權利和權力並且厘定二者關係的基本前提。對此，還是溫總理說得好，“一個國家的財政史是驚心動魄的，如果你讀它，會從中看到不僅是經濟的發展，而且是社會的結構和公平正義的程度。”
稅負的重要性決定了它的社會關注度，當然也包括它的社會爭議度。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官方和學者之間就會針對稅負高低或輕重展開爭論，不過每次都無疾而終，甚至都無法說服對方。這在我看來，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對稅負的討論並沒有建立在同一概念和邏輯體系之上，很多時候，稅負爭論早已被簡單的數據對比所遮蔽。
需要澄清，稅負高低與稅負輕重是兩個不盡相同的概念，稅負高並不必然意味著稅負重，反之亦然。稅負輕重與否，更多的與納稅人的主觀感受有直接關係，即納稅人繳納的稅收是否能為公眾提供相應的配套公共服務，也就是說，稅負的高低是否與稅收服務於公眾的程度相匹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收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價格，評判稅負高低就要看其是否物有所值。高稅收高福利國家表面上看稅負很高，但稅負並不重，因為過高的稅負都已經內化為公眾所能享受到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反之亦然。
“稅大叫”無助擴內需近年來，我國的稅收總量大幅度攀升，增幅更是高於GDP增速，而GDP增速又高於居民收入和勞動報酬的增長速度，這說明在國民財富的分配過程中，國家藉助稅收這一槓桿，分得了更多的社會財富。按照“稅與公共服務相等值稅負才不重”的原則，政府理應在公共服務上投入更多，但實際情況是，雖然最近幾年政府加大了民生方面的投入，總體來看，這方面的投入仍相當不足。特別是近年來房價暴漲，政府對保障性住房的投入嚴重不足，至於說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政府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欠債。與此同時，行政管理費占國家財政支出總額的比例從1978年的4.7％上升到2006年的14％，這說明大量的稅收並沒有轉化為等量的公共服務，這也就是不管有多少人澄清說稅負不高也不重，但與公眾感受仍然相去甚遠的原因所在。
另外，稅負高低的中外對比也存在一個比較的口徑問題。國際上通常使用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來衡量稅負水平，這是由於國外大多數國家的政府收入基本上只有稅收這一塊，而我國有稅收占比、財政收入占比以及政府收入占比這三個依次遞增的統計口徑。此外，那些沒有計入但事實上是政府可支配財力的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等，也理應成為“巨觀稅負”的組成部分，也只有窮盡這些“實際稅收收入”，才能在同一基礎上進行對比，這正如財稅專家李煒光所言，“所以我說他們說的那個"巨觀稅負"並非實際價值，就是這個道理，它必然與億萬民眾親身感受到的稅收負擔所帶來的"稅痛"大相逕庭。”我國巨觀稅負到底重不重，數據與公眾感受一直相左。平心而論，無論按照財政部日前發布的數據，還是近日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肖捷的澄清，都有其道理。但是，稅負不僅僅是直接稅收所能代表的。
其實，判斷稅負重不重，應該從兩個維度剖析：一是，如何保障納稅人的權利？在一些稅務官員的思維中，過多地強調了納稅人的義務，有意無意地忽略納稅人的權利，這種宣傳不對稱無疑極不合理，也貽害甚深。正如學者李煒光所說：在多年來的“依法納稅”的宣傳中，一般也只是強調納稅義務，對納稅人權利的尊重和宣揚遠遠不夠，這就使得相當多的納稅人並不清楚自己作為納稅人究竟享有哪些權利，而作為徵稅方的政府似乎也沒搞清楚自己徵稅的權力究竟來自何方和如何使用這些權力才是正確的。一些官員十分傲慢，由納稅人供養，卻不保持權力的謙抑。
二是，公眾繳納的稅收哪裡去了？學者秋風說：人民納稅是用於購買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和公共品。然而，有些時候，納稅人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公共服務和公共品，取之於民的稅收沒有用之於民。相反，公眾繳納的稅收用之於官。中央黨校學者周天勇直言不諱地稱：2007年我們政府供養人員的支出比例是全部實際支出比例的44％左右，那么這個比例在日本是行政公務人員2.5％，美國政府比較昂貴是15％，我們供養人員花掉的錢太多了。
實事求是地講，單純從數字看，我國的稅負確實沒有一些已開發國家高，比如丹麥，但丹麥的福利高，據報導，2007年，丹麥政府支出的社會性支出（含教育、社會保障、公共醫療衛生、住房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高達71.6％。而我國這一比重非常低，我國社會保障支出、醫療衛生支出、教育支出近年的平均水平分別為17.3％、8.6％、2.9％，累計不足30％。2009年中國居民的自費衛生支出平均比率為38％，為世界最高。
一言以蔽之，我國的顯性稅負並不高，但納稅人並未享有到應得的足夠權益——權利和利益。納稅人的尊嚴一旦受損，那么稅負感覺則一定是“舉輕若重”。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統計混亂不堪。前段時間，中國國家統計局與中國土地勘測規劃院打架，統計局說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上漲1.5％，規劃院說全國住宅平均價格上漲25.1％。近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又與中國社科院打架，統計局說2009年我國巨觀稅負為國內生產總值的25.4％，而社科院則稱2009年全口徑政府收入占GDP的32.2％，這兩個相差懸殊的數據引起公眾和媒體的廣泛關注。
照理說，政府收入統計不是複雜的事情，因為這錢就在你政府的腰包里，政府一年收了多少錢，當然是有數的，除非是智障者管理國家財政。一年到頭，政府把自己腰包剩餘的錢點一下，再加上花出去的錢，那就是政府的收入。
分析了上述兩個報告的統計口徑和計算方法。統計局的統計口徑是“稅收”（taxrevenue），而社科院的統計口徑是“政府收入”（governmentrevenue）。政府收入包括稅收和非稅收（no-taxrevenue），非稅收包括政府機構之間的撥款、外國政府的援助、戰爭賠款、政府企業盈利、政府投資收益、出售國有資產、國有資產租金、罰款、行政收費等。
實際上，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收入主要來自稅收。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09年全國財政收入決算表》，2009年全國財政收入為68，518.30億元，其中稅收收入為59521.59億元，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86.9％。再有，巨觀稅負用以表達全民的繳稅負擔，所以，用稅收這個口徑進行統計是科學的，這也是世界各國和國際組織一般都用稅收這個口徑來統計巨觀稅負的原因。所以說，中國國家統計局在巨觀稅負統計上的口徑選擇比社科院更科學、更靠譜。
關於社會保險金（socialsecuritycontributions）這一項，世界各國和國際組織在巨觀稅負統計時對此有不同的規定。經合組織的統計就包括社會保險金，而世界銀行的統計則不包括社會保險金。由於社會保險占稅收的比例很小，是否把社會保險統計進去得到的巨觀稅負數值差別並不是很大。
根據經合組織發布的數據，經合組織2007年平均稅負為35.9％，各成員國的稅負如下：丹麥48.9％，瑞典48.2％，比利時44.4％，法國43.6％，挪威43.4％，義大利43.3％，芬蘭43％，奧地利41.9％，冰島41.4％，匈牙利39.3％，荷蘭38％，西班牙37.2％，盧森堡36.9％，英國36.6％，葡萄牙36.6％，捷克36.4％，德國36.2％，紐西蘭36％，波蘭33.5％，加拿大33.3％，愛爾蘭32.2％，希臘31.3％，澳大利亞30.6％，斯洛伐克29.8％，瑞士29.7％，韓國28.7％，美國28.3％，日本27.9％，土耳其23.7％，墨西哥20.5％。
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Foundation）根據2008年更新的數據，對世界179個國家（地區）進行了統計，世界平均巨觀稅負為22.7％，中國為17％，按稅負從高到低排名106位。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中國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為335353億元，全國稅收收入為59521.59億元，巨觀稅負為17.7％。這與“傳統基金會”的統計數據基本吻合。
僅從以上數字看，中國的巨觀稅負在世界的排名是中等偏下。其實，巨觀稅負這個數字本身沒有多大實際意義，因為它不能反映出公民個人的納稅情況。
例如，根據美國國內稅務局的統計，美國2007年稅收總額為2，674，007，818，000美元，總人口為305，562，616人，平均每人稅負為8，528.22美元，等於2.4個月的全國所有勞動者的平均工資。2009年末中國全國總人口為133，474萬人，稅負平均每人為4，459元，大致是4.4個月的全國所有勞動者的平均工資。美國的巨觀稅負是28.3％，中國的是17.7％，美國巨觀稅負比中國的高得多，可具體到每個美國公民的稅負反而減輕了將近一半。怎么理解這個問題？這只能說明中國勞動者的報酬過低。世界最低工資平均是人均GDP的58％，中國的最低工資只是人均GDP的25％，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巨觀稅負高低也不能反映出政府對民生的關注。政府把稅收上去，要看它把這些錢花到哪裡去了。如果政府把人民的福利搞上去，稅負再高人民也高興。如許多歐美國家教育免費、醫療免費，公共運輸免費，政府免費為市民發放腳踏車，這些國家的巨觀稅負很高，可人民反而感到很幸福。
縮小貧富差距同樣需要高稅負，政府只有手裡有足夠的錢，才能實現第二次分配，對低收入家庭給予補貼。例如，歐盟國家每個農戶平均每年獲得的政府補貼超過15萬元。在法國，根據2002年的標準，農民種1公頃農田每年政府給補貼4000元，養1頭牛每年政府給補貼3000元，補貼累計計算，沒有上限。法國共有400多種福利，政府每年從稅收中拿出大量的資金用於各種福利補貼，孩子從母親受孕後的第五個月起，一直到他長大成人直至死亡，可享受這400多種福利中的各種項目。法國的福利全民享有，無論公務員還是工人，前提是你的收入低，收入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就不能享受福利。
根據中國財政部的數據，中國2009年個人所得稅收入只有3949.35億元，占總稅收59521.59億元的6.6％。所以，對普通百姓來說，沒必要去考慮這個巨觀稅負，而要考慮讓政府把收上的稅還給百姓。歐洲和加拿大等許多國家二戰後不久就建立起了全民同等標準的免費醫療制度，中國不少百姓到現在還看不起病。
國外的稅收主要用在解決民生問題上，如社會保障、教育、醫療、住房和公共服務，這些開支一般占稅收的70％-80％，政府自身消耗所占比例很小。中國正好相反，政府的民生開支只占總稅收的30％左右，政府本身消耗了大量的稅收。臃腫的公務員群體，公車、公款吃喝、公費旅遊、假髮票套現、貪官攜巨款外逃等等，腐敗把好多稅收給竊取了。2008年12月1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特約研究員王錫鋅在中央電視台《新聞1+1》節目中披露，中國政府的“三公”（公款吃喝、公費旅遊、公車）開支每年為9000億元人民幣，僅這“三公”就占當年稅收54223.79億元的17％！
所以，百姓關心的不是巨觀稅負，而是把自己的工資漲上去，而是得到基本的社會保障，而是有一個廉潔的政府，而是有一個和諧的生存環境。我的三個外國朋友Rose、Tangruoji、Paul沒有任何遲疑就說他們各自國家稅負偏高，他們來自美國和澳大利亞。他們表示理解政府的這種高稅收政策，因為通過稅收政府給了他們安全感，這個安全感來自，政府對教育、醫療、養老和失業方面的保障。
財政部科研所所長賈康關於中國巨觀稅負偏低的言論一出，引起了廣泛爭議，學者、網民更多的人表達了對這種結論的質疑。他們認為，中國的稅負偏高。
中國的巨觀稅負到底多少一直沒有標準答案，即便官方的統計數據也差距很大。
國家稅務總局2007年曾發布過中國巨觀稅負為18％的研究報告，賈康所長按照IMF的標準測算認為2007年巨觀稅負24％。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鄭新業教授按照已有的數據做了測算，2006年為34.8％。同一年，美國這一比例為28％，OECD國家平均水平為30.5％。
我們暫且不糾纏於這種數字稅負，還是聽聽微觀層面的感受吧。
稅務系統人士，對目前中國稅負水平的評價，毫不猶豫地說“偏高”。
其中一位從個人稅負角度認為，中國實際個人所得稅稅負可以說比較高。5％到40％的稅率本身就不低，何況中國人在教育、疾病、贍養和住房等方面的支出並不從稅前扣除，這些生活支出都在交稅。中國的個人所得稅稅基高，一些差旅補貼和交通補助都要算收入交稅。
在很多國家，贍養支出是要從家庭收入中扣除，不繳稅的。Tangruoji的父母在美國都有工作，家裡只有她一個女兒，她說她家繳納的所得稅比同學家的多很多。因為同學家只有男主人在工作，妻子在家照顧未成年的三個兒女，所以有很多扣除和優惠。
如果買的房子每個月需要還貸款，那么也會從個人所得稅中扣除一部分。
鄭新業說，在美國1％的富人在繳納著40％的所得稅。Rose、Tangruoji和Paul認為，感到稅負高的都是中高收入階層。Tangruoji說有錢人多納稅有助於建立一個穩定的安全的社會環境。
在澳大利亞有些小企業也有抱怨，繳納的稅收都養了懶人，但Paul說，大部分人還是能理解這樣的制度。
目前，從國稅總局和財政部相關數據和官員發言可知，中國個人所得稅收入的2/3左右由工薪階層繳納。而高收入者的劃分是按年所得12萬元為界限的。如果年所得12萬元算高收入的話，中國高收入者繳納個稅占總的個人所得稅的1/3左右。
另一位稅務系統人士則認為企業的稅負偏高，尤其稅收征繳力度比較大的地區。他們曾經測算，一個生產型企業的稅收占其利潤的30％到40％。但很多企業認為稅要多於利潤。格力電器（000651）1996年上市以來，繳稅123億，利潤99億。
還有很多企業抱怨，社保繳費都由企業和個個人承擔，負擔實在太重，這個成本占工資的42％。
在稅負的感受上，中國與歐美澳大利亞的國民都一樣，多數認為稅負偏高，但在稅收收入的使用支配上評價卻大大不同。
Rose對美國政府使用稅收支出最大的不滿是過多用於戰爭，浪費了納稅人的錢，其他方面，他覺得還可以。Paul對澳大利亞政府在使用稅收收入上比較滿意，因為給了國民各方面的保障。
澳大利亞近期將託兒所也納入政府補助範疇，每名家長將孩子送進託兒所時可以獲得政府一部分的入園補貼。澳大利亞一直以來提供國小到高中的免費教育。
近年中國財政收入高速增長，但民眾在醫療、教育、贍養、住房、養老方面的支出占據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相應的保障體現還沒有完全建立或保障水平不高。因此中國人對稅收的疼痛感顯得比較強。
中國的政府收入用於教育、醫療、養老方面的支出的確很少。“根據世界銀行數據，中國的醫療支出只占GDP的1.2％，這個實在太少了”，渣打銀行中國研究主管王志浩一直主張政府減少行政方面的開支，擴大社保方面的支出。
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教授提供的數據顯示，2009年全國財政收入約6.85萬億元，醫療、教育、社保就業三項支出占比僅14.9％。而在美國，同樣這三項上的開支已相當於聯邦政府總開支的61％。
由中國發展和改革研究院出版的《發展和改革藍皮書》中指出，中國政府衛生投入絕對額逐年增多，但是政府投入占總的衛生費用的比重卻在下降。政府醫療衛生支出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和GDP的比重也在過去15年一直呈下降趨勢。
中國社保方面的支出占GDP的12％左右，但已開發國家和一些開發中國家通常都在30％以上，甚至有些國家一半的財政收入都是用於社保方面的。
同時，按照蔡繼明的統計中國政府的行政支出占到財政收入的20％，是日本的10倍。[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