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特朗普主義希特勒的納粹思潮，與特朗普有不少共同之處，當然希特勒在政治頻譜上偏左，特朗普偏右。但是民粹主義思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遭到各國精英的聯手打壓，在世界範圍內很久沒有形成大的聲勢。與之相對應的經濟背景是全球化趨勢，市場的全球化、生產線的全球化、資金的全球化、資訊的全球化，歐洲甚至實施了區域內人員的自由流動。全球化帶來了經濟繁榮和收入的快速增長，於是封堵外國產品、資金之說便沒有太大的市場；在選舉辯論中，也沒有聽說過威脅將競選對手送進監獄的。
但是金融危機之後，就業機會被摧毀，經濟成長難覓動力，政府政策劫貧濟富，底層的憤怒迅速積聚。特朗普的出現，不過是將憤怒由街頭上、飯桌邊搬到了競選中、電視機里，將選民的憤怒通過選票轉化成一股政壇衝擊力。
特朗普主義，乃是數年前茶黨運動的延續，並搬上了更大的舞台，形成了更大的聲勢。筆者相信，即使沒有特朗普總統，特朗普主義仍將對美國的政治生態製造出延綿的衝擊。美國主流政壇低估了特朗普在選舉中的能量，也低估了特朗普主義在選舉後的深遠影響。
背景
特朗普之所以“異軍突起”，主要是因為美國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的矛盾日趨深化。支持特朗普的選民大多數持“反建制”、反精英思想，他們對自己的生活現狀極為不滿，一種深深的憤怒情緒驅使他們向特朗普靠近，並通過選擇特朗普來發泄心中怒火。
首先，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經濟長期低迷，失業率高企不下，導致社會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美國1%的人口目前掌握著近40%的全體國民財富，中等收入群體僅能勉強維持生活水準，而低收入群體則因次貸泡沫崩潰背負巨額債務。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底發布的報告顯示，美國的中產階級正在“萎縮”，高收入和低收入美國家庭的數量已經超過了中等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首次成為美國的少數家庭。據調查，最憤怒和最悲觀的美國人恰恰是年收入在5萬～7.49萬美元之間的家庭。他們認為，自己的下一代要比自己的生活還要差勁，“美國夢，或者說他們眼中的美國夢已經死亡”。
其次，在歐巴馬當政期間，美國的政黨政治出現了空前的“極化”現象，這為特朗普提出和推銷自己的極端性政策主張提供了土壤。簡言之，“極化”就是左的太左、右的太右，難以相互妥協，難以達成政策共識。自2009年上台執政以來，歐巴馬政府推進國內變革可謂舉步維艱，共和黨方面對歐巴馬的任何一項改革議程幾乎都給予強烈反對，不僅移民、稅收等方面的改革難以展開，醫保方面的改革成果也面臨被推翻的危險。無休止的黨派紛爭“劫持”了國家的長遠利益，“不妥協”的少數議員肆意違背大多數民眾的意願，府會之間的平衡受到嚴重破壞，使政府難以做出“好的決策”並予以實施。面對美國兩黨議員的“惡鬥”，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評論稱，美國國會的口水仗不少，但議案產出率卻是1947年以來最低的，普通民眾對國會的信任率一度降到7%。
再次，種族衝突、非法移民等問題造成美國社會關係中的緊張感上升，這使得特朗普的很多政策主張對選民具有較大吸引力。近年不斷發生的黑人遭白人警察槍殺事件表明，種族歧視是難以癒合的美國傷疤，種族矛盾的惡化是“特朗普現象”產生的一大根源。此外，在敘利亞難民危機和歐洲恐怖主義威脅嚴峻的背景下，歐巴馬政府放寬針對非法移民的政策引起更大爭議，普通民眾對自己的安全狀況感到焦慮，尤其是很多人認為歐巴馬政府過於軟弱，無力應對“伊斯蘭國”等新的恐怖主義勢力。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所提出的“把‘伊斯蘭國’徹底炸飛”“對恐怖分子採取更殘忍的刑罰”等主張有了市場。
影響
“特朗普主義”的得勢，折射出美國的變革之痛，即人心思變卻變革無門。美國的政黨政治出現了空前的“極化”現象，左的太左、右的太右，難以相互妥協，難以形成政策共識。無休止的黨派紛爭“劫持”了國家的長遠利益，“不妥協”的少數議員肆意違背大多數民眾的意願，政府難以作出“好的決策”並予以實施。
美國國會的口水仗不少，但議案產出率卻是1947年以來最低的，普通民眾對國會的信任率一度降到7%。憤怒情緒驅使民眾向特朗普靠近，並通過選擇特朗普來發泄心中怒火。
“特朗普主義”這個詞的生命力取決於他是否能在美國大選中贏得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