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簡介
明萬曆年間圍繞皇位繼承展開的爭論。國本即太子。神宗王皇后無嗣，王恭妃於萬曆十年（1582）八月生子常洛，是為皇長子。鄭妃於十四年正月生子常洵。神宗因寵愛鄭妃，進其為皇貴妃，對王恭妃則不加封，且遷延不立常洛為太子，於是朝廷內外紛傳神宗將廢長而立愛。二月，戶科給事中姜應麟首先抗爭，主張“冊立元嗣為東宮，以定天下之本”。因此而被貶為廣昌典史。此後朝臣多次奏請，均被神宗以瀆擾、激聒、離間、賣直等罪名加以貶斥。二十年，大學士王家屏等封還御批疏，請神宗採納諸臣立儲之請，被免職。次年正月，神宗以手昭示大學士王錫爵旨，擬把皇長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併封王，日後再擇其善者為太子。錫爵懼失上意而奉詔擬旨，又外慮公議，遂擬疏請令皇后撫育長子，則長子即為嫡子。神宗只以前諭下禮官，欲行三王並封之禮。朝臣大嘩，紛紛指斥王錫爵委婉容悅。錫爵自劾三誤，請辭職，神宗亦迫於眾議而收回前命。此事一直爭論不已，前後延續達十五年之久。二十九年十月，在孝定李太后的直接干預下，常洛才被立為皇太子，同時封常洵為福王、常浩為瑞王、常潤為惠王、常瀛為桂王。由於爭國本的官僚多是後來的東林黨人，因此它又是東林黨議的一項內容。太子儲位雖定，但福王一直逗留京師，廷臣請其之國者日眾，禮部右侍郎孫慎行、大學士葉向高爭之尤強，直到福王於萬曆四十二年之國後，群情始安。爭國本的來龍去脈
崇禎和他哥哥天啟的爺爺，就是明朝第十四代皇帝、赫赫有名的荒唐皇帝萬曆，也就是明神宗朱翊鈞。他們的父親，則是老太子短命皇帝光宗朱常洛。
朱常洛生於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八月，為恭妃王氏所生，因當時中宮王皇后無子嗣，所以他是正牌的皇長子，也是理所當然的太子人選。然而，最得神宗寵愛的鄭貴妃卻於萬曆十四年生下了朱常洵，萬曆因此有意改立常洵為太子，導致常洛遲遲不能被立為太子。
此傳聞一出，朝野輿論頓時一片譁然。戶科給事中姜應麟首先發難，要求萬曆“冊立元嗣為東宮，以定天下之本”（1），結果被貶為廣昌典史，隨後同因此事被貶的還有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此後，六部和首輔等無數大臣多次奏請立常洛為太子，絕大多數官員都被神宗以各種罪名貶斥。
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年正月，神宗加快了改立進程，下手詔給大學士王錫爵，要將皇長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併封王，以後再擇其中善者為太子。王錫爵既怕得罪神宗，又怕被朝臣攻訐，於是耍了個滑頭，上疏請由皇后撫育長子，如此長子就是嫡子。然而神宗只以前諭示朝臣，繼續準備行三王並封之禮，頓時朝中大嘩。因為王錫爵這么一說，等於明指朱常洛還需要補辦手續，質疑了朱常洛做太子的合法性，因此大臣們紛紛指責王錫爵阿諛順上，王錫爵無奈自劾請辭，而神宗也迫於眾議收回了前命。
此立儲事，前後紛爭凡十五年之久，至萬曆二十九（公元1601年）年十月，在孝定李太后的干預下，虛齡已二十的朱常洛才終於被立為太子，但神宗同時也封了常洵為福王、常浩為瑞王、常潤為惠王、常瀛為桂王。此後，福王又不赴封國長期逗留京師，於是大臣們又紛紛開始上書要求其按祖制離京赴封地居住，這其中以大學士葉向高、禮部右侍郎孫慎行爭執得最為強烈。
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三月，在朝臣的壓力下，福王終於之封國。此次立儲風波，最終以朝臣們表面上大獲全勝而暫時告一段落。
這場政治紛爭，由於牽涉到未來的皇帝人選——太子，即所謂的“天下之本”和“國本”，因此又被稱為“爭國本”。在這場皇帝、後宮和大臣之間的對抗中，明廷的朝臣們集體表現出了大約是中國歷史上士大夫們最後的一次風骨。
萬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駕崩。
年近四十的老太子朱常洛，終於登上了那張由大臣們千辛萬苦為他爭來的皇帝龍椅。
常洛於八月初一日繼位，是為光宗。然而到十二日，就突然患了重病，十四日，諭冊立東宮，準備於次月九日舉行儀式。二十九日，病甚，鴻臚寺丞李可灼進“紅丸”供服食。
九月初一日，光宗朱常洛一命嗚呼。
他的年號“泰昌”，要到明年元月初一才開始，今年依然是萬曆四十八年。這位終於媳婦熬成婆的大明老太子、新皇上，在位時間僅一月而已。
由於光宗是服用了李可灼所進的“紅丸”後暴斃，所以當時的朝臣和後來的史家們，均認為這其中有明顯的宮廷鬥爭跡象，光宗之死極為可疑，所以此事又被稱為“紅丸案”。
“紅丸”與朱常洛登基前發生的“梃擊”兩案，貌似塵埃落定其實懸而未破，又可說似未破而事已明，乃是兩件疑點多多的疑案，這兩案與另外一件事件脈絡均十分清楚但卻沒有確鑿證據的“移宮”案，並稱明代宮廷三大案，這三大案和之前的“爭國本”事件，都和朱常洛有關，且對後來明朝的政治格局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在對抗神宗謀立朱常洵這長長十五年的“爭國本”過程中，為了阻止神宗廢長立幼的企圖，明廷的大臣士大夫們輕者辭職還鄉以示不滿，中者因上書抗爭而被斥責、杖打、罷官、降職、削籍，重者則被下獄問罪。
然而他們還是一撥接一撥持之以恆地與萬曆抗爭，其抗爭之烈人數之多持續時間之長，在中國歷史上大約也是僅見的。
那些書呆子士大夫們此種前赴後繼，看起來好象永無窮盡的疲勞轟炸，是有優良傳統的，這一傳統手段終於使得神宗不勝其煩，可又無可奈何，於是他乾脆一賭氣對此事一概不理睬，同時也不上朝不見朝臣不理朝政——朕不和你們爭了，皇上我罷工了。
後世人都說，明之亡亡於萬曆，此言固為是，但是他不上朝罷工二十六年、三十一年不出宮門這等做法，其實不是他首創，那是學他爺爺明世宗朱厚驄的，也就是嘉靖皇帝。罷工這事，嘉靖早就乾過了，他在二十六年的時間裡，只上過四次朝。而外邊那些大臣前赴後繼永無窮盡的疲勞轟炸，也一樣不是首創，同樣是學自他爺爺手上的那些大臣們。
嘉靖帝登基的時候是十六歲，他是因為正德皇帝沒兒子才做了皇帝的。他的名聲應該是不錯的，不然也不會立他做皇帝。
但是，就因為這嘉靖皇帝是以正德帝的同輩兄弟身份登基，乃是庶出旁支繼任大統，於是就鬧出了一件大事。其實這事要擱到現在說，真是一點沒什麼大不了，但在那時節，簡直是天都要塌下來了，於是釀出了一件大案。
當時的朝臣士大夫們，說他們食古不化也好，說他們有原則也好，總之，他們認為“為人子者為人後”，所以要嘉靖認他的伯父、正德皇帝的老子孝宗為父，他自己的生父興獻王則只能叫皇叔父。
嘉靖當然不願意了。我做了皇上，卻居然連親生父母都不可以認了，那還了得？當下大怒道：“父母可更易若是耶！”嘉靖皇帝這句話，著實是有為人子的道理的，可大臣們認為這不是做皇上的道理。
於是，當嘉靖在即位的六天，說要為他的親生父母上“皇帝”“皇太后”尊號時，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朝臣們的強硬反對，隨後就發生了明代著名的宮廷事件“議大禮”。
提出“為所後者為父母”“為人後者為之子”這一主張的，是以首輔楊廷和等人為首的一大批朝臣，人數占了絕對優勢。而另有一小部分人，在思慮很長時間之後則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認為可以“繼統不繼嗣”，可以尊興獻王為“皇考”，並把他加在憲宗與武宗之間，號睿宗，這一系以南直隸的張驄等人為代表。說老實話，這個主張確實相當不錯，一下解決了所有的不合理問題。顯然，張驄的主張一定會受到嘉靖的支持。
但是那些有原則的士大夫們顯然也不願意妥協，於是這“議大禮”一議就足足議了三年，不但沒有議出個所以然來，還把事越鬧越大，朝廷內外的派系之爭也越來越嚴重，嘉靖皇帝自然也越來越惱火。
那些朝臣在這個時候，都忽略了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嘉靖皇帝長大了，快二十歲了，已經會有自己的手段了。於是，楊廷和幾個反對力量骨幹被罷免，張驄進入內閣，嘉靖帝正式下詔，宣布採用張驄的建議。
這一下，大明朝頭上的那片天，可真的塌下來了。
雖然皇上的爹不是大家的爹，可皇上要認自己親生父親為父親這一行為，卻讓明廷的士大夫和朝臣們個個如喪考妣，痛不欲生。
一日早朝罷，吏部侍郎何孟春對大家道：“憲宗朝，百官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他剛說完，被罷免的內閣大學士楊廷和之子翰林修撰楊慎，又對百官振臂呼道：“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
而另有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等幾個人，卻把群臣攔在金水橋南道：“今日有不力爭者，必共擊之！”這話聽起來可是很有些威脅的意味，似乎有點像在耍黑社會。不過，這也是有“傳統”可循的。
要知道這幾位大臣把鬧事的地點選在左順門，可不是隨便選的。
正統末年，朝中的大臣們正是在這裡，將奸宦王振的黨羽馬順等人堵住群毆，將那幾人生生打死當場，連當時的代理皇帝都彈壓不住。而支持嘉靖皇帝主張的張璁和桂萼兩人，在奉詔進京的時候，也曾差點被以楊慎為首的一群人設計，在左順門前打死。幸虧這二人一個謹慎，躲了幾日悄悄地進宮去了，另一人則得人指點躲進了武定候郭勛府中，這才幸免於難。楊慎等人敢於如此設計，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於皇宮內群毆殺人，正是因為此地有此先例可循，所以才會放膽而為。到時候即使他們打死了這二人，有司也未必能定他們的罪。現在可以想像一下，王元正、張翀兩人說“今日有不力爭者，必共擊之！”這個話是什麼意思了，這也一樣是有光輝傳統的。
明代的士人們，真是聰明。事事都可以找到傳統和先例，只要有傳統，什麼事都可以那么地理直氣壯，包括在紫禁城內群毆殺人，乃至強迫當今皇上不許認自己親爹而去改認伯父為父親之類，都是那么地符合祖制禮儀和大義凜然。
不知道是因為被“仗節死義”的理想所驅使，還是為王元正、張翀他們“不力爭者必共擊之”的話語所威脅，又或者兩者兼而有之，總之，當時共有二百三十二名大臣們一起跪在左順門外，齊齊放聲號啕大哭。
一時間皇極殿上只聽得外邊傳來震天哭聲，把個紫禁城內搞得有如正在辦喪事一般。
嘉靖皇帝聽見哭聲，自然龍顏震怒，當即下旨令眾大臣退去，那知道這些大臣們抱定了今天要“仗節死義”的念頭，就是不退，嘉靖又下令要他們退，他們還是不退。於是這一而再再而三地來回拉鋸，雙方就對峙到了中午。
嘉靖皇帝終於真的火大了。
已經十九歲的嘉靖帝，下令將這些大臣們就地執行廷杖，以示懲戒。
關於廷杖這一處罰手段，《明史》《刑法志》說：“……上書者以大臣當誅不宜加辱為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可見這廷杖，正是大明太祖武皇帝重八和尚引入朝堂的，也是大明朝的傳統之一，而且這還不是純粹的懲戒手段，還是一種含有羞辱意味、專門用來對付朝廷大臣的傳統刑罰。
嘉靖皇帝的此令一下，但見左順門外，大批精壯錦衣衛蜂擁而出，如狼似虎般地撲將上去，摁住一個大臣就開始扒褲子，剎那間，百數十名大臣的下身被扒了個精光。
在明晃晃的正午太陽照耀下，廣場上那幾百瓣白花花的屁股分外地耀眼奪目。
錦衣衛們掄起棍杖，呼嘯而下，一時間血肉和板子共舞，慘叫與報數聲齊飛。
就在這劈啪聲中，大明朝讀書人的斯文和尊嚴，再次被抽打在他們屁股上的板子徹底剝了個乾淨。
這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集體打大臣的屁股事件，這通板子一共打死了十八位大臣，八位大臣當場下獄。
此後，嘉靖皇帝對打板子這辦法上了癮。因為他發現，對那些讀書人，砍他們腦袋反而成全了他們忠臣和諍臣的名節，還殺他們不得。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講什麼道理，先拉下去扒了褲子打一通屁股再說，舍此之外實在沒有什麼既可以泄憤又不讓他們得名聲的法子，因此嘉靖一朝廷杖大臣數量之多，是中國歷史上排名第一的。
等到了萬曆朝，由於神宗皇帝的罷工罷得比較徹底，壓根就不搭理大臣，所以竟然是大明朝打大臣屁股最少的一朝，幾乎沒什麼人挨過他的板子。
而最讓人哭笑不得且很有諷刺意味的是，最後終結廷杖這個極具羞辱性質的刑罰，從此保全了大明朝朝臣和士大夫們體面的，卻是這些士大夫恨之入骨的魏忠賢。不過魏忠賢雖然替他們保全了尊嚴，但卻會剝奪他們的性命，不知此為幸耶亦或為禍耶？
且先按下打屁股這節不表，再來說皇上罷工的事。
皇上罷工這等做法，對廟堂社稷危害之嚴重已無需多說，單說因此出現的其他各種情形，就足夠令人匪夷所思，其荒唐程度堪稱中國歷史之最。
萬曆十八年（公元1590年），禮部尚書王家屏因大旱上疏曰：“陛下又深居靜攝，朝講希臨。統計臣一歲間，僅兩覲天顏而已。間嘗一進瞽言，竟與諸司章奏並寢不行”，因此憤而辭職。不過這位尚書大人其實腦筋是不大靈光的，因為他自己都說了：“諸司章奏並寢不行”，那么他就應該想到，這封辭職信肯定也會遭遇同樣命運，呈上去之後必然是有如泥牛入海，一去無蹤影。
神宗的罷工，固然讓臣子們連辭職都辭不成，但更嚴重的是那些大小衙門裡因病因事造成的職位空缺，也因此無法及時補缺，這導致了當時國家機器的零部件乃至大部件都嚴重缺損。到了萬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十月，首輔葉向高上任時，由於神宗長期不理朝政，此時朝中“大僚或空署，士大夫推擇遷轉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葉向高在幾道疏章中這樣說道：“自閣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陛下萬事不理，以為天下長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今六卿止趙煥一人，而都御史十年不補，彈壓無人。”
看看，內閣和各部委的秘書及科員都沒了，“曹署皆空”，全都是光桿司令。不過，即便是光桿司令，也沒幾個了，南直隸的九卿只剩下了兩個，六部尚書也只剩下了一位，這國家機器還怎么運作？
神宗罷工時間有多長不大好計算，據《明實錄》說，萬曆四十三年御史翟鳳翀在一份奏章中曾說道，皇上您老人家不見我們大臣已經二十五年了。一般來說，大家認為他罷工了二十六年。
其實神宗皇帝還是在接見大臣的。
雖然他鬧罷工不上朝辦公了，可如果你官夠大又夠敬業又有耐心，還是可以去皇宮見他的，譬如大學士葉向高跑個幾十次大約就可以見上一面，不過就是難度大些而已。神宗罷工不上朝，大臣有什麼事得跑去神宗的住處等接見，這也是自然。誰叫你們不讓神宗立福王為太子呢？
萬曆是抱定了你不讓我舒服，我也不會讓你們快活的想法，咱們就這么耗著，看誰耗得過誰。
於是這一耗就是二十六年，神宗終於把大臣們耗得老死病死了不老少，病退和父母去世要守孝離任也不老少，多少也算出了口氣。不過因此大明朝官職出現的空缺之多，也蔚為壯觀，別說是中國歷史之最，就是在世界史上也是沒有哪一人哪一朝可比的。
葉向高的奏章中，還說道本朝因為“都御史十年不補，彈壓無人”，所以朝廷風紀一落千丈。
其實，神宗這么做也很有他自己的道理。御史乃是言官，乾的是糾察風紀的工作，例如上面說的那位翟鳳翀就是例子，你看他都管到皇上上班考勤打卡這件事上來了，難道神宗還會和自己過不去，再去多弄幾個御史出來？顯然不可能，門都沒有。
不過大官可以不任命，但基層幹部還是要的，不然大明朝的賦稅和收入可就成了問題。可即使這樣，那也還得要大臣們先去求神宗才可以，不然一樣不給辦。譬如當時由皇帝自己考選的科道七十多人的任命，就是靠著葉向高連上幾十道疏奏，這才在二年後姍姍來遲。
其實為一件事寫個幾十封上疏，還還不算是多的，為同一事上奏章的最高記錄，大約也是由葉向高創造的。他為了補閣部的空缺，曾經連上一百多道疏奏。他和神宗兩人的這份執著勁，都很令人嘆為觀止。（5）
神宗此種對朝政不聞不問，拒不任命空缺職位的的做法，除了嚴重影響國家機器運轉危害國計民生之外，還使得大臣們用奏章大罵皇上這一行為成為一時風氣，而且相當部分言官們安然無事沒有挨板子不說，有的還會繼續升官，這也可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奇觀。
例如萬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兵科給事中田大益在奏章中指責神宗“驅率狼虎，飛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剝膚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災地坼，山崩川竭。”據說神宗見了之後大怒，但依然將此份奏章留中不發，既不處罰也不辯論，就是不搭理，讓大臣無可奈何。
田大益見皇上不理自己，於是在萬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又上了一道奏章，這次他罵得更凶了，這份罵皇帝的奏章，倒真是很值得裝裱一番，掛上牆供後人觀摩，其文曰：
“陛下專志財利，自私藏外，絕不措意。中外群工，因而泄泄。君臣上下，曾無一念及民。……臣觀十餘年來，亂政亟行，不可枚舉，……陛下中歲以來，所以掩聰明之質，而甘蹈貪愚暴亂之行者，止為家計耳。不知家之盈者國必喪。如夏桀隕於瑤台，商紂焚於寶玉，幽、厲啟戎於榮夷，桓、靈絕統於私鬻，德宗召難於瓊林，道君兆禍於花石。覆轍相仍，昭然可鑑。陛下邇來亂政，不減六代之季。”
田大益先是罵神宗率禽獸飛而食人，剝膚吸髓，後來乾脆說他無一念及民，大興貪愚暴亂之行，其亂政的能耐即使和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夏桀、商紂、東漢桓、靈等六位暴君、昏君相比，也毫不遜色。
這種對皇帝肆無忌憚的罵法，通常只有在敵對雙方的言詞交鋒中見到。譬如討伐檄文，又或者是一位忠臣義士對敵方君主的破口大罵，而身為一個在朝大臣對本朝皇帝做如此罵的，這大約在中國歷史上可算絕無僅有了。
但是，這位對皇帝破口大罵的田大益，不但沒有因此獲罪，後來甚至還因做官的資歷長，論資排輩地升任了太常少卿，最後安然卒於任上。
田大益大罵皇上而沒有受到任何處罰甚至丟腦袋的原因，據《明史》說是因“帝倦勤，上章者雖千萬言，大率屏置勿閱故也。”對此種說法，余以為頗可存疑。蓋因此前田大益說萬曆“驅率狼虎，飛而食人”的那份奏章，《明史》中可是明明白白白說神宗見到了的，並且還因此大怒，所以將奏章留中不發。至於他的後一道奏章，有可能神宗沒見到，可即使如此，這田大益的免禍，似乎就不能說全因神宗不看奏章之故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次“爭國本”事件中，和萬曆帝抗爭得最強硬的一批名儒士大夫，後來大多成了東林黨人，並且成為了中堅分子。
文/碧血汗青
爭國本與東林黨
明季的東林黨起自萬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當時被革職還鄉的顧憲成，在常州知府歐陽東鳳、無錫知縣林宰的資助下，與其弟顧允成修復了始於宋代的東林書院，和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名士在那裡講學，並於“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支持他們的部分當地士紳、朝野政治人物及周邊城市的鄉土勢力聚集在一起，其中又以江南士人為多，漸漸成為了一個以東林書院為中心的鬆散型政治集團，這引起了其他政治權利集團的注意和攻擊，即《明史》所謂之“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當時東林黨人的主要對手，是萬曆身邊的宦官們和依附於其的齊、楚、浙黨，由於這個集團的主力是宦官，所以又被稱為“閹黨”。
相對而言，東林黨人的政治主張要求政治清明，致力於維護社會安定、促進生產力發展，因此得到了當時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支持，但也遭到了和萬曆有近水樓台之便的“閹黨”的激烈反擊。
到了天啟中期，宦官魏忠賢終於一枝獨秀獲取了天啟的寵信，形成了繼奸宦劉瑾之後明朝勢力最強大的一個“閹黨”集團，齊楚浙諸黨也爭相依附。他們和東林黨人的鬥爭，也開始從朝議疏章之爭一變為生死之爭，達到了鬥爭的頂峰。
天啟四年（公元1624年），東林黨人楊漣因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被捕，與左光斗、周順昌等人下獄被殺。魏忠賢為徹底消滅東林黨，隨即主使編寫了《三朝要典》，並借“紅丸”“梃擊”“移宮”三案毀東林書院，東林黨中堅分子顧大章、高攀龍、魏大中等人也先後被迫害致死。齊楚浙黨則乘機效仿，將東林黨人名單在全國張榜，一榜上百人到五百多人不等，上榜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奪，魏忠賢黨羽又做《東林點將錄》，把著名的東林黨人分別冠以《水滸》一百零八將之綽號，以為手冊，試圖徹底消滅東林黨。
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對東林黨人的血腥迫害，直至崇禎帝登基消滅魏忠賢集團，為東林黨人平反昭雪後才得以停止。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兩黨的鬥爭就此結束了，實際上崇禎二年的袁崇煥冤案，就是這一政治鬥爭的延續。東林黨和閹黨之爭，是明朝最厲害的黨爭，也是持續時間最長的黨爭。雙方的爭鬥自萬曆年間開始，一直持續到南明滅亡，而且始終是晚明朝野政治格局和權利鬥爭中的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