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湯壽潛，原名震，字蟄先（仙），生於1856年，會稽山陰天樂鄉（今屬蕭山）人，我國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和實業家，辛亥革命後的浙江首任都督。
湯壽潛早年受維新思想影響，於1890年寫成《危言》四卷，主張變法，從而一舉成為江南戊戍維新的著名人物。1892年中進土，入翰林院為庶吉士，1893年在國史館任協修，1894年授知山西鄉寧縣，1895年任金華麗正書院山長，1899年任湖州南潯潯溪書院山長，1904年任上海龍門書院院長。1905年清廷授予四品京卿，總理全浙鐵路，主管滬杭甬鐵路修建事宜，建成浙江省的第一條鐵路滬杭線，約300餘里。並因堅決反對郵傳部與英國締結出賣路權的借款草約，積極參與以維護路權為目的的浙路風潮，成為浙江保路運動的著名領袖。1906年湯壽潛還與張謇組織預備立憲公會，擔任副會長，從而成為與張謇齊名的清本立憲派的領袖，史稱“南湯北張”。1907年任學部咨議官。1910年因上書朝廷，彈劾郵傳部盛宣懷媚外禍國，反對袁世凱，而被革職。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杭州新軍起義，成立浙江軍政府，湯壽潛被推舉為浙江都督。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湯壽潛為交通總長（未赴任），4月改授赴南洋勸募公債總理，5月歸國，7月復任浙路公司理事正長。1915年湯壽潛回家鄉，1917年6月病逝。
人物概述
湯壽潛（1856年-1917年），原名震，字蟄先（亦作蟄仙），浙江紹興府山陰縣天樂鄉（今杭州地區蕭山市進化鎮）人。
湯壽潛早年穎異，以文學見稱，閎敏有器識。1890年以《危言》一書刊行，知名於世，在該書中，他提出精減冗員、改革科舉、推廣學校、開發礦藏、修築鐵路、興修水利、加強海軍防務等措施，並詳細闡述了其改良主張。1892年，湯壽潛赴壬辰科會試，獲賜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出任安徽青陽縣知縣，但三個多月不到即以親喪辭歸。
甲午戰後，湯壽潛曾參與強學會與維新運動，庚子事變後倡議並推動“東南互保”，之後與張謇等協助兩江總督劉坤一籌議新政。1905年，湯壽潛等在上海成立浙江全省鐵路公司，隨即自籌資金並與江蘇省分頭動工修建蘇杭甬鐵路，至1909年夏，全線建成浙江境內路段，其工期之短、質量之佳與經費之省為全國商辦鐵路之最。1906年，湯壽潛與張謇、鄭孝胥等在上海創立預備立憲公會，任副會長，連續發動3次全國性的國會請願運動，成為國內立憲派的著名領袖之一。1909年，授雲南按察使，鏇改授江西提學使，均未赴任。
1911武昌舉義爆發，杭州新軍聞風回響，建立浙江軍政府，並推舉湯壽潛為都督。即任後，湯壽潛以自己的聲望與威信與旗營擬定和降條件，浙江旗營“委械請降”，杭州“全境帖然以定”。之後，湯壽潛又派遣軍隊支援鄰近各省的反清革命活動、支持江浙聯軍收復南京；聯合陳其美、程德全等通電起義各省，商議成立聯合政府。
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湯壽潛自請擔任勸募公債總理，赴南洋各地募集捐款，紓解革命政府的財政困難。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以後，他拒絕北京政府邀請，繼續留在南方經營浙江鐵路。1915年，湯壽潛致電反對袁世凱稱帝，之後逐漸遠離政治。
晚年，湯壽潛回歸故里，致力於家鄉水利事業。1917年6月，病故於蕭山臨浦。
湯的成名作是《危言》。此書初版於1890年，再版於1892年，是甲午戰爭以前宣傳變法維新的代表作之一，與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邵作舟的《邵氏危言》並稱三《危言》。從全書述及的內容可以看出，作者視野極為宏闊，從國家大法，如遷都、尊相、議院、停捐、保舉、汰冗、限仕，到國防外交，如兵制、海軍、保朝、防俄，再到具體經濟、教育門類，如包厘、鹽捐、小輪、開礦、國債、商局、郵政、鐵路、水利，中學、書院、考試，等等，他都一一加以論述。從討論、研究的方法和寫作的風格上看，作者指陳時弊，切中要害，援引典章，如數家珍，指中土癥結，每多發聵之語；述外洋情事，全無隔靴之言。透過《危言》，我們可以看出，湯壽潛對當時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許多方面的現狀相當熟悉，對許多問題思考已久。
湯壽潛雖多年身居要職，卻恪守簡樸，他穿布衣、著短褂、戴笠帽，有“布衣都督”之稱，然而對於公共事業，他從不吝嗇。民國政府收滬杭鐵路為國有，為補償湯壽潛前後4年督造之勞，特犒銀20萬元，他分文不受，悉數捐贈浙江教育會，用於興建浙江公共圖書館。他的遺言“競利固屬小人，貪名亦非佳士”可謂自己一生寫照，他對中國近代化發展做出的貢獻將永留史冊。
著書立說
湯壽潛“早年穎異，以文學見稱，閎敏有器識。”②6歲起在村塾與居家課讀，“長游四方，以代力養，乃留心經制，推之世務，慨然有革易時弊之志。”③1887年（光緒十三年）起，湯氏開始撰《危言》，4年書成。該書就遷都長安、設宰相制、建立議院、設考試製、任官用人、遣汰冗員、推廣學校與西學、鼓勵商民開發礦藏以及修築鐵路、加強海軍等方面指陳時弊，提出變法主張，對朝野震動頗大，成為“危言”式論著第一人，為戊戌變法起了一定的輿論先導作用。
1894年，湯壽潛與南通張謇（光緒狀元）同入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創設的強學會。次年撰成《理財百策》，就社會經濟的各類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1896年，完成歷時達20年的《三通考輯要》巨編，計30卷200餘萬字。該書綜述歷代典章制度，對弘揚中華民族優良文化傳統，對拯時醒民有積極意義。1900年12月和1901年7月，湯壽潛與張謇等兩次共商立憲，湯壽潛還撰《憲法古義》一冊。
1906年12月，湯壽潛在上海聯合江浙閩商紳200餘人成立“預備立憲公會”，鄭孝胥為會長，張謇、湯壽潛為副會長。1910年，湯氏在粵發表演說，向各界呼籲“請開國會”。
次年6月，湯、張等聯名致函攝政王 載灃，要求改組“皇族內閣”，“重用漢大臣之有閱歷者”，對推動形勢發展有一定作用。武昌起義不久，湯壽潛被推舉為浙江首任都督。湯在任雖僅月余，卻辦了兩件大事：一是以其威望，順利解決了駐杭清軍旗兵投降革命的問題；二是決定派兵三千，組建江浙聯軍支寧，攻克金陵。湯氏此舉，為鞏固武昌起義成果，推動全國形勢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淡泊名利
1892年，湯壽潛赴壬辰科會試，得中第十名貢生，殿試二甲，賜進士出身，朝考二等，授翰林院庶吉士。次年在國史館任協修。
1894年湯庶吉士期滿，以知縣銜歸部銓選，授安徽青陽知縣。知縣雖為七品小官，卻是當時科舉仕途中的必經階梯，是學子們寒窗苦讀的夙願。湯卻淡泊名利，到任三月余，以親老不樂就養，遂乞歸。接著受聘為金華麗正書院山長，開始從事授課育人事業。
1899年春 湯又受聘為湖州 南潯潯溪書院山長，主講經史，兼論時務。同年，湯在上海參辦會文堂書局，積極從事文化出版工作。由於湯活躍於教壇，聲名遠揚，清庭曾邀其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湯未就任。
1902年湯與張謇在通州自立師範，為當時我國最早單獨設立的師範學校。清庭鑒於湯氏兩次上書朝廷，力陳鹽政時弊，1904年特賞其道銜，擢兩淮鹽運使。對這一別人求之不得的美差，湯卻不為所動，藉口有病未就，而欣然接受上海龍門書院（上海中學前身）院長一職，並改書院為師範學校。湯氏寧舍“肥肉”而甘啃“骨頭”，反映了他淡泊名利，教育救國的高尚情懷。
1904年經湯壽潛和沈炳經的積極贊助，在杭州大東門直街創辦了初級師範學堂（後遷金衙莊）。湯氏在督辦浙江段鐵路期間，為了培養建築和機械等方面的人才，又和浙鐵公司副總經理劉錦藻一起，在杭州謝麻子巷創辦了鐵路學校（浙江高等工業學校前身），這是近代浙江工業技術教育的開端。
1909年8月13日滬杭鐵路全線通車。次日，清庭授湯為雲南 按察使，湯堅辭不受。11月，清庭改授湯為江西提學使，湯仍堅持不受。1911年6月，學部接納湯壽潛為中央教育委員會委員。
1914年民國政府將滬杭鐵路收歸國有，為補償湯氏前後4年督造之勞，特犒銀20萬元。湯分文不受，悉數捐贈浙江教育會，用於新建浙江公共圖書館（即今杭州大學路浙江圖書館）。湯壽潛還在故里天樂鄉（今進化鎮）創辦了大湯塢、歡潭兩所國小，幫助家鄉子弟就近入學。
實業興國
湯壽潛一直信奉實業興國的主張。1905年2月，湯壽潛與張謇、許鼎霖等在上海創辦大達輪步股份有限公司。同年2月至3月，湯氏又與張元濟、夏曾佑等發動旅滬浙江同鄉，倡議集股自辦全浙鐵路。以後為抵制英國侵奪蘇（滬）、杭、甬鐵路修築權，湯氏又與張謇聯手，發動“集民股、保路權”的愛國運動。8月，經浙江股東推薦，湯氏被清庭授予四品京卿，總理全浙鐵路。在此期間，湯壽潛布衣芒鞋，備嘗艱苦。
湯蟄先先生紀念碑短短3年時間，杭州至楓涇的160多公里鐵路及沿線114座路橋、14處涵洞、113處水管，全部建成，確保了滬杭鐵路於1909年8月13日如期接軌通車。
1917年6月6日，湯壽潛病逝於臨浦本宅。其遺言“競利固屬小人，貪名亦非佳士”為其一生寫照，深受鄉人稱道。
1936年5月，天樂鄉民為追念湯壽潛功德，建“湯蟄先先生紀念碑”一座，立於茅山之巔。文革時被毀。1994年，蕭山市人民政府根據市政協九屆三次常委會建議，重建了紀念碑。
①1950年10月，由紹興縣劃歸蕭山縣。
②③張謇《湯蟄先先生家傳》。其餘未加注者，均引自蕭山市政協文史委員會編《湯壽潛史料專輯》與《湯壽潛研究》。
造福鄉梓
湯壽潛如果說作為布衣都督的湯壽潛以保路運動為世人所熟知，
那晚年退隱故里的他則以致力於家鄉建設尤其是天樂鄉麻溪壩改橋一事稱譽鄉鄰。
浙江省山陰縣天樂鄉（大部分屬今杭州市蕭山區進化鎮）上承麻溪山水，中有上、下瀛湖等五湖低洼田地，下接山陰、蕭山兩縣界河西小江，西臨浦陽江。在浦陽江改道後，麻溪成為浦陽江的源頭，舊時浦陽江素有“小黃河”之稱，洪災不斷，連帶釀成山陰、會稽、蕭山一帶的洪澇水災。為抵禦浦陽江入侵造成的水患，明代中期以後，紹興知府開通了磧堰山，修築起麻溪壩，並立下了“磧堰口永不可塞，麻溪壩永不可開”的禁令。麻溪壩全長1064米，初建時為土壩，1588年（明萬曆十六年），蕭山知縣劉會加石重修，改為石壩，同時為防旱能引水灌田，下開寬4尺霪洞；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改壩為各寬6尺的3洞，1717年（清康熙五十六年）重修時改為2洞。麻溪壩的建成使西小江300年來的水患得以控制，清乾隆《蕭山縣誌》對此讚揚稱：“石壩(指麻溪壩)以內無江水沖入，悉成沃壤矣……迄今160餘年無水患者，皆麻溪壩之為利也。”
然而麻溪壩的修築使天樂鄉一分為二：上、中天樂與下天樂。下天樂和山陰、會稽、蕭山的大片土地圈入壩內；上、中天樂(今城山、進化、歡潭等鄉)當時有70個村莊，3萬多人口，被擯在壩外。“一壩之隔兩重天”，麻溪壩的築造雖使壩內皆成沃壤，但由於它割斷了麻溪與西小江的聯繫，使麻溪之水不能通過西小江流出，只得改向西經茅山閘而入浦陽江，由此使壩外上、中天樂一帶澇則淹沒，旱則斷流缺水，十年九荒，莊稼減收或顆粒無收，壩外農民生計困難。從此，壩內外廢壩、保壩之爭迭起，甚至械鬥不斷。明末清初有學者提議改壩為橋，當時出生於天樂鄉的近代民族英雄葛雲飛也為此努力過，他著有《麻溪壩始於不慎終於不悟論》一文，呼籲廢壩。然而由於地方權利與經濟利益等因素的複雜交織，這一問題幾百年來都沒能解決，壩外人的夙願只能一代傳一代，歷史的重任最終交到了湯壽潛手裡。
湯壽潛（1856－1917年），字蜇先，山陰縣天樂鄉大湯塢村人。對於家鄉曠日持久的水利糾紛以及壩內外百姓“冰火兩重天”的生存境況，自小生長於此的湯壽潛深有感受，他繼承前人遺志，發誓一定要解開家鄉的這個歷史水利“冤結”。他專注於分析前人保壩、廢壩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原因，一次次探究壩外天樂洪災的淵源，即使在他為政治鬥爭與路權運動殫精竭慮之時，也一直沒忘記家鄉的這條壩和壩外災難深重的鄉民。1907年6月，他就“麻溪壩防汛事”致函浙江巡撫張曾揚，指出“山會蕭三縣人以棄小（壩外）保大（壩內）”為謬說，稱“壩外即塘外陸沉三百餘年，一言未足盡其哀”。
1911年8月，湯壽潛會同麻溪壩外天樂鄉自治會向浙江省議會提出“廢麻溪壩案”。1912年11月，他再次與中天樂鄉葛陛綸、魯雒生等向浙江省議會提出廢麻溪壩（或改壩為橋）的陳情書。聽聞廢壩方案與陳情書被浙江省議會接納，天樂鄉壩內鄉董趙利川立即反對，他四處遊說，發動保壩，紹興縣議會也聞風而動，向省議會連發函電，反對廢壩。廢壩和保壩之爭再次陷入僵局。
兩次挫折並沒打消湯壽潛改變現狀的決心，他繼續斡鏇於壩內鄉紳之間，尋求事件的突破口。功夫不負有心人，1913年2月，上天樂鄉（麻溪壩內）鄉紳金湯侯接受了湯壽潛建議，幾次赴壩外實地考察，最終被壩外人提出的陳情書和廢壩方案所折服，同意改麻溪壩為橋，並發表《告壩內父老書》，列舉大量事實，論證了廢壩或改壩為橋“實足為三縣（山、會、蕭）興永利”的充分理由。後又經多次周折，保壩派的藉口被一一駁斥，鐵的事實終於消除了壩內天樂人的恐慌心理。1913年6月由湯壽潛主持，麻溪壩著手改建為橋，1914年建成。麻溪橋是由石料砌成的單拱橋，橋身與壩堤連為一體，北側橋額刻有“麻溪橋”字樣。
自麻溪壩改為橋後，當麻溪發生洪水又遇上浦陽江水位抬高，無法排水時，就可以關閉茅山閘，讓麻溪洪水經麻溪橋入西小江暢流而出，緩解了壩外70個村莊、3萬多居民、1.2萬多畝良田的洪澇災害，從而使壩外天樂鄉擺脫了頻受洪水侵擾的困境。至此，自明代中期開始，400多年關於保壩、廢壩的水利糾紛終於徹底解決。天樂鄉民為追念湯壽潛功德，1936年5月在茅山之巔建起“湯蟄先先生紀念碑”，紀念碑由豐子愷繪就湯氏全身像、馬一浮撰文並督造，只可惜，此紀念碑在“文革”中被毀。
斯人已逝橋猶在。如今的麻溪橋依然靜靜地橫跨於麻溪（今稱進化溪）之上，儘管外表並不顯眼，但由於其築造的不易和獨特的作用，引起了許多國際專家學者的關注。這一幕，恐怕是湯壽潛在麻溪壩改橋時未曾想到的。
辛亥百年人物(二)
|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宣統三年）中國爆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國主義侵略進一步加深、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初步成長的基礎上發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專制統治，挽救民族危亡，爭取國家的獨立、民主和富強。這次革命結束了中國長達兩千年之久的君主專制制度，是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