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鉤沉(龍游商幫)
明清時期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流通領域擴大，商人十分活躍，逐漸形成了商幫。 著名的有徽商、晉商、江右商、洞庭商、山東商、陝西商、廣東商、福建商、龍游商、寧波商等十大商幫。
游龍商幫商幫的出現，是我國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標誌。
在明中葉嘉靖萬曆年間（1522--1620），十大商幫中最活躍的是洞庭商、 徽商和龍游商，當時社會上流傳著兩句諺語：“ 鑽天洞庭遍地徽”、“ 遍地龍游商”。這反映洞庭商人、徽州商人、龍游商人遍布全國並雄踞商界的事實。 龍遊歷史上為姑蔑文化發祥地， 更是 “ 入閩要道”、“ 金衢處徽之沖”， 為古代重要鹽道餉道，“ 通浙孔道，饋餉之所必系”之地，又是浙皖閩贛4省交通樞紐。明人徐復初說：“ 邑 （龍游 ）當孔道，舟車所至，商貨所通，紛總填溢。” 龍遊人農耕之外，借交通之便，經商乃成謀生重要手段，加之龍游社會上素不賤商，頭腦活絡之人多選經商之路。 龍游有豐富的資源，這也為他們經商提供了物質條件"。龍游多山林竹木和茶漆糧油等，這些土特產品成為龍游商最重要的外貿商品。
當時的龍游商幫，以龍游商人為主體，涵蓋了周圍衢州諸縣的商家"。龍游商幫的形成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它發軔於南宋，活躍於明中葉，至清乾隆年間為鼎盛"。宋室南遷後，建都杭州，為了方便同長江沿岸抗金前線的聯繫， 官府修建了東起京城杭州，西接贛湘的官道。 這條官道在龍游和壽昌交界的梅嶺關入龍游境， 龍游商視此為大好商機，就把木材運到杭州銷售。 也有大商人到浙江外地經商致富，如龍游韋塘人朱世榮，“ 流寓常州致巨
富，置產亘常州三縣之半，後歸衢江古碼里，復大置產，當時以為財雄衢常二府。”到了明朝，一個以龍游商人為中心，帶動整個衢州地區商人們的流域性商業團體響亮登場，他們在金衢盆地崛起，逐鹿中原，遠征邊關，漂洋出海，以“遍地龍游” 的氣勢被人們稱為“龍游幫”。 據史料記載：明萬曆年間，“ 龍丘之民，往往餬口於四方，誦讀之外，農賈相半”。明天啟年間，“龍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遠行商賈，幾空縣之半。” 如商人童巨川在嘉靖年間至宣府大同做邊貿生意，“ 一往返旬月，獲利必倍，歲得數萬金，自是兄弟更相往來，垂20餘年，遂成大賈。”至清乾隆年間童氏家族：“多行賈四方，其居家土著者，不過十之三四耳。” 龍游商幫不像晉商手握巨資，經營票號，在金融市場上顯山露水；也不像徽商
壟斷鹽鹺，聲名顯赫。龍游商幫的顯著特點是，埋頭苦幹，不露聲色，卻在珠寶古董業中獨占鰲頭，又在印書刻書販書業中從事於文化傳播，還在海外貿易中插上一手，成為頗具實力的一大商幫。
龍游商幫經營行業頗廣，有山貨、紙、刻印販書、珠寶古董、長途販運、農業屯墾、礦冶等。
山貨業。皆為當地產品竹木茶油漆煙。清康熙年間龍游縣誌記載：“ 南鄉稍有竹木紙筍之利，可以貿易他郡……北鄉則止有桕油一項。”
造紙業。造紙多以作坊或工遺址龍游北鄉古商道場形式生產，自產自銷，具有若干商業資本與產業資本相結合的生產方式。 溪口鎮是生產和銷售的中心。 該鎮：“ 其繁盛，乃倍於城市焉"。”
溪口·蔣母墓道風景圖刻印販書業。龍游多產紙木，可刻印書籍，又有文化傳統，一些文人學士放下架子，從事於刻印販書業以聚財。 望族余氏，還在江蘇婁縣開設書坊書肆，刊印讀本安畫，銷路很好。 書販胡貿善錐書， 經常和一些文人交往。明大學者唐順之因愛書，把胡貿引為座上客。他還說：“ 非貿，則予事無與成。” 把自己成就歸之於與胡貿的交往。珠寶古董業。經營珠寶業一需有雄厚資金，二需有鑑別觀賞能力，三需有進貨銷貨的渠道，四需有能躲過被劫被盜的應變能力。 古書記載：“龍游商賈，其所賈多明珠、翠羽、寶石、貓眼類較（ 軟） 物。千金之貨，只一身自齎京師、販絮、僧鞋、蒙戎、襤褸巨疽、膏藥內皆寶珠所藏，人無所知者。” 可見龍游商人不但有雄厚的資金，還具有較高文化和應變能力，處事謹慎，是不事張揚的實幹商人。
長途販運業。據王文祿《策樞》記載，龍游商人李汝衡，擁有重資，常備百餘輛（ 艘）車船運銷貨物，把絲綢遠銷到湖北一省十五郡之地，占領了全省銷售市場。 明嘉靖年間捕獲的走私貿易中，就有龍游商人參與其事。
礦冶業。 據顧炎武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 中記載，有龍遊人祝十八，聚礦工有數百人，在平洋銅塘、吳村一帶從事礦冶。龍游商幫肯吃苦，不畏艱辛，不怕路遙道險。 他們足跡遍及全國各地，直至海外日本、呂宋等地。如在明嘉靖年間，就發現海外通商者中有龍游商人。 另外，早於明成化元年（1465）龍游商人就與江西安福商人一起，到雲南姚安 （今楚雄）從事屯墾，種植糧食和經濟作物。 他們數萬人長途跋涉，克服了水土不服等困難，在雲貴一帶從事經商墾荒，享有“ 天涯賈客“ 之譽，為我國西南的開發立下汗馬功勞，至今雲貴高原還有許多龍遊人的後代。 可以說龍游商幫是中國歷史上西部開發的先驅之一。
龍游商幫之所以名重一時，還因為他們具有寬容、誠信等品性和良好的職業道德。 如紙商傅立宗，紙優價實，為保證質量，紙品統加印“西山傅立宗” 字樣，從示信用。 姜益大棉布號，特聘了 3 名驗銀工，凡經流通該店的通貨，皆加蓋印記，以示負責。 滋福堂是著名中藥店，以重金延請名醫監製丸藥，配製成藥準確無誤，分工細密，層層檢驗，要求藥
工對顧客的健康負責。 龍游商人從不排外，善待遷居來龍經商者，如經營、鹽、紙等的徽州大商程廷柱率 3 個弟弟去龍游經商，很快融入龍游社會，所以龍游商幫中就有閩、贛、徽諸商幫的成員。
龍游商幫雖有輝煌的過去，但隨著交通條件的變化，近代海洋文化的興起和海外貿易的發展，它與徽商、晉商等幫一樣未能適應時代的發展， 逐漸衰落。到清道光年間，鴉片戰爭以後，寧波等地被闢為五口通商之埠，此時新興的上海、寧波、潮汕、廈漳等地商幫，取代了龍游等商幫。不過，龍游等商幫在歷史上的業績和經商道德， 將永世不泯！
中國歷史上西部開發的先驅者
——龍游商幫
明清時期龍游商幫憑藉著自己的知識、才能、膽略，以先進理念，驅動它首先進軍中國西部，對滇省邊陲地區進行墾拓開發，採用僱傭制來經營生產，把先進生產技術和經營方式注入邊疆地區，使西部得到實際的開發。
明清時期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流通量擴大，市場日益發展，在江南一帶已形成網路化的市場體系。商人應運而起，他們充分發揮地緣以聯絡鄉情里誼的功能，以血緣為紐帶，建立了集會、結社的場所和團體——會館。以地名命名的會館，藉以聯絡鄉情里誼，維護共同利益，逐漸形成了群體化的地方商人集團，此即商幫，其著者有徽商、晉商、江右商、洞庭商、粵閩海商、龍游商等十大商幫。他們在明清時期對推進商品經濟發展曾起了很大作用。
游龍商幫龍游商幫崛起於明中葉，它與徽商、晉商角逐於商壇上，不露聲色地在文物、珠寶、古董業中大獻身手，獨占鰲頭。在造紙印書業中從事於文化傳播，其貢獻令人欽羨。還在海外貿易中插上一手，特別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它較早地意識到向中國西部“進軍”，攜親帶戚，長途跋涉來到了僻遠的雲貴高原、滇緬邊界經商，從事土地墾拓。從以上所從事四個主要行業來看，他們不是等閒之輩，而是有眼光有抱負，肯吃苦、勇開拓的商人，是一批有文化教養的儒商。
進入近代，寧波海商崛起，取代了曾經煊赫一時的明清諸商幫，成為商壇勁旅，至今不衰。現代溫州商人走向全國、走向世界，被譽為中國的猶太人。但是，在歷史上浙江商人還是以龍游商幫最為活躍。隨著時光的流逝，他們已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鮮為人知，然而他們的業績、他們的精神、他們的經驗，還是應該將它發掘出來，讓世人知道，汲取其有意義有價值的因素而加以發揚。筆者在研究中國商業史和徽學時，將它作為商業史、商幫史的構成和作為比較研究的因子而進行若干研究。現將側重對龍游商幫的特性和對中國西部開發的貢獻加以論述。
一、
龍游地居浙江中部偏西南，俗稱浙西，古為姑蔑地，是姑蔑文化的發祥地。入明清為衢州府五屬縣之一。縣境至府城70 里，至省城500 里。東南多山，西北多平原，為金衢盆地的一部分。多丘陵，山占4/10，地占2/10，田占3/10，盪占1/10，是一個半山區縣份。龍游交通暢便，為古代糧道鹽道，糧鹽由此販運而入內地，方誌稱：“通浙孔道，饋餉之所必經。”阮元謂龍游素為“東南孔道”。境內設有水陸驛，連線省、京等地，宋人蔡元定說：“入濲江之濱，乃衢龍要衝之地，水驛當其南，馬驛當其北，東連嚴睦，西引信閩。行人往來循繩絡繹鹹經於此。”龍游有“八省通衢”之稱，高英說：“龍邑為入閩要道，八省通衢。”浙皖、浙閩、浙贛均由此通達，“金衢處徽之沖。”據明清商書的記載，
龍游有專程通往各地，如忄詹漪子《新刻士商要覽》第1 6 條“處州府由龍游至衢州陸路”，此外還有該書有 5、7、8、11 條都與龍游有關。周文煥《新刻天下四民便覽萬寶全書》卷二北京到福建路程也必經龍游。中有一詩寫到龍游瀔水：“停步湖頭問去津，蘭溪風物更宜人，驛夫知我南來客，移掉相近瀔水渡。”詩註：“停步驛市井頗盛，離溪五里是龍游縣。”商濬《水陸路程》卷一“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驛路”條，從京至閩，亦需經龍游的亭步驛，可見龍游在古代乃為四通八達之地也。
龍游多產山貨，竹木茶菸油染料為其特產，糧食也大量輸出外地。康熙《龍游縣誌》
康熙卷四：“木之品多梓多柏，南山多杉，它為桐梓松柏之類，處處有之。”竹更是遍處廣植之，有“竹庫”之稱。竹是造紙上好材料，“用以制楮，出產甚宏。”明代龍游的燒紙已遐邇聞名。“多燒紙，紙勝於別縣”。
南宋建都杭州，大興土木，修建宮殿官邸，需大量木材，又設書坊刻印書籍，需供應紙張。於是龍游的木材、紙張源源不斷輸入杭城，促進了龍游的木材、植竹與造紙行業的開發。
明清時龍游商人應運而起，這是因為龍游地處八省通衢，交通便利，商業信息靈通。又因田少人多，出產不豐。這二者的結合是龍游商幫形成發展的基因。明代文人學士地方官員都已看出了這點。明人徐復初：“邑當孔道，舟車所至，商貨所通，紛總填溢。”王世貞說：“龍游地砦薄，無積聚，不能無賈游。”所以有人認為從商是謀生最好的出路，如說：“龍游地瘠磽，罕蓄聚，必賈游乃可資生”。
明中葉以來龍游商人已遍布全國各地，頗孚盛名。嘉靖《浙江通志》：“龍游志曰：俗悍，以果尚氣而訁夸巧，瀔水以南務耕稼，以北尚行商。”龍游的人們已轉變觀念，改變了賤商的傳統，習俗已“喜商賈”了。入清，從商者益眾，“率多行賈四方，其居家土著者，不過十之三四耳。”還須指出，雖名之為龍游商幫，是因為龍遊人善商著名而冠之龍游商幫，實則是包含了以龍遊人為主的衢州府諸縣的商賈。如常山縣，“閩楚之會，地狹民稠，習尚勤儉，業事醫賈。”江山縣，“有釋耒而逐負擔”。該縣“商賈輻輳”。西安縣，“谷賤民貧，恆產所入不足以供賦稅，而賈人皆重利致富，於是人多馳鶩奔走，競習為商，商日益眾。”可見衢府五縣皆有大批人從事商賈，融入於龍游商幫之列。
龍游商幫是以龍游商人為主體的衢商集團，它萌發於南宋，興盛於明中葉，直至清中期仍活躍於各地，它是利用了龍游地理上優勢和南宋以來江南經濟發展的契機，憑藉著較高的文化素養和勇於開拓的精神，走出了山溝，成為一代巨商群體。
二、
龍游商幫誕生於商品經濟發展的浪潮中，它的原生地本是江南文化的淵藪，造就了它受到較多文化的薰陶，使之具有儒商的素質，多從事於較高文化層次的印書業和珠寶業、古董業等，其性格與一般商人迥異，其特徵有以下幾點：
（一）儒雅
龍游本是姑蔑故國舊地，素有重文化的傳統，詩書禮樂傳家，耕讀遵禮，弦歌不絕。就是出為賈也不忘讀書，故首選造紙刻書籍為業。龍游新造之紙在明代已具名氣。明著名刻書家余象鬥文台，他刻印書籍尤注重用紙，他品評全國著名紙品有徽歙紙（青光白滑冰翼凝霜，績溪龍鬚，西山觀音紙），江西紙（觀音蓮七紙），鉛山（奏本）紙等，而認為浙江衢紙尤勝，“連四紙，開化縣有連三連四紙亦佳，只要白厚無粉者為妙。”“常山縣有榜紙，並中夾紙奏本紙次於鉛山。”龍游縣溪口鎮是龐大的造紙中心兼銷售市場，紙商麕集。乾隆間閩商林瓊茂來龍擇地上塘設坊造紙，傳至其孫林巨倫，已“積貲巨萬”。書商童珮，名噪一時，刻書販書大江南北，其父彥清，“最稱儒雅，不寢然諾。”幼時從父販書吳越間，“喜讀書，手一帙，坐船間，日夜不輟，歷歲久，流覽既富，所為詩風格清越，不失古音。為他文亦工善，尤善考證書畫金石彝敦之屬。”王世貞稱其“藏書萬卷，皆其手所自校者”，是著名藏書家刻書家。所刻之書質量上乘，深受學者歡迎，時之名流碩儒王世貞、王穉登、歸有光引之座客，並為他作序作傳。他本人有《童子鳴集》、《佩萸雜錄》、《九華遊記》、《南獄東岱詩》、與余湘合纂《龍游縣誌》等。刻印過《徐侍郎集》、《文房四譜》、《楊盈川集》等。他的學問深得名儒稱讚，胡應麟見其書目曰：“所臚列經史子集，皆犁然會心，令人手舞足蹈。”引為“子期”好友，王世貞更稱之為“千古是知音”。龍游童氏是書香門第，業書賈者眾。如童富，“為書賈，往來閩粵吳中貿遷，……為人坦夷朴茂，樂善好施，……湖海之士，多嘖嘖稱之。”另一位書賈胡貿，承父兄書業，“往來賈書肆及士人家”，也是有名的書賈。明代大學問家唐順之荊川謙曰：“非貿，則予事無與成”。與唐深交，胡死後唐曾贈棺以殮。龍游望族余氏也是世代營印書業，曾在江蘇太倉州婁縣開設書肆。“清初，龍游余氏開書肆於婁縣，刊讀本四書字畫無偽，遠近購買。”
（二）開拓，無遠不屆
龍游商人富有開拓精神，無遠而不屆，不怕艱難困苦，凡有利可圖，就離家遠走，志在四方。明代“龍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遠行商賈。” “賈挾資以出，守為恆業，即秦晉滇蜀，萬里視若比鄰。”若韋塘朱世榮，宋代已“流寓常州致巨富，置產亘常州三縣之半，後歸里，復大置產，當時以為財雄衢常二郡。”童巨川在嘉靖時前往宣府大同等地邊庭作邊界貿易，獲大利。“一往返旬月，獲利必倍，歲得數萬金，自是兄弟更相往來垂二十餘年，遂成大賈。”還有不少龍游商人遠涉重洋，至海外經商，嘉靖倭患發生時，所逮通倭奸商中就有龍游商人。據王文祿說：“今寇渠魁不過某某數人，……其他脅從大約多閩廣寧紹溫台龍游之人。”龍游商人這種遠賈精神，捨棄了兒女情長的傳統觀念，也獲得妻室的諒解和支持，龍游商賈妻室十分賢淑，安心操持家務，使外商者無後顧之憂。童盛川妻龔氏，“性不驕奢，躬行節儉，精修之食，潔素之衣，皆自手過，薄於自奉，……其內助之賢也，厥後子孝孫賢婦和女正，家風為一時之最。”
（三）經營靈活、適時
龍游商人經營珠寶古董文物，這不僅要有較高的文化素養，識別真假，評估價格，更要緊的要物色買主與賣主，而買主多為王公貴族等社會上層階層，他們必須要與買主有交往。在銷售攜帶過程中要冒風險，善於躲過被偷被劫的關道，為此，龍游商人還得善於適應環境，靈活應對。據明人王士性說：“龍游商賈，其戶斤賈多明珠、翠羽、寶石、貓睛類較（軟）物。千金之貨，只一身自齎京師，敗絮、僧鞋、蒙茸、繿縷、假癰、巨疽、膏藥內皆寶珠所藏，人無所知者。異哉，賈也。” 顧炎武《肇域志》亦有類似記載。這是一種善於偽裝的巧妙手法。證之《桐岡童氏宗譜》，確有如王士性顧炎武所記的具體實例。如童洋，“應務接人之縝密和厚則又過焉。……其往大同宣府也，去則精金珠寶，來則鹽引茶封，動有巨萬之資。皆卷束於懷袖，舟車鞍馬之上，蕭然若貧旅，而無慢藏之誨，是以履險若夷，居積致富，儼若陶朱。性儒雅，所交遊者皆士大夫。”童洋就是適時地做雙程生意，靈活適應環境而致巨富。
（四）誡信、重德、寬容
龍游商幫受姑蔑文化的薰陶，重然諾守信用，待人誠信，注意商業道德，不為蠅頭小利而失信於人。姜益大棉布店自胡筱漁接辦以來，處處誠信，維護店號的信譽。一次，他向海寧布商訂購了7500 匹石門棉布，價值數萬元，但在運輸中遭劫，這本是賣方之事，而胡筱漁主動承擔了損失，再次預支6萬元訂購石門布。他店裡特雇了三名驗銀工，凡經過該店流通的銀元，經檢驗後加印店號，以示信用。傅立宗紙號，注重紙質量，決不讓次品流入市場，凡產品出店統一加印“西山傅立宗”印記，以信譽和質量贏得了市場。龍游商幫寬容大度，善於與人合作，故徽商、江右商、閩商、婺商、寧紹商多到龍游營商，龍游商人熱情歡迎外商來龍，不因市場競爭而排外。如徽商程廷柱帶著三個弟弟來浙經商，在龍游首創典當業。江右商周學錦，康熙間從撫州“來龍縣經商，遂卜居八都鳳基坤”。查龍游明清二代從皖贛閩粵蘇等地遷入的氏族計31姓209族，這些氏族大都很順利地融匯入龍游商幫的行列中。龍游商幫具有很強的包容性，這是力量、信譽、自信、包容的雅量表現。
上述龍游商幫的特有性格，展示了它具有較好的教養，顯現出它的力量和自信，也正因為具備了如此特性，所以在明清二代能在商壇上稱雄於一時，敢於與財大氣粗的徽商晉商等競爭，並駕齊驅，共同推動著明清社會經濟的發展。
三、
龍游商人初露頭角於南宋，迨至明代已蔚為大觀，萬曆時已是“遍地龍游”的局面，分布於全國各大市場上。隆萬間任職知縣的萬廷謙就說“龍丘之民，往往湖口於四方，誦讀之外，農賈相半”。晚明時龍游商人更是活躍，趨商者更眾。天啟時，“龍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遠行商賈，幾空縣之半，而居家耕種者，僅當縣之半。”至康乾間，“其居家土著者，不過十之三四耳。”這當然是估計數，不能作準確的計量分析，但總的趨勢是從嘉隆萬間龍游商賈已遍布四方，至康雍乾間有增無減。
由於經商的成功，龍游商幫遂把財富返回家鄉，並將外地的風尚也帶回龍游，社會富庶，消費需求增長，人皆曰俗之侈靡已不可挽回。隆萬時陸瓚就說：“習尚昔固號儉嗇也，今則日事於侈靡。”塗傑亦云：“服飾多用紗絹，器皿多用金銀，侈靡相高，已非一日。”“邑中室廬往稱樸素，萬曆中葉漸以雕琢相高。”社會心理是羨慕奢華，願向生活水平高的地方看齊，競相仿效。萬曆間已呈“俗侈靡，尤效慕三吳之豪”趨勢。生活穩定了，才有可能向蘇杭侈靡的風尚仿效。從這一側面也折射出龍游商幫給龍游帶來經濟的富庶和社會生活的安定。風尚趨於侈靡是當時經濟社會進步的表征。
龍游商幫與同時代其他商幫相比，它最大特色和優點乃是富於開拓精神，不畏艱險，勇敢地邁出家門，走出山區，投向廣闊的天地，在闖蕩市場中，逐漸地揚棄了“安土重遷”、“骨肉相附”的情結。它是明清時代最早走向西部開發的商壇勁旅。大批離開土地的農民加入商賈行列，也有大批舍儒從商之徒，他們“挾資以出，守為恆業，即秦晉蜀滇萬里，視若比舍，俗有遍地龍游之諺。”
明清時期經濟最發達地區是長江三角洲（江南）和珠江三角洲一帶，秦晉滇蜀西部地區相對來說較為後進，而龍游商幫不嫌西部經濟不發達，生活艱苦，路途遙遠，行程險阻，以豪邁氣概視天涯海角若比鄰，無遠而不屆，誠為天涯賈客。龍游商人李汝衡，攜絲綢經商於蜀楚。李維楨記：“李十二汝衡者，越之龍遊人也。自其父鶴汀賈江陵，迄今人與年蓋兩世矣。父子饒心計，趨時不失累。至汝衡而資益拓，所居積綺縠紵罽，窮四方之珍異，車免舟轉轂以百數，所冠帶衣履，遍楚之十五郡。而善與時低昂，人或就之貰貸無所靳。……”童巨川偕其弟盛川於嘉靖間，在“宣府大同貿易邊庭，……厥後子若侄嗣其業，資利益饒。”童氏數代在宣大做邊界貿易致巨富。最可值得大書特書的是龍游商人群體挺進大西南滇省姚安等地區開發。在明清時代交通條件下，攜妻帶子千萬里跋涉至西南決非易事，非得有數月始可抵達。驅動他們長途跋涉行動並非胸懷開發西部的公益心，而利益驅動倒是其原動力。因為在江南華南中原等地商業中競爭已不容易，施展才能的空間畢竟有限，他們獲悉滇省尚有大發展的前景，所以才毅然前往，足見龍游商幫對商業信息還是靈通的。
明代成化元年就有大批龍游商人偕同江右商人（江西安福）在雲南邊陲姚安等府經商，
彝族祭神活動姚安即今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帶。語言不通，生活習俗不同，自然還會有水土不服的困難，但是他們能克服種種困難，準備長期生存下去，求得發展。他們不是流民，而是有眼光有氣魄的商賈，據官方史籍記載：
“成化元年（1465）十一月初七日禮部等衙門題為建言民情等事，該湖廣布政司等衙門右參議等官人等鄭序等建言：……姚安軍民府陰陽學正木甘理言一件，禁約游食，初見雲南遠在萬里，各邊衛指府軍民相參，山多田少，不通舟車，近年雨水不調，五穀少收，米糧湧貴，過活艱難。有浙江、江西等布政司安福龍游等縣客商人等不下三五萬人在衛府坐（生）理，偏處城市鄉村屯堡安歇，生放錢債，利上生利，收債米谷，賤買貴賣，娶妻生子，置買奴僕，游食無度，二三十年不回原籍。……行雲南按察司著落各衛府查勘所屬鄉村屯堡城郭去處，但有江西等處客民，不問從引新舊,盡數拿解原籍當差，不許訁乇故稽遲及窩藏隱蔽,連歇家人等一律治罪，庶使邊食稍寬，奸弊斯革矣。前件雲南按察司查究。”
這節史料充分反映了龍游商幫是數萬人成群結隊來到了黔滇邊陲少數民族聚居地從事於屯墾事業，把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帶到西南，他們來到遠離城市“鄉村屯堡安歇。”乾的是“生放錢債，利上生利；收債米谷，賤買貴賣”的事業。這一方面是高利貸收錢收谷，即放青苗的辦法，利用手頭的雄厚資金進行糧食買賣；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置買奴僕，游食無度”這一句話。可能是流動性的屯墾，即一地一地輪流開發墾拓，利用僱傭制吸收當地閒散的勞動力，以奴僕形式招募勞工進行大規模的農業屯墾，這是很有意義的，值得深入研究。關鍵是“奴僕”系何種身份之人，估計不會是具有很強人身隸屬關係的奴僕，應是身份上自由的僱傭勞動者。龍游商人出錢僱傭他們，從事於農業的墾荒、耕種等勞務。在龍游當地就有僱傭僕婢從事家務或商業上勞作的情形，據康熙《龍游縣誌》記：“士庶之家，不能廣置婢僕，仆多傭工，婢則出市貿易，多白首不嫁以終其身。”從“仆多傭工，婢則出市貿易”來看，並無身份上隸屬關係。也許他們把這種僱傭關係的形式也帶到雲南邊陲農業屯墾業中來。如果理解不錯的話，當是龍游商人已具有先進的理營理念，將土地作為生息資本來經營，以先進技術提高生產力，採取農業僱傭制來經營經濟作物，把收成的農產品作為商品再投放市場，這無疑是一種新式的經營方式，把商業資本轉化為農業產業資本。這是一大變革，具有轉型的意義，表示著新的生產方式的萌芽。過去在研討中國封建社會裡資本主義萌芽時人們較普遍重視手工業，礦冶業的商品生產與僱傭制的萌發，也較多著眼於先進的區域如江南以及大中城市的生產方式變革，對農業、對偏遠地區重視不足，今以龍游商人開發大西南的實例來看，不能不注意到他們的創造。龍游商幫等開發西南，對融洽民族關係，開發邊疆地區的經濟是很有意義的。在近世歷史（明清）上是不了起的超前行動，表現了龍游商幫的前衛意識和對西部開發的貢獻，可以說它是中國歷史上最早走向西部開發的先驅者。由於缺乏輔證史料，有待於再發掘新史料，現在也只能做如此的推論。
明中央政府及當地政府官員守舊求穩，怕人口流動影響邊陲的社會治安和糧食供應豐足，千方百計下令強制回遷這些在邊陲安家落戶“二三十不回原籍”的商民，採用“拿解原籍當差”，這實是很不明智的短視行為。官方行文如此，到底各級政府執行如何？未見下文，估計龍游安福商民仍會“屯堡安歇”、“娶妻生子”而長期“生理”下去，今之滇省遺民，必有血脈繁衍的安福龍游商人後裔。
商品、市場、商業，信息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槓桿之一，明清時代的龍游商幫已初步意識到它們的意義。他們利用自己稟賦的知識和才能，窺測市場，注重信息，挺身遠出，躋身於收益大的珠寶業和海外貿易業，憑藉自身的優勢，利用知識經營印書業。他們意識到社會資源開發的價值，不辭萬里，融洽民族關係，“進軍”大西南，開發滇省姚安地區，採用僱傭制的方式經營邊陲的屯墾業。這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是一大創造，表明了明清時代龍游商幫具有無遠不屆、天涯賈客的大無畏精神，也展示了他們走在時代前頭，具有先進的理念。他們對西部的開發，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它是中國歷史上真正開發西部的先驅者。
龍游商幫：讓歷史昭示未來
以前看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見有提到龍游幫時，不由啞然失笑，心想龍游不過一江南小城，居然也有幸被金先生寫進小說。後來才知道龍遊歷史上倒真的有一個當年堪稱國家級的大“幫派”，當然，此幫非彼幫，這個大“幫派”系明清時列全國十大商幫之一的龍游商幫。龍游商幫雖以龍游命名，但並非單指龍游一縣的商人，而是實指浙江衢州府所屬龍游、常山、西安（今衢縣）、開化和江山五縣的商人，其中以龍游商人人數最多，經商手段最為高明，故冠以龍游商幫之名，簡稱“龍游幫”。
衢州話在中國歷史上，這批從浙西山區走出來的商人，是一個很奇特的存在。既無官府支持，又無強大的宗族勢力作堅強後盾，但他們卻能在強手如林的各大商幫中崛起，自立於商幫之林。然而，“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鼎盛於明中葉至鴉片戰爭前後的龍游商幫，自光緒以後其活力之源竟宿命般逐漸枯竭，彈指間奢華煙消雲散，惟有從龍游境內的300多座明清建築的殘瓦斷垣中，依稀還能感受當年的氣度。在這大起大落的背後，究竟是什麼力量在操縱呢？這段歷史過往對我市企業又有何借鑑意義呢？
誠信為龍游商幫立身之本
龍游商人在營商活動中，歷來看重“財自道生，利緣義取”“以儒術飾賈事”。主張誠信為本，堅守以義取利，是龍游商幫一以貫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獲得了良好的市場信譽。從根本意義上說，將誠信作為經商從賈的道德規範，正是龍游商幫獲得成功的要訣。龍游商人傅家來開設傅立宗紙號，視產品質量為企業立身之本，精益求精，所造之紙，質量上乘，且比同行出產的同一件紙號要重十多斤之多。他還從把握造紙生產流程每個環節入手，嚴格檢驗，次品決不出售。產品享譽大江南北，歷久不衰。為了表示對用戶負責和維持良好的信譽，其產品都統一加印“西山傅立宗”印記。龍游姜益大棉布店以信譽著稱，多次提出要薄利多銷，童叟無欺，決不二價。為了防止流通中有銀元摻假損害顧客利益，特聘請了三位有經驗的驗銀工，嚴格檢驗，凡經過他店的銀幣加以“姜益大”印記，讓顧客放心。在經營中目光遠大，不以短期行為來賺錢，為了信譽，寧願承擔暫時的損失。
游龍商幫與龍游商幫誠實守信的職業道德相比，我市信用環境卻長期不容樂觀，少數企業和個人紅眼於周邊地區的發展，心態浮躁，急功近利，甚至不擇手段，前些年上街貿易大樓曾一度聚集眾多商貿私營公司，但多為“殺豬”公司，彼此間以騙取外地客商的貨物為能事；外地車子被我市的貨運配載信息中心所騙的投訴也不絕於耳；我市銀行的不良資產中，因企業“失信”而造成的約占45%；去年的有關調查也表明，連衢州人對本地企業的信用評價都已信心不足，普遍認為本省企業好於國外企業，省內其他市企業好於本市企業。在這樣的背景下，龍游商人的誠信精神，在我市尤其值得弘揚。信用衢州的建設，除了要繼續加大治理力度之外，內在的道德教育也是極為重要的一方面。儒家教化學說的一個最為明顯的特點，就在於在實施教化過程中，把社會的道德規範內化為人們的自覺行動。在這方面，龍游商幫自覺地以儒家道德觀念規範自己的商業行動，把信、誠作為待人接物的基本原則，無疑為我市經濟主體樹立了極好的榜樣。
遍地龍游的走出去精神
馳騁於商界的龍游商幫，其經營區域甚廣，足跡遍及全國各地。史書記載：龍游商幫商人“挾資以出守為恆業，即秦、晉、滇、蜀，萬里視若比舍，俗有遍地龍游之諺”。明萬曆年間流傳的“遍地龍游”之民諺，有力地說明了龍游商幫與享有“鑽天洞庭”、“無徽不成鎮”等美譽的洞庭商幫與徽州商幫一樣，都是明清時期稱雄商界的頗有影響的地域商幫。龍游幫商人大多從事長途販銷活動，“龍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遠行商賈”，不僅活躍在江南、北京、湖南、湖北和閩粵諸地，而且還一直深入到西北、西南等偏遠省份。如據有關文獻記載：明成化年間，僅雲南姚安府（即今雲南楚雄彝族自治州西部）就聚集了浙江龍游商人和江西安福商人三五萬人。
龍游商幫這種開拓進取、不畏艱辛、不戀家土的敬業精神，和當代溫台地區的企業家精神本質上是一致的，溫台地區農民（農村剩餘勞動力）為尋求生路，寧願背井離鄉，在外面開闊了眼界和有了微薄的積累之後，他們便把自己的信息、知識、經驗及外界人緣等資源向親朋好友擴散。溫台經濟發展最初的衝動來自於民間，由卑微又見多識廣的民間能人推動、發動。遺憾的是龍游商幫的創業衝動卻未能上升為浙西地區的區域人文精神，其可貴的商業精神最終仍淹沒於強勢農耕文化中。到民國時期，連龍游本地商業也幾乎全落入外地商人手中，“遍地龍游之說”也漸成絕唱。當前，我市要大力弘揚“龍游商幫”的走出去精神，一方面要繼續堅定不移地開展勞務輸出，讓廣大農村剩餘勞動力在走出去中接受市場的洗禮，湧現出越來越多的民間創業者。另一方面在接受產業梯度轉移的同時，還要大力推動和支持市內有比較優勢、市外有市場的企業有計畫、有步驟地到外地辦廠，從而推動從產品到要素、從資本到技術全面主動地進入國內外市場，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
海納百川的開放胸襟
明清時期，有許多外籍商人紛紛奔赴龍游經商，有的還寓居於龍游，加入龍游商幫的行列，並把各自的經商經驗帶入到了龍游商幫中，推進了龍游商幫的發展。如徽商程廷柱在康熙年間曾率眾在龍游經營有典業和田莊；汪文俊在龍游經營有鹽業。又如贛商周學錦在康熙年間從江西撫州趨利業商於龍游，並定居於此。還如閩商三元戴馮氏、黃靜齋、池明英等都先後經商於龍游。清末至民國時期，龍游縣籍商人漸少，客籍居多，他們大多來自浙江的遂昌、蘭溪、義烏、處州、紹興、寧波和徽州府所屬各縣，以及江西、福建等省。由此可見，龍游商幫商人群體融合了徽商、粵商、蘇商、浙商、閩商和贛商等外地商幫商人。龍游商幫的形成基於血緣地緣關係，本質上具有排他性，但他們卻能容納其他商幫的商人的融入，足可見其胸襟的寬大。
然而隨著龍游商幫的沒落，這方曾經如此大氣十足的土地，反而漸生一種“排外”情結。很難想像，前些年在龍游商幫的發源地會發生因眼紅外地布商物美價廉，而引發的哄搶布匹事件。去年投資環境的一項調查也表明，大多數經濟主體有看到、聽到過或有過受本地人欺騙壓制的感覺。證實了衢州人有較濃的排外傾向。這些年的實踐證明，我市要加快發展，就必須承接龍游商幫的開放胸襟，真正培育出兼容並蓄的城市精神。要廣為吸納來自於海內外的技術、資本、管理、人才等各種資源和生產要素，吸收當今最先進的發展理念、思想觀念，為我市的發展服務，培育衢州人友好親善、大度包容、海納百川的胸懷。在加強本地企業家的建設的同時，要引導他們向外來企業家學習，使他們開闊視野，增長才幹，克服小富即安、不思進取的小農意識，進一步做大做強企業。
“儒商”的悖論
後人在嘆惋龍游商幫如此行色匆匆地消失於歷史舞台時，多把原因歸結為當時的交通變化及戰亂。
孔子然而外在的條件變化並非根本，如二戰過後的德、日兩國仍然能於滿目瘡夷中復興；溫台地區的商業傳統雖幾經抑制卻是“春風吹又生”。區域經濟的長遠發展歸根到底靠的是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和底蘊。儒學氛圍中崛起的龍游商幫，有著較高的文化水準，這是與當時眾多商幫的最大區別。明代與唐寅（伯虎）、文徵明齊名的一代名士李維楨，即專為龍游商人李汝衡立傳，題為《贈李汝衡序》；龍游商人童佩、胡貿也與一代名士王世貞、歸有光等成莫逆之交。龍游商人能與這些清高自許的名士結交，若非氣質相近是很難解釋的。龍游商人“賈而好儒”之風可見一斑。然而文化優勢能助龍游商幫成就一個個奇蹟，接下來，傳統文化的桎梏卻注定龍游商幫走不了太遠。地處南宗儒學中心的浙西地區，歷代方誌在記述商業和商人時，都是低調處理。浙西人從內心深處鄙視商業和商人，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重農抑商，二是重仕輕商。在這樣具有很強宗法色彩的儒文化觀念的支配下，龍游商人大多始終未能培植出對商業的忠心。龍游商人中從商而終的極少，多數人無論是發了家或是賠了本，最終還是葉落歸根，返回到以農為本的老路上來。一些富有的商人或把精力和財產投入官場競逐；或如龍游葉氏家族將經商所得巨資悉數投入葉氏建築群，而很少有人去投資產業擴大再生產。而值得深思的是，同樣受南宗儒學滋養的溫州、金華等浙東南地區，卻批判地繼承了朱子理學，形成了有別於傳統儒家文化的區域文化——“永嘉學派”和“金華呂學”、“永康之學”等流派。文化傳統決定人們的價值選擇，“永嘉學派”“金華呂學”講究實效、注重功利的思想及其價值取向和逐利追求，又有力地塑造和強化了溫州、金華等地的民間心理和區域文化傳統，構成了區域經濟發展中不可或缺的“遺傳因子”。而衢州、龍游雖有柯山、清獻、鳳梧等大書院，但這些書院因循守舊，抱殘守缺，也無一流名家學者，因此即便歷史上因緣際會出現了龍游商幫這樣大規模的商人群體，也未能與之結合，產生充滿活力的重商文化，反而使浙西地區承受了太多儒家思想中庸保守文化傳統的沉重負荷，使人們的思想和行動受到了限制，以至幾次與經濟騰飛的契機錯失交臂。當前，我市要從龍游商幫的衰落中汲取經驗教訓，就必須進一步強化現代商業文化的氛圍，以求縮小與省內發達地區的差距，並爭取在同一梯度地區中占據優勢。要堅持不懈地導入現代商業文化的先進觀念和相關知識，在幹部和民眾中開展教育、培訓和傳播，以新觀念新知識逐步取代舊觀念。迫切需要強化現代市場經濟觀念與知識、經濟全球化觀念與知識、現代社會法制和經濟倫理觀念與知識、現代商業道德觀念與知識等的教化，克服小農經濟意識、封建主義殘餘意識和傳統計畫經濟意識。當全社會真正形成了有利於企業家生長的社會環境、體制環境、人文環境之時，龍游商幫的復興也就為期不遠了。
時光流逝，沖淡了龍游商幫創立的輝煌業績，只留下一個個散落在浙西大地上的民居大院。難道作為後人的我們，只能是綴串起這一個個珍珠，向世人炫耀我們的祖上也曾風光過就足了嗎？什麼時候才能重新迎來浙西新一代“商幫”的復興？這才是當前研究龍游商幫歷史的真實所在。
龍游商幫 海納百川
當徽商、晉商在商場爭雄之時，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個頗有影響的龍游商幫。歷史上所稱的龍游商幫，實際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團，其中以龍游縣商人人數最多，經商手段最為高明，故冠以龍游商幫。
游龍商幫龍游商幫雖地處偏僻，卻有著開放的心態，在觀念上也比較新潮。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上，即投資上的“敢為天下先”精神和“海納百川”的肚量。明清時期，許多商人將經營商業所賺得的資金用來購買土地或者經營典當、借貸業，以求有穩定的收入。而龍游商敏銳地意識到，要獲得更多的利潤，必須轉向手工業生產和工礦產業上。他們果斷地投入於紙業、礦業的商品生產，或者直接參與商品生產，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給當時封建社會注入了帶有僱傭關係的新生產關係。龍游商人還不排斥外地商幫對本鄉的滲透，並且相處友善，吸收外地商人於己幫，推進了龍游商幫的發展。
點評：龍游商人“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納百川”的肚量，是他們良好的經商心態的反映。他們雖然是出自一個偏僻之地，既無官府支持，又無強大的宗族勢力作堅強後盾，但他們卻能在強手如林的各大商幫中崛起，自立於商幫之林。
從“龍游商幫”概念的演進談學術
上個世紀５０年代，傅衣凌先生開始關註明代浙江龍游地區民眾“喜商賈”的現象，認為這是當時社會商品經濟普遍發展的一個表現。到８０年代末，以陳學文先生為主的學者繼續關註明代的龍游地區，在論證資料基本未超出傅先生研究水平的前提下，卻將結論一步步地向前推進，提出了一個“龍游商幫”的概念，認為它是“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聯結了衢州府以及浙西一帶從商的人員而形成的一個商人資本集團”，在全國珠寶與紙書等行業中占據重要的、甚至壟斷的地位。本文疏理了關於明代龍游地區商業經濟研究的學術史，指出由於缺乏充足的論證資料，所謂“龍游商幫”當屬虛假概念，並以此為實例，批評了時下學界為某些虛假概念推波助瀾的“十景病”。
學術研究是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當今學風，常有兩種看似相反、實質相近的傾向：一是忽視前人的成果，重複“研究”，以為己功；二是輕信前人的結論，為某些虛假的概念推波助瀾。近年來，常見不少貌似新穎的概念一經提出，便被學者們信手拈來、為我所用，且愈炒愈烈，三人成虎，久而久之就變成了既定的範式。近來前一種傾向已經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有不少評論問世；後一種傾向卻少見有人指摘。學術的進步，就是在對那些看似已屬不言而喻的既定概念不斷地檢驗、審視與反思的過程中獲得的。本文試舉關於浙江“龍游商幫”研究的事例為典型，從“概念演進”與“概念論證”兩個側面，來具體展示上述所謂產生虛假概念的學術失范現象，以推動學術批評的深入，並求教於方家。
一、
明清時期，商品經濟較之前代有新的發展，表現之一，是農業經濟進一步商品化的同時，在某些地區產生了一些特別善於經商、並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地方商人，徽商、晉商等就是他們的代表，有一些且已出現一定的集群性現象。一些相對偏僻的地區，也常有不俗表現，並在全國商品經濟網路中占有一席之地。明代中葉以後，在閩浙贛皖四省毗鄰的丘陵地帶——浙江龍游縣，就出現了較多的外出經商人員。舊志稱：“龍游，衢之要邑也，其民庶饒，喜商賈。”
最早關注龍遊人“喜商賈”現象的是傅衣凌先生。１９５８年，傅先生髮表《明代浙江龍游商人零拾——明清商業經濟史札記之二》一文，廣徵博引，具體分析了“龍游商人”的歷史活動。據傅先生考證，龍游商人經營的行業頗多，包括書、珠寶、紡織品、海外貿易、採礦等，活動區域也較廣泛，具有自由商人的姿態，符合於封建解體期商人的特點。論文指出：“清代中葉以後龍游商人在中國商業史上並不占重要的地位，而日趨衰落。”且對其衰落原因提出兩點臆測：一是與中國商業資本發展的本質有關，且本地土產不多，所經營的奢侈品缺乏堅實的社會基礎，影響了資本的擴大；二是清代中葉以後，寧波、紹興等地商人的崛起，可能限制他們的發展。傅先生論文在考證明代龍游商人歷史活動的同時，更著眼於當時內地山區商品經濟發展的普遍性問題，認為“明代江西的贛東南山區，福建的閩西北山區，浙江的衢州府屬，都出現有一定數量的商人”；“明代浙江仁、錢、嘉湖、紹興、寧波等地素多商賈，而衢州府的西安、常山、江山，商人亦不少”。可見傅先生是將龍遊人“喜商賈”現象作為明代社會商品經濟普遍發展的一個典型來研究的。
１９７９年，傅先生又對前文做了補記，補充了一則龍游商人赴雲南經商、放高利貸的史料記載，指出明代初年已有龍游商人散居各地。另還引用了成化年間（１４６５－１４８７）下嚴禁奢侈令一事，進一步論證他第一篇論文中對衰落原因的推測。
在傅先生髮表這兩篇論文之後的相當長時間內，龍游商人並未引起學者的注意，直到上世紀８０年代末，學界對經濟以及經濟史的討論趨熱，龍游商人再度進入研究者考察的範圍，先後有數篇論文及相關的專書問世，其中以陳學文先生著力最多。
二、
１９８７年，在太原國際明史學術會議上，陳學文先生提交了題為《明清時期的龍游商人》的論文。該文在簡述龍游的歷史、地理、交通、物產等的基礎上，考察了龍游商人的歷史發展過程以及興衰的原因，並首次提出了“龍游商幫”的命名，認為：“龍游商幫是以龍游命名，實是包括了衢州府屬西安、常山、開化、江山、龍游五縣的商人，其中以龍游商人人數最多，經商手段最為高明，故冠以龍游商。”文章如此描述龍游商幫的經營內容：“龍游商以經營高級消費品的珠寶而著名，也經營書、紙等文化用品。”並指出了“龍游商幫”的具體經營特點，大致包括：
一、遠賈行商，“溝通了東南與西南北的經濟聯繫”。
二、經營範圍很廣。除重複傅衣凌先生業已論及的相同內容外，陳先生又根據清末、民國龍游當地存在的紙鋪、山貨鋪以及外地紙販活動的資料，論證了龍游商幫在紙、山貨等行業中的“重要地位”。
三、直接參與造紙、開礦的商品生產。儘管作者給了“龍游商幫”一個廣泛的定義，但所涉及的具體內容，似僅出於龍游一地。陳先生還以“龍游商幫”為例，證明了資本主義萌芽在偏僻的龍游山區“也可能存在”。
１９９２年，張海鵬、張海瀛主持編集《中國十大商幫》一書，陳學文建議將龍游商人列入“十大”商幫，得到了贊同。該書出版後，龍游商人首次以“中國十大商幫”之一的身份為人們所了解。同時被此書列入“十大商幫”的還有山西、陝西、寧波、洞庭、廣東、福建、徽州、江右、山東商人。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陳先生赴日，在東洋文庫作題為《明清時期商人資本集團（商幫）專題研究之二——龍游商幫史研究》的學術演講，首次向國外學術界介紹了“龍游商幫”。
１９９５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由張海鵬、張海瀛主編的《中國十大商幫》叢書，陳學文先生所撰《龍游商幫》列入其中。雖然這套叢書由於不注資料出處，也未作學術史的追溯，嚴格講很難被視為學術著作，但從陳學文先生在書中所作關於龍游商幫的一些論斷性敘述看，此書當系對其前文《明清時期的龍游商人》的擴充與系統化。陳先生在這裡首次對“商幫”的性質作出了界定，認為“（龍游商幫）是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聯結了衢州府以及浙西一帶從商的人員而形成的一個商人資本集團”。此書進一步拓展了“龍游商幫”所包括的地域範圍，除前文已提及的衢州府五縣外，還將“金華府蘭溪縣、紹興府的會稽、山陽縣等的商人”納入龍游商幫的範圍，說是“在浙西諸縣商人中，以龍游商人最為活躍，故多以龍游商幫命名”。此書並且對此商幫經營特點作了更為明確的描述，特彆強調了他們在全國珠寶業與紙書業中的重要地位，認為龍游商幫在這些行業中“幾乎處於壟斷地位”，又說他們“獨占珠寶古董文物這一行業”。
自此之後，關於中國明清時期存在十大商幫，以及此十大商幫中包括龍游商幫的說法基本確立。此後有關這一論題的學術動向，可以歸納為兩種趨勢：一是進一步論證、擴充這一學術範式，並對它作細節的補充；另一則是不少相關領域的研究借用此一學術範式以為已用。
１９９７年，曹天生出版他的《中國商人》一書，其中提到“十大商幫”，指出：“結成商幫後維持時間比較長的，在歷史上形成重要影響的，主要有十大商幫，它們是：晉商、徽商、陝商、江右商、龍游商、洞庭商、寧波商、山東商、閩商、粵商等。”其中對“龍游商幫”情況的簡介，儘管未註明，可以斷定基本概括自陳學文先生的著作。後來曹天生又將上書中關於“十大商幫”的內容另輯成專文，在多種非學術性雜誌重複刊出。２００１年曹天生《中國商人》出版修訂本，他在“十大商幫”字樣前面，另加“習稱”二字，具體內容未作改動。
游龍商幫
陳學文先生於２０００年編集出版的《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路》一書，也提到了龍游商幫。最近，陳先生又刊布了《中國歷史上西部開發的先驅者——龍游商幫》一文。該文強調了“在歷史上浙江商人還是以龍游商幫最為活躍”的論點，主要依據最先由傅衣凌先生於１９７９年“補記”引述的《皇明條法事類纂》卷十二關於雲南姚安府的記載，配合幾條龍游地區族譜資料，論證龍游商幫為“中國歷史上最早走向西部開發的先驅者”：“（他們）‘進軍’大西南，開發滇省姚安地區，採用僱傭制的方式經營邊陲的屯墾業。這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是一大創造，……也展示了他們走在時代前頭，具有先進的理念。”他們“開發西南，對融洽民族關係，開發邊疆地區的經濟是很有意義的。在近世歷史（明清）上是了不起的超前行動，表現了龍游商幫的前衛意識和對西部開發的貢獻……”。從該文的注釋獲悉，陳先生還有《稱雄於明清時期的龍游商幫》一文，刊於台北《歷史》月刊第１６０期，可惜未得拜讀。
同時，還有不少從事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學者，在自己的研究過程中借用或轉述了上述論說，如史玉德的《明清時期河南周邊省區商幫概說》，範金民的《洞庭商人的經營方式與經營手段》，蔡林海的《華商網路的起源》，張研的《清代中後期中國基層社會組織的縱橫依賴與相互聯繫》，桑良之的《十大商幫與藏書文化》，張明富的《“賈而好儒”並非徽商特色——以明清江浙、山西、廣東商人為中心的考察》，朱蔭貴、封越健、劉蘭兮等《中國古代的商幫與商人精神（三人談）》等等，數量不少，無須一一列舉。
也有少數幾位學者，通過發掘史料記載，或者提出新的見解，對明清時期龍游地區民眾“喜商賈”現象的研究有一定推進，如祝碧衡《論明清徽商在浙江衢、嚴二府的活動》一文，對龍游商人興起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認為龍游商人的興起，一定程度上也可認為是眾多徽商家族遷入此地的結果。但總的看，從上世紀９０年代以來，對明清時期龍遊人“喜商賈”現象的研究，概念上雖步步推進，實質進展不大。不過明清時期存在“十大商幫”、其中包括“龍游商幫”的概念，看來已被學術界所接受，且影響到社會各個方面，被廣泛地套用於經濟文化等領域，成為近年來使用頻率頗高的一個辭彙。
必須指出的是，從１９８７年至今，在所有關於龍遊人“喜商賈”現象研究的論著中，均未見有人提及傅衣凌先生開創性的研究。
三
如前所述，自１９５８年傅衣凌先生論文發表以來，關於龍遊人“喜商賈”現象研究的學術史，其實質性的推進，是從傅先生將其視作明清時期內地山區商品經濟普遍發展的一個典型案例，一步一步地引導出了一個地域性的“商人資本集團”，即作為中國明清時期“十大商幫”之一的“龍游商幫”。換言之，是從傅先生所著眼的普遍性，推進到了一定程度的特殊性——一個在某些行業具有“壟斷”地位的、列入全國“十大”之一的商人群體。但縱觀學術史的演進，相關論述似尚不足以支撐上述概念的確立，值得重新驗證。
前引論著討論作為“十大商幫”之一的“龍游商幫”，尤其強調——同時也應被視作其論點的主要論據——的，大致有三：其一、文獻中有一些渲染龍游地方“喜商賈”氣氛的文字；二、形成了以龍遊人為代表的區域性“商幫”；三、明清龍游商人在某些行業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本文的驗證，當亦集中在這三個方面。
前述論著引述了不少描述龍游地方“喜商賈”習俗的文獻記載，均未超越傅衣凌先生所發掘資料的範圍，如《萬曆龍游縣誌》卷五《風俗》載：“賈挾資以出守為恆業，即秦、晉、滇、蜀，萬里視若比舍，俗有‘遍地龍游’之諺。”《天啟衢州府志》卷一六《風俗》則稱：“龍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遠行商賈，幾空縣之半，而居家耕種者，僅當縣之半。”及前引《萬曆乾隆龍游縣誌》卷九《文藝》引（明）塗傑所作《建龍游城記》的記載，等等。清初康乾時期地方志也有類似描述。其中尤為學者所重視並反覆引述的是《萬曆龍游縣誌》所謂“遍地龍游”之說。
常識告訴我們，傳統文獻中似此屬於定性而非定量的記載，不免誇張，不能不加分析地引以為信史。歷代此類描述性的、驚嘆“民多去農”的文字，史不絕書。西漢貢禹即稱當時民眾去農逐末，“耕者不能半”。東漢王符也說“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務本者少，浮食者眾”。明代鄭曉《地理述》記載江西民俗：“其土窄逐末，不務稼穡，至有棄妻子經營四方，老死不歸者。”此類記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現實，是需要甄別的。
前引關於龍游地方“喜商賈”習俗的文獻記載，值得注意的可有兩點：一方面，有關記載比較集中，有些且相對明確，如舊志稱“（龍游）濲水以南務耕稼，以北尚行商”，看來龍遊人之“喜商賈”當為事實，需要討論的是它的發展程度問題；另一方面，分析記載這些歷史現象的文獻，雖然關於龍遊人經商事例偶亦見諸其它文獻，但如“遍地龍游”這樣歸納性的描述，則全出於龍游本地誌書，這就與其它地區“商幫”存在明顯的差異，如晉商、徽商等，他們的歷史活動除本地誌書的記載之外，“無徽不成鎮”這樣的描述，還廣泛地見諸其它地區的文獻，可以反映其它地區對晉商、徽商的一種普遍認識。因此，似此“遍地龍游”之說，看來當屬龍遊人之自詡，而非時人的普遍認識，其中多出自龍遊人基於地方自豪感的自我誇張，可以肯定。而龍遊人的這種自我認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真實，需要通過其它側面的歷史資料來具體分析。換言之，此類自我認識也許可以引為佐證，但無法直接當作論據。
從傅衣凌先生將龍游商人視為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發展普遍性現象的一個典型案例，發展成“商幫”之說，是前述研究者們頗為看重的一個論點。１９９５年，張海鵬、張海瀛兩位主編在為《中國十大商幫》叢書所寫的“主編的話”中，即說：“在明代以前，中國商人的經商活動，多是單個的、分散的，沒有出現具有特色的商人群體，也即是有‘商’而無‘幫’。自明代中期以後，由於商品流通範圍的擴大，商品數量和品種的增多，在商業中具有‘龍頭’作用的行業在一些地區興起。……最明顯的是，在全國各地先後出現了不少商人群體——商幫，它們是商界的重要力量，操縱著某些地區和某些行業的商業貿易。” 陳學文先生在其《龍游商幫》一書中更是明確地將“商幫”界定為以血緣與地緣為紐帶形成的“商人資本集團”。可是他們對這一界定的論證，似不夠充分。
首先，龍游商人既已成“幫”，成為“商人資本集團”，所謂“血緣”的紐帶，當指宗族關係。即商人的經營，規模小者不出核心家庭，大者，或可擴大至服親的範圍，前述論著中已提出數則記載以為論據。具有代表性的如明人唐順之《荊川先生文集》卷十二《胡貿棺記》曰：“書傭胡貿，龍遊人，父兄故書賈，貿少，乏資不能賈，而以善錐書往來賈書肆及士人家。”然血緣關係為中國傳統社會的一般特性，並非商品經營中才有的特殊現象。研究者對當時商人經營的規模，並無直接論證，血緣關係究竟多大程度上幫助商人的經營達到了“資本集團”的水平，不甚明了。從前引記載恐無法推導出龍游商人以宗族紐帶建立一定規模的經營實體的結論。
更為重要的是所謂“地緣紐帶”。陳學文先生前後兩次擴大“龍游商幫”的地域範圍，從龍游縣一地，先擴大到浙西衢州府地域，後又擴大到金華府與紹興府的一些地區，但並沒有具體說明這些地區何以被納入了“龍游商幫”的範疇。陳先生所提出的以龍游商人“人數最多，經商手段最為高明”，所以將其冠名為“龍游商幫”的理由，與所謂的“地緣紐帶”，互相間明顯不存在邏輯關聯。而其後提出的所謂“在浙西諸縣商人中，以龍游商人最為活躍，故多以龍游商幫命名”之語，也未見有任何文獻記載的印證。
鄢衛建在其主要為推介《龍游商幫》一書所寫的評論中，亦已注意到陳先生在討論作為浙西地區“商人資本集團”的“龍游商幫”時，“絲毫未及其它各縣的商人活動”。我們仔細分析了前述研究者所徵引的關於“龍游商幫”的所有文獻記載，確乎沒有發現除龍游縣一地之外、而又被陳先生列為“龍游商幫”地域範圍的那些地區的商人活動記載，更未將這些地區與龍游聯繫起來。論者所引文獻中確有兩則記載超出了龍游的地域範圍：一為歸有光《震川先生文集》卷九《送童子鳴序》，有“越中人多往來吾吳中，以鬻書為業。異時童子鳴從其先人游崑山，尚少也”一語，但其“越中”一詞，實為泛指，論者將其引為“龍游商幫”商業活動之明證，顯屬勉強，且據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卷七二《童子鳴傳》，可知童子鳴本來就是“世為龍遊人”；二為王文祿討論明代中葉東南沿海倭寇活動情形，指出：“今寇渠魁不過某某等數人，……其他協從大約多為閩廣寧紹溫台龍游之人……”其所論及的完全是當時協從倭寇的沿海之民地域範圍，而與“龍游商幫”的“地緣紐帶”，真可謂風馬牛不相及。
尤其是，當人們在討論明清時期的晉商、徽商等歷史活動時，將其視作為一個地域性商人集群，是因為他們具有一些顯而易見的共性表徴，其中最為重要的莫過於這些商人集群無不在經商地建立基於地域關係的商業會館，以作為互相協助、聯絡的組織，從而凸現其所具有的“地緣紐帶”之功能。若按“遍地龍游”的現象直觀地來推斷，我們應該可以期望龍游商人在其經商地也建有類似的會館組織。即便自清代中葉後龍游商人走向衰落，這些曾經建立過的地域組織也應在文獻中留下蛛絲馬跡。但自傅衣凌先生關注龍游商人以來，經學者數十年的搜尋，至今仍未能發現一二則相關的記載，這就使人不得不作出這樣的判斷：即便在其興盛時期，龍遊人的外出經商，大都未能在其經商的目的地形成一種集群現象，從而具備建立地域性組織的基礎。借用前引學者的話，龍遊人其實還是有“商”無“幫”。陳學文先生為“龍游商幫”所描述的“萌發於南宋，鼎盛於明清，衰落於清光緒以後”演變軌跡，也就無從談起。
前引學者關於“龍游商幫”經營內容的研究，亦多值得重新驗證之處。今不必羅列過煩，略引其顯著者之一二，即可明了。
一例是珠寶業。陳氏《龍游商幫》一書稱龍游商人“以自己特有的本領，獨占珠寶古董文物這一行業經營”，又稱他們對這一行業“幾乎處於壟斷地位”，但並未舉出具體的文獻論據。筆者統計陳先生前期研究以及其它學者的論著，發現明確涉及龍游商人經營珠寶生意的記載不過兩條，不妨引錄於下：
雖說王士性稱龍游商人“其所賈多明珠翠羽寶石貓睛輕軟物”，帶有一定的歸納性，但似此論據與陳先生所得出的上述結論之間的距離，恐怕已不必讓本文多費筆墨。
另一例是紙書業。陳氏《龍游商幫》一書亦稱龍游商人對此“幾乎處於壟斷地位”，其所徵引的文獻記載確比珠寶業略多，重要的如有：
分析這些記載，可知均屬龍游商人外出經營紙書業的個案事例，既無從反映其經營規模，學者亦未將其與當時其它地區同類行業經營者作一認真的比較，以證明其“幾乎處於壟斷地位”的具體表現。因此前述之結論，也不免屬於虛構之列。
根據以上三方面的驗證，可知對龍遊人自詡“遍地龍游”之類諺語的歷史真實性，自宜以謹慎的態度去對待之。
歸納言之，如果我們以科學的態度來對待歷史研究，應該承認，自上個世紀８０年代末以來不斷推進的作為“商人資本集團”的“龍游商幫”一說，當屬為服務於某種理念、未經認真論證而構建起來的虛假概念。對於明代浙西衢州府龍游縣民眾外出經商比較活躍的現象，我們還是應該回到傅衣凌先生最初提出的思路，將其視作當時商品經濟普遍發展，且已深入到內地山區的一個比較突出的事例。如傅先生所指出的：“明代浙江仁、錢、嘉、湖、紹興、寧波等地素多商賈，而衢州府的西安、常山、江山，商人亦不少。”龍游商人不過是這些眾多地區性商人中的一份子而已，自不必將其自“商”而“幫”，自“幫”而“壟斷”，節節拔高，脫離實際。否則，若按前引學者的論證方法，傅先生所提到的這些地區恐怕都可以歸納出一個相應的“商幫”來。
再進一步說，既然“龍游商幫”出自虛構，所謂明清時期“十大商幫”之說是否也需要作一番反思呢？如果我們對“十大商幫”作一番逐個驗證，是否也會發現如同“龍游商幫”一樣的概念虛構的情形呢？為什麼偏偏是“十大”而不是其它呢？
其實，中國文人好湊整數，前賢早有批評，本不值得對它過於認真。本文的討論當然不是在意於這是“十景病”還是“八景病”，而是希望藉此引起人們對“哄抬”虛假概念這一種學術失范現象的關注。象“十大商幫”這樣明顯可疑的概念的流行，顯然反映了學者們應有的學術質疑精神的缺失。我們這倒不是在批評學者們見識的不足，實際情形恐怕是為了急於證明某些理念，凡能為已所用的概念，也就來者不拒了。這裡所說的“理念”，對於不同的學者當然是有差異的。對於有些學者，它可能是如同陳學文先生一樣的，為了證明資本主義萌芽在偏僻的龍游山區“也可能存在”。而對另一些學者，它又可能是為了努力“學以致用”，在歷史中替當前社會商品經濟發展尋找註腳。也許還有另外一些原因，但不管是哪種原因，這都有悖於學術求真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