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無政府狀態

文化與無政府狀態

近代中國人之迻譯西學典籍,如果自1862年京師同文館設立算起,已逾一百二十餘年。其間規模較大者,解放前有商務印書館、國立編譯館及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等工作,解放後則先有50年代中擬定的編譯出版世界名著十二年規劃,至“文革”後而有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所有這些,對於造就中國的現代學術人材、促進中國學術文化乃至中國社會歷史的進步,都起了難以估量的作用。“文化:中國與世界系列叢書”編委會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的支持下,創辦“現代西方學術文庫”,擴大文化的積累,使我國學術譯著更具規模、更見系統。

基本信息

目錄

譯本序
附:關鍵字
引言
第一章 美好與光明
第二章 隨心所欲,各行其是
第三章 野蠻人、非利士人和群氓
第四章 希伯來精神和希臘精神
第五章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第六章 自由黨的實幹家
結論
序言
修訂譯本後記

書摘

第一章 美好與光明
詆毀文化者將文化說成是受到好奇心的驅動,有時甚至還說那純粹是排斥他人的孤傲和虛榮。被看作炫耀半瓶子醋的希臘文和拉丁文的所謂文化,不過是產生於求知的好奇心;它之所以受到尊崇,完全是自大和無知在作祟,或者是因為它成了社會和階級等第的標誌,就像徽章或頭銜一樣,能將擁有者與無徽章無頭銜的人群區分開來。但沒有哪個嚴肅的人會把這個叫做“文化”,或認為這樣的文化有任何價值。嚴肅的人對文化會有完全不同的定位評價,要找到不同定位的真實依據,就必須找出文化的成因,對此成因則可能存在含混的、模稜兩可的看法。“好奇”一詞便提供了這樣的—個成因。
在此之前我就指出過,我們英國人使用“好奇”(curiosity)這個字眼時和外國人不同,不能既用作貶義詞,也用作褒義詞。我們用這個詞總是帶著不甚讚許的意思。外國人說起好奇,可能會指思想上自由無羈的理性渴求,但到了我們這裡,這個詞卻總是只表達某種淺陋輕浮的、並無啟迪教誨意義的活動。前不久《季度評論》刊發了評說法國著名論家聖伯夫先生的文章,以我之見,寫得很不充分。之所以這么說,主要在於此文以我們英國人的方式想妻,不顧及“好奇”一詞中確實包容的雙重含義,以為只消說一句聖伯夫先生受著好奇心的驅動做起批評來,便足盡貶斥之事,對聖伯夫先生本人以及他的諸多同道或會將此當作褒獎而非謫語這一點卻渾然不覺,況且好奇驅動何以值得指摘、而非褒揚,文中也不作任何解釋。說來,在知識的問題上,既然有無用的、純粹是病態的好奇,就一定有對於明智者是自然的、值得稱道的好奇,即追求思之本屬,追求如實看清事物之本相而獲得的愉悅。事情還不僅如此。看到事物本相的欲望自身也意味著心智的平衡和調適,不作有效的努力是不易達到這種心態的,它的反面正是我們說“好奇”時所要指責的盲目和病態的頭腦發熱。孟德斯鳩說:“能激勵我們去學習的首要動因應是使我們的天性變得更加優秀、使聰明人更加聰明的願望。”真誠的科學熱情(不論表現為何種形式),以及可以簡單地視為產生於科學熱情的文化,其真正的基礎就在於這種願望。這是高尚的動機,儘管我們仍用“好奇”一詞描述之。
然而另有一種觀念,以為文化並非單純出自於科學熱情,並非僅有認識事物本相之意願,雖說這些合乎明智者的本性,也是正當的。有一種觀念將明顯可稱為“社會性”的動機列為文化的基礎,而且還是文化根基中主要的、卓著的部分,這些動機包括對鄰人的愛心,行動、助人、做善事的衝動,糾錯解惑、排憂解難的願望,以及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世人更幸福的高尚努力。這時,文化便可恰切地表述為源於對完美的熱愛,而非源於好奇;文化即對完美的追尋。它的動力並非只是或首先是追求純知識的科學熱情,而且也是行善的道德熱隋和社會熱隋。正如第一種文化觀可將孟德斯鳩的雋語使聰明人更加聰明!”作為座右銘—樣,第二種文化觀也有其再合適不過的箴言,那就是威爾遜主教所說的:“讓天道和神的意旨通行天下!”
不過,行善的熱情很容易過於急切地認定何為天道和神的意旨,因為它的特點是行動而非思索,它迫不及待地要披掛上陣;這種熱情又很容易將自己的構想和計畫當成行動的基礎,而這些構想因是當前發展階段的產物,故具有與此相應的一切不完善、不成熟之處。文化同行善的熱情之區別,就在於文化既具有行善的熱情,也具有科學的熱情;它需要著實堪稱為天道和神的意旨的見解,而絕不會隨意以自己粗糙的構想和計畫來替代之。文化清醒地認識到,不基於天道和神的意旨的行動或規劃不可能是有益而持久的,因此,即使在其思考中始終有糾正錯誤和排憂解難的偉大目標,它也不會急於採取行動、著手規劃;它會牢記,如果我們不了解該做什麼以及怎樣做,那么行動和規劃就沒有多大用處。
這樣的文化較之單純基於求知的科學熱情的文化更有意思,目光亦更深遠。但它只在有信仰和熱忱的時代、在知識視域不斷開闊和伸展的時代才能繁榮。現在,我們長期生存、活動於其間的閉塞、逼仄的知識氛圍不是正在鬆動?新的曙光不是正自由穿入、照耀在我們的上空?長期以來,光明無以穿越,我們頭上無光,於是也就無從談起使行動適應於光明了。在將陳規陋習稱為天道和神的意旨的故步自封的人中,在作繭自縛、根本無力向外張望的人中,哪有希望讓天道和神的意旨通行天下呢?然而現在,在社會、政治和宗教方面,恪守陳規的鐵幕神奇地開啟了,拒斥一切新思想新事物的鐵幕神奇地開啟了。現在危險的不是人們會頑固抗拒、只認慣常之道為天道和神的意旨,反倒是他們會太輕易地將某些新異的做法當成天道和神的意旨,或者是低估了後者的重要性,以為只要幹起來就行了,無須為了讓天道和神的意旨主宰行動而操心費神。現在恰是文化起作用的時刻了。文化之信仰,是讓天道和神的意旨通行天下,是完美。文化即探討、追尋完美,既然時世已不再頑梗不化地抵擋新鮮事物,那文化所傳播的思想也就不再因其新而不為人所接受了。
一旦如此領悟文化,即認識到文化不僅致力於看清事物本相、獲得關於普遍秩序的知識,而這種秩序似乎就包含在世道中,是人生的目標,且順之者昌,逆之者哀——總之是學習神之道——我說了,一旦認清文化並非只是努力地認識和學習神之道,並且還要努力付諸實踐,使之通行天下,那么文化之道德的、社會的、慈善的品格就顯現出來了。只是為滿足自身的需要而認識和學習真理確實為之通行天下開了頭、鋪了路,前者始終為後者服務,因此,僅僅是指責誇張墮落的求知形式還情有可原,倘若將求知行為本身也視為恥辱,那就是十分錯誤的了。當然,求知受到責怪,被戴上一頂“好奇”的可疑帽子,或許是因為同上述更加廣泛的努力、同高尚而明確的經世致用的努力相比,它顯得自私、渺小而無所收益。
宗教是人類努力中最偉大、最重要的成果,人類通過宗教表現了完善自身的衝動。宗教是表達人類最深刻經驗的聲音,它批准且讚許文化的崇高目標,即讓我們致力於弄清什麼叫做完美,並使普天下皆完美。不僅如此,在確定人的完美一般應包含哪些內容時,宗教得出的結論與文化的結論一致。文化在尋求完美的內涵時,要參考人類經驗就這個問題所發表的全部見解,不僅傾聽宗教的聲音,還要聽藝術、科學、詩歌、哲學和歷史的聲音,如此才能使結論更充實,更明確。宗教說:神的國就在你們心裡;同樣,文化認為人的完美是一種內在的狀態,是指區別於我們的動物性的、嚴格意義上的人性得到了發揚光大。人具有思索和感情的天賦,文化認為人的完美就是這些天賦秉性得以更加有效、更加和諧地發展,如此人性才獲得特有的尊嚴、豐富和愉悅。如我以前所說,“人類精神的理想在於不斷地擴充自身、擴展能力、增長智慧、使自己變得更美好。要實現這一理想,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幫手,這就是文化的真正價值。”文化所構想的完美不是只擁有,只原地踏步,而是不斷成長,不斷轉化,而這一點它也同宗教不謀而合。
人類是個整體,人性中的同情不允許一位成員對其他成員無動於衷,或者脫離他人,獨享完美之樂;正因為此,必須普泛地發揚光大人性,才合乎文化所構想的完美理念。文化心目中的完美,不可能是獨善其身。個人必須攜帶他人共同走向完美,必須堅持不懈、竭其所能,使奔向完美的隊伍不斷發展壯大,如若不這樣做,他自身必將發育不良,疲軟無力。在這一點上,文化與宗教又一次為我們規定了同樣的義務,而威爾遜主教說得再妙不過:“倡導神的國度即增進、促成自身的福祉。”
然而,完美最終應是構成人性之美和價值的所有能力的和諧發展,這是文化以完全不帶偏見的態度研究人性和人類經驗後所構想的完美;某一種能力過度發展、而其他能力則停滯不前的狀況,不符合文化所構想的完美。在這一點上,文化超越了人們通常所認識的宗教。
如若文化是探究完美、追尋和諧的完美、普遍的完美,如若完美在於不斷地轉化成長、而非擁有什麼,在於心智和精神的內在狀況、而非外部的環境條件,那么事情就很清楚了。雖然布萊特先生、弗雷德里克·哈里森先生以及其他諸多自由黨人張口就稱文化為膚淺無用之物,但情形並不像他們所說。化為人類擔負著重要的職責;在現代世界中,這種職責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與希臘羅馬文明相比,整個現代文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機器文明,是外部文明,而且這種趨勢還在愈演愈烈。但尤其在我們自己的國家,文化可謂任重而道遠。雖說文明會將機器的特徵傳播四方,可在我國,機械性已到了無與倫比的地步。更確切地說,在我們這個國家裡,凡是文化教我們所確立的幾乎所有的完美品格,都遭遇到強勁的反對和公然的蔑視。關於完美是心智和精神的內在狀況的理念與我們尊崇的機械和物質文明相牴牾,而世上沒有哪個國家比我們更推崇機械和物質文明。關於完美是人類大家庭普遍的發展的理念與我們強烈的個人主義相牴牾:我們討厭一切限制個性自由舒展的做法,“人人為自己”是我們的準則。關於完美是人性各方面之和諧發展的理念尤其與我們缺乏靈活機動的特性相牴牾:我們往往只看事情的一面而不及其餘,我們一旦追逐什麼,便會全副精力投入。因此,在我們這個國家,文化的任務十分艱巨。傳布文化者可能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會很不好過,他們常常會被人叫做文雅的耶利米或虛假的耶利米,而不會有人把他們當成朋友和恩人。然而,倘若能堅持下去,這些挫折都擋不住他們最終發揮良好的作用。在此之前,傳布文化的人必須以何種方式行動,他們必反對的是哪類的習俗,也須一一講清,以正視聽,使那些或許願意關心過問、冷靜公允地看待此事的人們心中有數。
我說過,對機械工具的信仰乃是糾纏我們的一大危險。機械即便能做好事,這種信仰與機械作為工具所要達到的目的也是極不相稱的。但我們總是相信工具或手段本身,好像它自然而然就有價值。自由不就是工具嗎?人口不就是手段嗎?煤炭不就是工具嗎?鐵路不就是工具嗎?財富歹卜就是手段嗎?就連宗教組織不也就是工具嗎?可現在英國人一提起這些事物,幾乎總是異口同聲,仿佛這些本身就是寶貴的目的,因而也沾上了一點抹不去的完美。此前我曾提到羅巴克先生的論調,他想證明現在的英國如何了不起,如何幸福,就此將反對者的嘴巴統統堵上。既然羅巴克先生能不厭其煩地重複他的論點,我也就沒有理由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他。“在英國,難道不是人人都可以說他想說的話嗎?”——羅巴克先生總是如此發問,以為人人可以說心裡想說的話就足夠了,到了那時我們的抱負志向也就實現了。但是,除非想說什麼就可以說什麼的人所說的,都是值得說的話,都是有價值的話,有用的話,而不是胡言亂語,否則就不能說以追尋完美為己任的文化實現了抱負志向。國外對我們的海外同胞在衣著打扮、行為舉止方面有所非難挑剔,《泰晤士報》在回敬的文章中使用了同樣的淪調,竭力主張英國的理想就是人人應隨心所欲,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穿什麼就穿什麼。然而文化卻不同,文化不以粗鄙的人之品味為法則,任其順遂自己的喜好去裝束打扮,而是堅持不懈地培養關於美觀、優雅和得體的意識,使人們越來越接近這一理想,而且使粗鄙的人也樂於接受。
說到鐵路和煤炭,情況也差不多。最近在談論煤炭有可能供應不足時,一種奇怪的調子流行起來,想必大家都已有所覺察。有數千人在說,咱們的煤可是國家宏基偉業的根本,煤要是短缺了,英國的盛世也就到了頭了。但什麼是宏基偉業?這是文化要我們問的問題。宏基偉業應是能夠引起愛慕、興趣和景仰的精神狀態,如果我們激起了愛慕、興趣和景仰之情,那正從外部證明了我們的偉大。構想這樣兩個英國:一個是晚近20年的英國,另一個是伊莉莎白時期的英國——那時精神成果輝煌,而興辦工業所必須用的煤卻少得可憐;假如一百年後英國被海水吞沒,那么兩個英國之中,最能讓人傾心、最能激起人們的興趣和仰慕之情的——從而也表明最為偉大的,是哪個英國?由此可見,我們的思想習慣有多么不健康,竟動輒將煤啊鐵啊之類當成英國的國脈所系,而文化又是怎樣的良師益友,因它專注於看清事物本相,故能驅散不實的幻覺,確立起真正的完美的標準。
再說財富。我們在物質進步方面做出驕人的業績,為的就是積累財富。最濫的陳詞濫調都會說,人性就將財富本身當成寶貴的目的,但人們從來沒有像現在的英國人那樣,如此起勁地將財富視為追求的目標。人們從來沒有像我們現在那樣具有堅定的信念——十個英國人里有九個都相信,我們如此富有便是偉大和幸福的明證了。然而文化的用途恰是通過樹立完美之精神標準,幫助我們認識到財富是手段,是工具;並不是只要我們嘴上這樣說說而已,而是要真正看到、從心裡感到財富只不過是手段。如果不是文化清掃了我們頭腦中的污垢,淨化了我們的心靈,那么不只是現在,就連將來的整個世界都不免成為非利士人的天下了。我們叫做非利士人的,就是那些相信日子富得流油便是偉大幸福的明汪的人,就是一門心思、一條道兒奔著致富的人。文化則說:“想想這些人,想想他們過的日子,他們的習慣,他們的做派,他們說話的腔調。好生注意他們,看看他們讀些什麼書,讓他們開心的是哪些東西,聽聽他們說的話,想想他們腦子裡轉的念頭。如果擁有財富的條件就是要成為他們那樣的人,那么財富還值得去占有嗎?”文化就是如此讓我們生出了不滿情緒,在富有的工業社會中這種不滿足感逆潮流而動,頂住了常人的思想大潮,因而具有至高的價值。儘管它在目前尚不能挽狂瀾於即倒,但我們可以期盼它挽救未來,使之不至於變得庸俗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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