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西貢別鄙視在種群層面研究的問題。性別比（或稱性比例）是人口學上關於社會或國家男女人口數量的一種比率，基本上以每100位女性所對應的男性數目為計算標準。也是生物學中對種群中雌雄個體數量的比率，以族群中雄性所占比例來做定義。
性別比性別比是指族群中雄性（男性）對雌性（女性）的比率。“第一性別比”指懷孕時的性別比；“第二性別
比”指剛出生嬰兒的性別比；“第三性別比”指所有成熟個體（此指出生後至死亡）的性別比。
人口學上對人類社會或國家中的男女性別比，通常是以每100位女性所對應的男性數目為計算標準。人類的二級性別比大約是105位男性對100位女性。而生物學上的性別比，則是以族群中雄性所占比例來做定義。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出生性別比失衡較為嚴重、持續時間較長的國家。2016年中國出生性別比為112.88，與正常值104－107有稍高的偏離。
對於有性染色體的生物來說，通常種群中的雌雄比例為1:1，但由於種種原因往往達不到這一比率，有孤雌生殖的動物，比如科莫多巨蜥（ZW機制）雄性：雌性=4:3，幼年龜類（XY機制）雄性：雌性=1:3，即使沒有孤雄或孤雌生殖功能，獅子的性別比例往往也達不到1:1，始終是雌獅多於雄獅。而對於沒有性染色體的生物來說，由於性別由胚胎髮育環境（如溫度）（如蛇類、鱷魚）或卵子是否受精決定（如膜翅目昆蟲），因而性別比例則不確定。
範圍
人類嬰兒性別並非純然1比1的機率，由於X及Y精蟲移動速度、重量不同，所以Y精蟲比較容易勝出、
讓卵子受孕，所以人口學家認為新生兒正常的人口比約為106，在人口統計學上，一般正常範圍則在102至107之間。高於或低於這個數字，背後則可能隱藏了環境、社會、醫療等因素。
但由於女嬰較男嬰存活率為高，且女人比男人長壽，加上男人比較容易因為工作、衛生習慣、生活習慣等因素死亡，所以整體人口的性別比多在100以下，越高齡、生活環境愈好的國家，因為高齡女性人口愈來愈多，所以性別比也愈低，例如日本在2002年只有95.5。
其實所有生物都一樣性別比例受多種因素影響，當然，我們也可以根據我們的需求對生物性別進行選擇，比如說砍伐不結果的雄株木瓜，保留結果的雌株和雌雄同株木瓜，通過孤雌生殖技術多產雄蠶少產雌蠶，以獲得更多蠶絲，通過精子篩選使乳用畜多產雌性少產雄性，肉用畜多產雄性少產雌性，以此獲得更多的乳製品和肉製品等等，但法律禁止對人類先進行性別選擇，除非特殊需要，諸如對血友病、色盲病等性別連鎖疾病的預防的預防。
計算
其中根據統計對象不同，性別比又可分為以下各種。
婦產科檢查性別比1.種群總數量性別比；統計對象為全部種群數量。計算方法是：性別比=﹝雄性個體數÷雌性個體數﹞×100%；
2.出生性別比：統計對象為出生時的幼仔或幼蟲。計算方法是：出生性別比=某年或某季節、某世代出生的雄性幼仔（幼蟲）數÷該年或該季節、該世代出生的雌性幼仔（幼蟲）數×100%。出生性別比又叫第二性別比。第一性別比是胚胎形成時的性別比。
3.嬰兒性別比：這種統計方法一般只用於人類，統計對象為1周歲記憶體活的嬰兒。計算方法是：嬰兒性別比=某時點1周歲以內的男嬰÷該時點1周歲以內的女嬰數×100%；
4.繁殖年齡性別比：統計對象為到達繁殖年齡的全部個體。對人類來說，中國為男22周歲、女20周歲的人口為法定結婚年齡，對於其它動物則以成年個體數量進行計算，對於植物來說一般在開花後進行計算，因為開花後容易判斷植物性別。繁殖年齡性別比又叫第三性別比；
5.死亡個體性別比：統計對象為某一時期內死亡的全部個體總數；
6.分年齡組性別比：統計對象為各發育階段的個體數。
失衡
在儒家社會中，由於“重男輕女”的觀念根深蒂固，所以性別比都較西方國家為高。以2002年為例，中國大陸的人口性別比為106.1、台灣104.1、韓國110。
而這些亞洲國家的新生兒性別比更高，大陸為113，台灣2004年也將突破111。
台灣目前尚未針對逐漸惡化的性別比有任何政策，而大陸則於2004年開始，推行“關愛女孩行動”。
原因
國家計畫與家庭計畫矛盾鄉村生育觀滲入城市濫用B超使流產女嬰大增，媒體上紛紛議論中國人口出生性別
比近20年持續攀升，蘊含社會風險。從事此項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張翼研究員。他說，這種性別比的失衡是累積性的，它不僅存在於鄉村，存在於農民中，也同樣存在於城鎮，存在於北京、上海、廣州等大都市。
張翼說，人口出生性別比是一個重要的衡量男女兩性人口是否均衡的標誌。國際上一般以每出生100個女性人口相對應出生的男性人口的數值來表示。絕大多數國家的人口生育史說明，在不進行人為控制的情況下，新生嬰兒的性別比在102～107之間。這是由人類生殖過程的生物學特性決定的。對這個數值的任何人為控制和改變，都會對人口的兩性結構造成嚴重危害。
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嬰幼兒人口的性別比就迅速攀升。據統計，第三次人口普查得到的1981年出生嬰兒性別比是108.47；第四次人口普查得到的1989年出生嬰兒性別比是111.92；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嬰兒出生性別比高達116，遠超國際認同的可以容忍的最高警戒線107。
人口出生性別比失衡會帶來很多社會問題。以2000年中國人口普查情況為基準，中國0歲～15歲之間的男性總人口與同年齡段的女性總人口相比，大約多出1883萬人。2010年後，這些人群開始逐漸進入婚齡，那時，男女婚齡人口的比例失衡問題將會凸顯：農村成年男性中的某些困難人群會遭遇嚴重的“娶妻難”；買賣婚姻現象會加劇；婚外性行為會增多；家庭穩定性也會受衝擊；社會不安定因素也會增加。
以往，人們一提起生育性別的偏好總會談到受文化習俗或“封建餘毒”的影響，談到農活對重體力勞動者的客觀需要。但張翼認為，刺激中國普遍出現男性偏好的不僅有上述傳統因素，在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廣
東等省，私營企業的家族化特徵，也對男性偏好形成生育刺激。越是在那些人口稠密的地區、越是在那些人口控制政策執行得嚴格的省份，出生性別比上揚的狀況就越明顯。那些土地遼闊、人口比較稀疏、少數民族居住比較集中的西北內陸和西藏地區，人口出生性別比才低於107的警戒線。在中國，只有新疆、貴州、青海和西藏的嬰兒出生性別比在正常之列。
張翼分析，出生性別比失調的主要原因在於家庭生育的有計畫性與國家生育控制的有計畫性之間的矛盾。國家在控制人口總量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但一些人在安排家庭生育計畫時受到潛在的男性偏好影響，如廣東省，出生嬰兒的性別比竟然高達137.76！人口出生性別比失調的另一個主因是私人診所B超機的使用和某些公立醫院醫護人員對B超機的濫用，這使得流產的女嬰數量大大多於男嬰。
張翼的研究表明，中國第四次人口普查時，農村的人口出生性別比偏高，而城市人口出生性別比還算均衡。但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流動人口不僅加大了計生部門監控的難度，也把在鄉村中普遍存在的男性偏好生育觀帶入城市生活。
張翼提出，控制出生性別比失衡的重要手段有：黨和政府部門加大對生育選擇的監控；對B超等能夠予以性別選擇的醫檢設備進行嚴格管理；對非法經營的機構和個人追究經濟責任及刑事責任；消除女童輟學現象；消除就業中的性別歧視等。
控制
學者對於性別比異常有許多解釋，而一個社會中可能各種影響性別比的方式都同時存在。 生殖科技：生殖科技是最快、最有效，而且較不傷感情的性別控制技術，其中又可約略分為三種：
墮胎
在懷孕初期利用超音波、羊膜穿刺、絨毛篩檢等方式，知道胚胎性別之後，再將胚胎取出。雖然台灣、中國大陸都明令禁止這種行為，但醫生“體諒”婦女在傳統社會重男輕女的壓力，有部分還是願意協助墮胎。
精蟲分離：精蟲分離是將精蟲分成X及Y兩群後，再注入婦女體內，但不確保100%生男，不過傷害最小。
試管嬰兒：在體外培育受精卵後，檢查性別，確定是男孩之後在植入子宮。這種方式100%可以生男，但所拋棄的女性胚胎是否為生命，醫界尚有爭辯。
偏方
中國社會中一直傳說各種能夠生男的方法，例如控制飲食酸鹼性，依照日期、時辰行房等等。
胎次
大陸明文規定實施“一胎化”，台灣雖然未限制婦女生育數目，但在經濟壓力之下，許多夫妻決定只生一胎，也成為“假性一胎化”。學者發現，在這種社會中，頭一胎的性別比雖然已經偏高，但是第2、3胎後，更為異常，有時候可以達到130，明顯有人為因素介入，主要是婦女可能第一胎生女後，第二胎無法再將命運交給上天決定，只好求助生殖科技。
環境
也有學者認為，環境荷爾蒙可能改變夫妻雙方的體質，所以男嬰的比率會愈來愈高。由於華人社會性別比異常的區域，也是B型肝炎盛行區域，也有學者提出假說，認為B型肝炎（B型肝炎）可能影響性別比，但未獲進一步學術上的證實。
後果
婚姻
性別比失衡之後，成為人口規畫學上很重要的問題，其中最大的衝擊就是婚姻；一些研究顯示，當大量年輕男性無法找到另一半時，社會治安會顯著變差、甚至可能是造成戰爭的因素。
清朝統治時代的台灣是一個例子，由於清朝政府早期禁止人民全家移民來台，因此當時台灣社會明顯男多餘於女，造成了許多“羅漢腳”，增加台灣社會動亂的頻率。
在台灣、以處於適婚年齡的男女來看，雖然出生時性別比位於只是略高的106，但由於女性結婚意願低，許多男人必須娶東南亞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籍女性。而性別比失衡的一代，未來更難由台灣女性中找到適合的伴侶。
在經濟狀況較差的地區，在人口數較多的地區，很難以“娶外籍新娘”來解決婚姻問題；中國是最明顯的
例子，其未來更令人擔憂。
低生育率
在亞洲社會，高性別比通常伴隨低生育率而來，也就是少子化。
社會問題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出生性別比持續升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中國的出生性別比為108.5，1987年百分之一人口抽樣調查為110.9，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為111.3，1995年百分之一抽樣調查為115.6，到了2000年變為116.9。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到2000年11月1日，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出生性別比，除西藏和新疆等個別自治區外，都高出正常範圍。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中國出生嬰兒性別比是100:116.9，有的省份高達100:138。，中國男性比女性多出3700萬，其中，0歲－15歲的男性比女性多出1800萬。
國家計生委的有關負責人介紹說，一些出生性別比失衡地區已經成為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重災區。在個別出生性別比不平衡的地方，已經出現了跨境非法婚姻、跨境強行拐賣和強迫賣淫等社會問題。
改善
性別比失衡是正常
現象人們印象中一般認為，男人與女人的數量應該是基本相等的，全世界男女
總人口比例確實接近於1：1，但就算這成立，也只是總數相等，具體到一個國家的範圍內，男女人數則未必“平衡”，一般來說在發達地區，女性人口多於男性，婦女占人口的51.39%，性別比為94.5；在發展中地區，男性多於女性，婦女占人口的49.18%，性別比為103.3。
不過，研究也表明，性別比失衡現象也只是暫時的，男女失衡可以改善，也正在改善。事實上，性別比從失衡到回歸正常，這方面已經有了具有說服力的例子。韓國在1980年代以前，出生性別比都處於正常水平，而1990年年代則迅速爬升到115的水平,維持了好幾年的高性別比,而後出現了反轉，現在恢復到106的正常值。更誇張的例子出現在廣東，2000年廣東的出生性別比曾達到驚人的137,但到2005年數值就下降到120，這說明要改變性別失衡的情況並非特別困難。新加坡、台灣等地都有過類似的狀況。
女嬰漏報
國家計生委在《關於防止出生嬰兒性別比升高的意見》（1994）中指出：“一些專家和有關部門認為，80年代以來出生嬰兒性別比的統計數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瞞報、漏報出生女嬰，在高出正常值的統計數字中大約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瞞報、漏報女嬰引起的”。
因此有的學者認為，1989年全國城鎮出生性別比，實際上最高也不會超過107.7，同期的全國農村最高也不會超過110.2。根據這一推論，女嬰的漏報、瞞報，至少使普查獲得的1989年城鎮與農村的出生性別比分別提高了3.6和4.2，進而得出：城鎮的出生性別比上升是種“假性上升”，而農村的出生性別比是“真性”與“假性”影響大致持平。
闢謠
瀋陽師範大學人口學教授王立波和她的研究生周平梅的一項研究結論是：“3000萬光棍”不存在，王立波所做的研究依據都是官方公布的數字。
第一個“3000萬”來自於2014年底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中國最新人口數字：“2014年末中國大陸人口136782萬人，其中男性人口70079萬人，女性人口66703萬人。”男性和女性人口數量正好相差約3000萬人。
對這個數字，瀋陽師範大學人口學教授王立波的解釋是：從這組數字顯示的中國大陸的性別比為105.66，處於國際通行的103－107的合理區間之內，並不算高。而“光棍危機”的說法當中的“光棍”指的並不是所有年齡段的男性，僅僅是適婚年齡的男性。所以，這個數字沒有參考價值。
另一個“3000萬”來自於一個推論，依據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中國大陸出生性別比112、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出生性別比118，就此推論出“到2020年，將會有3000萬至4000萬處於婚育年齡的男青年無妻可娶”，甚至還有相當多的文章引用外媒的說法，認為中國大陸的性別比早在1980年就超過了官方公布的數字，所以3000萬“光棍危機”已經出現。
對此，王立波認為：根據出生性別比來推論各年齡組人口成年時的性別比是國
女友的漏報瞞報相關數據王立波用一組令人匪夷所思的數據證明這一點：眾所周知，人口數量從出生開始就應該在死亡率的作用下不斷減少，雖然不同年齡段減少的比例不同，但總體上下降的趨勢是必然的。但考察中國大陸同一個年齡組在不同年齡節點上的人口規模，卻會發現，這個數字居然不降反升。例如，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0至9歲的男性和女性人數分別為11268萬人和10309萬人，到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均有所增加，分別為11822萬和11020萬。而到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男性人數下降到11484萬人，考慮到這一年齡組男性的死亡率為每年3‰－4‰這個因素，這一數字尚算合理，而女性人數則繼續不降反升，達到了11358萬人，比出生時憑空多出了1050萬人。這些人，應該就是出生時漏報、瞞報的了。
王立波引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官方數字進行比較：以中國大陸平均結婚年齡27歲作為參照，將適婚年齡組限在20歲至34歲這個年齡段，通過匯總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可以看出，實施計畫生育政策以前和以後出生的人口性別比相差不大，甚至2000年和2010年的數據還更低些，2010年婚齡期的性別比為四組中最低，只有102。而這個數據，與日本2000年、2010年兩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相比也是低的。
2010年，我國20歲至29歲的男性人口總數為1.1484億人，同年齡段女性為1.1358億人，兩者只差126萬人，遠沒有3000萬人那么大的差距。
這個結論是驚人的，因為它顛覆了流行許久的一個觀點：在嚴格的計畫生育政策的管控之下，很多家庭為了生男孩，用B超等手段檢測胎兒性別，使女嬰流產。儘管我國法律禁止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但這種情況仍然存在。
按照王立波的研究結果，不僅超高的出生性別比並不真實，而且西方國家用以攻擊中國人權問題的“大量女嬰被扼殺”的說法也並不符合實際。
王立波這樣解釋從出生性別比到適婚期性別比的變化，她認為，中國具有男孩偏好的家長在生出女孩以後，並不是像人們想像得那樣把女嬰溺死或者拋棄，性別選擇性流產也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普遍，在儒家傳統文化薰陶中的中國城鄉，男孩偏好並沒有把中國父母的基本倫理綱常毀滅。更多的人是把出生的女嬰或者超生的男嬰以各種方式隱藏起來，這些被隱藏的孩子隨著年齡的增長，最終總會以各種方式出現。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副所長鄧希泉發表於2014年初的一篇文章認為，近年來，關於剩男剩女或性別比問題的新聞，總是能夠強烈地吸引公眾的注意，這些貌似充滿社會問題意識的新聞報導，似乎並沒有對此問題的解決產生多大裨益。相反，這些缺乏科學分析的結論，往往造成了社會和公眾對性別比問題的一些誤解。
鄧先生的這篇文章同樣被網路世界忽視了。
看來，網路更加偏愛充滿“憂患意識”的標題，“3000萬光棍”顯然更符合傳播學的某些規律，因此形成了一個“沉默的螺鏇”，將那些理性冷靜的聲音給淹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