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詞目:市井拼音:shìjǐng
英文:marketplace
基本解釋
1.[marketplace]∶買賣商品的場所處商必就市井。——《管子·小匡》
你若買酒吃時,只出草料場投東大路去,三二里便有市井。——《水滸傳》
2.[street]∶街市
市井無賴
臣乃市井鼓刀屠者。——《史記·魏公子列傳》
3.[businessman]∶指商賈
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官為吏。——《史記·平準書》
詳細解釋
古代城邑中集中買賣貨物的場所其得名之由,有數說:(1)《管子·小匡》:“處商必就市井。”尹知章註:“立市必四方,
市井生活
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2)《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漢何休註:“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初學記》卷二四:“或曰:古者二十畝為井,因井為市,故云也。”(3)《漢書·貨殖傳序》:“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顏師古註:“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故總而言之也。”(4)《詩·陳風·東門之枌序》孔穎達疏引漢應劭《風俗通》:“俗說:市井,謂至市者當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5)《史記·平準書》:“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張守節正義:“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也。”後亦泛指店鋪,市場。⑹明馮夢龍《東周列國志》第五十五回:“此人善於億逆,嘗游市井間,忽指一人為盜,使人拘而審之,果真盜也。”
街頭,街市
《詩·陳風·東門之枌序》:“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城邑;城市;集鎮
《尉繚子·攻權》:“兵有勝於朝廷,有勝於原野,有勝於市井。”《後漢書·循吏傳·劉寵》:
市井文化
“山民愿樸,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水滸傳》第四回:“出得那‘五台福地’的牌樓來,看時,原來卻是一箇市井,約有五七百人家。”
指商賈
《史記·平準書》:“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治家》:“近世嫁娶,遂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清鄒容《革命軍》:“外國之富商大賈,皆為議員執政權,而中國則貶之曰‘末務’,卑之曰‘市井’,賤之曰‘市儈’,不得與士大夫為伍。”
指城市中流俗之人
唐李白《行路難》詩之二:“淮陰市井笑韓信,漢代公卿忌賈生。”明薛論道《水仙子·賣狗懸羊》曲:“貌衣冠,行市井,且只圖屋潤身榮。”清和邦額《夜譚隨錄·霍筠》:“其父本市井,聞姚讚揚,私心竊喜。”
市井文化
指行為無賴、狡猾
《醒世恆言·錢秀才錯占鳳凰儔》:“尤辰雖然市井,從未熬刑,只得實說。”
指粗俗鄙陋
清和邦額《夜譚隨錄·尤大鼻》:“韶謝曰:‘惠然肯留,深愜素望,第慙少子不學,出言市井,談鋒不敵,徒聒聽聞。’”
含義
市廛,是指商肆集中的地方,古代又稱作“市井”。《管子·小匡》曰:“處商必就市井。”尹知章作注對市井解釋曰:“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 市井、市廛,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商業區。它占據一定的城市空間與時間,並在一定意義上構成城市的人文景觀。而明清城市商業的發展首先表現在市廛在時空上的突破。按照“面朝後市”的要求,市廛在城市空間,被定位於宮殿或官衙的背後,這是最傳統,也是最合“禮”的一種城市布局。然而,城市商業的發展,卻並未被“禮” 所匡縛。自漢至隋唐,在一些大的城市,以“市”命名的區域並非一處。如漢代長安有九個市,六市在大路西邊,統稱西市;三市在大路東邊,統稱東市。東西市以外還有個槐市。北魏洛陽有東市、大市、四通市等等。然而,市廛在數量上的增加,雖然是對傳統城市格局“面朝後市”的背離,“市”仍是一個被嚴格控制的空間,其特質的封閉性,主要體現在坊市制度。
來歷
在中國歷史上存在達千年之久的坊市制度,它的最大作用莫過於創設了一個法治的城市商業空間。當它實現了對作為居民區的坊和商業區的市的嚴格隔離,並對“市”進行官設官管,施以監控後,一個封閉式的市制便形成了。按照同類而聚的原則,所有的商肆都被集中到市內。市的周圍被高高的市牆圈起,市牆四面設門,以時啟閉。如唐代的市,由司市掌管鎖鑰。“凡市,以日中擊鼓三百聲而眾以會。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聲而眾以散。”1而且,市廛門禁甚嚴,“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籬者,杖七十,侵壞者亦如之。”2這種被置於封建政府嚴格管束之下的市廛,是繼周代之後的第二種形態。第三種形態,即是指孕育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明清商業,它起始於宋代,肇端於唐末。伴隨著唐末以來的坊牆的毀滅性破壞,商業大潮也衝決了市牆,坊市制度的末日, 使商業活動擺脫了時空上的限制。而在高牆市門、鼓鉦鎖鑰變成瓦礫廢鐵的同時,一排排臨街而建的民居、店肆樹立起來。因而,在兩宋時期便出現了商業薈萃的繁華大街。如《都城紀勝》記載的南宋杭州城,“自大內和寧門外,新路南北,早間珠玉珍異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奇器天下所無者,悉集於此;以至朝天門、清河坊、中瓦前、灞頭、官巷口、棚心、眾安橋,食物店鋪,人煙浩穰。其夜市除大內前外,諸處亦然,唯中瓦前最勝,撲賣奇巧器皿百色物件,與日間無異。其餘坊巷市井,買賣關撲,酒樓歌館,直至四鼓後方靜;而五鼓朝馬將動,其有趁買早市者,復起開門。無論四時皆然”3。這顯然是一個打破時空概念的開放性的市廛,它不僅遍布街巷、深入坊區,且給人一種“不夜城”的感覺。
對於由坊市廢除所產生的變革,有人稱之“城市革命”。“城市革命”的一個直接後果,便是城市商業的繁榮與城市經濟職能的增強。這從驟然增多的商業網路與商業機構,以及塌房、垛場、會子務、簿記、珠算等業務的出現所反映出的商業複雜化的趨勢,即可窺見一斑。因此,我們可以說,宋代的“城市革命”,為明清時期中國的城市市廛由古代向近代的轉型奠定了基礎。
以往,在不少學者的眼裡,進入封建社會晚期的明清時代,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尚未超越資本主義萌芽的階段,故而城市商業更是遠遠落後於西方。然而,事實上,在江南某些地區,明清時期的城市商業無論是時空上,還是質量上,都堪與同時期的,甚至是經過產業革命的英國相比。而這種可比性是出自來華的英國人口中。如18世紀的英國訪華使團成員斯當東曾在其訪問記中談到通州、北京和杭州三個城市的市廛。其中,他對杭州的印象是“城市內主要街道上大部分是商店和貨棧,其中許多規模之大不下於倫敦同類棧房。紡織的商店最多,也有不少毛皮和英國布匹商店。”4
此外,英國人還注意到了兩種情形。一是在主要的街道,商業網點滲入街坊,居住區與商業區為一體。如“通州許多家庭的房子前面開設商店或作坊,後面住家,工商業顯得非常興旺,確實表現出來是一個為首都服務的城市。”另一是臨街店鋪大都掛起了招攬顧客的幌子。“通州鋪面都上了五顏六色的漆,有的甚至塗金,懸掛著很長的招牌來吸引顧客。貨品中有的是來自南方各省的茶葉、紡織品和瓷器,有的是來自韃靼區的皮貨。我們非常有興趣地看到貨品中居然還有少量的英國布匹。”5北京的情況尤較通州繁華。皇城以東的地區“街道上的房子絕大部分是商店,外面油漆裝潢近似通州府商店,但要大得多。有些商店的屋頂上是一個平台,上面布滿了各種盆景花草。商店門外掛著角燈、紗燈、絲燈或紙燈,極精巧之能事。商店內外充滿了各種貨物。”6由以上記載,我們可以驗證,至晚在清代,市廛已具備了自由貿易的形式與內容,所有店鋪的臨街開設,亦說明了它已絕少封閉性。
英國人所見到的北京商業區,大概是東安門外一帶,為當時京城的主要市廛之一。清人震鈞說,北京的主要商業區多達十餘處,所謂“京師百貨所聚,唯正陽街、地安門街、東西安門外、東西四牌樓、東西單牌樓、暨外城之菜市、花市。”7這些大商業區大多分布在北京內城。儘管清廷的旗民分城居住制度,將漢官及商民人等盡徙南城居住,乾隆二十一年(1756)十一月,又以“城內開設店座,宵小匪徒易於藏匿”為由,下令將五十九座店鋪遷移城外,卻並未影響內城的這幾大商業區的發展。
事實上,由明入清,城市商業區亦呈增勢。如南京城,商業區在明代主要集中於城西南,“自大中橋而西,由淮青橋達三山街、斗門橋以西至三山門,又北自倉巷至冶城,轉而至內橋中心街而止,其物力客多主少,市魁駔儈千百嘈雜其中。”8到了清代,“商業市場增至十八處,原來荒寂的三牌樓等處也形成了市場。”9
在商業空間增大的同時,商業時間更是得到較為充分的挖掘,幾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早市或者夜市。如清代的江寧(南京)“城中高井一帶有所謂曉市場者(俗稱黑市),每日破曉時有一輩貧人各持種種舊貨置之道旁出售,觀客亦不乏人,蓋以其價廉也。”10京城的夜市更是熱鬧非常,歙人洪瞡·?霞有“夜市三條人似蟻”11的詩句。
商業空間的拓展,必然引起城市空間的變化,也就是說勢必打破傳統的城市格局。這種情形在明末已非鮮見。然而,對於這種末業的膨脹,當時的輿論界與政界多是持認同態度的。如明萬曆年間,謝肇膌稱:“金陵(南京)街道極寬廣,雖九軌可容。近來生齒漸蕃,民居日密,稍稍侵官道以為廛肆,此必然之勢也。”12由於這種默認,一些新辟的市廛,如三牌樓等地,竟破壞了原有的以皇城為中心的正方形城市平面格局。又如,京城最繁華的正陽門外,俗稱前門大街,亦自明末就出現了商肆侵占官道的情形。據文獻所載,“崇禎七年,成國公朱純臣家燈夕被火,於是司城毀民居之侵占官街搭造棚房擁塞衢路者。”但侍御金光辰卻以擾民為慮,上書諫止。疏言:“‘京師窮民僦舍無資,藉片席以盝身,假貿易以餬口,其業甚薄,其情可哀。皇城原因火變恐延燒以傷民。今所司奉行之過,概行拆卸,是未罹焚烈之慘而先受離析之苦。且棚房半設中,非盡接棟連楹,若以火延棚房即毀棚房,則火延內室亦將並毀內室乎?’疏入,有旨停止。”13其呼籲者之立場與商民同。事實上,在清代,店肆不僅可以與民居並立,可以侵占官道,甚至還可以與官衙毗鄰相接。如正陽門外,以醬羊肉聞名的月盛齋,“鋪在戶部街,左右皆官署,此齋獨立於中者數十年,競不以公用徵收之,當時官廳猶重民權也。”14所謂的“重民權”,即為重商民之權。中國的諸多百年老店能夠在清代出現,並能夠頂住各種壓力持續發展下去,是有其社會基礎的,而封建政府在商業政策上的寬鬆,在客觀上是起了扶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