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女真文 女真，又稱女直，中國古代民族。其首領阿骨打建立金朝政權(1115～1234)後，號金太祖，命完顏希尹和葉魯創製文字，於天輔三年(1119)頒行，稱為女真大字。女真小字頒布於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皇統五年（1145）開始使用。現在傳世的女真文字只有一種，它是大字還是小字，學術界尚無一致看法。
女真文研究世家金啟孮家族
金啟孮1918年6月7日生於北京市。中學就讀於北京市第五中學。1939年入國立北京大學國文學系讀書。
1940年赴日本留學，就學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師從日本金史專家三上次男、蒙古史和清史專家和田清諸先生。1944年回國任教。1949年後又畢業於華北大學史二班。
啟孮先生1958年，金啟孮為支援內蒙古經濟與文化建設，應邀調入內蒙古大學。任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室副主任、副教授、教授，研究蒙古史同時，繼續研究女真學、滿學，歷時25年之久。
1982年又赴瀋陽，主持籌建遼寧省民族研究所，任所長；創辦《滿族研究》及《滿族研究參考資料》兩種刊物，並任主編，以研究滿學為中心任務。達6年之久。
1989年離休,離休後定居於北京市。
金啟孮先生是國際著名的學者，治學嚴謹，根柢深厚，尤精於女真學、滿學和蒙古學，在學術界自成一家。少年時秉承家學，潛心於女真文、滿洲史之研究，及長在女真文、滿學、蒙古學方面卓然成家。金啟孮一生為女真學、滿學、清史的發展進步，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為中國阿爾泰學會名譽會長，日本東亞歷史文化研究會名譽會長。
女真學研究代表作：
《女真語言文字研究》（金光平、金啟孮著，《內蒙古大學學報專號》1964年、文物出版社1980年），在女真文制字考證、碑文解讀、語法研究等方面都具有開拓性的意義，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系統地研究女真文字的專著。
《女真文辭典》（金啟孮著，文物出版社，1984年）收錄了傳世的全部女真文字進行了解讀及音譯。正是由於這兩部著作的出版，奠定了我國女真語言文字的研究在國際上居於領先地位。金啟孮是當之無愧的奠基人。
《女真文大辭典》（金啟孮、烏拉熙春著，日本國文部省國際共同研究項目成果，2003年），是在《女真文辭典》的基礎上增補了《女真文字書》及現存所有石刻中出現的女真字，總數達到一千三百多字。
《女真語滿洲通古斯諸語比較辭典》（金啟孮、烏拉熙春著，日本國文部省國際共同研究項目成果，2003年），匯總了所有女真語辭彙並將其與滿洲通古斯諸語進行了全面的比較研究。這兩部著作是金啟孮在85歲高齡時與女兒烏拉熙春合作完成的最新成果,代表了當今女真語言文字研究的最高水平。
金啟孮除已發表民族語言文字的論文多篇外，還有《金代的女真文學》(1983年美國女真文化研討會論文)等有關文化方面的論文數篇。金啟孮以語言學與文化學相結合的方法，也開拓了女真學研究的新天地。
金啟孮先生與女真語言
從20世紀四十年代始，金啟孮先生與其父一起結合《金史》的研究同時研究女真文。金啟孮先生姓愛新覺羅氏，為清乾隆帝八世嫡孫。啟孮先生不僅是女真文專家，而且在滿洲學、蒙古學方面也造詣精深、著述豐碩。啟孮先生的父親愛新覺羅·恆煦,漢名金光平（1899－1966）是清朝最後的公爵，也是我國女真文字、契丹文字研究的先行者。1957年，是先生第一個判定出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這兩種文字的根本區別,為嗣後契丹文字的研究指明了正確的方向。1962年,又是先生第一個論證了現存碑文石刻和《女真譯語》的女真字為女真大字,為繼續女真文字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女真語言文字研究》一書,是凝聚了啟孮先生父子兩代人多年心血的著作,這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系統地研究女真語言文字的專著。
這部著作的價值在於:
(1)結合《金史》研究女真文字,起到正史之訛、補史之缺的作用。
(2)將女真語言文字與滿、蒙、契丹、漢等族語言文字進行比較。
(3)寫出、註明所有女真字的讀音、釋義。
(4)寫出完整的女真語法和詞類分述。書末附有五通女真字碑的考釋論文。
《女真語言文字研究》不僅是一部語言學專著，從歷史學和民族學的角度也對女真人在中國歷史上所做出的貢獻以及女真文化對漢文化的影響提出了嶄新的論點。
《女真文辭典》雖名為辭典,實則是對發現的所有女真字從字形、字源、字音、字義以及與契丹文字的比較、與漢字的比較等諸多方面所作的集大成性研究成果，共收錄女真字1737個,按筆畫分為5類38部11附,並錄有每個女真字出現的語句。可以說是一部關於女真文字研究的綜合性百科全書。
以上兩部著作的問世,奠定了我國女真語言文字研究在國際上居於領先地位的基礎。
1973年,先生又在陝西發現了手抄本《女真文字書》,這是迄今為止時代最早的女真文字珍貴資料。先生撰寫專文,對《字書》的書寫時間(至遲在金世宗大定年間以前)、《字書》的底本(金太祖天輔三年八月完顏希尹所撰的《女直字書》、《字書》與明朝永樂年間所編纂的《女真譯語》之關係、《譯語》很可能是以《字書》為範本編寫的)、《字書》中所表現出來的女真文由意字向音字的轉化等問題，都作了深入的開創性研究。《字書》的發現和先生的研究成果,是女真文字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情。其重大意義在於:明確了女真文意字和音字的關係以及由意字向音字發展的脈絡。
女真字的套用範圍狹隘，遺存資料不多。但是它是研究中國歷史和少數民族語文所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研究女真字的文獻可以訂正和補充歷史事實。金啟孮先生以古文字的解讀考證歷史，又以史籍印證古文字的記述，解決了遼金史研究中的漢文資料的不足，辨識了史之訛。又如考釋黑龍江口明代奴爾乾永寧寺女真碑文，證明黑龍江外土地原屬中國，並非俄國人開發的“無人居住和不受任何管轄的地方”。可見，女真語文學的研究既有學術價值，又有現實作用。無論對我國古代文化的繼承，還是保護國家完整版圖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先生曾任內蒙古大學教授、遼寧省民族研究所所長，創辦並主編了《滿族研究》雜誌；培養了眾多的歷史學、語言學方面的人才；先生的兩個女兒也分別為國內外的大學教授；可謂後繼有人、桃李滿園。
啟孮先生的長女金適繼承家學,研究滿學尤著力於家族史的研究，重點為其六世祖母——“清代第一女詞人”西林太清的著作與傳記；其父啟孮先生的著作整理和研究；並結合家傳《榮府史》，撰寫《榮王府文化史》。
啟孮先生的次女愛新覺羅·烏拉熙春是當今研究女真文和契丹文的國際知名學者。她繼承家學,在恆煦先生和啟孮先生的《女真語言文字研究》的基礎上對迄今為止發現的女真文字資料向縱深方向研究，並將其擴展到契丹文字研究領域。近年來成果不斷，出版了《女真文字書研究》（2001年）、《女真語言文字新研究》(2002年),2003年啟孮先生和烏拉熙春父女合作編寫了兩部大辭典。一部為《女真文大辭典》，是在《女真文辭典》的基礎上增補了《女真文字書》及現存所有石刻中出現的女真字。另一部為《女真語滿洲通古斯諸語比較辭典》，匯總了所有女真語辭彙並將其與滿洲通古斯諸語進行了全面的比較研究，代表了當今世界女真語言文字研究的最新成果。
烏拉熙春在契丹學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契丹語言文字研究》（2004年）、《遼金史與契丹、女真文》（2004年）、《契丹大字研究》（2005年），她以重新解讀的契丹文字墓誌研究遼史，以契丹文字的最新解讀成果否定了金朝初期曾有過“女真國”國號的假設、遼朝國號非“哈喇契丹”而是“胡里斯契丹”或“契丹胡里斯”；在對迄今為止出土的契丹大字墓誌重新釋讀基礎上歸納出1002個契丹大字(不含異體字)；構擬了543個契丹大字的讀音；對契丹大小字在表音、構詞等方面的異同以及契丹大字與女真大字的傳承關係進行了全面的研究。
2006年出版的《從契丹文墓誌看遼史》則是首次運用契丹大小字墓誌資料全面考證遼史的佳作,該書在遼史研究領域以史學、歷史語言學、古文字學的綜合研究方法而開拓了嶄新的契丹學發展方向。
金啟孮先生一家三代傳承致力於女真文字和契丹文字研究，並做出蜚聲中外的成果，對中國古文字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正如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周有光先生在紀念金啟孮先生的悼文中所稱道的那樣：“啟孮先生一門三代，三位大師，宏揚女真學和滿學，使這一中華文化的瑰寶得到發揚光大，這是中華文化的光輝。這正符合今天聯合國提倡世界傳統文化的偉大事業。女真學和滿學的流傳不息，也就是啟孮先生學術精神的流傳不息。這是真正的永垂不朽！”
滿學研究代表作：
《榮府史》（四十卷本）是金啟孮仿《史記》體例撰成的始自榮純親王永琪、止於金啟孮一輩的榮王府歷史，金啟孮所掌握的大量豐富而真實的清皇室府邸史料，是研究清史、滿洲史彌足珍貴的歷史文獻。
《滿族的歷史與生活——三家子屯調查報告》（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德國漢堡，1984年），是首次對保存現代滿語的滿族聚居村屯進行系統調查研究的成果，他不僅把滿洲尚存的滿族村落公之於世，而且搶救了被學術界認為早已不復存在的“活的滿語”這一文化遺產。1984譯為德文出版，在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
《北京郊區的滿族》（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89年）和《京旗的滿族》出版時被易名為《北京城區的滿族》(遼寧民族出版社，1998年），都是金啟孮據“幼時親聞、親見之事”“據實直書”而成，是尊重史實、不存偏見、秉筆直書不同凡響的精湛觀點、保存和延續滿族文化的重要著作，以上三部著作的出版，將滿學研究推向了新的歷史階段。
《瀋水集》（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0年）和《梅園集》（哈爾濱出版社，2003年）則匯集了金啟孮滿學研究的精粹之作。
《愛新覺羅氏三代滿學論集》（遠方出版社，1996年）與《愛新覺羅氏三代阿爾泰學論集》（日本，明善堂，2002年）兩部著作，是金啟孮祖孫三代（金光平、金啟孮、烏拉熙春）關於滿學、阿爾泰學研究的論文合集。弘揚愛新覺羅家族的學術成就，金啟孮居於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
金啟孮母係為達延汗後裔、姻親多漠南蒙古，是故民族情感與研究內容融為一體。從金啟孮的蒙古學文集取名《漠南集》（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1年），便可見其摯念之一斑。《清代蒙古史札記》（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明代蒙古史》、《清代蒙古史》（內蒙古大學講義）以及為數眾多的蒙古學論文代表著金啟孮在這方面的卓越成就。
《顧太清與海淀》（北京出版社，2001年）是關於“清代第一女詞人”顧太清,亦即金啟孮五世祖母的生平傳記和詩詞研究著作，不但為許多訛傳以正視聽，也為滿族文學研究增添了重要的新篇章。
特別值得世人記住的是，金啟孮用了幾乎畢生精力，將八國聯軍入京時遺失的家藏太清夫人手抄珍本《天游閣集》從日本《杏雨書屋》尋回，從金啟孮三十年代求學日本時的苦苦尋訪，到九十年代，八旬之齡專程遠赴東瀛談妥此事，並配以家藏畫像、藝苑、墨跡等，交與少數民族古藉出版了《天游閣集》（金啟孮、烏拉熙春遼寧民族出版社，2001年）。其意義遠不僅僅是金啟孮家傳著作問世，更是將曠世之寶尋回了祖國。
其它著作：
金啟孮還先後整理出版了《妙蓮集與寫春精舍詞》（遼寧古籍出版社1989年）、《明善堂文集校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等書，為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做出了貢獻。
金啟孮學識淵博，研究內容涉足廣泛，《紅樓夢新研究》（金啟孮、烏拉熙春、凱和著，日本明善堂2002年）則是金啟孮攜子孫三代的紅學研究之作。
金啟孮既精於學問，又工於詩書。《瓠廬詩存》、《靺鞨餘音》、《豐州牧唱》，是金啟孮的三種詩詞集。其詩抒發心志，高澹雋永；其詞情深意蘊，佳句迭出。語也感人，情也感人。其書法遒勁婉麗，行筆溫潤，深得古人用筆之意。尤其以女真文書法著稱，世人得之，視若珍寶。
金啟孮還數度應邀與外國學者合作進行女真學、滿學研究及參加這方面的國際學術會議。
如1983年應美國奚如谷教授之邀赴美參加“女真文化研討會”；同年在日本應東洋文庫及聖心女子大學之邀演講“中國滿學研究概況”和“女真學研究概況”；1987年至1989年與日本中部大學合作進行“滿族與周邊民族關係的研究”；1989年與韓國曉星女子大學合作進行“中國境內滿—通古斯語言的研究”；1991年與日本江守五夫金啟孮合作進行“滿族文化史與家族”的研究，2003年參加日本國文部省國際共同研究項目等，使中國學術成就播及海外。
人生評價：
金啟孮是著名的民族人士和民主人士。曾先後任內蒙古自治區第五屆政協委員，內蒙古自治區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遼寧省第五屆和第六屆政協委員、遼寧省民委委員,遼寧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會遼寧省委員會常委，為內蒙古和遼寧的建設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
金啟孮為滿族學者在研究本民族歷史文化方面的名家。金啟孮為培養人才殫精竭智，培養出一批年輕有為的學者，他的學生有些已經成為全國有關學科中的領軍人物。金啟孮幾十年來辛勤耕耘，培育了一大批青年學子，為女真學、滿學、清史和蒙古學輸送了新鮮的血液。
金啟孮對同志寬厚熱心，樸實坦蕩；對工作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對後學諄諄教導，誨人不倦，深得各界人士的敬仰。
由於金啟孮在語言學、史學、民族學等研究領域的卓越成就，歷年來曾多次榮獲北京市、內蒙古自治區、遼寧省等教研部門的嘉獎，為國務院頒發“為社會科學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專家。
金啟孮先生於2004年4月10日病逝。學人敬獻輓聯云：“綜古今成一家言，共仰高風尊學海；恢先世拓絕學路，是為儒學稱宗師。”
女真文概況
使用情況：女真字頒行以後，金代統治者曾大力推行並套用這種文字記錄過卷佚浩繁的文獻。據《金史》卷51《選舉一》記載：“策論進士，選女直人之科也。始大定四年，世宗命頒行女直大小字所譯經書，每謀克選二人習之。尋欲興女直字學校，猛安謀克內多擇良家子為生，諸路至三千人。九年，選異等者得百人，薦於京師，廩給之，命溫迪罕締達教以古書，作詩策。後複試，得徒單鎰以下三十餘人。”《金史·藝文志》表明，金代女真文譯書有《易經》、《尚書》《論語》、《孟子》、《漢書》、《新唐書》、《貞觀政要》等。但極為可惜的是，隨著金王朝的覆滅，女真文書籍散佚殆盡。金朝滅亡後，東北女真人沿用女真文至明朝前期，之後女真文成為無人可識的死文字。
字元結構：獨體
書寫規則：行文時自上而下 詞不連寫 音節間無空格
女真文文獻樣品
現存女真文字資料可分為三類：碑銘、文獻、牌印墨跡等。
1.《女真譯語》東洋文庫本
2.碑林女真文書殘頁
3.列寧格勒藏女真文書殘頁
女真文古碑
東北地區的古碑雖然在數量上遠不如中原，但也不在少數，而且還有鐫刻著女真文字的古碑，在全國是絕無僅有的。
作為滿族的先世，興起於九世紀的東北女真人，遍布松花江、牡丹江、黑龍江流域廣大地區。十二世紀初，位於黑龍江省中部松花江支流按出虎水（即阿什河）的女真人完顏部頭領阿骨打，聯合各部女真人反抗契丹族遼王朝的殘暴統治，起兵反遼，並迅速取得一系列勝利，建立金王朝（定都按出虎水之白城———阿城市東南郊）。如同其先世、建立唐王朝東北地方民族政權渤海國的靺鞨人一樣，金朝建國之前，女真人無文字，記事、傳令以刻木為契。與遼王朝交往，借用契丹字。建國不久，金太祖阿骨打命完顏希尹和葉魯創製女真字。博學多才的完顏希尹，依據由漢字改制的契丹字，拼寫女真語言，製成了女真字。天輔三年（1119年）八月字成頒行，這就是女真大字，頒行後成為金朝官方通用的文字。金熙宗完顏亶時，又創製一種筆畫簡省的新字，即女真小字，於天眷元年（1138年）正月頒行。從此，金代的黑龍江人在黑龍江地方創造了一種新文字。女真大小字在黑龍江、在金王朝統治的北中國並行使用，與漢字、契丹字同為官方通用文字，契丹字後來廢除。在金代，女真文字為推動華北地區———北中國地區的統一做出了貢獻。金代曾用女真文翻譯漢文書籍多種，均失傳。儘管金世宗以後，進入中原地區的女真人作為少數民族被數量眾多的漢民族同化，漢語言文字普遍使用。但在其產生地、女真人的故鄉松花江、牡丹江流域廣大地區，女真文字卻在此後的數百年里普遍使用，是通用文字。明代的文獻記載，松花江的胡里改、斡朵里部與牡丹江流域的建州女真頭領，如阿哈出、猛哥鐵木耳（努爾哈赤六世祖）與九次出巡奴兒乾地區的亦失哈等人，均精通女真文字，前二人向明王朝呈遞的表文都是用女真文寫的。而明王朝給他們的敕諭居然也用“女直書字”（女直即女真），這更可說明女真文字影響之深，使漢民族明王朝也十分重視，用於治理東北吉黑地區眾多女真人部族。直到努爾哈赤建立後金王朝，考慮到女真文字不易學習，命額爾德尼和噶蓋用蒙文字母創製滿文———老滿文（無圈點滿文），在東北地區推行。至此，產生並通行東北大地的女真文字，完成了它近五百年的歷史使命。
由於女真人與金王朝統治者並不如漢人王朝與士大夫那樣對刻石勒碑銘記功德那么熱心，沒有在東北與北中國土地上留下許多女真文字石碑。至今為止，在東北或明清時期的東部地區———包括今天的黑龍江下游、烏蘇里江以東至海地域內，刻有女真文字的古碑僅有十數塊，彌足珍貴。其中最為著名的有三碑。
按著歷史順序，第一塊是《大金得勝陀頌碑》。此碑現在今天的吉林省扶餘市石碑崴子拉林河岸。得勝陀，女真語“忽土皚葛蠻”，即金太祖誓師得勝之地。公元1114年（遼天祚帝天慶四年），因不堪忍受遼王朝殘酷統治，按出虎水女真人完顏部首領阿骨打，聯合松花江中下游各部女真人起兵反遼。同年九月，率各部猛安謀克兵二千五百人，進攻遼江寧州（今扶餘東南小城子古城）。渡淶流水（拉林河），在河岸誓師，藉助巫術鼓舞士氣助長軍威。十月一日，遇遼王朝派來鎮壓的渤海兵。阿骨打命次子宗乾（後封遼王，即海陵王完顏亮之父）率兵出擊，雙方展開大戰。宗乾率眾向前，阿骨打身先士卒，射死遼將耶律謝十。女真兵士氣旺盛，人人奮勇，遼兵大敗，“相蹂踐死者十七八”。阿骨打率女真兵乘勝圍江寧州，一舉攻克，大獲全勝。阿骨打在阿城市東南白城建國稱帝之後，命其誓師首戰大勝之地為“忽土皚葛蠻”———得勝陀。
金世宗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從燕京回到上京會寧府（即阿城市之白城）“巡幸”的金世宗完顏雍，為追念宣揚祖先的功績，重振朝臣民眾尚武精神，下令在太祖阿骨打起兵反遼誓師之地立碑紀念，次年（1185年）七月二十八日告成，即“大金得勝陀頌碑”。
金代的得勝陀碑距今已有八百多年歷史，不僅是我國最古遠的女真文石碑，而且碑頌文體與刻字書法堪稱雙璧，很有研究價值。此碑的碑文仿唐玄宗李隆基的《起義堂頌》和《舊宮述聖頌》，辭彩華麗，琅琅上口。書寫者是孫俁、趙可，篆額者是党懷英，二人書法綿遠遒勁，剛柔相濟。不僅党懷英是我國金代文豪，詩文書法影響很大，趙可、孫俁也都是當時名士。更為可貴的是，此碑用漢文和女真文兩種文字刻寫碑文，兩相對照，不僅為觀賞者提供方便，更為女真文字研究者看重。數百年來，國內外學者十分關注。
刻有女真文最為著名的古碑是永寧寺碑和重修永寧寺碑。永寧寺碑全稱是奴兒乾都司永寧寺碑，簡稱永寧寺碑。因此碑刻於明代太宗———成祖朱棣永樂十一年（1413年），一般稱之為永樂碑。永樂碑的歷史及其所立之地關係重大。
它們在最初及此後五百多年間，是立於黑龍江下游奴兒乾地區的。黑龍江在1858年《中俄瑗琿和約》之前一直是我國內河，除了南源額爾古納河向北流之外，在黑龍江省漠河縣折向東南之後，基本是向東流去。如果像某文說它流向北冰洋，它不僅不會是過去的內河今天的界河，這兩塊著名的女真文古碑也就無處立身了。匯合松花江烏蘇里江之後，在黑龍江省撫遠縣與俄羅斯哈巴羅夫斯克交界處折向東北，黑龍江流入古代的奴兒乾地區（今屬俄羅斯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在韃靼海峽流入鄂霍次克海。明朝太宗永樂九年（1411年）內官亦失哈奉皇帝之命與都指揮同知康旺，率兵從松花江、黑龍江水路乘船到奴兒乾地區中心奴兒乾衛所在地特林，在元代征東元帥府舊址開設奴兒乾都指揮使司（簡稱奴兒乾都司），管轄黑龍江流域與烏蘇里江地區已設立的近二百個衛所。亦失哈第二次奉旨巡視奴兒乾地區，於永樂十一年秋在特林北山上修建永寧寺，並刻石勒碑記事，即永寧寺碑。後來，因特林有永寧寺，黑龍江入海口的村鎮被中國人稱之為廟街，即今天的俄羅斯尼古拉耶夫斯克。
亦失哈第二次巡察奴兒乾所建的永寧寺，是一座供奉觀音的寺廟，是為了宣揚明王朝召撫邊疆各民族的功德。取“永寧”為名則是祈願奴兒乾地區與人民永世昌寧。所建立之碑是為紀念永寧寺的修建，石碑額題就是“永寧寺記”。碑文首行為“敕修奴兒乾永寧寺碑記”。碑銘記述了內官亦失哈奉明朝皇帝之命，巡視奴兒乾，撫慰各部民眾以及修建永寧寺的情況。此碑的正面為漢文，陰面為女真文和蒙古文。碑身左右兩側分別刻寫漢文、女真、蒙、藏四種文字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彌吽。陰面刻女真文字是“敕修奴兒乾永寧寺碑記”全文，女真文刻寫的六字真言更屬罕見，明王朝視女真文字與兩種蒙文藏文同列，足可見明代女真族與明王朝的密切關係，以及明廷對女真文的重視程度。
明宣宗宣德七年（1432年），亦失哈以欽差都知監太監身份再次到奴兒乾地區巡視，發現“永寧寺破毀，基地存焉”，於次年春天重建永寧寺並又刻石立碑，名為“重修永寧寺碑”。同樣用漢文、女真文、蒙文鐫刻銘文，即《重修永寧寺碑記》。因為此碑是刻立於明宣宗宣德年間，明清兩代與民國年間又被稱之為宣德碑。
歷經風雨滄桑，兩座永寧寺先後頹廢，但這兩塊刻有女真文的古碑，卻在此後三四百年間，仍在黑龍江下游奴兒乾地區的特林山上聳立。清末傑出的東北歷史地理學家曹廷傑，於光緒十一年（1885年）春，受吉林將軍希元之命到黑龍江下游地區考察，他在《西伯利東偏紀要》中寫道：“廟爾上二百五十餘里混同江東岸特林地方，有砬壁立江邊，形若城闕，高十餘丈，上有明碑二：一刻敕建永寧寺記，一刻宣德六年重修永寧寺記……”文中廟爾即黑龍江入海處的廟街，混同江即黑龍江，宣德六年應是宣德八年。曹氏見到二碑是在1885年，距重修永寧寺已有四百五十二年。此前，清初寧古塔流人、愛國詩人吳兆騫隨寧古塔將軍巴海出徵到這裡見過；入侵黑龍江下游的俄國哥薩克士兵見過；十九世紀初曾到此調查的日本人間宮林藏見過……
但黑龍江下游的奴兒乾地區和特林，畢竟是太遙遠了。尤其是那裡成為另一個國家的領土之後，這兩塊女真文古碑的信息也就杳如黃鶴了。它們的命運，它們幾百年來偶爾露崢嶸的不平常經歷，甚至近年來第二塊古碑———重修永寧寺碑在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小街露面的傳聞，都有些神秘色彩。而它們作為明代東北與黑龍江地區黑龍江下游奴兒乾地區的歷史見證，不能不令人關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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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道爾吉、和希格：《女真譯語研究》[增刊]，內蒙古大學學報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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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烏拉熙春：《愛新覺羅烏拉熙春女真契丹學研究》[書],日本松香堂,2009年。
15.烏拉熙春、吉本道雅：《韓半島から眺めた契丹·女真》[書]，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