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埃米爾·涂爾幹主要成就
對象和方法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迪爾凱姆為社會學確立了有別於哲學、生理學、心理學的獨立研究對象，即社會事實。社會事實具有不同於自然現象、生理現象的特徵和特殊的決定因素。它先於個體的生命而存在，比個體生命更持久。它的存在不取決於個人，是先行的社會事實造成的。社會事實以外在的形式“強制”和作用於人們，塑造了人們的意識。這種“強制”既指人們無法擺脫其薰陶和影響，又指對於某些社會規則拒不遵從將受到懲罰。迪爾凱姆認為，一切社會的觀念都具有這種強制力；人類大多數的意向不是個人自己生成的，而是在外界的引導、薰陶和壓迫下形成的。社會高於個人，社會事實無法用生理學、個體心理學以及其他研究個體的方法來解釋，而必須用社會學的方法、觀點解釋。他說，宗教、道德、法律、社團、協會、語言，以及服裝樣式均屬社會現象，都是社會學特定的研究對象。他還把社會事實分為“運動的狀態”和“存在的狀態”，前者指與思想意識相關的現象，亦稱“團體意識”；後者是社會上一切組織和有形設定。迪爾凱姆注重研究前者。
勞動分工論
社會分工論迪爾凱姆認為，傳統力量統治的社會靠“機械的團結”來維繫。特別是在文明程度較低的社會中，同一團體的成員們採取同樣的謀生手段，保持同樣的習俗，信奉同一圖騰，這種共同性使他們意識到大家同屬一個集體，而不會離心。這種團體基本上是從“相似性”中生成的社會，即所謂“同質”的社會。該團體的首要任務是使成員們尊重團體的信仰和各種傳統，即維護共同意識，維持一致性。在近代社會中，由於社會分工的發展，人們在意識、信仰上的差異也日益增大。但是社會沒有瓦解，人們也沒有分離，這是因為古代維繫團體的共同意識逐漸被分工製取代，社會分工使每個人在消費上依賴於其他人。分工使社會像有機體一樣，每個成員都為社會整體服務，同時又不能脫離整體。分工就像社會的紐帶，故謂之“有機團結”。迪爾凱姆認為，民族越進化，其成員間的差異越大。這種趨勢甚至反映在體質上。從大腦容量上看，同一種動物的腦量相互差別小，而人與人的腦量差別大；就人類而言，土人與土人相比，其腦量較之文明人更為接近。文明人在其他方面（如服裝、思想）的內部差異也很顯著。因此，近代社會是差異的社會，又是有機團結的社會。
迪爾凱姆否認社會分工的產生是為了創造更多財富的觀點。他強調，一個事物的功能，並不是產生出這一事物的原因，原因在功能之前。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增加財富，但這要在分工出現後與分工前的對比中才能顯示出來。他認為造成分工制的原因是人口密度過大。人口的增加最初迫使一些人遷徙到其他地方，當無路可退時，他們被迫改換行業，分工制也就隨之出現。他重視研究社會事實的功能，是功能理論的先驅之一。同時在方法論上，強調區分功能與原因，這對功能理論的完善具有重要意義。
迪爾凱姆在早期著作《社會分工論》中還批判了傳統社會中的共同意識，認為這種共同的信念接近於宗教，帶有強制性，並滲入到一切社會生活中。他預言，共同意識和宗教維繫社會的功能將逐漸被分工製取代。成熟期的迪爾凱姆在繼續研究人類社會的整合問題時，放棄了《社會分工論》中貶低共同意識的思想，轉向強調共同意識和宗教的社會作用。
自殺論
自殺論在《自殺論》一書中，迪爾凱姆試圖從社會與個人的關係上解釋自殺的原因。他把自殺劃分為4種類型，即利己型自殺、利他型自殺、失范型自殺和宿命型自殺。認為利己型自殺產生於極度的個人主義。社會的人必須以他為之服務的社會作為生活前提，他需要一種高於自我的生活目標和意義。如教徒的生活目標是宗教信仰。西方近代個人主義的發展使個人與家庭、宗教和社會相脫離，從而使一些人感到生活空虛並失去目標。迪爾凱姆指出，利己型自殺多發生在基督教教徒、自由職業者、未婚者、離婚者中間。利己型自殺與社會的整合程度成反比。猶太教、天主教、英國公教都有更強的整合力量，而基督新教在規定教徒生活目標上缺乏強制力；獨身者、離婚者比有家室的人較少地負有義務；這些脫離了社會義務和束縛的人們中產生出更多的自殺者。
利他型自殺產生於過分地屈從於一種社會目標和意義，過密地結合在社會中，以致個人失去了自主。迪爾凱姆以歐洲軍隊為例說明利他型自殺。在軍隊里，士兵被訓練得不看重自己的價值，使他們感到被一種“社會價值”所扼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生活的樂趣，因而軍人的自殺率高於普通百姓。
失范型自殺由社會混亂所導致，在混亂中社會成員的行為失去了規範，增添了痛苦。迪爾凱姆認為，欲望與滿足欲望的手段之間的不平衡是一切生物痛苦的根源。動物的生理機制為其欲望劃定了界限，而人的欲望卻是無止境的。他占有的越多,欲求的就越多,所獲得的未能滿足需求反而刺激了新的欲望。欲望有界限，人們才會感到滿足和快樂，而欲望的限定只能來自社會。社會形成了一套等級秩序。不管這個秩序是基於世襲還是個人成就，正常社會中的秩序總是被大多數成員接受的。當社會成員認為這種等級原則合理，自己應處在某一特定階層中,他就欣然地接受該階層給予他的限定,欲望與手段也就有了平衡的可能。當社會發生動亂、變遷時，人們失去了種種秩序和規範，欲望與手段不協調，行為混亂而無節制，遂造成種種痛苦，導致自殺率升高。迪爾凱姆把工商業者在經濟危機中的自殺現象視為此種類型的例證。
宿命型自殺是由於社會控制過度造成的，個人失去了任何希望。迪爾凱姆認為這種類型的自殺在現代社會並不常見，他沒有對此作詳細的討論。
迪爾凱姆總結其自殺研究,提出了3個命題：社會的人需要一個高於個人的社會目標；對這個目標所負的義務不至於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應受到社會秩序給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在自殺原因上，迪爾凱姆並不完全否定個人生理上的因素，但認為那是次要的，社會原因才是主要的。他認為,當一個社會不能提供上述3項條件時，一些心理上脆弱的個人就可能會自殺。
宗教社會學
迪爾凱姆宗教研究的對象是澳大利亞原始部落中的圖騰崇拜，他的研究目的卻是為了“理解現今的人”，為了說明宗教的社會功能，說明一種共同意識對於社會秩序建立的必要性。
迪爾凱姆批判了早期人類學家對宗教起源的兩種解釋：萬物有靈論和自然崇拜論。他說，這種解釋說明不了為什麼在對於自然、生理現象的誤解露出破綻後，宗教還能持續下去，直到今天。他認為，宗教不是要給人們一種對於物質世界的描述，而是服務於社會。圖騰是民族的標誌、旗幟，圖騰原則就是民族本身。人們崇拜圖騰實際上是崇拜他們所屬的那個團體，圖騰是團體的象徵，猶如國旗之於近代國家。“神聖性”歷來是解釋宗教的關鍵。迪爾凱姆認為宗教的神聖來自社會，它不過是被實體化、人格化了的團體力量，即道德力量。他認為，社會力量以一種心理方式作用於個人，迫使人們服從它，甚至違背人們的自然傾向。人們感到了身外存在的這種力量既是強制的，又是需要依賴的。他們對之敬畏，又不能充分理解其性質和來源，便萌發了某些觀念來象徵這些力量，這些觀念就是宗教。這些神聖象徵物（即宗教）的功能不僅在於幫助人們感到社會實體的存在,更在於維繫社會,促進其整合。迪爾凱姆認為，澳大利亞民族的團結不是來自共同的血統和習俗，而是來自共同的名稱、標誌、儀式，即共同的圖騰崇拜。取消了民族的象徵物──圖騰,民族就不能存在。他認為,宗教象徵以其突出的神聖色彩加強個人對社會的隸屬關係。社會對於個人，就像神對於其崇拜者一樣，沒有了這種至高的神聖性，便不可能有社會生活。迪爾凱姆分析了原始宗教中的多種儀式，認為它們起著維繫社會、使之一體化的功能。他指出，不僅原始社會需要宗教的這種功能，“社會生活在其每一方面，在其每一個歷史時期，都要靠一個大的象徵體系才成為可能”。這一點是他晚年思想中的最大轉變。
在解釋宗教起源時，迪爾凱姆同時建立起他的知識社會學的思想。“團體意識”和“團體表象”既是他解釋宗教起源的鑰匙，也是他的知識社會學的核心概念。他認為，一切感受來自個體經驗，一切理性並非與生俱來的、超驗的，而是屬於“團體表象”，來自“團體意識”，產生於團體生活之中。理性又分思維中的概念、範疇,倫理中的道德、宗教。這些均產生於團體生活,不是源於個人的心理機制。在完全孤獨的個人生存中，為了生理需要的滿足,憑感覺就足夠了,並不形成時間、空間等概念。在動物式的個體生活中，客觀的時空並未消失，但它們不可能把握作為一種思維範疇的時空概念。只有團體生活才需要形成概念、範疇和類別。迪爾凱姆並不否認“範疇”、“概念”所反映的客觀實在，只是強調沒有團體生活就不可能也不需要認識這些實在。因此他認為,一種道德思想不可以簡化為一種功利目的,理性不可以簡化為個人經驗。學術貢獻
迪爾凱姆提出了社會事實作為社會學研究對象，闡述了社會事實之間存在的結構、功能和因果的關係，制定了一系列社會學研究的實證規則，充實了由A.孔德開啟的實證主義社會學的構想，使社會學方法論具有實質性的內容。他運用統計方法對自殺現象的研究，用人類學資料對澳大利亞土著居民的宗教研究，是社會學理論和經驗研究相結合的範例，從而結束了西方社會學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長期脫節的狀況。迪爾凱姆豐富、精深的社會學思想，對社會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