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免賦
正文
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裡，地主階級為了緩和同農民的階級矛盾以穩定政權,自西漢以來,歷朝言改革者多以防止土地兼併、均平賦役等問題為核心，如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的“限民名田”、王莽的“王田”、西晉的“占田”、北魏的“均田”和唐代的“租庸調”等等。但是，這些“均平”思想以及所形成的有關政策法令，都不曾觸動大地主階級的利益。
明代中葉，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經濟繁榮，皇室成員、各級官吏及地主豪紳們奢侈成風，他們更加瘋狂地兼併土地和加重賦役。當時僅江南蘇淞地區，十分之九的農民都是沒有土地的佃農，而且租賦之重使佃農“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日知錄集釋·蘇松二府田賦之重》）。萬曆年間，為解決土地欺隱及賦役不均問題，曾下令清丈田畝並實行“一條鞭法”，將徭役攤入田畝一體徵銀。可是不久之後,加派卻越來越多,僅崇禎十五年所加派的遼、剿、練三餉，歲達二千多萬兩，占全年正稅額的半數以上。李自成領導的起義農民提出的“均田免賦”口號，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尖銳矛盾，集中代表了廣大農民的要求。
明末起義農民的“均田免賦”思想，完全不同於地主階級的所謂“均平”思想。它是在此以前的歷次起義農民經濟思想的發展。封建社會前期和中期起義農民要求劫富濟貧和爭取平等生存權利所體現的“均貧富等貴賤”思想，發展成為直接反對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賦役的思想，表明明末大起義的農民已經認識到地主階級占有土地並實行田租剝削，是使廣大農民貧困的根源。這是中國封建社會裡起義農民經濟思想發展過程中的一次飛躍。無論這一思想能否在緊張的武裝鬥爭中被廣泛地付諸實踐，總不失其重大的歷史意義。但是，農民和小生產者不是新的生產方式的代表，農民的平均主義思想和反對封建壓迫的鬥爭，其目的只是為了維持其小農經濟的地位，而不是徹底揚棄封建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