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堡

四堡

四堡鄉坐落於甘肅省蘭州市連城北部省道建文線上,巍峨的鰲峰山腳下,處於連城、長汀、清流、寧化四縣邊緣,古有“四縣共靠”之意,故而得名“四堡”。

概述

四堡鄉坐落於連城北部省道建文線上,巍峨的鰲峰山腳下,處於連城、長汀、清流、寧化四縣邊緣,古有“四縣共靠”之意,故而得名“四堡”。全鄉土地總面積58.78平方公里,地形呈南北走向,被東西兩峰山環抱著,全鄉共有8個村委和1個林場,20個自然村,133個村民小組,共3784戶,16716人。

歷史

四堡鄉早在1930年就建立了區蘇維埃政權,屬於長汀管轄,解放後於1951年劃歸連城縣,為第八行政區,1958年撤區改為紅專公社,曾與北團羅坊合併為金基公社,後改今名。四堡自南宋開基以來出了不少名人,如明朝時的馬馴(四堡馬屋人,字德良),任戶部主事,緊擢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兩省。清代鄒聖脈(四堡霧閣人),增補《幼學瓊林》一書,風行全國,歷久不衰。該書包羅萬象,知識性甚強,曾是一本很好的啟蒙讀物,有“讀了《增廣》會講話,讀了《幼學》走天下”之說。 四堡鄉居民為漢族,曾有人根據四堡婦女奇特的服飾,近似於某少數民族而認為四堡居民為少數民族,但無可考究。四堡鄉音為客家話語系,但不帶上杭、武平一帶腔調,很接近國語,因而四堡講國語很普及。四堡鄉共有9個姓氏(鄒、馬、吳、楊、包、李、張、嚴、賴),每個村莊一般只有一種姓。雖然如此,但各村風情基本相同,各村每年都有一廟會,像霧閣“七吉”(七月初七),馬屋正月十四等。元宵節各村都有鬧花燈,游龍燈活動,其中以霧閣的“老龍”最具代表性。四堡龍燈很有特色。龍頭製作精細形態逼真,繪上各種圖案,夜晚點上蠟燭,燭光投映之下更為形象。四堡龍燈長達490餘節,足有1.5公里,夜間由山游下,黑暗之中點上蠟燭的龍燈,蜿蜒而行,時隱時現,山下看來如龍從天降一般,蔚為壯觀。元宵節各村都有迎神,即抬著鄒應龍(鄒姓始祖為南宋文武狀元)塑像到村里遊走,屆時彩旗、鑼鼓前後擁護而行,供各家各戶供香敬仰。

氣候

四堡鄉氣候溫暖,年平均氣溫17.8℃,年降雨量1800~2000毫米,年日照1900小時,無霜期250天,最高氣溫35.5℃。全鄉耕地面積11092畝,林業資源較為缺乏,四堡鄉主要礦藏資源有稀土礦和花崗岩。全鄉水源較為缺乏,因為沒有河流,主要灌溉、生活用水來自全鄉最大的水庫——團結水庫和另外幾個較小的東山、高坑水庫。

資源

由於資源較為缺乏,鄉鎮企業不發達,所以目前四堡的經濟發展比較落後。2001年,全鄉農村社會總產值為6758萬元,工農業總產值為5117萬元,鄉鎮企業總產值4730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2800元,鄉財政收入331萬元,糧食總產量8635噸。

經濟

鑒於四堡鄉底子差的特點,幾年來,在鄉黨委、政府的領導下,四堡人民走出了一條改善農業生產結構,搞山地綜合開發的脫貧致富的路子。經過十多年的山地開發,四堡已經成為具有一定生產規模和較好經濟效益之鄉,建立了水蜜桃生產基地,水蜜桃9400多畝,年產水蜜桃3286多噸,創產值560多萬元。如今,進入四堡境內便可看到漫山的桃樹,春季滿山粉紅色的花海,為四堡增添無窮的魅力;夏季,桃樹鬱鬱蔥蔥,果實纍纍,又是一番喜人的景象。四堡水蜜桃以其鮮艷的外觀和優良的品質而載譽省內外,曾在1987、1988年連續獲龍巖地區桃果鑒評會一等獎。現在每年90%以上水蜜桃遠銷到廣州、深圳、梅州及龍巖、廈門等十幾個大中城市。水蜜桃生產已經成為四堡鄉一個主要產業,每年收穫季節便吸引了大批客商到四堡水蜜桃批發市場來,從此又帶動了飲食業、服務行業的發展和繁榮。 四堡鄉因礦藏資源和水源缺乏的制約,企業發展較為落後,目前主要企業有花炮廠、村辦鋼球廠、生物化工廠、鑄造廠、鄉建築隊、石料場等,總產值360萬元,創稅利4.6萬元。但四堡鄉具有龐大的勞務市場和蓬勃發展的水果生產,很適合發展食品加工行業。另外四堡錫器行業很發達,大批農民以祖傳手藝從事打鑄錫器工作,經營錫器,該手藝在長汀、寧化、清流、永安等縣市頗有名氣。

教育

四堡鄉具有重視教育的優良傳統,素有“文化之鄉”的美稱。自南宋以來就在各村子設有私塾。目前,全鄉設有完小5所,各自然村均設有幼稚園或初級國小,中學1所,在學人數3404人,教師隊伍整齊,教學質量在全縣名列前茅,每年為各類中學學校和縣高中、職業中學等輸送一批人才。
由於四堡人民一貫重視文化教育,在明末清初四堡興起規模宏大的雕版印刷業,到清代鼎盛時期,四堡已成為當時全國四大印刷基地之一。當時務各、馬屋兩村有60%以上民眾長年從事印刷業,據資料記載當時四堡有書場商號44宗,印刷出版書的數量多達226部(尚未全部查實),這些雕版印刷在我國文化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至今仍吸引著許多專家學者到四堡鄉考察,1994年5月、9月分別有兩位美國學者專程到四堡鄉來考察雕版印刷。
四堡鄉自古為連城縣、寧化、清流等縣南來北往的交通要塞,明清時期,在務各設驛站,現叫“公館”,如今,四堡境內的省道建文線都已鋪上水坭路面,交通便利,全鄉個體經營的客運中巴達20來輛。四堡鄉設郵電代辦所1個,信件郵寄方便,已開通1400門程控電話。鄉有衛生院,各村個體診所近30所,醫療衛生條件大為改善,讓四堡人民以健壯的體魄,搏擊於市場經濟的大潮中。

中國印刷基地之四堡

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是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是中華民族為人類社會做出的傑出貢獻。其中印刷術,由唐至清,遙遙領先世界,曾遠傳亞非各國雕版印刷,更是開世界印刷術之先河。古鎮四堡,就是惟一活著的古代雕版印刷的見證者,就是中國古代文明領先世界的實錄。

四堡印刷業的誕生

四堡印刷業的始創,可追溯到明朝嘉靖三十年至萬曆八年(公元1551—1580),在浙江杭州任倉大使的鄒學聖(字清泉,生於公元1523年,卒於1598年)。
據傳,當鄒學聖辭官歸里時,其夫人邵妙正(杭州人),不願離開杭州來福建。當時邵妙正年僅29歲,膝下三個孩子均尚年幼,耽心回到山區僻壤,難以把孩子培養成才;但鄒學聖感到自己年過五旬,特別是老父已在風燭殘年,母親已經逝世,自己又是父母的唯一獨生子,無論如何也得回家,以慰藉老父暮年念子之心。於是與夫人商議,決定把蘇杭的元宵燈藝和印刷術(含部分雕版)帶回故鄉,以解除夫人心頭的疙瘩換得了她的樂意成行。從此“鐫經史以利後人”的印刷業,便在四堡霧閣播下了第一顆種子。
自鄒學聖開設書坊搞起了印刷業之後,其子鄒震孟(1568—1634),鄒希孟(1578—1643)其侄鄒葆初(1619—1673)等人,在“身游庠序”考取功名後,繼承了先人的事業,更“廣置書田”進一步擴大了印刷事業。他們“走東粵,游武林”四出售書,而“殷富冠都邑”。由是步其後塵,鐫經刊史,售書各地的人越來越多,到了乾、嘉時期,便發展到了它的鼎盛階段。

四堡雕版印刷歷史

古鎮四堡位於閩西連城、長汀、清流、寧化四縣交界處,是一個偏僻的山區小鎮。然而,古鎮四堡曾以其興盛的雕版印刷業而赫赫有名,成為明清時期全國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中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個,名列“福建省歷史文化名鄉”,2001年,倖存的古書坊群也列入了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穿行古鎮霧閣村,一幢幢久經風雨剝蝕的風火屋,門樓矗立,飛檐翹角,書香飄溢。那就是古書坊。現僅霧閣一村尚有稱為“印房裡”的遺址百餘處。古鎮四堡印書坊基本屬家庭作坊,多由家族世代經營,而呈現家族性與民營性的顯著特徵。霧閣村的鄒氏和馬屋村的馬氏,就是經營四堡雕版印刷業的兩大家族。鄒氏族語載:“吾鄉在乾隆肘,書業甚盛,致富者累相望”,各書坊“廣鐫古今遺編,布諸海內,錙銖所積,饒若素封”。子仁屋是一座明清住宅和書坊合二為一的典型建築,由天寶堂、務本堂、翰寶樓組成,始建於1809年,由鄒姓三兄弟建造,占地十畝,九廳十八井,有140多間房。上中下廳是公共活動場所,側廳和第一披廂房為住宅和生活區,第二披廂房及大門前側房為印書坊,後院為倉庫和雜物房。刊印書籍銷往贛、粵、浙、掛、蘇杭等地。
據史料記載,古鎮四堡雕版印刷業有南宋末年、明朝成化年間(1465年至1487年)、明朝萬曆八年(1580年)三種起源說。而何說為準,尚待考證,但足已說明它的源遠流長。經歷數百年發展,在乾隆、嘉慶、道光三代進入鼎盛時期g印坊柿比,書樓林立,世代相傳大書屋至少百家,中小書坊星羅棋布。當地書商達數百之多,有定點經銷,有流動販賣。外地書商也絡繹不絕前來批售,使古鎮四堡刊印書籍“壟斷江南、行銷全國、遠播海外”。後隨印刷業的工藝革新和發展,逐漸式微,至清末民初已被排擠而無立錐之地。

鼎盛時期的古鎮

四堡印刷業所以能夠穩步發展而成為全國印刷業的重點基地之一,主要原因是:1、清初康、乾時代重視知識,崇尚文學,積極整理、編纂了大量古籍,為四堡的印刷業提供了有源之水,長流不斷的良好前提條件;2、四堡地域寬廣,物產豐富,印刷所需的基本原材料,如紙張、墨煙、梨、棗等木材,境內均有出產,為它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3、落第文人的走投無路,捲入到這一行業,不僅提供了充裕的人力,而且對提高產品的質量,贏得知識界的信譽,擴大其外銷量,從而刺激當地印刷業的高速發展。4、華僑經濟的源源不斷涌回故鄉,為四堡印刷業的發展,從另一條渠道匯集了擴大再生產的資金來源。
四堡的印刷業,經歷了明萬曆至清康熙一百五十多年的草創和發展後,便進入乾隆、嘉慶和道光三代一百一十多年的鼎盛時期。在這期間,印刷業遍及霧閣與馬屋兩大村莊,尤以霧閣為甚。據了解嚴屋也有過一家,但規模小,時間短,已難查考了。當時四堡比較著名的書坊,霧閣有碧清堂,文海樓、文香閣、翰寶樓、五經堂、崇文樓、寄傲山戶、素位堂(後分出素位山房)、萃芸樓、梅中昌、種梅山房、本立堂、以文閣……等二十餘家;馬屋有林蘭堂、萬竹樓、翼經堂、德文堂等數家。它們都是當時赫赫有名的大書坊。這些書坊,據霧閣的資料所知,均是一個個小家族祖輩相傳的家庭作坊,他們三、四、五代人同居共爨,男女老少,按體力強弱進行周密的組織分工,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投入到各個工序的緊張勞動中去。從版面設計、底本考據、書寫成形、校對詳核、刨制胚版、雕刻印版到裁紙、調墨、印刷、折頁、分冊、裝訂、榨書、切光、緗絹封脊、訂線、貼簽、包裝、打捆等二十多道工序到最後發運、布點聯絡等,均有專人負責。
四堡書版來源,除一部分從外地購進或在別處請人鏤版外,大部分在當地刊刻。工匠,有從外地僱請來的;也有當地專事刻版生涯的師傅;有的書坊主人自己就是刊刻專家。所以新書定稿一成,即能付梓。如霧閣著名學者鄒梧岡(聖脈)當時增補的《幼學故事瓊林》及所撰的《書經備旨》、《易經備旨》、《書畫同珍》、《繪像妥注》和農村日常雜字的四言韻句《人家日用》,鄒克襄(聖脈之孫)所輯著的《酬世錦囊》;鄒廷忠的《詩林尤雅》,鄒餛國所著《讀史約篇》及闡發程、朱理學的論著與一些詩詞、短篇筆記小說等,稿成即能刊版出書。因此,四堡雕版隨著時間的推移,越積越多,種類愈來愈豐富,真是琳琅滿目,包羅萬象。刊版除農村幼兒啟蒙讀物的《人家日用》、《三字經》、《弟子規》、《增廣賢文》、《幼學故事瓊林》、《千家詩》、《唐詩三百首》和《四書集注》等普通書籍外,《康熙字典》、《說文解字》、《佩文韻府》、《楚辭》、十三經、二十四史、諸子百家以及王、楊、盧、駱、鮑、謝、李、杜、元、白、韓、柳、歐、蘇等歷代名家詩、文集,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歷代文學評論、醫藥、曆法,乃至巫卜星相、堪輿諸書,均有刊本,有些禁書如《繡像金瓶梅》,據傳就在四堡刊印過,時間當在清代乾隆前後。
《金瓶梅》一書,歷代均把它列為“誨淫”的穢書加以禁錮,既禁止看,更禁止刊印發行,這是無容置疑的。因此,要在京、津、蘇、杭等地刊印《繡像金瓶梅》確非易事,只有四堡這個遠離政治中心的山區印刷地刊行,可能性才是比較大的。所以,對《繡像金瓶梅》一書曾在四堡刊行,是很有可能的。
至於版本問題,經、史、子、集諸書,均屬善本。不僅紙張質地好,裝帙考究,字形秀麗清晰,而且書頁天頭高大,便於讀者批註,所以很受各地歡迎。儘管價格昂貴,銷路依然很廣,故有“壟斷江南,行銷全國”之說。當時江西許灣書商就曾派專人來四堡坐地採購轉運,並曾向霧閣印刷業家商讓了一塊地皮,建成採購轉運人員的住所,長期居住下來,購買大批書籍轉運到江西各地販賣。其房屋就建在霧閣村口,去長汀與清流、寧化的古驛道分岔處,地名羊坑尾(即現在四堡中學西南側,糧站前面的公路以西),後來,許灣書商深感長期作為四堡書坊的推銷人,很不合算,贏利總是有限,不如自己回去開辦書坊,於是許灣書商便在四堡購走了部分舊刻版回去,並以四堡刻本作為依據,逐漸搞起了自己的印刷業,從此就不再來四堡採購書籍了。其房屋也就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倒塌,成了一塊平地廢墟。
四堡的書籍,除外地客商直接前來採購外,自己經年屢月連續不斷地往外發運。其發行路線有三:北線、西線和南線。因其地處汀、連、清、寧四縣結合部,其北至清流、寧化,西至長汀,南至連城。因此,書籍的發運路線,也是按這三條線路行進。在靠人力肩挑運輸或騾馬馱運的時代,日行不過七、八十華里至一百華里。但沿線路的城鎮都有四堡人的書店可供歇息並調劑貨源餘缺。這些沿途書店的開設者,原也是走鄉串村,深入館、院和士人之家推銷書籍的流動行商,經過一段時間熟悉後,才建立鋪面坐商經營。如此逐步往前四處延伸,愈行愈遠,散布到江南各省。當時,北線經清流入沙溪下閩江,或由寧化到建寧、泰寧進入江西豐城、臨川、南昌、樟樹、九江等地,再沿長江向上游進發到武漢、長沙和四川重慶、成都;下游抵安慶、蕪湖、南京、鎮江、無錫、蘇州和杭州。西線至長汀後,也分水、陸兩路。一路乘舟沿汀江南下入上杭、梅州、潮州、汕頭,經海運入珠江,進廣州,散入粵西南各地。或沿珠江而上溯至廣西梧州、貴縣、靈山、橫縣、南寧、桂林、柳州、百色直抵貴州、雲南各地,入越南北方諸縣城。或於潮州陸路轉入粵東各地。一路由長汀陸路向西入贛南和湘南諸城鎮。南線至連城後,分東、南兩路。東路入永安經沙溪向南平、崇安、浦城、建陽、建甌各地進發,或沿閩江而下至福州,轉海上赴溫州及浙東南各縣,伸而入杭、嘉、湖,散於全浙。南路經朋口河入韓江至廣東,或陸路向龍巖、漳州、廈門、泉州等地伸展。總之,從四堡向北、向西、向南三線出發後,再分水、陸各支線往四周擴散、步步延伸,如網狀“葉脈一般”,分散到長江以南各省。因為各地都散布有四堡書商,為了互相溝通訊息或調劑貨源餘缺,彼此經常往來,所以這三條主線相互交錯進行,或進入水路後匯合而行,這也是常有的事。由於線路長,人、畜力運輸的運量小,所以終年都有大批人力奔波在這三大線上,像血液周流人體全身一樣,永不停息。
據初查,四堡的印刷業家和販售書籍的商家,在沿江、江南各省,均有他們的足跡和書肆。在四川、湖南有鄒龍泉、鄒丕煌、鄒齡軒;在武漢有鄒象古;在南昌、樟樹有鄒龍川、鄒龍岡、鄒子麟、鄒松軒、鄒大亨、鄒浩才、鄒海燕、鄒信徵;在贛州有鄒孔昌;在九江有鄒昭亭;在蘇州有鄒大貞、鄒藩臣、鄒龍泉、鄒齡軒;在杭州有鄒大亨、鄒藩臣;在溫州有鄒毅夫;在福州有鄒大亨;在崇安有鄒瑞軒、鄒象古、鄒泗軒、鄒鳴盛;在南平有鄒恆昌、鄒瑞軒;在永安有鄒仁聲、鄒揚豐;在泉州有鄒昆祖;在漳州有鄒朝元、鄒卓就、鄒良成;在汀州有鄒新城、鄒新橋、鄒恆舒弟兄叔侄,馬傳圖、馬德明、馬崇德;在上杭有馬傳圖兄弟;在廣東興寧有鄒葆初、馬炳芳;在潮州有鄒肇珂、鄒繼恆父子,鄒新城、鄒新橋兄弟;在嘉應州(今梅州)有鄒瑞軒、鄒丕彬、馬傳新;在翁源有馬傳恩、馬雲章;在廣州有鄒賓王、鄒立乾;在廣西南寧、桂林有鄒新橋、鄒恆鑒父子,鄒式煌、鄒式皋兄弟,鄒瑞軒、鄒松軒、鄒經軒、鄒立亮、鄒明鎮、鄒明輝;靈山有鄒元超、鄒殿賡、鄒殿梁父子兄弟,鄒新城、鄒新橋兄弟;橫州(橫縣)有鄒新祐、鄒恆振、鄒恆葆父子兄弟;在平馬有鄒上達、鄒恆煥父子;貴縣有鄒寧光、鄒新城、鄒恆聰、鄒森成、鄒洪熙、馬守望、馬鶴山、馬傳芳;百色有鄒遠昌、鄒清盛父子;平南有鄒秉儒、鄒耀光、鄒秉翰;振安有鄒上才;雲南昆明有鄒孔昌等。他們從行商售書到定居售書的整個過程,對傳播祖國文化立下了汗馬功勞;對提高當地人民的科學文化水平,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對交流和發展民族文化,起到了媒介作用;總之,對中華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他們是作出了一定的貢獻的。正如清代拔貢廷試第一特簡兵部武庫清吏七品京官余國琛,在嘉慶二十五年(1820)為霧閣三修《范陽鄒氏族譜》時撰寫的《序言》所說的:“予聞其鄉……儲古籍雕版,裝為緗帙,以應士大夫覓購者,不可勝計。此實有裨於文教,因而醞釀乎詩禮之氣,用能發越其英華。鄒氏之家聲,吾知其必大振矣。”余國琛的最後一句褒詞,自然成了泡影。因鹹豐、同治間,石印在上海出現後,四堡的雕版印刷業,便漸逐失去了競爭能力。於是,它從自己的高峰鼎盛期,開始沿著斜坡往下滑進了衰落期。

最早“著作權“

近年,“打擊盜版”、“保護知產權”之聲漸起,“著作權”意識也漸人民心。而在古鎮四堡,“著作權”這個現代的時髦辭彙,在當時早已有它的原始的萌芽。中國四堡雕版印刷展覽館內,一塊塊烏黑斑駁的木刻印板,層層疊疊,擺放在櫥窗里。“藏板所有,翻刻必究”、“本齋藏板,翻刻必究”的字樣,刻在印板上,清晰可見。據古鎮四堡老人回憶,“藏板所有”的族規,是經營四堡雕版印四堡雕版刷業的鄒氏、馬氏兩大家族制定,用以解決家族間作坊間因爭印暢銷圖書、爭雕板而引起的糾紛,而明晰著作權,保護著作權。族規也對開刻新板有許多限制:一般不許開刻已有的書板;各書坊間租借書板印書時,一切按原樣進行,不得另立標記,如有違反由族長出面干預。因此,當年,雕板價值極高,不僅因為雕板製作並非易事,更重要的是擁有雕版就意味著擁有金錢與財富E分配雕板,自然而然成為鄒氏、馬氏兩大家族分家的首位家產。為協調家族內各作坊間的正常生產運作,鄒、馬兩大家族還制定了一項族規,稱為“歲一刷新”。這是說,來年正月之前,各書坊須將明年出版銷售的所有圖書品種全部刷印出清樣,貼在各自書坊門牆上,以便正月初一各家各戶互相串門之際能了解各書坊的出書情況。如遇圖書品種重複,那么族長或有權威的長者就出面調節,避免重複。然後,各書坊方可正式安排當年的生產任務。“藏板所有”、“歲一刷新”的制定,既讓我們看到了古鎮四堡雕版印刷業鮮明的家族性特徵,也向我們展示了古鎮四堡雕版印刷業內部的古老運作的管理方式。

古鎮四堡古籍版本多

從殘存雕板、珍本古籍舊書及當地族譜資料考證,為適應不同層次讀者的需求,古鎮四堡刊印的書籍種類五花八門,內容無所不包,約有9大類900餘種。其中,有以兒童為對象的幼學啟蒙書《幼學故事瓊林》、《三字經》、《增廣賢文》等;有服務舉子應試的《行文資典》、《考卷問珍》、《增訂古文精言》等g有文人喜歡的《易經》、《詩經》、《論語》、《孟子》等經史子集,在文學圖書中,有古代詩詞及個人文集,也有人們日常娛樂消遣的小說、故事、戲劇等z有日常套用讀本、醫藥圖書,也有堪輿、占卡、星算之類的圖書。
在古鎮四堡版本古籍中,也有少見的珍品。
一是《繡像金瓶梅》。明朝成書問世的《金瓶梅》被列為禁書後,在京、漢、杭等地難以出版,而四堡出版了《繡像金瓶梅》,現存於吉林大學圖書館,是出版史上一件突出的大事。
二是《三國演義》、《水滸傳》合刊本,在同一書頁中以墨線分成上、下兩半,上半部刊《三國演義》,下半部刊《水滸傳》。此版本在印刷史上較為罕見。
三是《西廂記》,採用連史紙陶印,字為黑色,圈點用紅色,為古籍中少有精品。
四是《梁山伯與祝英台》字畫參半,每一書頁中上為圖畫,下為文字,圖文並茂,別出心裁。
五是被譽為全國名志之一的明朝李世熊著《寧化縣誌》。
六是一本以小著稱的線裝奇書《論語》(朱稟集注),長7厘米,寬5厘米,書頁上真正印字的部分僅長6厘米、寬4厘米,封面沒了,全書僅存《論語》卷六至卷十,共212頁;書中字最多的一頁達260多字,書的側標題上印有“四書全注·論下”、“八講”等字樣。這是中國四堡雕版印刷展覽館館長從當地農家找到的,書頁已被蟲姓蝕得斑斑點點。此書之小,是為了便於攜帶,如今日的袖珍字典,還是為古時科舉考試作弊所用?不得而知。

雕版印刷業的衰落

四堡雕版印刷業,從乾、嘉的鼎盛時期,鹹豐、同治時代便一步步地趨向衰落,最後被資本主義新生產方式的雄厚力量所徹底擠垮,正如鄉進士文林郎大挑直隸縣正堂鄒勵成給其侄孫鄒新城寫的家傳中所說:“吾鄉在乾、嘉時,書業甚盛,致富者累相望;至鹹、同以後,乃不振。間有起家者,多以節嗇積贏而致,然亦不及前人也。”
四堡雕版印刷業衰落的原因,概括起來有如下幾點:
1、近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先進的技術、設備湧入沿海城市,給內地雕版印刷業以致命的打擊。
隨著上海的逐步“繁榮”,一邊是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的勾結,對我國人民進行野蠻的經濟掠奪,使廣大勞動人民的苦難越陷越深;一邊是受外來影響,本國的近代工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產生了民族資產階級和新的產業大軍工人階級,以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資金、技術、設備高度集中的資本主義經營下的大機器生產,其產品的競爭能力,遠遠勝過內地家庭作坊式的生產成品,使雕版印刷的古籍銷售市場逐步縮小,最後,被價廉物美的現代化新產品所徹底代替。再加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聯合,造成政治上的長期混亂;經濟上對人民進行敲骨吸髓的殘酷榨取剝削,使廣大農村形成滿目瘡痍的蕭條局面,而城市卻出現畸形的發展。這樣,四堡的雕版印刷業,當然是難以逃脫它的衰落、崩潰以至消亡的厄運。這是中國人民遭受帝國主義蹂躪壓榨的一頁慘痛歷史。
2、山區交通運輸不便,引進大型新設備困難重重。同治間,石印在上海出現,四堡的雕版印刷業,開始感到了一股競爭的無形壓力,木版書籍的銷路開始下降,雖然一些有遠見的印刷業家,亦想試圖更新設備,但地處偏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四堡,談何容易!在技術、設備急劇更新的洪潮中,步履稍一蹣跚,就會遭到浪濤的席捲而消失在浩瀚的海洋中去。
3、四堡雕版印刷業屬於家庭作坊性質,資金分散,設備更新換代遇到不易克服的困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逐步在沿海城市確立後,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產力衝破了封建生產關係的桎梏而獲得解放,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決定了資金、設備、勞力逐步趨向相對集中,以利於提高產品在市場的競爭能力,而四堡的雕版印刷卻是屬於個體家庭作坊性質,因工具落後,手工操作,資金、勞力分散等因素的局限,要擴大規模,更新設備,走上機械化,首先遇到的就是資金不足,自然無法與資本主義的生產相匹敵,而退居被動受壓遭排擠的地位。
4、產品的內容和形式跟不上時代前進的步伐。鴉片戰爭以後,西方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思想,不斷地傳入中國,如嚴復翻譯的《天演論》等名作,在知識界影響很大,但四堡就無法立即刊刻成書發售。同時紙質及外形的裝潢等方面不如機械鉛印書籍時髦。特別是在產品起著質的變化飛躍階段,外形的新穎與陳舊便成了決勝的第二道大關。四堡的雕版印刷墨守成規,自然無法與新式鉛印書籍抗衡而敗北。雖然直到解放前夕,霧閣的鄒海成、馬屋的馬傳圖、馬崇德等家,還微量印刷若干種農村幼兒啟蒙讀物和農用曆書等,但已是強弩之末,行將熄滅的餘燼,再也無法燃起熊熊烈火了。這些曾經為傳播祖國燦爛文化效勞的雕版和古籍,終成一堆廢古董,擱在陳舊的書架上,徹底休息了。然而它畢竟為我國的印刷業發展史,寫下了輝煌的一頁。

地理位置

古鎮四堡的具體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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