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時期
喻育之，名喻義，字英才。出生於1889年12月31日（陰曆乙丑年臘月初九），湖北省黃陂人。幼時，在黃陂讀私塾。1902年來到武漢，就讀於漢口私立官話簡字學堂。1906年，喻育之考入北京江漢中學，學校里的教員多為博學有志之士，他們痛恨滿清政府對內欺壓百姓、對外喪權辱國的行徑，向學生介紹西方書刊，灌輸民主、自由思想。喻育之不僅學到了近代科學知識，也開拓了眼界和胸懷，萌生了救國救民，革舊圖新的思想。
清朝光緒年間，湖北總督張之洞銳意維新，致力圖強，除舊布新，力排眾議。在湖北興辦了湖北槍炮廠、漢陽鐵廠、布紗絲麻四局以及許多民用工業。在教育方面，創辦了文武學堂，文學堂有經心書院，武學堂有陸軍國小、陸軍中學，以後又創辦了陸軍測繪學堂。
這時，科舉廢除、挽救民族危亡的思想已形成一種社會思潮，喻育之決定棄文從武，於1910年，考入武昌湖北陸軍測繪學堂學習。
19世紀末，在日本和歐洲留學的知識分子，回國後，聯合軍界人士，秘密建立“日知會”等革命組織，到辛亥革命前夕，這些革命組織聯合歸併成為“文學社”，“共進社”。這時，正在陸軍測繪學堂學習的喻育之，除了學習三角（大地三角測量）地形、製圖、軍事等課程外，還偷閱了很多革命書刊，如《揚州十日》、《湖北學生界》等，以及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鐘》，後又進一步閱讀孫中山先生的一些講稿文章。開始對孫中山先生樹立了信仰。1910年，喻育之由同學王壽同學介紹，加入了“共進會”。在這期間，同學們經常在學校內秘密地、巧妙地傳遞革命信息，聯絡校外新軍代表，積極策划起義活動，逐漸形成聲勢浩大的暗涌的革命浪潮。
武昌起義前夕，“共進會”的成員在武昌湖北陸軍測繪學堂里，掀起了一場剪辮子風潮。一天，晚自習後，喻育之和李翊東準備了幾把剪刀，號召大家一起剪辮子。在當時，剪去辮子就意味著“背叛”清朝，有殺頭的危險，為了表示決心，大家決定先簽名，後動剪子。但是，誰先簽名呢？喻育之將一個銅製洗臉盆翻過來，沿盆的邊緣簽上自己的名字，接著大家也紛紛簽名，上百名同學辮子全部剪了。剪辮子風潮迅速波及到其他學堂和湖北新軍兵營，成為革命黨人矢志革命的標誌。正如孫中山先生宣告的“中國現今正處在一次偉大民族運動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
1911年10月9日，因孫武在漢口楚善里製造炸彈失事，清廷政府軍警進行大搜捕，革命機關遭到破壞，彭楚蕃、劉復基、楊洪勝三烈士慷慨就義。恐怖氣氛籠罩著武漢三鎮，城門關閉、交通斷絕，清兵繼續搜捕革命黨人，形勢非常危急，革命黨人被迫策劃提前起義。
10月10日清晨，測繪學堂的大門緊閉著，校門口有三十標旗兵巡邏監視。同學們偶爾在操場探望。十五協統王得勝（人稱大草包）大聲呵斥道：“此刻軍警正在捉拿‘革匪’，不與你們相干，你們好好讀書去吧！”同學們暗暗罵道：“真是一個大草包，身為協統，卻不知道我們都是革命黨人。”
傍晚，學校上自習時間，忽然聽到自工程八營方向傳來的槍聲。隨後，方興同學翻牆回到學校，手持兩把指揮刀，一把交給李翊東，傳令緊急集合，並大聲宣布：“今天是驅逐滿清的日子，大家隨我整隊出發，到楚望台領槍。”同學們個個精神振奮，身穿剛發下來的青呢制服，腳穿皮鞋，右臂用白布纏著，以作標誌。同學們來到楚望台，打開軍械庫，每人領得毛瑟快槍一支，子彈若干發。這時，各路起義士兵3000餘人聯合在一起，公推吳兆麟任總指揮，分三路向清廷湖廣督署進攻。測繪學堂同學擔任中和門至通湘門的守望任務，以防襲擊。時值深秋夜間，冷氣襲人，大家不顧飢餓寒冷，士氣十分高昂。在拉鋸式的陽夏戰爭中，測繪學堂的同學也參加了戰鬥。
辛亥起義取得勝利，武昌湖北咨議局前，豎起兩面十八星紅旗。
辛亥革命之後
辛亥起義後，在武昌成立湖北陸軍測量局，朱次璋任局長，喻育之等任科員。任職期間，喻育之深感學識不足，又參加湖北法律專科學校學習。
1914年5月，袁世凱廢除《臨時約法》，頒布了一套《新法》。1915年又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變中國為殖民地的“二十一條”。袁世凱復辟賣國的行為，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喻育之與測繪局的同事們一起寫文章，集會、遊行、呼籲一切愛國同胞，投入反袁護國鬥爭。軍閥頭子王占元獲悉下令：“捉拿激進分子喻育之。”喻育之被迫於1916年東渡日本。在日本東京私立日本大學讀書，後進孫中山先生和日本犬養毅合先生合辦的政法學校學習法律。在校期間，喻育之被推選為留日湖北同學會評議長，後又被推舉為會長。
1918年，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北洋軍閥段祺瑞簽訂《中日軍事協定》。段祺瑞的賣國行為，激起了留日學生的群起反對。當年，數千名留日學生在王兆榮（四川人，公費留學生，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學生）的帶領下，毅然回國，投入國內反日、反軍閥的鬥爭行列。留日學生回國後，在上海組織了“中國留日學生救國團”。喻育之任副團長。同時，創辦了《救國日報》，喻育之任總經理。當時，“留日學生救國團”向各界呼籲，捐款資助《救國日報》的經費。許多愛國人士慷慨解囊，其中贊助最多的是江蘇南通的愛國實業家張騫先生。《救國日報》在27個月中，先後出版800多期，銷售最多的是南洋印尼等地，喻育之常以“阮恆清”的筆名在報紙上發表文章。
《救國日報》問世不久，不僅日本人視之為中國青年愛國排日言論之總匯，也遭到英、法、美帝國主義的嫉恨。法國巡捕房無故抓走了總編輯溫立，並揚言要罰款、封閉報館。喻育之聞訊後，立即趕到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向孫中山先生匯報了情況。孫中山先生聽後非常氣憤，說道：“你們辦《救國日報》是為了救國，救國就要有勇氣，就是殺頭也不怕！”喻育之說：“殺頭我不怕，只怕封報館。封了報館，我們就失去了宣傳陣地。再說罰款，我們一時也拿不出錢來。”孫中山先生聽後，馬上拿出300塊銀元給喻育之，說道：“準備被他們罰款吧！我在這裡，沒有什麼可怕的，總編輯馬上會釋放出來”。第二天，溫立果然被釋放回來。以後，孫中山先生又幾次派人送錢支持《救國日報》。報社同仁無不感動。這是喻育之第一次見到孫中山先生。
1918年，喻育之以“留日學生救國團”和“全國學生理事會”會長名義與各愛國反帝團體聯合，積極活動，堅決反對日、英三次聯盟。一天，喻育之帶領上千名學生，在上海地方法院側面一塊空地上，進行宣傳演說活動，喻育之站在木凳上，慷慨激昂地高呼：“英、日兩次聯盟，中國所受之害，眾所周之。如大家坐視不理，則國家將亡。”一隊荷槍實彈的軍警趕來，驅趕集會民眾。這時，喻育之想到軍警多數是北方人，仍繼續講道：“北方的同胞們！你們也是中國人，國破家亡之際，你們理應支持我們的正義行動！”這些北方籍的軍警，許多是被迫來當兵的，聽到演說，有所感動，未過分阻擾。在場有許多中外記者採訪。學生們更是個個義憤填膺、熱血沸騰、高呼口號，強烈要求政府阻止英、日第三次聯盟。次日，英國倫敦《泰晤士報》登載訊息：“中國喻育之反對英、日聯盟的行動，引起英政府的重視，經提交國會討論，否決了三次聯盟。”為此，同輩們常以“泰晤士報者”稱呼喻育之。這一次行動，表明了中國知識分子由愛國，走向革命，他們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救國宏願。
1919年,《救國日報》在報紙中縫上，刊登了南洋兄弟菸草公司的廣告，一讀者來信說：“南洋公司的老闆簡照南兄弟已加入日本國籍，你們《救國日報》向來是主張救國抵制日貨的，為什麼為日本貨做廣告？”經報社調查屬實，立即將廣告撤除，並在原處換上“痛悟”二字。簡氏兄弟見報後，大為震驚。願以20萬元的代價仍換上他的廣告。對此，報社內部議論紛紛，有的主張將款收下，以解決報社經濟拮据問題。喻育之堅決反對。簡氏兄弟又請了一名大律師出面，到報社進行威脅。喻育之為了這事找到孫中山先生。孫中山先生肯定了報社的做法，並批評那位大律師。這是喻育之第二次見到孫中山先生。
1919年5月4日，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喻育之以全國學生聯合會理事長的身份，偕同上海一批學生、工人、商人代表去拜見孫中山先生。孫中山先生在接見時，勉勵大家“言必信，行必果”，堅持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的鬥爭，挽救中國。大家深受教育。
1920年底，喻育之化名阮恆清，再渡日本，足跡遍布長崎、大阪、名古屋、橫濱、東京等地，團結反日青年進行遊說，直到1921年返國。
1921年5月，孫中山先生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成立革命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主要目標是用武力打倒軍閥，統一中國，實現民主共和。同年，孫中山先生在韶關成立大本營，任命何成濬為軍事委員會委員，派他到粵軍許崇智部擔任前敵總指揮，進行東征。委任喻育之為前敵總指揮部軍法處處長。
喻育之和二七大罷工的領導人之一施洋（湖北省竹山縣人）都出生於1889年，所以互稱“庚兄”。他們都是學法律的。1922年，湖北工團聯合會成立，建立了28個工會組織，該會聘請施洋為法律顧問，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施洋對聯合會及下屬28個工會組織委託辦理的各種官司，一律盡義務，分文不取，連“車馬費”、“住宿費”都是自己掏腰包，而對一般有支付能力的委託人，施洋是要收取一定費用的。
1921年，喻育之返滬。施洋為了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積極參加和領導工人運動，成為軍閥吳佩孚的眼中釘。1922年9月22日，施洋為了逃避吳佩孚的追捕，來到上海，住在喻育之家裡，兩人暢談到深夜。施洋要求喻育之引他去拜見孫中山先生。當喻育之和施洋來到中山先生寓所時，受到孫中山先生和時任中山先生秘書宋慶齡的熱情接待。中山先生對施洋在湖北領導工人運動早有耳聞。經過一番交談，孫中山先生對這位三十多歲的青年律師，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連連稱讚他“人才難得。”喻育之提議介紹施洋加入國民黨，中山先生欣然同意。
1924年1月，孫中山先生在廣州，主持召開了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會上通過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宣言。確定了中山先生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從而把三民主義發展成為新三民主義。改組後的國民黨，開始由資產階級的政黨，改變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聯盟。這次大會標誌著革命統一戰線的形成。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喻育之時任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總幹事，積極籌辦廣州黃埔軍校招生工作。在此期間，他竭力促成和忠實地執行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並熱情接待共產黨人，誠懇地與他們共事，努力排除國民黨右派頑固分子的種種干擾。
在國共合作的條件下，為了發展革命武裝力量，孫中山先生任命潘正道為鄂西靖國軍總司令，並指派喻育之任潘正道的駐滬聯絡員。孫中山先生當面將潘正道的派令，交給喻育之並指示：“鄂西總司令工作不限於鄂西，可向川東發展，策動川軍出師，配合北伐作戰。”
喻育之於1925年由滬赴鄂西，路經武漢，會見老友董必武同志。董必武與赴鄂西的幾位同志早有聯繫，並協助他們入川，為北伐軍師長潘正道工作。在重慶，喻育之等創辦了《重慶時報》，由喻育之撰寫發刊詞，旨在鼓吹北伐，喚醒民眾。與由共產黨人肖楚女主編的《新蜀報》異曲同工，彼唱此和。
1926年，國民革命軍在廣東發動了北伐戰爭，潘正道聯絡川軍，由川東向武漢方向進軍，配合粵漢線北伐軍作戰。國民革命軍在北伐戰爭中驍勇善戰，勢如破竹，席捲湘鄂直趨武漢。喻育之在《重慶時報》主要報導北伐戰爭進展訊息，以宣傳革命，激勵士氣，喚起民眾。當時，沒有電台，不能及時了解前線，喻育之從蔣作賓先生處，借來幾張詳細軍事地圖，根據軍事發展趨勢和地形情況，自編“戰地來電”。國民革命軍攻克武漢後，喻育之和同志們乘船返漢，路經城陵磯時，碼頭兩岸已插上了國民革命軍旗幟。
北伐軍占領武漢以後，1927年1月，國民政府由廣州遷到武漢。各級黨政組織急待建立，急需大批人才，各級學校也需要黨義教員，湖北政府研究決定，分別成立黨務人員講習所、黨義研究所和文官養成所。文官養成所設在武昌（現武昌區人民法院西面鄉公祠舊址），其宗旨是為了培養地方行政人員。喻育之任事務主任兼教員，共產黨員董必武、李漢俊、詹大悲等，均在文官所任教員。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動政變；7月15日，汪精衛又在武漢叛變，大肆逮捕工人領袖和共產黨人。由於文官養成所是由國共兩黨合辦的，學生中不少是共產黨員，文官養成所被迫停辦。
1928年，喻育之赴南京任軍事委員會《革命軍日報》社長。
1930年，喻育之任湖北省黨部委員。1931年，接任湖北省財政廳廳長。那年，湖北遭受水災，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省政府財政收入受到影響。當時左右軍政大權的是徐源泉、夏斗寅等人，為了增加內戰經費，向省政府主席何成濬建議，由湖北省銀行發行5萬元的鈔票。這種鈔票既沒有硬幣儲備，又沒有物資作抵，實際上是一種騙局。必將導致貨幣貶值，物價上漲。喻育之得知對何成濬說：“過去湖北官錢局濫發鈔票，結果倒了票，人民受害，怨聲載道，我們再也不能做這樣的事了！”過了幾天，何成濬派省政府秘書勸說喻育之，說何主席執意要發行新鈔票，叫他不要再堅持。喻育之為了表示反對，向何成濬提出辭呈，結果鈔票未發行，喻育之因此事離職。1932年至1937年間，喻育之任湖北省國民會議選舉事務所總幹事。湖北省農村合作指導委員會委員。
1936年，武昌地方當局修建張之洞路時，將湖與祠隔開，喻育之倡義在祠堂門外，建起一座三門的柱石牌坊，與享堂組合，成為一個完整的建築群。堂內供奉辛亥首義犧牲的眾多烈士牌位，喻育之還向居正等人，以及海外人士募款。從此“三烈士祠”改稱“革命首義烈士祠”。
抗戰時期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了盧溝橋事變，日本悍然發動了侵華戰爭，揭開了我國全民抗戰的序幕。喻育之時任國民黨湖北省執行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主任委員是湖北省政府主席陳誠兼任，省黨部辦公一切黨務工作，都由喻育之全權處理。
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主要機構，由南京遷到武漢，武漢實際上成為全國的政治、軍事、文化中心。
1937年10月，在董必武同志的領導下，組織了以郭述申、陶鑄、錢瑛等為成員的中共湖北省委員會。為了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董必武、鄭位三同志會見了喻育之。會見時，董必武拿出中共湖北省委致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的公函。大意是：“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日寇鐵騎侵入我國國土，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關頭。全國各黨派及各界人士，都應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消除成見，團結一致，共赴國難。希望國民黨湖北省黨部也採取相應措施，以期團結抗日，爭取最後勝利。”喻育之看後，馬上答應，立即分函各地、縣黨部書記長，闡明國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致抗日。
1938年4月，國民政府通過了《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決定設立國民參政會。這是一個戰時民意諮詢機構，各黨派主要負責人和名流學者、工商界著名人士，都被選舉為參政員。中國共產黨員毛澤東、董必武、秦邦憲、吳玉章、林伯渠、陳紹禹、鄧穎超七人為參政員，喻育之也被選為一、二、三、四屆的國民參政員。
1938年7月7日，紀念抗戰一周年，喻育之親眼見到武漢三鎮為募集抗戰經費獻金的動人場景。這次愛國運動，是由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等發起的。從早到晚，人們川流不息地來到六個獻金台獻金。有的獻出金銀首飾，有的獻出大量鈔票，人力車夫獻出一天拉車所得的幾角錢。這一行動，顯示了中國人民熱血沸騰、同仇敵愾的精神。更堅定了抗戰必勝的信念。
在此期間，馮玉祥先生書贈喻育之一副對聯：“要想著收咱失地，別忘了還我河山。”
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於1939年2月在重慶舉行。這時中國在戰場上失利，日本首相近衛近麿發了聲明，以“建立東亞新秩序”等口號，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等投敵求和。這時，在國民黨內部，也有少數人對抗戰失去信心，中國面臨戰與和，存與亡的緊急關頭。會議期間，許多參政員都發表了不同想法的講話。董必武同志以湖北同鄉和老友關係，邀請湖北代表孔庚和喻育之，到重慶紅岩村八路軍辦事處吃飯。做了幾樣家常菜，清爽可口。董必武在席間，再次感謝他在武漢受到國民黨反動派軍警追捕時，喻育之的長兄喻鏡清將他藏匿在德興衣莊。日後，喻育之又找駕貨輪的袁祥福，將他安全轉移到上海的救命之恩。喻育之也回顧了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與共產黨人共事的情景。喻育之說：“蔣介石想一手遮天，搞一個黨、一個主義的獨裁政治，是不得人心的，國共兩黨只有團結一致，才能取得抗戰勝利！”。
1942年，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後，喻育之被委派到萬縣擔任國民參政會經濟建設策進會副主任。同時被推選為湖北旅川同鄉會會長。當時，湖北逃往萬縣的難民多達20多萬。喻育之在萬縣為這些難民做了安置工作。他還親自到萬縣監獄視察，對監獄管理制度以及囚犯生活等方面問題，提出了改進意見。在經濟工作方面，喻育之做了發展戰時生產、穩定物價等工作。
194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1946年春，喻育之摯婦攜雛，揚帆出蜀，日夜兼程，直趨武漢，轉赴黃陂。
深遭日寇蹂躪的黃陂縣，昔日繁華的城廓，如今成為碎瓦頹垣，一片荒榛斷梗的慘景。許多親友都向喻育之敘述日寇在黃陂所犯的慘絕人寰的罪行。喻育之獨自來到魯台山的“雙鳳亭”下，這裡當地人民稱此地為“枉死城”。目睹此景，喻育之痛感祖國瘡痍，立志為百姓竭盡心力。回到漢口家中，喻育之把他在家鄉蒐集到的日寇在王家莊犯下的滔天罪行，都一一記錄下來。
解放戰爭時期
抗戰勝利後，中國跨入一個新的階段。反對內戰、反對獨裁、渴望和平、渴望建設，已成為各階層人民民眾的共同意願。1948年秋，隨著解放戰爭的神速發展，要求和平已在武漢形成巨大的力量。
這時，權貴豪門預感到他們的末日來臨，紛紛外逃。在個人前途上，喻育之以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為重，謝絕了菲律賓好友戴愧生的邀請，毅然留下來，參加了武漢和平運動。1948年夏到1949年春，反內戰，爭和平，已成為一股潛流。各界愛國人士在武昌成立了“十人座談會”組織。其目的是積極發展和平運動，準備迎接解放。
在湖北省參議員中，有許多地方耆宿和愛國識時之士。在一次討論會上，提出了和平運動問題，引起了極大的震動。總攬華中軍政大權的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出於他擁李（宗仁）倒蔣的陰謀，對和平運動未加反對，而且表示贊成。大家抓住這個時機，於1949年1月16日，在湖北省參議會，成立“湖北省和平促進會”。參加人數一百餘人，通過了《宣言》和《章程》，選舉了李書城、張難先、喻育之等人為常務幹事。
為了適應時局的變化，更好地促進和平運動的發展，經過醞釀，組織了一個“武漢市民臨時救濟委員會”。委員會下設武昌、漢口、漢陽三個“執行處”。喻育之擔任漢口執行處秘書長。救濟會制訂了應變方案：（一）防破壞、反搬遷，迎接解放；（二）聯絡維持真空期間的治安；（三）預籌糧秣，以備急需；（四）做好解放軍進城的各項準備工作。
1949年5月16日上午，人民解放軍特派員劉澤民同志來到漢口執行處，喻育之親切地接待了他。他交給了救濟會一份由“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原軍區政治部”蓋章的，1949年5月16日於漢口本部簽發的“城特字第001號”命令。內容的開頭是：武漢面臨解放，本軍即進入城區，治安及一切公私財務，均須加意保護，刻已嚴密防範，恐不法之徒乘機混水摸魚，希望各公私機關保持鎮靜，聽候處理。並將本軍對新解放區城市策略予以公布。
救濟會接到命令和口號後，立即送往各報社發表，並趕寫標語在全市張貼。頓時全市市民沉浸在歡樂之中。互相稱慶的人們擁向街頭，鳴放鞭炮、敲鑼打鼓。在救濟會的旗幟引導下，人民民眾一起奔赴市郊劉家廟，熱烈歡迎人民解放軍進城。17日晨，進駐漢口的人民解放軍一部分渡江至武昌、漢陽。從此，武漢三鎮全部解放。
救濟會於17日撤銷。18日以原漢口執行處常委為主，組成有17名委員參加的“武漢市臨時治安委員會”。下設10個組，喻育之和陸德澤負責審查原救濟會漢口執行處，及臨時治安委員會的零星用帳。從5月18日起，一個星期內，臨時治安委員會在完成多項工作後，於5月24日撤銷。
解放之後
全國解放後，喻育之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
1952年6月，喻育之參與了中南軍政委員會民族事務委員會的工作，6月16日赴海南島協助海南成立民族區域自治政府。海南島居住著黎、苗、回兄弟民族。喻育之等同志到達海南後，在樂東縣召開了人民大會，正式成立樂東黎、苗族自治人民政府。喻育之與同志們一起深入到海南各縣調查情況，除了解放工農業生產情況外，還收集了很多當地的民歌民謠。以後，又分別成立了白沙、保亭、瓊中、東方四個自治縣人民政府。
在海南島工作了一年，喻育之於1953年返回武漢。在武漢開辦了少數民族宗教信仰文物展覽館，館內分設民族解放、大瑤山搜山剿匪、壯族土改後新氣象等館。喻育之任第三館的館長。喻育之與館內工作人員不分晝夜地工作，完成了組織上交給的各項工作任務。受到館內工作人員的尊敬。
1957年，喻育之被錯劃為“右派”。行政級從十二級降到十八級。每日上班，除了學習，寫交代材料以外，還參加糊火柴盒子、養兔子、包糖果、打掃清潔等勞動。
對此，喻育之從未有過怨言，他認為幹活可以活動筋骨，鍛鍊身體。在子女的分配問題上，他本著為國家培養人才，他們是屬於國家的。他時常給子女寫信，勸他們安心工作。
1978年，喻育之的“右派”問題得到徹底平反。喻育之任民革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民革湖北省委員會委員、顧問，政協武漢市委員會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參事、武漢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等重要職務。此時，喻育之已是八十高齡，他深感時間緊迫，回顧過去的崢嶸歲月。他開始撰寫《憶在武昌第一次見到孫中山先生》、《從和平運動到和平解放》、《國共合作和國民參政會》等十幾萬字回憶錄，為後人留下了一筆珍貴的歷史資料。此外，他還為彭楚烈士寫墓碑文，1991年10月10他參加了紀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的活動，為辛亥首義革命烈士陵園墓碑寫紀念碑文。每年他親自參加章開沅教授主辦的辛亥革命報告會，接待省內外記者來訪，為對台廣播寫稿件。為推動社會主義建設，宣傳黨的統戰政策，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做出了有益貢獻。喻育之平日以書為伍，以練字為樂。雖年已高齡，但仍耳不聾、眼不花，思路敏捷。他的長壽秘訣三字經是：“夙興飽，夜寐早，晨半飽，午餐好，晚飯少，看看報，常笑笑，莫煩惱，勤為寶，恆當要，忙得老，乃壽考。”在回顧過去的歲月時，喻育之沒有留下任何惆悵，他不計較個人錢財，兩袖清風；不覬覦高官和權位，只求盡力為民眾做事，這一切使他心底始終保持純淨。他平生以情恕人，以理律正，豁達開朗的性格，使他長壽。
1982年，喻育之為修復木蘭山題詞：“名勝古蹟今猶在，輝煌成果屬將軍。”1985年春，武昌黃鶴樓重建，這時，喻育之已是九十四的高齡的老人，他欣然地答應為黃鶴樓東匾題字：“楚天極目”。1986年，喻育之將自己珍藏多年的于右任、居正、李西屏等友人，為他書寫的對聯、詩、吊屏共八副字畫，捐獻給湖北省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讓這些珍品流傳後世。
1993年3月14日，參加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最後一位老人喻育之胸配“天下為公”的徽章，在漢口家中無疾而終，享年104歲。——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報導了喻育之去世的訊息稱：他是參加辛亥革命最後一位離世的老人。
2009年6月14日來自美國、加拿大、香港、廣州等地的後裔四十餘人，將喻育之先生的骨灰正式下葬，安放在武漢市武昌九峰革命烈士陵園。由小兒子喻一安撰寫了墓志銘：
三楚英才黃陂棲風辛亥首義德高望重
留學東瀛抗日先鋒投身五四反帝反封
追隨中山東路討賊執掌軍法屢建奇功
欣逢盛世題寫巨匾楚天極目黃鶴樓東
子孫繁茂五世其昌期頤百五無疾而終
清廉耿介兩袖清風頂禮膜拜大哉育公
鐫刻在大理石碑上，概述了喻育之先生光輝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