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中國著名語言學家、“漢語拼音之父”]](/img/2/954/nBnauM3XwYjM4IDMzIDO4IDN4QTMxkDN2QDOyQTNwAzMwIzLygzLxU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周有光[中國著名語言學家、“漢語拼音之父”]")
人物簡介
童年時期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生於江蘇常州青果巷，十歲時隨全家遷居蘇州，入當時初始興辦的新式學堂讀書。
1918年入常州高級中學（江蘇省立第五中學）預科，一年後正式升入中學，與後來同樣成為語言學家的呂叔湘同學。周有光讀中學的時候，學校有兩個特點，第一，當時提倡國語，可是沒有人講國語，老師教書都是用方言；第二，當時已經提倡白話文，老師也提倡，可上課學的都是古文，寫文章一定要寫古文，兒女給父母寫信一定要寫文言，寫白話文在那時是大不敬。但是有一位老師思想很新，經常宣傳白話文，對周有光接觸新的事物有很大的幫助。
從事金融
1923年，他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主修經濟，語言學。在大學讀書時，周有光積極參加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1933年4月30日，與張允和結婚。結婚後夫婦同往日本留學。因仰慕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周有光離開原本就讀的東京大學，轉考入京都大學，但河上肇在1933年1月就已經被逮捕入獄，周有光未能如願作成河上肇的學生。
1935年放棄日本的學業返回上海，任教光華大學，在上海銀行有兼職，參加了反日救國會（章乃器小組），女兒小禾出生。
抗日戰爭爆發後，帶全家逃難到四川，先在新華銀行任職，後調入國民政府經濟部農本局任重慶辦事處副主任，主管四川省合作金庫。
1945年抗戰勝利復回新華銀行工作，先後被派駐紐約，倫敦。工作之餘，利用業餘時間讀書，學習。
1946年，周有光被新華銀行派往歐洲工作，在那裡，他發現歐洲人對字母學很重視，於是買了許多字母學的書自學。
1949年解放軍攻占上海後回國，任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和上海財經學院教授，並在上海新華銀行、中國人民銀行華東區行兼職。
專修語言
1954年，因為之前已發表、出版過一些關於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論文和書籍，周有光被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邀請擔任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委員。
1955年10月，到北京參加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會後被留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參加制訂漢語拼音方案，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研究員、第一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放棄了在上海的經濟學教學工作。這一變動無意中幫助周有光躲過了1957年開始的，在上海以經濟學界為重點的“反右運動”。
1958年開始在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講授漢字改革課程，講義《漢字改革概論》於1961年出版。
1958年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漢語拼音方案決議，同年，漢語拼音成為全國國小的必修課。周有光在北京大學等高校講授漢字改革課程，其講義《漢字改革概論》系統、全面地總結了三百餘年漢語拼音字母的演進史和中國人自創拼音字母的歷程。
1969年被下放到寧夏平羅“五七幹校”勞動，勞動之餘，憑藉帶去的各種語言版的《毛主席語錄》開始比較文字研究。
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周有光與其他老年知識分子被放回家。
退休生涯
1979年4月國際標準化組織在華沙召開文獻技術會議。周有光在會上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言，提議採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
1980年開始，成為翻譯《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的中美聯合編審委員會和顧問委員會中方三委員之一，另兩位委員是劉尊棋和錢偉長院士。
1982年國際標準化組織通過國際投票，認定《漢語拼音方案》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ISO7098）。
1984年遷至北京朝內後拐棒胡同。任中美聯合編審和顧問委員會中方三委員之一，出版中譯本《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和國際中文版《不列顛百科全書》。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委委員，《漢語大詞典》學術顧問。
2006年1月13日，周有光年滿一百歲。周有光生於清朝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經歷了滿清政府、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共產黨政府四個時期，故被友人戲稱為“四朝元老”。1月10日他生日三天前，中國教育部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為他舉辦了“慶賀周有光先生百齡華誕座談會”。
2005年，100歲的周有光出版了《百歲新稿》，2010年，又出版了《朝聞道集》，2011年，他出版了《拾貝集》。但由於出版物語言較為偏激，故而周有光百歲以後的多部作品被列為禁書。其作品及平時言論中表現出對中國共產黨的不滿，認為共產黨早已偏離民主的道路。
人物逝世
2017年1月14日，中國著名語言學家、“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歲。人物去世
2017年1月14日，中國著名語言學家、“中國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
家庭簡介
周有光的夫人是張允和（1909年7月25日—2002年8月14日），崑曲研究家。張允和的曾祖父張樹聲為晚清高官，父親張武齡是民國初年的富商，熱心投資教育；張允和有六個兄弟、三個姊妹。四個姐妹中，大姐張元和嫁給崑曲名家顧傳玠，二姐張允和即為周有光的夫人，三姐張兆和的丈夫是作家沈從文，四妹張充和嫁給德裔美籍漢學家傅漢思（Hans H. Frankel）。張允和與她的三個姐妹同為上海中國公學的第一批預科女學生。早在1925年，由於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與張允和同學，兩家的兄弟姊妹們便已相互認識。1928年周有光、張允和同在上海讀書時，交為朋友。1932年上海發生戰亂，為了安全起見，張允和借讀於杭州之江大學，適時周有光任教於杭州民眾教育學院，兩人開始自由戀愛。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張允和結為夫妻。結婚整1年時，他們有了第一個孩子——兒子曉平，1935年又有了女兒小禾。1941年全家在重慶避難，女兒小禾患盲腸炎夭折。1959年，孫女周和慶出生。1993年重孫出生，取名周安迪。
學術體系
文化學
周有光認為現代是雙文化時代。他把文化分成兩個層次：地區傳統文化和國際現代文化。並且描述了人類文化發展步驟的三個主要方面：一、經濟方面，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到信息化；二、政治方面，從神權政治到君權政治到民權政治，簡單地說，就是從專制到民主；三、思維方面，從神學思維到玄學思維到科學思維。
語言文字學
一、周有光認為信息化時代的語言生活有兩件突出的事情：一件是利用電子計算機用於處理語言文字，並發展為信息網路；另一件是國際共同語的發展。已開發國家的目標是推進信息化，開發中國家的目標是追趕工業化和信息化。
二、周有光把語文現代化和語言學掛鈎，推動中國語文現代化的健康發展。
三、周有光提出了“漢語拼音三原則”：口語化、音素化和拉丁化。口語化：拼寫規範化的國語。音素化：按照音素（音位）拼寫音節。拉丁化：採用國際通用的拉丁字母。
四、周有光研究了現代漢語用字的定量問題，提出了漢字分級定量的思想，即定量，定形，定音，定序。
五、周有光提出了文字的三相分類法。即：1、符號形式，2、語言段落，3、表達方法。其具體內容如下：
| （符號形式） | （語言段落） | （表達方法） | （簡稱） |
| 圖符 | 篇章或章節 | 表形 | 表形文字 |
| 圖符或字元 | 章節或語句 | 表形兼表意 | 形意文字 |
| 字元 | 語詞 | 表意 | 表意文字 |
| 字元或字母 | 語詞或音節 | 表意兼表音 | 意音文字 |
| 字母 | 音節或音素 | 表音 | 表音文字 |
| 音節字母 | 音節 | 表音 | 音節文字 |
| 輔音字母 | 音節或音素 | 表音 | 輔音文字 |
| 音素字母 | 音素 | 表音 | 音素文字 |
成就貢獻
漢語拼音方案
周有光1955年，周有光提出普及國語的兩項標準：全國漢族學校以國語為校園語言，全國公共活動以國語為交際媒介，並提出漢語拼音方案三原則：拉丁化、音素化、口語化。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1979年-1982年，周有光出席國際標準化組織會議，促成國際投票通過漢語拼音方案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ISO7098）。之後，周有光繼續研究以詞語為單位的拼音正詞法，形成《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1988年公布。他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主編《漢語拼音辭彙》，成為電腦中文詞庫基礎。
語文的現代化
1961年出版《漢字改革概論》，對語言學和文字學提出了許多新問題，如詞的結構問題、同音字和同音詞問題、簡化和繁化問題等，擴大了語言學和文字學的研究範圍。
文字發展規律
周有光提出了“文字三相分類法”（符形、語段、表達法），並把漢字的傳播歷史分為“學習、借用、仿造、創造”四個階段，對漢字文字學的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
個人榮譽
周有光著作周有光在2007年10月31日獲得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獎的特等獎。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獎為全國性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較高規格的獎勵。
主要著作
| 書名 | 詳細信息 |
| 《中國拼音文字研究》 | 上海東方書店1952年第1版，1953年第6版。 |
| 《字母的故事》 | 上海東方書店1954年第1版。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修訂版。 |
| 《拼音字母基礎知識》 | 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第1版。 |
| 《漢字改革概論》 | 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年第1版，1964年修訂第2版，1979年第3版，香港爾雅社1978年修訂本；“日本羅馬字社”1985年日文翻譯版，譯者橘田廣國。 |
| 《電報拼音化》 | 文字改革出版社1965年第1版。 |
| 《漢語手指字母論集》 | 文字改革出版社1965年第1版。 |
| 《拼音化問題》 | 文字改革出版社，1980年第1版。 |
| 《漢字聲旁讀音便查》 |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 |
| 《語文風雲》 | 文字改革出版社，1981年第1版。 |
| 《中國語文的現代化》 |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版。 |
| 《世界字母簡史》 |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版。越南有潘文閣教授譯本。 |
| 《漢語拼音辭彙》 | 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初稿本，1964年增訂版，語文出版社，1989年重編本。 |
| 《語文閒談》 | （初編上下）1995年第1版，1997年第2版；（續編上下）1997年第1版，（三編上下）2000年第1版，北京三聯書店。 |
| 《新中國的金融問題》 | 香港經濟導報社1949年第1版。 |
| 《資本的原始積累》 | 華東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
| 《文化暢想曲》 | 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1版。 |
| 《世界文字發展史》 |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版。 |
| 《中國語文的時代演進》 | 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版。 |
| 《比較文字學初探》 | 語文出版社，1998年第1版。 |
| 《新時代的新語文》 | 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第1版。 |
| 《人類文字淺說》 | 語文出版社2000年第1版。 |
| 《多情人不老》 | 張允和、周有光合著，“雙葉集叢書”，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1版。 |
| 《漢字和文化問題》 | 遼寧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日本有竹中憲一教授譯本。 |
| 《現代文化的衝擊波》 | 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第1版。 |
| 《周有光語文論集》 | 共4冊，上海文化出版社。 |
| 《周有光髦耋文存》 | 北京三聯書店。 |
| 《周有光百歲新稿》 | 新知三聯書店。 |
| 《漢語拼音 文化津梁》 | 三聯書店，2007年9月 |
| 《朝聞道集》 |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年3月版。（作者104歲新著） |
| 《文化學叢談》 | 語文出版社 2011年1月版。 |
人物語錄
1、學而不思則盲，思而不學則聾。
2、只有清算過去，方能開創未來，華夏文化任重道遠。
3、21世紀人的座右銘是：了解過去，開創未來，歷史進退，匹夫有責。
4、迷信時代要過去了，盲從時代要過去了，現在是獨立思考、擇善而從、不拘一格、奮力求進的“與時俱進”時代了。
生活軼事
拼音之父
周有光周有光107歲了，這位長壽的語言學家出版了雜文集《朝聞道集》。數字在年輪上的疊加並未使這位文化老人不堪重負，反而因寬仁的心態而愈顯睿智，筋骨亦保持著令人驚訝的健康。
一個春日普通的上午，他穿著菸灰色開身毛線衣坐在小書房的書桌前，用他的電腦打字機寫文章。“我沒有事情做嘛，沒有客人來就看書，看了有趣味的東西我就寫點文章。《群言》雜誌是20多年前胡愈之先生創辦的，創辦時找了20個人寫文章，現在19個人都死了，只剩我一個了。”他笑著說，“上帝糊塗，把我忘掉了。”他還每月給《群言》寫一篇文章。2010年2月號上，他寫的是《漫談台灣的語文改革》。
周有光生於清朝光緒年間，一生中經歷了晚清、北洋、國民黨政府和新中國四個時期，有人戲稱他是“四朝元老”。
他還有個“周百科”的雅稱，但他擺擺手說：“那是沈從文開玩笑講的。一個人應當知識面廣一點，不過我還不行。”
在教育部和原國家語委舉辦的“慶賀周有光先生百齡華誕座談會”上，這位百歲老人在致謝辭中同樣表現出老一代知識分子的謙遜儒雅，他說：“我對語言學始終沒有走進大門，實在慚愧！語言學有三個核心部門，語音學、辭彙學和語法學，我都沒有走進大門。我搞一點語文現代化工作，只是摸著語言學的一點邊邊而已。所以我再三對人說，不要稱我為語言學家，我至多是一個語文工作者。”
他喜歡孫女小時候對他的調侃：“爺爺，你虧了，你搞經濟半途而廢，你搞語文半路出家，兩個半圓，合起來是一個‘〇’！”他幽默地自嘲：“一點不錯，我就是這么一回事。”
仿佛覺得不該笑得這么開心似的，他一笑就用手擋在嘴前，那樣子愈發有種頑童般的稚氣。
指明方向
常州青果巷是個神奇的地方，從那裡走出了三位語言學家：瞿秋白、趙元任、周有光。
對周有光來說，1955年是人生的轉折點。那年10月，時任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的周有光受邀來京參加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會議結束後，文改會的領導對他說：“你不要回去了，留在文改會工作吧。”“我不行，我業餘搞文字研究，是外行。”周說。“這是一項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面對這樣的盛情，本就對語言學有興趣的周有光懷著一份樸素的熱情，“哪裡需要就到哪裡去”，一頭扎進語言學研究領域。
“‘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有一百年歷史，是中國從一個古老的封建國家變成一個現代國家必須走的道路，所以當時這個會議非常重要。”回憶當時的時代背景，老人侃侃而談。
作為漢語拼音方案的主要創製人之一，周有光提出口語化、音素化、拉丁化的基本原則，得到了語言學家們的認同。
1958年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漢語拼音方案決議，同年，漢語拼音成為全國國小的必修課。周有光在北京大學等高校講授漢字改革課程，其講義《漢字改革概論》系統、全面地總結了三百餘年漢語拼音字母的演進史和中國人自創拼音字母的歷程。
1979年，周有光代表中國出席國際標準化組織在華沙舉行的會議，提出採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的議案。1982年ISO/TC46用通信投票的方式通過了中國的議案，從此，《漢語拼音方案》成為羅馬字母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
1955年之前，周有光的身份是上海復旦大學、上海財經學院經濟學教授。再往前追溯，1923年，他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主修經濟。語言學對他，是“右手累了，改用左手”的那隻左手，“當我看書看得疲倦了的時候，改看語言學的書有重振精神的作用，好像右手累了，改用左手，可以使右手休息似的。”
周有光讀中學的時候，“有一位老師思想很新，常對我們宣傳白話文。‘五四’運動之前，中國的民眾已經慢慢開始接受一些現代化的思想。”回憶起自己的中學時代，老人覺得許多事今天講來很有趣味，“我上學的時候有兩個特點，第一呢，當時提倡國語，可是沒有人講國語，老師教書都是用方言；第二，當時已經提倡白話文，老師也提倡，可上課學的都是古文，寫文章一定要寫古文，兒女給父母寫信一定要寫文言，寫白話文在那時是大不敬。”在大學讀書時，周有光積極參加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
1946年，周有光被新華銀行派往歐洲工作，在那裡，他發現歐洲人對字母學很重視，於是買了許多字母學的書自學，“想不到隔了許多年後還有用處”。
讀大學時，周有光就發表過關於文法的文章，他自稱“那是很幼稚的”，而其後在關於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改進意見，還介紹了世界各國的文字。“在當時看來，這些是新東西。因為這個緣故，他們叫我到文改會來工作。”老人從書架取下一本薄薄的小冊子，“新中國成立後，文字改革的爭論集中在是用民族形式的字母還是用羅馬字母。我就根據我所了解的寫了本小書，叫做《字母的故事》，想不到影響很大。中國從來沒有人介紹字母學，我從歷史角度闡述這個問題，人家覺得很新奇。”
和我們這些因使用電腦而常提筆忘字的“年輕人”一樣，年邁的周先生也笑著“抱怨”：“20多年不寫字，我的書法退化，不會寫字了。”但他喜滋滋地說，“打字機方便得不得了，打拚音就可以出來漢字。”早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一家公司根據周有光提出的“從拼音到漢字自動變換不用編碼”的構想研製出電腦文字處理機，給周試用。自此，老先生於80高齡率先“換筆”，打字、處理材料、編輯書稿均藉助這台機器完成。老伴張允和參與編輯家族內刊《水》，周先生不僅教會了80多歲的老伴使用電腦打字機，還親自排版，並風趣地說自己甘做“義工”。
周有光曾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失去了一個大眾化的打字機時代。現在，來到了計算機時代。如果輸入漢字必須經過記憶編碼的特別訓練，不能像外國字母那樣方便，那么，中國計算機也只能由專業者使用，不能成為大眾化的語詞處理機。我們在失去一個大眾化的打字機時代以後，不能再失去一個大眾化的語詞處理機時代。”北京大學教授蘇培成如此評價周先生這種科學的預見性：“在今天，絕大多數人使用中文電腦時用的都是拼音轉換法。感謝周先生給我們指明了中文輸入的光明大道，使我們加快了進入中文信息處理時代的步伐。”
“可以說是拼音推廣了手機，手機推廣了拼音。以前很多人反對拼音，現在沒有人反對了。隨著國際往來大大增加，拼音變成文化往來的橋樑了，發揮了大的作用。”說到漢語拼音在社會生活中發揮的作用，周有光笑得合不攏嘴。
有人說，周有光的“半路出家”使中國多了一個語言學家，少了一個經濟學家。而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如今既藏有經濟學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語言學家周有光的著作。兩個半圓相接，形成的是一個完美的圓！
一生有情
張允和與周有光在老人背後的牆上，掛著那幅他與夫人花叢伴讀的照片。照片上，儘管兩位老人都花白了頭髮，卻自有一種儒雅和美的氣韻。周有光習慣稱夫人張允和為“我的老伴”。
葉聖陶曾說：“九如巷張家的四個才女，誰娶了她們都會幸福一輩子。”周有光就是幸福者之一吧。
在2008年出版的《周有光百歲口述》中，有相當篇幅寫他與張允和“流水式”戀愛的始末。1925年暑假，周有光因九妹的關係而與張允和結識，當時，容貌秀麗的張允和就讀於上海吳淞中國公學，擔任女學生會主席。周常找藉口去看她，但張總是躲，因此而得“溫柔的防浪石堤”的綽號。終於有一天，周有光的“浪頭”衝破了張允和的“石堤”，他們一起去江邊散步。為了緩和緊張氣氛，周有光拿出一本英文小書，上面有莎士比亞那句名言：“我要在你的一吻中洗清我的罪惡。”
經過長達8年的愛情長跑，周有光與張允和於1933年結為伉儷。作為連襟，沈從文特地在張、周二人的結婚照背面寫下“張家二姐作新娘，從文”幾個字。
張允和這位氣質典雅的大家閨秀，上世紀50年代被人教社聘去編歷史教科書，“三反五反”打“老虎”時被當作“大老虎”打回家做家庭婦女，於是潛心讀書，研究崑曲，輔助俞平伯創立了北京崑曲社。
1998年，國際教育基金會評選中國百對恩愛夫妻，周有光、張允和成為入選者中年齡最大的一對。“人家問我們，你們的生活為什麼能和諧呢？”周有光拿出白手帕，擦擦嘴角，笑眯眯地說：“古代講舉案齊眉，我們兩個上午喝茶、下午喝咖啡，都要碰碰杯子，我們叫舉杯齊眉。這個小動作好像是玩意兒，其實有道理，什麼道理呢？就是說夫婦不僅要有愛，還要有敬。要敬重對方，雙方才會和諧愉快。現在為什麼那么多人離婚啊，一些人結了婚就不尊重對方了，那么你不尊重我，我也不尊重你，就吵架離婚。家庭不愉快其實是很痛苦的。你下班回來，家庭愉快，就會得到很大安慰。”周、張二老跨越世紀的愛戀被晚輩戲稱“紅茶電腦兩老無猜”。
“我這裡故事很多，誰來開這個門，這門裡面就有故事，要是沒人開這個門，我自己就忘了。”講過去的事情，老人喜歡以“我有一個笑話”開頭。他講了個曹禺的故事。當時曹禺的衣服破了，冬天，耗子在夜裡跑到他棉袍的隔層里去了。他白天一穿：“怎么回事啊？怎么發抖啊？”他還以為自己在生病呢，其實是耗子在裡面動。
老人津津樂道於“門裡邊的故事”，其實他自己也有故事。有一次，一位編輯去拜訪，張允和講了個故事，周有光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聽。聽完故事，見客人興致高，周有光把小板凳往客人身邊挪了挪，說，我也給你講個故事吧。等他一開口，張允和和客人同時哈哈大笑，原來，之前張允和講的就是這個故事。這是因為耳朵不好，周有光自己鬧的笑話。
周有光的孫女周和慶出生時，周家是四代同堂，周和慶的兒子出生時，周家是“四代同球”。從小在爺爺奶奶身邊長大的周和慶記得自己在人生低谷中，爺爺給了她毫不打折的鼓勵和支持，也記得小時候犯錯時，爺爺不同尋常的懲罰方式：“我做錯事，爺爺曾經把我放到很高的書架頂上去反省。爸爸告訴我，他小時候也吃過爺爺這一招。”她永遠記著爺爺常常對她說的“人生就是一場馬拉松長跑，不要太在乎一時之長短”。
周有光家的客人總是特別多，各種年齡層次、各種文化背景的都有。給周家干女兒許宜春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上世紀50年代，到乾爹家吃飯的竟有右派朋友。而從周的書中我們看到，在大“右派”章乃器最落魄潦倒時，周照樣去登門探望。
華東師大中文系教授高家鶯至今珍藏著周有光1981年寫給他的一封信，那是針對他和范可育就完善《漢語拼音方案》提出建議的復函。“周先生當時已不贊成我們的建議，但信的開頭卻說，你們的意見是對的，我們當年也是提出這些建議的。這一下子消除了我們的顧慮，保護了我們的積極性。然後，周先生不厭其煩地說明不宜採取我們建議的八點理由，使我們不僅在這個有關漢語拼音的具體問題上心悅誠服，還深深為周先生調查思考之周到，對後輩教育、開導、愛護之良苦用心所感動。”
獨立思考
周有光小輩們都喜歡與周有光交談，別看他年紀一大把，但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他都知道：從中印關係的改善到中東局勢為什麼總是劍拔弩張；從巴以歷史紛爭到“9·11”本·拉登為什麼要撞毀世貿大廈；從後資本主義時代有什麼特徵到新加坡為何發展迅猛……可謂秀才不出門，盡知天下事。
周有光認為自己這個本事得益於在大學時學到的讀報法。“我讀的聖約翰大學是教會學校，我常去學校的閱覽室。有一次我在看報，一個年輕的英國老師把我和另兩個同學找出去，說跟我們聊聊天。他問，你們看報怎么看的？我們說看報就是看報，還能怎么看？他說不對，看報有方法。你每天看報要問自己三個問題：今天哪條新聞最重要？為什麼最重要？這條新聞的背景是什麼？假如你不知道，去查百科全書。我按照他的辦法來看報，知識很快發展。所以學問不一定是上課得來的，老師幾句話會對學生影響很大，我到現在每天看報還會這樣去問自己。”
作為第一批進洋學堂的學生，周有光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潮的洗禮。1923年，他考入中國最早的新式大學聖約翰大學。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聖約翰大學的華籍師生集體離校，自辦光華大學。同學們揮淚走出校門時的心情是“吾愛吾師，吾尤愛祖國”。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任何時代都要獨立思考，這也是我的老師教我的。人家問我，你對今天的教育有什麼建議，我說就是要提倡獨立思考，這一條非常重要。”
對周有光而言，思考是一種習慣。在寧夏平羅“五七”幹校時，他負責看守白菜窖，通過觀察，總結出了令人忍俊不禁卻是歷史真實的“白菜理論”。
北師大中文系教授王寧的評價精準地概括了周有光老人獨立思考的一生：“他堅持著冷靜的觀察，客觀地品評著是非。中國的語言文字問題是中國文化的晴雨表……在這種變幻莫測的風雲中，有人堅持己見脫離時代陷於保守，也有人失去理智貿然超前流於偏激，更有一些無恥之徒逐潮附勢成為牆頭的草。但是，只要順著時間順序看周有光先生的書和文，你會覺得，他在與時俱進地調整著自己的思想，從來沒有隨著潮流、跟著權勢東歪西倒……他在風雲變幻中贏得了追求真理的真誠。”
解放初期，陳毅任上海市長時，在一次座談會上，周有光以經濟學家的敏銳眼光，對當時共產黨一些不按經濟規律辦事的做法提出了意見和建議。
面對網路語言、新詞熱詞的湧現，許多人擔心把語文搞亂了，周有光一如既往地沉著：“新的東西還沒有成熟，你就批評它、壓制它，這不好。你讓它發展，發展到一定時候，它自己會調整的。假如它有生命力，那么就進入辭彙里去了，沒有生命力，自然就會被淘汰。”
周有光80歲以後，發表了一系列探討文化問題的文章，談到中國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關係時，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長期封閉，厚古薄今觀念根深蒂固，以為文化就是固有文化，東方與西方勢不兩立，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時代變了，這種認識需要改變。現在再談中國文化將統治21世紀是可笑的。統治21世紀的不是東方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世界共同的現代文化。”
有人稱喜喝咖啡、愛看好萊塢大片的周有光是“新潮老頭”，但老人並不喜歡“新潮”二字。他說：“我認為整個世界、整個人類、整個社會都是不斷進步的，在這進步中，新的東西就被人接受了。”記者問：“您是怎么保持年輕心態的？”他笑著說：“保持年輕是不可能的，老了怎么能年輕呢？人是要保持一個清醒的心態，腦子要清楚，不要糊塗。年輕人也有糊塗的呀，所以心態跟年齡沒有關係。”
生活態度
“97歲去體檢，醫生以為我寫錯了年齡，給我改成了79歲。”難怪醫生自作主張，周有光老人除了耳背眼花，其敏捷的思維和健康的體態與真實年齡形成的反差的確令人驚嘆。
2003年聖誕節，孫女回北京發現爺爺面色焦黃，便陪同到醫院看病，住進病房不到5分鐘，醫生就將一張“病危通知書”遞到她手上。“我怔在那裡，然而爺爺卻依照他的老習慣去檢查防火通道了。”及至被護士們架回來，老爺子還是平素那樣一臉微笑地說：“不要緊，不要緊，慢慢來。”經過一系列的檢查，結果並無大礙，但住在醫院裡的爺爺因其與97歲高齡不相符的健康體態而成了醫院一景，打水的、掃地的、送飯的，甚至左鄰右舍的病員都來看爺爺“好嫩的面相”。爺爺高興地說：“我是大熊貓，讓他們來看吧！”
五代單傳的周有光，年輕時患過肺結核、憂鬱症，結婚時算命先生說他只能活到35歲。
自從過了80歲生日，周有光便從頭開始計算年齡了。92歲時他收到小朋友寄來的賀卡，上邊寫著：祝12歲的老爺爺新春快樂！
1947年，周有光在美國與愛因斯坦有過兩次會面：“他非常隨便，穿的衣服都沒有我講究。”他對愛因斯坦的一段話記憶深刻：“一個人的一生到60歲為止，工作是13年，除了吃飯睡覺之外，業餘時間有17年。能不能成功，就看你怎么利用你的業餘時間。”
“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遇到難題，周有光就搬出古人的話來應對。他說：“遇到困難，你要找一個縫縫，從這個縫縫裡面可以走出去。‘文革’時，下放‘五七’幹校，只許帶一本書，可我帶了不同文字的《毛主席語錄》一共20本，開始做比較文字研究。”周有光八九十歲高齡仍著述頗豐，許多人感到奇怪，他解釋說：“其實我一早就開始研究了，材料早弄好了，就差整理了。”1969年被下放寧夏，許多人以為再也回不來了，非常憂愁。“我覺得很有趣味，假如不是‘文革’，寧夏這個地方我可能不會來。而且體力勞動竟把我的失眠治好了，所以看似不好的事也有好的一面。”周有光如是說。當時，65歲的周有光和71歲的教育家林漢達被派去看守高粱地，兩位老先生仰望星空，熱烈討論中國語文大眾化問題……他們高聲交談，好像對著幾萬株高粱在演講。當此情此景被定格在歷史的大背景下，一代知識分子的高遠追求以另一種表情存留於人們的記憶中，正像周有光老人喜歡說的，“很有趣味”。
周有光的學生、教育部語言文字套用研究所研究員馮志偉回憶說，1981年去探望周先生，一進門，地板就咯吱咯吱響起來。我們說，沒想到像周先生這樣世界知名的大語言學家住房條件這樣差。他笑著說：“如果地板不響，我怎么知道你們來了呢？”
上世紀50年代周有光調到北京工作後就住在位於沙灘的文改會宿舍了，那是民國時期給北京大學德國教授住的小洋房。“當時人家聽說我住在德國教授的洋房裡，以為一定是很好的，想不到這個房子破爛得不得了。”“房間陰暗，更顯得窗子明亮。書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門檻破爛，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歡迎老友來臨。臥室就是廚房，飲食方便。書櫥兼做菜櫥，菜有書香……使盡吃奶力氣，擠上電車，藉此鍛鍊筋骨。為打公用電話，出門半里，順便散步觀光……”周先生這首戲仿的《新陋室銘》樂觀豁達地描述了生活環境的窘迫，其健康智慧的生活態度躍然紙上。
如此看待世事，是否因一生順遂？事實上，一個世紀不可能沒有驚險和挫折，可貴的是他戰勝了恐懼和屈服。讀中學時家道中落，靠向姐姐的朋友借當支付學費得以讀完大學；抗戰期間，6歲女兒小禾去世；兩年後，兒子曉平中流彈險些喪命；他自己也於逃難途中經歷過炸彈在身邊爆炸的驚險……
2002年，老伴猝然離世。“她忽然離我而去，使我如臨霹靂，不知所措。有一天，我偶爾想起，青年時代讀書，有一位哲學家說，個體的死亡是群體進化的必要條件。我豁然開朗，這就是自然規律。”這是他的絕招，“想不通的時候，你拐個彎就通了啊。”
周老有“三不”：不立遺囑，不過生日，不過年節。還有“三自”：自食其力，自得其樂，自鳴得意。
“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的。”他講著講著便笑出聲來，如孩童般地樂不可支。
開闊眼界
學者周有光迎109歲壽辰 稱“要從世界看國家”
2014年1月12日，“大轉型時代與知識分子”座談會暨周有光先生109歲華誕慶祝會於神玉藝術館舉行。已經109歲高齡的周有光未能來到現場，他讓自己的兒子周曉平轉告大家，“我這一年過得很好，身體也很好，謝謝大家。”
儘管未能到場，周有光先生在視頻中對大家的關心表示了感謝，他說自己並沒什麼好說的，不妨重複一下，就是“要從世界看國家，不要從國家看世界”，他認為這會帶給人更開闊的眼光。
谷歌搜尋封面紀念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
谷歌搜尋封面這個特別的“谷歌塗鴉”是為了紀念“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誕辰112周年。
爭議觀點
時勢看法
周有光2009年周有光在接受英國廣播電台的專訪時表示，共產黨應退出中國舞台。中國將來必須放棄共產主義，“只要一天離不開共產主義，中國就無法擺脫黑暗”；他更指出中國若不能向自由民主和平過渡，將會有革命暴動，“那是遲早的事情”。“只要中國一天離不開共產主義，中國的前途就無法擺脫黑暗”。
對此中國青年報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主張不同的國家應該根據自身的歷史、文化和現實發展自己，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長期穩固，表明這個黨做到了始終不渝地將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致力於國家的發展與強大，順應時代潮流，不斷進行自我調整、自我完善和自我革新。
繁簡之爭
2009年周有光接受《社會科學報》採訪時認為“文字理應刪繁就簡”“簡化字始與甲骨文”；2010年中國教育部《通用規範漢字表》徵求意見稿時周有光認為“漢字是個無底洞，簡化漢字只能減不能增”。
而北京語言大學對外漢語教學中心的江新於2005年在德國美茵茨大學宣讀了研究論文《針對西方漢語學習者：認讀分流，多認少寫》證實了漢字學習與筆畫多少無關；2013年台灣作家在著作《漢字簡化得不償失》中認為“簡化的漢字與日語異曲同工”“簡化漢字使得現代人無法讀懂前人的文化，對中華文明是一種莫大的損失”。
著作權爭議
2011年4月周有光因為《周有光百歲口述》的著作權將兒子周曉平和媒體人李懷宇告上法庭，周有光稱周曉平與李懷宇簽署的協定沒有徵詢自己的意願，並認為該書的著作及由此書產生的所有權利包括報酬權等歸周有光享有。對此，李懷宇表示，對方一再公開在媒體上表達這種說法，是一種嚴重的誹謗，李懷宇將保留法律追究的權利。
評價歷史人物
2012年1月在香港《開放》雜誌上發表文章《百歲學者周有光談政治》，周有光對與他同一時代的名人進行評價，其中包括國外人物有馬克思、列寧、葉爾欽等，國內政治人物有陳獨秀、毛澤東、胡錦濤、朱鎔基等，科技文化人物有楊振寧、錢偉長、季羨林、胡適之等。但周有光只對葉爾欽、朱鎔基、胡適之三個人持完全肯定評價，其餘人完全否定評價，對毛澤東更是全盤否定甚至近乎謾罵。
美國作家史沫特萊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其他領袖人物，每一個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會歷史上的人物相提並論，但無人能夠比得上毛澤東。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也稱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發生的工業革命，80年代將找不到要改革的對象。
抨擊央視活動
2013年11月11日，周有光的一番話讓央視“漢字聽寫大會”再次陷入爭議。周有光說，即便以他的知識儲備，假如去考“漢字聽寫大會”，“一定考零分”。事實上，“漢字聽寫大會”一類比賽一直飽受“考題太偏”的抨擊，此種做法被認為偏離了當初普及漢字書寫的初衷。
對此，節目組認為，大學畢業5年後的成人測試正確率只有40%，用同樣的試卷到中學去測試，初二學生的正確率卻高達80%。可以因其更多人關注漢字、熱愛漢字的熱潮不退，繼而激發人們的學習、閱讀熱潮，傳承光輝燦爛的文化。
語言前景
2010年周有光發表《雙語言時代》文中詳細介紹了英語的起源及發展歷史，並認為英語是“世界共同語言”，應該實行“雙語言時代”。
而長春師範學院的高振友、鄒德文發表論文認為中華傳統文化確有其不妥之處，但是批判的目的是為了傳承而並非遺棄，雙語言的觀點對任何一方的文化都是一種毀壞。
人物評價
1969年-1972年周有光被激進分子稱為“反動學術權威”、“社會渣滓”。
1972年周有光被稱為是“沒有了用的”、“專家專家，專門在家”。
1985年在參與中美文化合作時，因為敬佩周有光的博學，他的連襟沈從文送他“周百科”的外號。
2006年周有光百歲壽辰上，復旦大學校長王生洪認為：“周有光是一百年來無數有志之士的精神象徵。”
2008年《晶報》稱周有光“敢講一般人不敢講的話”，具有“高明的處事哲學和積極達觀的心態”。
201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介紹周有光是“卓越的語言文字學家”、“具有……完美的人格品質”。
2010年梁文道在閱讀《朝聞道集》時認為周有光“明顯是有點開玩笑”、“像個每天自己當編輯一樣”。
2013年台灣作家彭小明則認為“周有光是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分子。”
2015年周有光110歲壽辰詩人邵燕祥說：“他是當代難得的智者、仁者和勇者。”
2015年東方早報發表文章稱：“周有光先生是一位通達、樂觀的中國知識分子。”
2015年中評網發表文章稱周有光具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歷史進退，匹夫有責”的情懷，以及寧靜淡泊，生活清貧簡樸，思想無比富有的生活態度。
2015年人民網發表文章稱周有光是一位通達、樂觀的中國知識分子.
2015年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蘇培成稱周有光“思考問題很清晰，敢於說真話、說實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