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墨故城遺址

即墨故城遺址

即墨故城又稱朱毛城、康王城。建於春秋時期,廢棄於隋開皇十六年。位於離平度市城區約30公里的古峴鎮大朱毛村一帶,因古墨水河得名即墨,曾為膠東國都,是齊國東部著名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現存即墨故城遺址系西漢膠東王城,地面有城牆遺存,分內城、外城。民國年間曾出土一窟古錢幣,1986年出土“燕明字刀幣”達28公斤,另有弩機、銅舫、劍、戈、刀、幣等。1984年,即墨故城遺址被青島市政府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1992年,山東省人民政府公布其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文物保護單位。

基本信息

相關歷史

即墨故城 即墨故城是春秋戰國時期齊邑。因城臨墨水,故曰即墨;後世因城設朱毛村,傳說因春秋末年齊夫朱毛曾居於此,又稱“朱毛城”。又因西漢時,這裡是膠東康王劉寄的都城,所以又有俗稱“康王城”。故城位於平度市古峴鎮大朱毛村一帶。《左傳》襄公六年(公元前567年):“十一月,齊侯滅萊”,乃建此城於原萊國之中,北依群山,南控芥莒。田齊置邑,封重臣為即墨大夫。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齊威王因左右對即墨大夫毀言日至,乃“使人視即墨”,見“田野辟,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知即墨大夫不事其左右以求譽,因“封之萬家”。齊滑王時,樂毅破齊70餘城,唯莒和即墨未下,田單走安平,守即墨,大擺火牛陣以即墨破燕軍,盡復齊之失地。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田單破燕”事件。楚漢戰爭中,項羽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都即墨。韓信破齊,齊將田既走膠東,曹參於此地擊殺之。漢設即墨縣,又迭為王國都城。

戰國時期,即墨已巍然屹立在齊國的東方,與西面的臨淄遙相對峙,並夸富饒。即墨大夫的輝煌業績,齊威王的驚人“一鳴”,使即墨之名昭彰天下;稍後,田單藉此一座孤城,巧用火牛陣大破燕軍,又進一步提高了即墨的知名度。秦一統天下,實行“郡縣制”,即墨始定為縣;然而這個新生事物在隨之而來的一場改朝換代的紛亂中似乎有些動搖。漢初,高祖劉邦的孫子劉熊渠被封到這裡稱“膠東王”。繼之,景帝劉啟的兒子劉徹、劉寄也被封遣於此。此後,劉姓的子孫先後有六七位王子在膠東王的封地里坐享榮華富貴,他們的權力籠罩著大半個山東半島。兼做著“國都”的即墨縣城,也成為膠東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王莽“新”了一陣,即墨被改名“即善”,但這個新名稱很快隨著新莽政權的垮台而被取締;當然,“即墨”的老名稱也隨著劉姓皇位的復辟而得以恢復。

公元596年,隋朝在政權得以穩固之後,開始步入建設時期,於是一度被前朝廢除的即墨縣得以恢復和重建。縣城從原址向東南方向大踏步地邁進了40多公里。這個新城址的確定,必是一位見識卓越者的抉擇,即使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也不失為一個非常優佳的方位:傍山可以放牧,近海利於漁鹽,西面千頃良田,左右河流縈繞,水質優良而且水源豐足。從此,這裡便出現了一座新的即墨城,並開始了新的歷史載荷,漫漫的歲月增長記錄著它的經歷,到2096年時,將是它飽經滄桑1500歲的紀念之年。

主要規模

即墨故城遺址即墨故城遺址

故城分內城及外城。外城南北長約5公里,東西寬約2.5公里。尚遺存城牆千餘米,城基寬約40餘米,高約5米,全為夯土板築。內城有金鑾殿、點將台、東西倉、貯貨灣、養魚池、梳妝樓等遺蹟。當時的運糧河(即今小沽河),通過東南城門洞 ,可直接駛入貯貨灣內,至今城牆缺口尚存。

即墨故城素有“朱毛城,臨淄土”之稱。傳說當年建城牆所有的磚瓦,都是人工從臨淄遞過來的。當地“二貞廟”、“洗心河”等類似孟姜女的傳說,反映了當時百姓不堪於苦役的心理。故城牆一帶常有文物出土,如銅鍅、弩機、戈、劍、刀幣、鐵錢範等。

主要景點

六曲山古墓群

即墨故城是歷史上不少朝代王、候的陪都和封地,是膠東名城,在一千多年的時間裡。前後共有八王、六侯、一相治此。這些王公貴族的墓群大多都建在距即墨故城十公里左右遠的六曲山脈上,形成了一個規模宏大、蔚偉 壯觀的古墓群--六曲山古墓群。 六曲山古墓群,東起龍虎山,西至窟窿山,蜿蜒近十五公里,分別在古峴、雲山、麻蘭鎮的十多個村的三十餘個山頭上,共有三百六十餘座,絕大部分為漢代墓,其中大型墓二十餘座,中型墓六十餘座,其餘為小型墓。其中最大的是西漢景帝之子康王的康王墳,墳頭之大,大于山丘,座落山頂,下部有排水洞,均用石頭砌成,其遺墟尚存,整個康王墳占地約二、三十畝,整體呈上窄下寬的“凸”字形,墳高四十餘米。通過實地考據,當年修築康王墳時將山頂夷為平地並深挖殯埋後再依山勢堆積而成的巨大山丘,其上部有一平整地塊,長約百米,寬約八十米。四周整齊,呈方形,有的已被農民種植時令農作物。墳頭座落山頂,土質堅硬結實,與自然山頭有很大不同,一座康王墳竟大于山丘,足見墳墓之大,地下寶物之豐厚。民間一直有“打開康王墳,山東不受貧”之說。

在康王墳山坡前,修有康陵寺,據當代村民講,康陵寺建於漢朝,距今兩千多年。乾隆四十年(公元一七七五年)重修,佛殿門前有壯觀的大匾,宏偉的大山門,有和尚撞鐘的鐘樓,有燒香火的香檀。分東西二廂,東廂住和尚,西廂住尼姑,分前後二殿,前殿三間,塑有四大天王,八大金剛像,惟妙惟肖.後殿五間,塑有西天活佛,十八羅漢,形象逼真。此廟興盛於世,聞名百里,前來降香祁福者眾。可惜在一九四一年被土頑李德元部拆毀。

六曲山古墓群在1978年被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又被國務院公布為國家級重點文物 保護單位。

文化教育

封建文化積累兩千春秋,至明清時期稍成氣候;社會主義文化發展幾十年,成績斐然,前景燦爛。即墨的人類文明至少可以溯及4000年以前,這有今天境內已經發見的17處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為證。從這些遺址中出土的大量石、骨、蚌、陶器等文物,充分顯示了先民的智慧。共和國建立之後,收藏各個歷史時期的各類文物達幾萬件之多,這在“齊魯文物之邦”中也算得上一個“富戶”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即墨刀幣”既是當時經濟發達的一個標誌,也是文化繁榮的一個象徵。

秦漢之後,即墨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開始失落。自魏晉至宋元的1000餘年中,中國的封建文化得以長足發展而臻於鼎盛,然而即墨卻逡巡在“俗尤樸魯,人鮮文藝”的荒谷里。這一時期的文化星河洋洋燦燦,群星燦爛,但從中卻難以覓到即墨文化星座的光亮。唐詩五萬,竟沒有即墨人的一首;宋詞九千,而不見即墨人的一闋。

自明代中葉到清季的300餘年中,封建文化始在即墨得以積累和升華,於是形成了一個空前的文學小氣候。士紳崛起,文人層出,著述之風蔚然,一時紛呈文采。同治《即墨縣誌》收錄這一時期即墨人的各種著述215種,至少有698卷。《即墨詩乘》輯錄了251人的1198首詩作;《嶗山詩乘》編集了123人的2684首詩作。王邦直的《律呂正聲》、周如砥的《青藜館集》、藍田的《北泉集》、郭琇的《華野疏稿》被收入《四庫全書》之中。與此同時,其他一些文藝形式的創作和演出,如書法、繪畫、民間戲曲、歌舞等也頗為活躍。這一時期可以看作是即墨封建文化的“黃金時代”。

然而,綜上所述的“文化”不是一個完全的概念,至多只能說是“文化”內涵的某一方面而已。只有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即墨的“文化”才進入了一個全面建設和發展時期,教育、科技、衛生、體育、文學藝術、建築等全方位結構的社會主義文化體系逐步形成。教育從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之後,得以迅速地發展。1949年,全縣僅有2所中學,367所國小。1987年有中學114所,國小581所,其他各類學校9所,幼稚園598所。70年代以來,學齡兒童入學率一直在95%以上,1987年達到99%;1982年,全縣受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占人口的260‰。科技事業更以嶄新的面目出現,且以迅疾的速度發展。50年代全縣的科技幹部不到100人,1966年達到1515人,1987年增至一萬多人;1978年至1987年全縣取得科技成果近300項,其中“紅麻短光照制種”、“對蝦人工育苗高產技術研究”獲得全國科技大會獎。1956年,即墨縣體育運動委員會的正式成立,標誌著全縣體育事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此後差不多每年都舉行大規模的運動會,先後有7人11次破省、國家紀錄,1985年以來為國家輸送體育人才135名。衛生事業的發展表現在防病、治病技術水平的大大提高和人民的健康水平的提高等方面。舊時代,縣內的傳染病和地方病猖獗橫行,1867年發生的一次“霍亂”,一下子就吞噬了5萬多人的生命。共和國建立之後,這些“瘟神惡魔”有的被治伏,有的被祛除。1984年,全縣90萬人口中“瘧疾”僅發病4例;1987年,麻疹的發病率降至0.3/10萬人,“白喉”自1970年以來再未見發生;“天花”早在1959年就已絕跡。嬰兒死亡率在1949年為20%,至1986年下降為1.23%;人口平均壽命1949年為35歲,至1986年達到70.54歲。文學藝術的成果更為燦爛奪目,僅1978年以來全縣作者發表的各類文藝作品就有800多篇(件),其中獲省級以上獎的就有20多篇,有19人被吸收為省各文藝協會會員,柳腔戲曲《王三賣魚》的創作演出榮獲全國電視戲曲片鷹象獎二等獎。書法、繪畫、音樂、舞蹈、攝影等爭艷鬥奇,先後推出一批新人和新作,廣播、電影、電視、圖書、文物、檔案等事業迅速發展,出現喜人景象。實際上這只是一個開頭,社會主義的文化僅幾十年的歷史,在“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下,隨著社會經濟的繁榮昌盛,在黨的“雙百”方針指導下,即墨的文化事業前景燦爛。

發展問題

人口猛增,土地驟減——當代即墨的嚴重憂患;開發水源,保護環境——舉政利民的長久大計。2000年前,最顯赫的即墨大夫只不過是“萬家大夫”而已,每“家”照5人計,其時才5萬人,還有更為稀罕的年代,16世紀末葉,全部縣境內竟不到3萬人,而其時的縣域版圖比今日則多出900多平方公里;換言之,其時平均每平方公里幾乎找不到10個人。這與當今的人口現象比照起來真是令人驚嘆。近代的即墨人口一直呈增長趨勢。1872年人口為37萬,至1959年達到77萬,1961年人口跌落到66萬,也就是說3年減了11萬,算是人口大潮中的一個小小回流,此後則洶湧澎湃地上漲不止。1969年,人口步上80萬的台階,1975年登上90萬的新層次,1987年在極大控制中突破100萬大關,人口密度相應地達到562人/平方公里。很明顯,人口增長的速度愈來愈快,令人憂慮;即墨這塊土地究竟最適合載荷多少人口?3萬少了,100萬多了。與人口膨脹一樣使人焦慮的是土地減少。當每平方公里只有10人的時代,令人奇怪的是人們竟然不能溫飽,而今560多人擠在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可以豐衣足食。這唯一值得我們自豪和驕傲的是新時代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而別無其他。我們不能不清醒地認識到“人日多地日少”這個愈來愈嚴重的矛盾。即墨縣歷史上曾開拓到270多萬畝土地,這么多的土地養活著37萬人,每人占有7畝多地,這是100餘年前的狀況。人口增長,各種社會建設不斷擴大,本世紀50年代以來,大約每年有近萬畝耕地為各種建設占用,也就是說,到今天消失了幾十萬畝土地,如果按照這種時態速度發展,再過100年,我們將何以立足?千萬不可輕心大意,現在我們靠著100多萬畝耕地養活著100多萬人口,而人口在繼續增長,土地幾乎可以說只能減少而難以再擴大,將來怎么辦?雖然我們恃仗逐步提高的現代化耕作技術來不斷提高糧食的產量而無恐於吃飯問題,但這是有限度的。今天,即墨的人均耕地已不足1.36畝,而人口繼續在增長,建設繼續在擴大,耕地繼續在減少,這是即墨縣面臨著的一個愈來愈嚴重的問題。

即墨歷史上似乎並不是一個缺水的地方。明清兩代凡500餘年,即墨受水澇之害32次,遭乾旱之災11次。顯而易見,水澇多於乾旱。本世紀50年代以來,據20年的觀測資料統計,天然降水年平均約750毫米。但近些年來連續乾旱,旱情非常嚴重,水源緊缺,地下水位下降,全縣幾乎無河、無灣、無溝,甚至連居民飲水也供應不上。究其原因,除了連年少雨乾旱之外,恐怕治水不善也是一個原因。即墨地理瀕海,河流一般湍急勢促,故便於疏泄而難以收蓄。據1980年水資源調查計,我們對水的利用率僅僅是21.7%,對過境河道水的利用率才9%,也就是說老天每年惠賜給我們10桶水,我們只用了一二桶而已,另外八九桶皆付之東流了。巨觀之,32:11也好,750毫米也好,水在即墨好像是足夠的;但由於降水過於集中,常常幾天之內或一場大雨便溝滿壕平,而地近大海,雨過水去,利用不足。因此,即墨治水在於蓄水,蓄水以調豐枯,以均旱澇,“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有水,魚則生,牧可興;無水,稼則憔,林則凋。水為“富民興即”之源,須遠慮長計才是。

環境問題也是置於即墨人民面前亟待思考的一個新課題。自然環境日趨惡化,生態平衡日見傾斜。現代工業飛速發展,企業競爭,如賽龍舟;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各種污染趁機襲來。就拿即墨城中的墨水河而言,歷史上它曾風景如畫,幽雅宜人。集舊說為證:其一景曰“平沙清流”:寬闊的河面水波漣漪,平坦的河底細沙潔淨;其景二曰“鎖龍泉石”:河道忽轉岩壑,湍流跌宕鏇轉;浪花進濺,水聲嗡鳴。其三景曰“高堤垂釣”:河堤巋然而起,兩岸林木蔥鬱,垂釣堤上樹下,銀鱗跳破碧波。其景四曰“淮涉春浣”:春風曳柳,晨霧籠紗,流水潺潺,搗衣聲聲。而現在這一切都無影無蹤了,代之而來的是污水汩汩,令人掩鼻。水的污染,空氣的污染,土地的污染,正從四面八方偷偷襲來,包圍著現代即墨居民的生活,當代人應為後世著想,應當全方位地大系統地謀劃長治久安之計。欣慰的是,人口、土地、水、環境這些問題愈來愈引起人們的重視,縣委、縣政府正積極推行各種措施,且已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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