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新政策與我們

內容簡介

隨著新一屆政府頻頻推出新政，讀者朋友們也將日益關心：新一屆政府在經濟政策上有什麼新動向？中國未來經濟將向何處去？普通民眾生活又會有什麼變化？該如何應對呢？

本書作者身處香港，長期從事財經報導，通過利用海內外豐富的信息資源以及多種分析角度，以詼諧的語調，輕鬆易懂的文字，從貨幣政策、樓市政策、股市改革、李克強指數、通脹問題、人民幣國際化、綠色革命、城鎮化規劃、中美經濟關係和中歐日經濟關係等十個方面，剖析、提煉出新一屆政府的經濟發展的思路脈絡，來為讀者一一解答上述問題。

對於廣大投資者來說，無論辦公司開工廠，還是個人投資股市、房地產，讀懂中央政策尤為重要，因為中央政策傾斜之處，往往就是機遇出現的地方。因此，本書在每個章節的最後，都會告訴你當中的機遇所在，以此作為讀者在進行投資部署前的參考。

圖書信息

書名：《中國經濟新政策與我們》
作者：梁海明
定價：35元
書號：978-7-5154-0393-9
出版時間：2014年1月
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
當代中國出版社市場部聯繫人：李麗錚 電話：[phone] E-mail：[email protected]
QQ：154285645地址：北京市地安門西大街旌勇里8號

專家推薦

易鵬國際金融論壇城鎮化研究中心主任
對中國經濟從不同緯度來觀察，尤其是通過香港、海外的視角來分析中國的經濟政策，具有非常大的參考價值。梁海明先生長期在香港專業財經媒體工作，以香港的視野來觀察、分析和解讀中國新經濟政策，這種視野對我們有很大的借鑑意義。

洪灝交銀國際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策略師
梁海明先生的新書非常系統地解釋了中央經濟新政策。投資者可以從中看到梁先生對中央經濟新政策的邏輯思路、背景的仔細剖析，以及對中國經濟和投資的影響。這是一本讀者可以一氣呵成地讀下來以了解中國的新經濟政策的暢銷書，也是一本日後在投資過程中遇到疑問可以反覆印證的參考書。

羅昌平《財經》雜誌副主編
海明曾是政治記者，後來專攻財經。他沉浸在浩如煙海的財經資訊、數據報表之中，絕非膠柱鼓瑟，而是勇於市場實戰。兄台文心誠實，著墨嚴謹，贏得各方讀者的認可和信任。每閱雄文，既可感受他的細緻、敏銳，又可體會專業之素養與眼界之開闊。

作者簡介

梁海明，香港資深財經評論員，專欄作家，香港中國金融協會會員，盤古智庫研究員，先後在中央電視台、《香港經濟日報》等中港兩地媒體從事財經報導、評論工作逾十年。長期在新聞第一線注視中國及環球經濟榮枯，先後為香港《智富雜誌》、《南方日報》、《財經》雜誌、新浪財經等媒體撰寫評論、財經專欄。

目 錄

第一章中共十八大以後的貨幣金融政策 / 001
銀行哭窮，錢荒變錢慌 / 001
四萬億刺激計畫 / 006
寬鬆貨幣如補品，少吃有益多吃傷身 / 011
輕鬆讀懂新出台的貨幣政策 / 014
新貨幣政策下的投資關注點 / 022
第二章樓市政策：逐漸交給市場 / 025
房地產泡沫的“證據” / 025
造成高房價，你也有份！ / 029
香港“八萬五建屋計畫”的教訓 / 033
未來房地產政策會“搞促保” / 037
買房？買房！ / 043
第三章新一屆政府的股市改革 / 047
以前股市政策關鍵字：救市 / 047
中國股市缺的究竟是什麼？ / 050
健康的股市應該是什麼樣？ / 056
新一屆政府的股市改革 / 060
炒股賺錢不易，買股賺錢不難 / 065
第四章中國的物價難題 / 069
通脹猛於虎 / 069
通縮比通脹更可怕 / 073
美國遏制高通脹的方法 / 076
政府心中的通脹目標 / 078
通脹和通縮下的投資選擇 / 082
第五章​
人民幣國際化：美元的今天是人民幣的明天？ / 085
人民幣為何要國際化 / 085
人民幣國際化須解決的問題 / 090
人民幣是否要持續升值？ / 093
美元的霸權 / 099
人民幣升值或貶值下的投資機遇 / 102
第六章綠色革命：中國在低碳中崛起 / 105
節能減排，不再是說說而已 / 105
歐美國家的綠色壁壘 / 109
美國開發頁岩氣——“製造業的文藝復興” / 112
新一屆政府的環保戰略 / 115
投資者的投資機遇 / 119
第七章城鎮化之路：中國崛起之途 / 121
誰的心裡話？ / 121
李克強的城鎮化研究與實踐 / 125
城鎮化被神化了？ / 129
城鎮化這個雞蛋里有沒有骨頭？ / 133
城鎮化規劃令投資機會大增 / 137
第八章美國是中國崛起無法繞過的挑戰 / 141
美聯儲：收與放之間 / 141
美聯儲退市：餵奶容易斷奶難 / 148
美國要TPP，中國如何應對？ / 152
老大美國向來喜歡對付老二 / 156
中美合作與摩擦中的投資機會 / 160
第九章不能不了解的歐洲和日本 / 163
歐債危機，中國意外收穫 / 163
貿易糾紛——歐洲撒嬌還是撒潑？ / 168
“安倍經濟學”的不歸路 / 171
英語攔住日本逃過環球金融危機？ / 176
在歐日與中國之間尋找投資機遇 / 182
第十章從“克強指數”到“克強經濟學” / 187
什麼是“克強指數”？ / 187
誰在唱淡中國？ / 190
“克強經濟學”：回歸市場搞經濟 / 194
讀懂巨觀經濟形勢，要留意這些數據 / 199
投資選擇 / 206

文 摘

文摘1：
銀行哭窮，錢荒變錢慌
所謂“錢荒”，原本是一件父母（中央）終於狠下心來教訓淘氣孩子們（商業銀行）的小事，在大家極度豐富的聯想力之下，變成了孩子攤上了事，而且是攤上了大事的嚴重事件，“錢荒”演變成一場舉國“錢慌”的鬧劇。
在2013年3月之後，“央媽”為什麼會突然改變往屆政府的慣常做法，狠心出手教訓孩子們呢？這種做法的原因是什麼呢？
2013年3月5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宣讀完任內最後一份政府工作報告後，他的10年總理生涯告結。隨後，3月1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正式通過李克強任國務院總理。
一、銀行的錢到哪兒去了？
誰能想到，此後僅僅100天，市場竟然就傳出各大商業銀行鬧“錢荒”，投資市場雞飛狗跳亂作一團：原本最應該有錢的銀行，竟然哭窮說沒有錢了。
在這個“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的年代，銀行沒錢的傳言引發股市大跌，民眾心慌意亂。這原本是一件父母（中央）終於狠下心來教訓淘氣孩子們（商業銀行）的小事，在大家極度豐富的聯想之下，變成了孩子攤上了事，而且是攤上了大事的嚴重事件，“錢荒”演變成一場舉國“錢慌”的鬧劇。
這件事要從上海銀行同業拆息（Shibor）說起。“Shibor”說白了就是商業銀行之間，今天你向我借錢、明天我向你借錢的利息。而這個利息要是升高了，就代表銀行借錢出現困難了，原因往往是銀行間的資金變少了。在李克強這個新經濟“大掌柜”上任之前，在這種時候心慈的“央媽”（人民銀行）總會出手提供流動資金，讓“Shibor”降下來。
現在，新一屆政府是按慣例趕緊給哭窮的銀行“餵糖”吃，還是用新的方式來解決銀行哭窮的問題呢？是繼續抱著過去的政策思路不放，還是準備換上一套新思維呢？
我們對“克強經濟學”及其主導的貨幣政策走向的分析，就從這個“錢荒”開始說起。
在過去，“央媽”何時出手，主要是看“孩子們”（商業銀行）哭鬧的程度，如果“孩子們”只鬧不哭，“央媽”通常是不會出手，只有“孩子們”又哭又鬧，“央媽”才會出手。在這次“錢荒”之前的年代，一般如果“Shibor”隔夜利息達到或超過4%，“央媽”都會拿出“糖果”，安撫哭鬧的“孩子們”。
但是我們看到，在慈祥的“央媽”寵愛下，“慈母多敗兒”的故事就發生了。不少商業銀行通過超低的“Shibor”借入資金後，不是用在正業上——借錢給那些快沒錢買米下鍋的窮親戚們（實體經濟），而是用來支持形形色色理財產品的發行，吸收到的存款也用來購買高息債券，許多資金被偷偷借給償債能力成問題的地方融資平台，甚至投入金融市場以賺取暴利。
商業銀行以往常常被容忍的這種“不務正業”的玩火做法，卻讓包括李克強在內的新一屆中央領導人坐不住了，他們決定出手改革、整頓，要不，“孩子們”真的會無法無天了。他們首先做的就是要求“央媽”暫時不要拿“糖果”出來。
這個“糖果”對商業銀行而言，是個很大的誘惑，也是監管機構用來管制銀行的主要手段之一，非常管用。在筆者身處的香港，監管當局就常用它來敲打不聽話的銀行。
1996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不少國際金融大鱷準備沽空香港，把香港當做提款機，但當時他們手上沒有足夠的港元，因此準備向香港的銀行借。由於香港能印港元鈔票、有足夠實力借錢給國際金融大鱷的只有三家銀行：中國銀行、恒生銀行和滙豐銀行，國際金融大鱷當時思考來思考去，覺得只能向英資的滙豐銀行借，因為不論是向中資的中國銀行，還是香港本地的恒生銀行借錢，都容易泄露“軍機”。
滙豐銀行果然也願意借錢，於是，國際金融大鱷開始在香港市場興風作浪。當時的香港當局經過追查，發現原來滙豐銀行是幫凶，香港金管局隨即就找滙豐銀行負責人“喝茶”。很快，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由3%左右被抬升至8%。滙豐銀行被打蒙了，也服軟了：“真不知道大鱷們借錢是要狙擊港元，asyouknow，我們滙豐銀行也被稱作香港銀行，我們怎么會害香港呢？”
滙豐銀行不再借錢了，國際金融大鱷無港元可借，很快在坐擁豐厚外匯儲備的港府面前敗下陣來，只好離開香港轉向“欺負”泰國、印度尼西亞這些東南亞國家去了。
二、中國要出現“金融危機”了？
這回，人民銀行也拿起“Shibor”當武器了。從2013年6月初開始，“Shibor”逐步上漲，在6月20日隔夜利息更飛漲至13.444%，是自2011年以來的10年中的最高水平。
但是，當時還不明就裡的商業銀行，由於暫時還沒有意識到因為“不務正業”快要被打屁股了，因此，他們看到“央媽”還沒有出手，不由四處哭訴，甚至還透過美國的《華爾街日報》提醒“央媽”是時候給糖吃了：知情人士透露，中國大型銀行正在向央行施壓，希望後者能釋放資金來緩解中國經濟當前所面臨的流動性異常短缺問題……中國某四大國有銀行的一位高管稱，該行內部預計人民銀行將在6月19日晚間降低存款準備金率。
商業銀行這個做法無疑是向世界放話：我沒錢了，因為我媽不愛我了。殊不知，他們的這句撒嬌式的“我媽不愛我”，引發了外界的極大震撼。由於外界只看到商業銀行哭鬧的表面，聯想豐富的人，還真以為孩子這家人出現資金問題了，加上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渲染，大家開始慌了，而且馬上一傳十、十傳百，從“錢荒”傳成了“錢慌”，再傳成了“中國快要出現金融危機了”……
對於這些傳言，喜歡看熱鬧、看笑話的國際媒體、國際炒家們可不會閒著，他們敏銳地看到了“落井下石、猛踩中國幾腳”的機會，部分外媒立刻借這個機會大聲“唱衰”中國經濟，國際大鱷順勢在資本市場上興風作浪、妄想做空中國賺取利潤。
正當大家預期“央媽”快挺不住壓力、會再拿出“糖果”的時候，“央媽”作出了讓商業銀行大吐鮮血的舉措：人民銀行在6月18日、6月20日先後發行共40億元的央票。這是不但沒有給銀行“放水”，反而從市場抽走更多資金。
一些商業銀行吐完了血，開始清醒了，也開始思考人民銀行不給“糖果”，反而收走資金的原因。畢竟，中國市場其實不缺資金，2013年5月份的廣義貨幣（M2）供應高達104.21萬億元，約為中國去年全年國民生產總值的兩倍，市面上錢還是非常豐裕的；商業銀行手上也不缺錢，因為截至6月21日，商業銀行手中擁有1.5萬億元的金融機構備付金（可動用來作為正常支付清算的資金）。一般情況下，商業銀行擁有6000億至7000億元的金融機構備付金就可以滿足日常正常的支付清算需求了。
因此，商業銀行只要不亂花錢，就根本“不差錢”。他們大哭大鬧，只是不明白怎么今年的“央媽”突然變成“後媽”了，竟然狠心到不管孩子的哭鬧。
商業銀行也慢慢回想起，“央媽”的領導、新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3年5月13日、6月8日和6月19日，先後三次強調“要通過激活貨幣信貸存量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把這句官話翻譯成大家都聽得懂的話，那就是李克強說：中央過去已經供應超過104萬億的資金出去，現在要思考的是如何利用這些錢來發展實體經濟，而不是再印錢去支持經濟了，大家也別想再有天量的錢流到除實體經濟之外的領域。
銀行們開始醒悟了，終於知道這次被打屁股的原因：現在政府不是看到錢不夠就大量印錢，而是強調如何有效用好已經印出來的錢。新一屆政府貨幣政策的思路果然不同。
部分想明白了、知錯了的商業銀行，立馬向“央媽”的領導以及“央媽”認錯，表示會“改過自新”，不亂花錢。教訓完兒子的“央媽”，於是就在6月25日公開安撫大家，表示“已向一些符合巨觀審慎要求的金融機構提供了流動性支持”。言下之意，就是“央媽”又開始給一些肯聽話的“孩子”“糖果”了，請大家放心吧。
於是，“Shibor”開始逐漸回落到5%以下，“錢慌”危機開始緩解。之前心慌的人，不慌了；之前唱衰中國的人，住口了。
文摘2
房地產泡沫的“證據”
說房地產有泡沫，一般是說冬粉賣出魚翅價，大家買不起，所以不買了，這就出現泡沫了；現在的情況是，別說魚翅價，冬粉都賣出金絲的價格，大家還是一邊說貴一邊買，這種情況能叫泡沫嗎？再加上，按說泡沫那是吹彈可破的，但這個泡沫論從2002年講到現在，尤其是最近三年，儘管推出了號稱“史上最嚴”的房地產調控措施，對這個“泡沫”又捶又打，都沒能把它擊破，世上有這么硬的泡沫嗎？
一、新房燈不亮就是泡沫？
住房問題，從大的方面講是牽涉到國計民生，小的方面來說，對老百姓的吃喝拉撒都有影響，大家是不會不關心的，而且幾乎都到了“言必談樓”，不談仿佛不是地球人的地步了。
最近大家熱烈議論的“克強經濟學”，很少提及房地產，不過“很少提”不代表新一屆政府在這方面的想法真的就很少。恰恰相反，徹底改革樓市體系，根除“買房難”問題，是新政的重要部分。然而，我們在分析、解剖中央房地產政策新思路之前，要首先探討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那就是房地產到底有沒有泡沫。
所謂房地產泡沫（Propertybubble），國外的解釋說，房地產泡沫是一個周期性的全球或區域性不動產泡沫經濟，表現為快速的房地產增值，最後價格到了相對收入或其他經濟因素太高的一個位置。咱們中國對房地產泡沫的定義，則是指土地和房屋價格極高，與其使用價值不符。雖然賬面上價值增長很高，但實際上很難賣出變現，形成一種表面上的虛假繁榮。
不知道讀者讀完這箇中外名詞解釋後，是否感覺頭暈、讀不下去、越讀越糊塗？如果會的話那就對了。這個房地產泡沫，說白了就是由於冬粉竟然賣出了魚翅的價格，很多人都買不起了，因此不買了，所以就形成了泡沫。
不少專家、學者乃至普通民眾，都很容易覺得中國房地產市場存在泡沫，而且也相信這個泡沫很大，很快就會破。持有這種觀點的人，主要有以下幾個依據：
依據之一是新樓房“燈沒有亮”，所以樓市有泡沫。以新樓房的燈有沒有亮、亮得多不多來證明房地產市場有無泡沫，是個很有趣的辦法，而且還有很多人採用。早在2002年，北京就有位著名的經濟學教授，雖然他在位於北京四環的海淀區工作，但平時晚上總愛踩腳踏車到三環，去那裡不是閒著無聊亂逛，而是去看三環的新樓房裡的燈有多少沒有亮。不看還好，一看竟然發現三環大多數新樓房都是黑燈瞎火的，這讓憂國憂民的教授那個一步一驚心啊。
因此，這位教授得出了個結論：首都北京的新樓房都這樣了，其他城市估計更嚴重，所以他斷定中國的房地產已出現泡沫了，而且這個泡沫很大，很快就會破。
但事實是，隨著經濟逐步發展，現在不但北京三環的新樓房的燈亮了，就連六環新樓房的燈都非常明亮了——由於房子供不應求，不少在北京工作的民眾都跑到河北買樓去了。
“北京三環燈不亮就是房地產泡沫”這一齣戲落幕以後，讀者千萬別覺得事情就完了，過去幾年的不舉例子了，就在最近，鄂爾多斯、常州和營口，甚至是地處上海中心城區東北部的新江灣城，都由於出現類似燈不亮的問題，不但被稱作“鬼城”，更引得不少人又跑出來大呼房地產泡沫要破滅了。
看到這，只會讓人摸不著頭腦：一個城市房子嚴重供不應求導致房價上漲，外界說是泡沫；另一個城市房子嚴重供大於求了，外界也說是泡沫。那么究竟供大於求的狀況是泡沫呢，還是供不應求的狀況是泡沫呢？
面對這些亂象，筆者只能回答說，除了一些別有意圖的國際炒家，想通過唱空中國房地產市場而上下其手圖利外，中國也確實有部分人天然有“戀泡沫情節”，不管什麼都覺得有“泡沫”。這種情況下，就難怪我們天天都能在媒體看到大聲疾呼“房地產泡沫”的了。
二、房價漲得快，還是收入漲得快？
“泡沫論”依據之二，根據國際標準，中國房價收入比率、租金與售價比率超標，因此有泡沫。按照歐美國家制定的國際標準，房價收入比率的合適水平為3至6倍，最高不宜超過7倍，一旦超過7倍即代表大部分居民無力買樓，該國或該地區就出現房地產泡沫了。至於月租金與售價比率，國際標準為1比200至300，超過這個標準則代表過多人買樓導致房價上漲過急，已經遠遠不是穩健投資了，因此出現了泡沫，帶來了風險。
由於歐美國家都在採用這些標準，因此不少專家學者也跟著採用這些個數據來計算中國一城市的房價收入比率。北京人均年收入為65436元，以一家三口人計算，家庭年收入是19.6萬元。以該家庭購買一個90平方米的單位來算，需要247萬元，房價收入比超過12倍，意味這家人不吃不喝不消費，需要12年才能買房子，遠遠超過7倍。而租金與售價比率方面，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都超過1:400，均高於國際標準。因此，專家判斷房地產存在很大的泡沫。
但是，這些學者的依據有些值得推敲之處，一方面，學者舉的例子只集中在一線城市，範圍不夠廣。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在2012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4565元，全國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均價5430元每平米，房價收入比是6.63倍，仍未超過7倍這個國際標準。而且，按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2012年比1998年增長超過3.5倍；全國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均價則由1854元每平米，上漲至5430元每平米，總漲幅只有1.93倍。可以看出，1998年至2012年期間，全國房價漲幅速度遠低於全國人均收入的增幅，房地產市場泡沫之說，從何得出？
另一方面，不能將國際標準，尤其是歐美標準完全套在中國身上。在歐美國家，城市化程度都比較高，普遍超過70%；但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還比較低級，只有50%出頭，在城市化過程中需要消化大量的房子，這種情況下，能否將歐美的標準放在中國身上是值得商榷的。這情況就像一個老年人，如果每天多吃幾塊肥肉，怕消化不了確實容易出毛病，但一個年輕人如果多吃了幾塊肥肉、幾碗飯，讀者覺得他會患上高血壓、高血脂和脂肪肝等病嗎？
而且，說房地產有泡沫，一般是說冬粉賣出魚翅價，大家買不起，所以不買了，這就出現泡沫了；現在的情況是，別說魚翅價，冬粉都賣出金絲的價格，大家還是一邊說貴一邊買，這種情況能叫泡沫嗎？再加上，按說泡沫那是吹彈可破的，但這個“泡沫論”從2002年講到現在，尤其是最近三年，推出了號稱“史上最嚴”的房地產調控措施，對這個“泡沫”又捶又打，都沒能把它擊破，世上有這么硬的泡沫嗎？
此外，即使從經濟學角度而言，房價是否存在泡沫也是值得探討的。因為房價屬於資產價格（資產轉換成貨幣的比例，也就是一單位資產可以轉換為多少貨幣），在經濟學意義上，沒有不含“泡沫”的資產價格，因為這個“泡沫”叫做虛擬價值。什麼叫虛擬價值呢？簡單來說，就是資產價格不是按形成這個資產需要花多少錢來決定的，而是按照這個資產能掙多少錢來決定的。例如，一畝肥地就比一畝薄地要貴，因同樣面積的土地產出效率不同，但讀者能說那畝肥地的售價就是泡沫嗎？
因此，如果除去不明真相、人云亦云的民眾，有“戀泡沫情結”的人，好心辦壞事的學者，喜歡唱空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國際炒家這些因素不談，對於這屆政府而言，中國房地產還是一個很年輕的市場、在蓬勃發展的市場，“泡沫”暫時還沒有出現。但是，高房價的情況確實出現了，而且部分城市還比較嚴重，因此不少人將高房價等同於泡沫。
文摘3
什麼是“克強指數”？
2013年5月8日，海關總署當天公布中國最新外貿數據，中國4月出口增長14.7%。由於數據出乎大家意料，引發了不少人士質疑其數據真偽。而“克強指數”給出了衡量真實經濟運行情況，防止數據摻水的妙招。
一、“克強指數”看什麼
所謂“克強指數”，並非出自李克強總理本人，而是2007年李克強還是遼寧省委書記時，會見來訪的美國駐華大使雷德時表示，他更喜歡通過三個指數來追蹤經濟動向：鐵路貨運量、用電量和銀行貸款發放量，以擠掉統計數字的水分。
隨後，李克強在2007年年底後上調中央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和花旗銀行於2010年分別按李克強所指的工業用電量（所占權重40%）、銀行新增貸款（所占權重35%）和鐵路貨運量（所占權重25%）這三項指數，編制“克強指數”。並以過去10年為例，將“克強指數”與政府公布的國內生產總值走勢對照，發現兩者趨勢總體一致，但上下波動方面，前者表現比後者劇烈，更能反映中國經濟現實狀況。指數推出後，受到摩根史坦利等國際機構認可，當然，中央領導層也是默認的。
看到這，或許有讀者出現疑問，為何其用鐵路貨運量、用電量和銀行貸款發放量這三個數據來衡量經濟走向？道理很簡單：其一，遼寧是製造業大省，三個數據更能反映製造業的情況；其二，這些數據可真正體現經濟運行情況，不易摻假。
至於在“克強指數”中用電量所占權重最高的原因也很簡單，什麼時候企業會不用電、少用電？經濟不好的時候！什麼地方會少用電？經濟不好的地方！什麼人會少用電？經濟不好的人！所以，用電量被視作經濟運行的“風向標”，所占權重最高，這很容易理解吧。
二、“摻水”數據是怎么來的
2013年5月8日，海關總署當天公布中國最新外貿數據，中國4月出口增長14.7%。由於數據出乎大家意料，因此引發了不少人士質疑數據真偽。大家為何意外？這就像天氣，在連續數日陰天下雨後，突然放晴，而且陽光非常燦爛，這就讓人一時有點難以相信了。畢竟，天晴出太陽也要有個過程是不是，至少要等烏雲散去吧。
而且，如果仔細看這個出口數據，當中還有不少值得推敲之處。一是政府公布的數據自相矛盾。政府此前公布的2013年4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降至50.6；當中最能反映出口表現的新出口訂單指數，更由50.9跌至48.6。這些顯示中國4月出口形勢“陰雨連連”，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卻“陽光燦爛”，這是說不通的。二是中國出口數據與多個貿易夥伴的進口數字有差異。例如韓國的官方數據顯示，2013年4月，由中國進口的總額為50億美元，較中國公布向其出口數據的77億美元，少了近40%。
由此可見，中國4月出口數據含有不少水分，多到都快流出來了。那么，是誰大量灌水入這個數據呢？讀者可以猜一猜。
猜不到也沒關係，筆者來告訴你。給數據灌水的首先是一些地方官員。部分2013年初才換屆新上任的地方官，在保經濟穩步增長的“軍令狀”下，既要拉動經濟成長、追求政績，又要在出口乏力的情況下，不會因經濟數據欠佳而給上級留下“不懂搞經濟”的印象，於是通過數據矇騙中央，以完成上級政府下達的增長指標。
其次是民企，尤其是從事進出口生意的民企。一方面，受環球巨觀經濟低迷、整體需求不振影響，不少民企為求生存，不惜鋌而走險，在出口退稅、增值稅減免上動腦子。他們先是通過虛報出口貿易金額，以騙出口退稅；再利用“假出口”的貨物在香港、保稅區等“境外一日游”後運返中國各地，假裝進口貨物申請增值稅減免，以此騙取5%—17%之間的出口退稅、減稅額度。
再次，境外資金通過“貨物空轉”進行虛假貿易，將熱錢借道香港，進入中國股市、樓市獲利及投機人民幣升值。因此，相較中國與歐美國家4月貿易總額增速約為12%，作為轉口港的香港，與中國內地4月份貿易總額增速卻達至55%，1—4月增幅更高逾73%。可見熱錢從香港入境內地的蜂擁程度。
這般官民合力“發水”，中央自是難以坐視，不但要求國務院商務部嚴查，國家外匯管理局也頒布《關於加強外匯資金流入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新規，嚴格監管虛假出口，以堵塞熱錢大規模流入中國。從中也可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政府絕不打算容忍假數據，也知道該如何應對數據的造假。
看到這，相信讀者大概了解“克強指數”的來龍去脈了。在這裡筆者要教讀者一個跟隨總理思路讀懂經濟的竅門，那就是通過“克強指數”觀察經濟形勢時，要以“全社會用電量”取代“工業用電量”，以“陸海空，鐵路，公路總運輸量”取代“鐵路運輸量”，以“人民幣貸款+新增企業債券融資總量”取代“銀行新增貸款”。
為什麼？答案很簡單：因為中央政府要調結構，不能只關注與製造業有關的數據。
文摘4
城鎮化之路：中國崛起之途
誰的心裡話？
推動城鎮化，既能夠讓農民真正當上城裡人、改善農民貧困問題、縮短城鄉貧富差距，又能夠促進經濟平穩增長，以及追逐成為世界強國的中國夢。正如2007年春節聯歡晚會表演《心裡話》節目的孩子說的那樣“別人與我比父母，我和別人比明天！”相信這不僅僅是孩子們的心裡話，更是全國人民的心裡話。
一、怎么變成“城裡人”？
在2007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上，有一個由北京市海淀區行知實驗學校農民工子女表演的《心裡話》詩朗誦節目，令晚會現場的觀眾眼含淚花，更深深地感動了坐在電視機前無數的你我他。
那晚，這群天真、可愛的孩子在舞台上滿懷深情地說：
要問我是誰，過去，我總不願回答，因為我怕，我怕城裡的孩子笑話。我們的校園很小，放不下一個鞍馬；我們的校舍簡陋，還經常搬家；我們的教室很暗，燈光只有幾瓦；我們的桌椅很舊，坐上去吱吱啞啞。但是我們作業工整，我們的成績不差……
……要問我此刻最想說什麼，我愛我的媽媽，我愛我的爸爸。因為，是媽媽把城市的馬路越掃越寬；因為，是爸爸建起了新世紀的高樓大廈。作文課上，我們寫下了這樣的話，別人與我比父母，我和別人比明天！打工子弟和城裡的小朋友一樣，都是中國的娃，更是祖國的花。
———《心裡話》節選
《心裡話》這個節目在短短的幾分鐘內感動了全國，反映出農民工孩子求學的艱難，以及農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不易。要讓農民工及其子女能夠與城市居民一樣，享受平等的生活、工作和學習條件，相信不但是全國人民，也是中央領導人“想說的話”。
因此，如果有一劑藥方，不但可縮短城鄉貧富差距、安定民心，帶動中國經濟轉型、持續發展，同時又給市場帶來投資機會，它會是什麼呢？中國政府給出的答案是“城鎮化”。
所謂城鎮化，簡而言之就是指農村裡的農民轉化成“城裡人”的過程，也包括將已經在城裡工作的農民工轉化成城裡人。當前全國13億總人口中，只有4億多城市人口，農民多達8億，如何讓至少4億農民進城而免於墜入貧困，並安居樂業，“實現人的城鎮化”？
除了要解決農村、農民等貧窮問題外，城鎮化過程還有更深遠的目的。一方面，政府希望通過城鎮化過程，推進中國儘早完成現代化、步入已開發國家行列的目標。中國當前還屬於開發中國家，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城鎮化率比較低。按照聯合國、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標準，城鎮化率是區分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一個很重要、很清晰的界限。
雖然中國當前城鎮化率為52.5％，也就是說有超過五成二的人口居住在城鎮，但如果按戶籍人口計算，城鎮化率僅僅約35％，主要是因為城市裡還有已在城市就業、居住的2億多名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仍然還沒有實現“市民化”，中國當前的城鎮化水平，不但低於已開發國家接近80％的平均水平，也低於一些與中國發展階段相近的開發中國家60％左右的平均水平，甚至低於世界52％的平均水平。
表7-1世界主要已開發國家及金磚四國城鎮化率
國家
城鎮化率
新加坡
100%
英國
超過90%
澳大利亞
超過89%
巴西
超過86%
美國
超過82%
韓國
超過81%
中國台灣
超過78%
德國
超過74%
俄羅斯
超過73%
日本
超過66%
中國
超過52%
印度
超過29%
數據來源：《世界各國紀實年鑑》及各國統計數據。
從數據看，中國當前的城鎮化率，才僅僅相當於美國19世紀的水平。中國要縮短與已開發國家的差距，必須加快城鎮化步伐。對此中央政府出台了一個關於中國未來城鎮化率目標的規劃，就是到2030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可達至70％甚至80％的已開發國家水平。也就是未來17年，至少要將城鎮率提高18個百分點以上，即每年起碼要提高1個百分點。由於中國有13億人口，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就有1300萬農民轉為城裡人。
二、“村里人”變“城裡人”的內需潛力
眾所周知，由於環球經濟復甦乏力，歐美經濟持續下滑，導致歐美國家需求不斷下降，如果像以往那樣，繼續通過出口推動經濟，對中國而言已不再是個好選項。依靠外邊（外需）已經靠不住了，那就在自己身上下工夫（提高內需），就像咱們中國人常說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在城鎮化過程中，將有數億名農民轉換成城市人，這意味著消費規模的巨大升級。由於消費是拉動經濟向前的三駕馬車之一，消費增長了，那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也將大增。據了解，當前中國城市人的人均收入是農民的3.1倍，人均消費亦是農民的約3.1倍，因此如果農民成為城市人，那這數億人的收入和消費至少將擴大到3倍以上。按國家統計局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當前中國個人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51.8％，而美國個人消費對GDP增幅貢獻率逾70％。
另一方面，從供給角度而言，在城鎮化過程中，農村富餘勞動力將向城鎮轉移，這意味勞動生產率可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得以提升。根據世界銀行最新數據顯示，中國勞動生產率相比已開發國家嚴重滯後，中國勞動生產率只相當於美國的8.3％，日本的9.09％，甚至不如印度。由此可見，中國勞動生產率還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這也是經濟發展的潛力所在。因此，從需求角度講，城鎮化有利於釋放巨大的內需潛力；從供給角度講，城鎮化有利於大幅提高勞動生產率。
此外，城鎮化過程還可以極大地促進投資增長，由於投資是拉動經濟發展的另一駕馬車，因此，投資越往上漲，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就越大。根據官方估算的數據，如果要將一個農村人口移入城市，地方政府要在道路、房屋、醫療、教育等基建及生活設施方面投資30萬元。因此，如果按照中央的目標，城鎮化率每年要提高1個百分點，也就是每年有1300萬農民轉為城裡人，那就每年需要投資4萬億元，即相當於2012年全國經濟總量的10%，能夠極大提高經濟增速。
推動城鎮化，既能夠讓農民真正當上城裡人、改善農民貧困問題、縮短城鄉貧富差距，又能夠促進經濟平穩增長，以及追逐成為世界強國的中國夢。正如2007年春節聯歡晚會表演《心裡話》節目的孩子說的那樣“別人與我比父母，我和別人比明天！”相信這不僅僅是孩子們的心裡話，更是全國人民的心裡話。
李克強的城鎮化研究與實踐
筆者為了進一步了解新一屆政府的城鎮化政策，曾在2013年初與李克強總理在北京大學讀研究生時的同學孟曉蘇先生有過一次面對面的交流，向孟先生請教李克強為何讀研究生時就開始研究城鎮化。原來，李克強從讀書到從政這20多年以來，一直都在琢磨城鎮化，實踐城鎮化。
一、李克強的畢業論文談什麼
早在20多年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還是北京大學的經濟學碩士研究生時，就已經在研究城鎮化問題了。
筆者在寫這本書之前，曾在2013年初與李克強在北京大學時的同學孟曉蘇先生（前國務院副總理萬里秘書、中國房地產開發集團理事長）有過一次面對面的交流。當時筆者向孟先生請教李克強讀研究生時的情況。如果讀者也想知道，那以下這段文字可要記得多看幾遍，裡面有不少獨家首度披露的信息喔！
孟先生當時告訴筆者：“李克強在35歲的時候（時間為1990年，李克強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在北京大學修讀經濟學碩士學位，導師為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蕭灼基），蕭灼基教授曾問他指導的幾名學生，你們誰來寫這樣的一篇文章，挑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WilliamLewis）的二元結構說（開發中國家必然是發達城市和落後農村並存的二元結構）？李克強聽完說，‘我來寫吧，我有農村工作的經驗。’”
就這樣，曾在安徽鳳陽縣有過5年農村工作經驗的李克強，將他的畢業論文題目定為《農村工業化：結構轉換中的選擇》，研究主要方向就是與城鎮化發展相關。在論文中李克強分析道，農村居民的現代化，在於因勢利導，使農村人口順乎自然地向小城鎮集中，並不失時機地進行交通運輸等設施的建設，逐步發展為中小城市。
緊接著，李克強繼續在北京大學讀博士，又師從經濟學家厲以寧。他的博士論文是《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論文的核心觀點，主要說明中國不能從二元經濟結構直接轉向一元經濟，必須經過三元經濟化道路，中國經濟才能有結構轉換。而結構轉換的根本問題，在於占中國人口80％的農民現代化。
可能不少讀者沒有看過這篇論文。但是筆者要告訴你們，這篇論文反響巨大，曾刊登於《中國社會科學》1991年第三期，更獲得了1996年度（第七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論文獎。在下文中筆者要多介紹一下這篇文章，讓讀者更加清晰地了解李克強的城鎮化思路。
這篇論文首先是分析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特點，即是現代化工業和落後的傳統農業同時並存，農村剩餘勞動力長期得不到有效轉移，二元經濟遲遲不能轉化為工業和農業均衡融合的一元經濟。論文認為，中國不能從二元結構直接進入一元結構，而須經歷三元結構的過渡階段，即傳統的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和知識經濟並存的經濟結構。
這段話的意思是，農民要成為城裡人，或農村要發展成城市，不是一覺睡醒就可以跑步進入，需要有個過渡階段，而這個階段就是要先發展農業、工業和知識型經濟，把這些搞好了，有準備了，有基礎了，才能水到渠成。
論文中探討城鎮化發展問題，提出促進中國經濟結構演化的一些對策。文章認為，三元經濟結構的長期存在是現實的需要，但最終還是要轉變為一元結構；而結構轉換的根本問題在於占中國人口80%的農村居民的現代化。城市化的實現可以看做是三元結構轉換成一元結構的最終標誌。
所以，論文指出，要根據農村工業部門趨向集中分布的產業特點，使農村人口順乎自然地向小城鎮集中，逐步發展中小城市，並使已進入農村工業部門的農村人口繼續向現存城市轉移；而要促成這種發展，就必須逐步打破城鄉分割的社會體制，使戶口政策隨之鬆動。同時，必須調整工農業產品的價格，解決農業生產的比較利益過低問題，逐步實現工農業基本產品的等價交換。文中還指出，考慮到提高農產品價格可能引發通貨膨脹和政府財政壓力，可以不一次性取消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而是使之不斷縮小。國家也應該增加農業的投入，來補償農民的利益損失。
在論文結尾處，強調必須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形成合理分工、平等競爭的新協調機制，只有這樣三元結構才能向一元結構順利轉換。
二、李克強的城鎮化實踐
以上是以學者的角度去探討推行城鎮化的問題，那是否意味著只是“紙上談兵”呢？
當然不是，事實上，李克強從政以來其城鎮化思路持續延伸。1998年到河南工作後，尤其是李克強於2003年擔任河南省省委書記期間，他曾針對河南中心城市規模小、水平低的問題，提出加快城鎮化發展是農業大省跨越發展的必由之路，把城鎮化作為河南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他強調實現城鎮化加速發展，不能搞平均主義，要走不平衡戰略，集中力量優先發展中心城市，以中原城市群為主體形態推進城鎮化。
在他的力推下，“中心城市帶動戰略”，“中原崛起”的構想付諸實踐。這為後來國家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推進城鎮化提供了示範標本。
此後李克強在2004年至2008年擔任遼寧省省委書記期間，由於遼寧國企面臨很多困難，大量工人下崗，很多人生活在簡陋危險的“棚戶”里。李克強認為住房問題是重大的民生問題，人們擁有適當的住房則是城鎮化重要標誌，因此他開始推動老工業基地的棚戶區改造工程，改造這些在城市中質量極差、衛生髒亂的區域及城中村，面積達2910萬平方米。此外，在棚戶區改造中遼寧省也堅持以人為本，努力讓棚戶區改造與促進就業、再就業相結合，讓棚改居民既安居又樂業。強調“城鎮化不能一邊是高樓林立，一邊是棚戶連片”的李克強，為推進城鎮化提供了又一個模板。
2008年3月之後，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克強，在全國這個更大範圍內繼續他的城鎮化之夢。
如2009年12月，正值環球金融海嘯來襲，李克強在廣東考察時指出，“要把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作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擴大國內需求和調整經濟結構的主要抓手”。2010年6月，李克強在上海會見“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專題培訓班全體學員時表示，“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最大的內需在城鎮化，促進發展最大的潛力也在城鎮化”。2011年12月，他在全國發展和改革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時強調，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在於城鎮化，農村還有相當數量的富餘勞動力，城鎮化蘊涵的內需潛力巨大。
2012年9月，李克強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國家行政學院、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聯合舉辦的座談會上說，城鎮化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基本問題，是一個大戰略、大問題，城鎮化是中國最大的內需。同年11月，李克強會見世界銀行行長金墉，也向對方提到城鎮化的問題，表示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發展還很不平衡，尤其是城鄉差距量大面廣，但差距就是潛力，未來幾十年最大的發展潛力在城鎮化。
在李克強一系列研究、實踐後，他在全國推行“城鎮化之夢”開始實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12年12月召開會議定調2013經濟工作時，城鎮化被當做2013年經濟工作重點之一。會議稱，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增強城鎮綜合承載能力，提高土地節約集約利用水平，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會議內容已經顯示，李克強的城鎮化思路已經得到中央政治局的確認，從此成為了國策。
可以說，李克強從讀書到從政這20多年以來，一直都在琢磨城鎮化，實踐城鎮化。當一件事，琢磨了20多年，研究了20多年，實踐了20多年，如果都不能叫深思熟慮、瞭然於胸的話，那真不知道什麼叫瞭然於胸。
當然，或有讀者認為把城鎮化政策當做能醫百病的良藥、神化了城鎮化的作用，到底城鎮化有沒有被神化呢？這就是下一節要講的內容了。
城鎮化被神化了？
在這名為“城鎮化”的藥瓶包裝盒上，已經註明了城鎮化的主要藥效；而且，在藥品附帶的說明書上，對藥效進行了詳細的解釋說明。外界只有了解、明白了城鎮化的“藥效”，才知道吃了這種叫“軟、聚、豐、變”的藥之後，就只能治四種主要的病，絕對不是包治百病，因此，無須神化該藥。而且，這種藥片通過改進之後，也不會帶來高房價的副作用。這種情況下，讀者還會覺得城鎮化＝地產化，城鎮化＝高房價嗎？
中外各界，尤其是外國輿論對城鎮化進行了天量的解讀。這解讀來解讀去的，就容易誇大甚至神化了城鎮化的“功效”；與此同時，部分不了解城鎮化精髓的人，則認為城鎮化將帶來副作用，憂慮城鎮化實際就是一個批裹上新外衣的拆城、造城運動，將導致房價進一步上漲。
其實在這名為“城鎮化”的藥瓶包裝盒上，已經註明了城鎮化的主要療效：“以人口城鎮化為核心、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以綜合承載能力為支撐、以完善體制機制為保障。”
一、所謂“以人口城鎮化為核心”，就是現在媒體裡經常在強調的“人的城鎮化”。要把農民轉化成城裡人，這包括把在城裡工作的民工轉化成真正的城市居民。農民和民工以後來到城市，將會得到與城裡人一樣的公共服務待遇。
如果說拆舊樓建新樓、大量基礎設施建設、大量土地開發是“硬轉身”的話，那么讓農民進城，進城後安置好農民，讓他們成為真正城裡人，就是“軟轉身”。由此看出，此次城鎮化其中一個主要藥效是試圖讓“硬”變“軟”。
就如本章一開頭所說的農民工的孩子們，怎么讓他們順利在城裡上學？怎么讓進城農民方便地看病？怎么讓他們的保險、養老服務不因為他們進城、換工作而中斷？這都是新型城鎮化中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二、所謂“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就是城鎮化不能再小打小鬧，不能再百花齊放，各搞各的，而是要繼續提高、最佳化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區這三大城市群的發展水準，以發揮它們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和支持作用。此外還要在中國的中西部、東北地區，在發展條件較好、人口聚集較多、生態承受能力較強的區域，如長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關中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再建設數個以特大城市為龍頭的城市群。
其實這內容早在2012年年底已提前預報了。當年11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中共十八大閉幕後首次離京調研，就選擇在江西九江市召開座談會。會上主要討論關於推進建設“長江中游城市群”，這其實已透露出“城市群”將成為中國城鎮化的戰略布局思路。其後，在2013年3月全國兩會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省份，積極呼籲建設長江中游城市群，重慶代表團更全團提議將“成渝城市群”建設為中國第四城市群。
從中可見，城市群將成為中國這輪城鎮化建設的優先政策選項，中國城市群的“第四增長極”乃至“第五增長極”將呼之欲出。由此看出，城鎮化另一個主要藥效是讓“散”變“聚”。
三、所謂“以綜合承載能力為支撐”，就是有數億農民以後要進城了，進城後總得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吧？尤其是城鎮化規劃涉及20多個城市群、180多個地級以上城市和1萬多個城鎮，因此，就要考慮增強城市經濟、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資源環境對人口的承載能力。尤其是每年的春運對交通運輸量要求很大，如果這些農民進城後，要回家過年，當前的交通運輸量是不能應付需求的。
因此，國家未來將會強化綜合交通運輸網路，重點建設、發展42個綜合交通樞紐，除北京、上海、天津和重慶4個直轄市和27個省會城市外，大連、秦皇島、唐山、青島、連雲港、徐州、寧波、廈門、深圳、湛江、大同等城市的交通樞紐也要發展、提高。由此看出，城鎮化第三個主要藥效是讓“缺”變“豐”。
四、所謂“以完善體制機制為保障”，就是要推行城鎮化就要改變現狀，要改變現狀就會觸動固有利益，觸動固有利益就會帶來強大阻力，強大阻力就會影響城鎮化推行。因此，必須改革和完善當前的體制。
這就如李克強總理2013年3月在首次總理記者招待會上說的那樣：“現在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但是，再深的水我們也得趟，因為別無選擇，它關乎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前途；這需要勇氣、智慧型和韌性。”只有如此，才能減少阻力，讓城鎮化更順利推行。由此看出，城鎮化最後一個主要藥效是讓“固”改為“變”。
因此，外界只有了解、明白了城鎮化的藥效，才知道吃了這種叫“軟、聚、豐、變”的藥之後，其實就只能治四種主要的病，但絕對不是百病，因此，無須神化該藥。
另外要強調的是，這種藥片通過改進之後，並不會帶來高房價的副作用。
過去有非官方研究機構分析顯示，中國城鎮化率每上升1%，房價就會上漲2.4%，這讓不少人擔憂城鎮化＝地產化。但是，中央領導層其實早已經多次發出了這輪城鎮化肯定不是新一輪的投資大躍進和房地產大躍進的信號，只是不少外界人士聽不懂，或者假裝聽不到而已。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3年1月15日前往國家糧食局科學研究院考察調研時，公開向外指出，“推進城鎮化，核心是人的城鎮化，關鍵是提高城鎮化質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農民。要走集約、節能、生態的新路子，著力提高內在承載力，不能人為‘造城’……”
言下之意，就是這輪城鎮化將是內涵式的擴張，而非之前那種土地城鎮化遠快過人口城鎮化的造新城、大投資、大圈地的路徑，也反對強制逼迫農民上樓——這次2013年中央的“一號檔案”明確提出不鼓勵修建農民的集中居住點就是一個明顯的信號。這種情況下，讀者還會覺得城鎮化＝地產化、城鎮化＝高房價嗎？
當然，如果要說城鎮化這種良藥真的是無懈可擊，那也未必，只要是藥，就有一些不足之處。那么，城鎮化的不足之處是什麼？中央政府有沒有辦法應對呢？下一節就告訴你答案。
附：新型城鎮化規劃的主要內容：
1．規劃核心思路是以人口城鎮化為核心、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以綜合承載能力為支柱、以完善體制機制為保障。
2．規劃涉及全國20多個城市群、逾180個地級以上城市和逾1萬個城鎮的建設。
3．規劃目標是到2020年，中國城鎮化率可達至70％—80％的已開發國家水平。
4．要實現進城民工“市民化”，解決2億多名民工及其家屬的戶籍問題。
5．加強發展交通運輸網路，重點建設42個綜合交通樞紐。
6．繼續最佳化京津冀、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三大城市群的發展。
7．發展中國城市群的“第四極”，新建長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關中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等城市群。
文摘5
“安倍經濟學”的不歸路
無論安倍晉三的歌喉如何，總有捧場的人，這些捧場的，把安倍的歌喉贊成一朵花了，花的名字就叫那個“安倍經濟學”。
而像筆者這種不懂得欣賞的人，根本不覺得那是一朵花，就算是花，那也是煙花，只有剎那的光輝，有人不信吧？
一、安倍真的讓日本經濟重回增長了嗎？
中國的經濟在發展路途中，另有一個不能迴避的國家，那就是日本。
首先，在經貿上中國已經是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國，日本也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數據顯示，2012年中日貿易占中國貿易總額的9.4%，占日本貿易總額的20.6%。其次，在國債上，截至2012年年底，中國對日本國債的持有量達到20.5萬億日元，高於2011年年底的約18萬億日元，連續三年成為日本國債最大的海外持有國。此外，在對華投資上，日本也是最大的對華投資國，2012年日本對華投資73.8億美元，分別高於歐盟、美國的61.1億美元、31.3億美元。
筆者列舉這些數據是想讓讀者明白，日本的政局、經濟情況，可以影響中國的外貿乃至經濟發展。那么，日本當前和未來的政局、經濟情況又是怎樣呢？中國應當怎樣預估“安倍經濟學”的影響呢？這就是本節筆者想要告訴讀者的內容。
2012年12月再度出任日本首相的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他所帶領的自民黨在2013年7月日本參議院改選上獲得勝利。看起來只要盟友公明黨不選擇倒戈，理論上未來3年，安倍應該可以穩坐首相寶座，任由他在經濟方面大展拳腳。不過實際上，安倍晉三面對的挑戰才剛剛開始。
日本在20世紀對全球有個很大的貢獻，就是發明了卡拉OK，讓大家可以一展歌喉，你方唱完我登場。日本的政壇也是如此，首相換人那個快啊，走馬燈似的。所以，日本政壇也被揶揄作“卡拉OK政治”：管你歌唱得怎么樣，唱完了換別人唱，除非你是麥霸，那就可以一直唱到你不想唱為止。
去年12月再度出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他就想當這個“麥霸”，所以他剛拿上麥克風，就連唱了三首歌：“大印鈔票推弱日元”、“大增政府開支”以及剛譜完曲填完詞的“經濟成長戰略（經濟改革）”。無論安倍的歌喉如何，總有捧場的人，這些捧場的，把安倍的歌喉贊成一朵花了，花的名字就叫那個“安倍經濟學”。
而像筆者這種不懂得欣賞的人，根本不覺得那是一朵花，就算是花，那也是煙花，只有剎那的光輝，有人不信吧？筆者解釋解釋。
先說那個“經濟成長戰略（經濟改革）”吧。要承認的是，安倍這個經濟改革的措施，例如吸引外來人才、外來資金、成立特區招外企等，方向是正確的，如果能貫徹下去，用咱們中國慣用的話講，“那個前途啊，是非常光明的”。
但是，後面還有一句，那就是“道路啊，也是非常曲折的”。原因無他，一是安倍有無足夠力量推動這個改革成疑。要改革必會觸動既得利益，阻力並不小，尤其是對經濟結構的改革，遭遇阻力最大的是其內部，自民黨內部對這個改革出現了不少其他的聲音。連當年挾高民望在位五年多的前首相小泉純一郎，要推行經濟改革都是無疾而終，安倍有沒有更強魄力與手腕來推改革，讓人不能不懷疑。
二是安倍能否真的當“麥霸”，有足夠時間來推改革呢？日本過去7年換了7任首相，如安倍在2006年曾任首相，但10個月後就黯然下台了。明年今日的安倍是否仍在位，真的很難預料啊。安倍所領導的自民黨2013年7月在日本參議院改選的大勝，表面上是經濟終有起色，首季GDP年化率增長3.5%（安倍去年12月才上任，首季經濟成長加速很難說是他的功勞，只能說他好運），連同當地股市2013年大升逾4成，成功製造民間也感受到的財富效應。
然而，實際原因卻是最大對手民主黨的不濟。過去幾年執政期間民主黨早已失分太多，而且反映出這個多年來最大的在野黨缺乏執政能力，未選已先輸，也讓當地兩黨輪替的政治局勢告終。其他的黨派勢力則未成氣候，令選民在挑無可挑的情況下，不得不將票投向曾令國家強大的自民黨。
讀者可以看到，儘管這次大選的多項議題均與民生息息相關，包括經濟、重啟核電廠、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等，但投票率反而大跌5個百分點直到52.6%的20年低位，反映出不少選民認為自己沒有選擇，寧願不去投票。
另一方面，自民黨實際得票率只為全國符合選民資格的1/4，如果扣除估計的原有全國1/6的“鐵票”，意味這個看似強勢的執政黨，只爭取到6至7個百分點的游離選民支持，實是一大警號；而且，安倍內閣的支持率越來越低，根據日本時事社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即使在東京申辦2020年奧運會成功的利好訊息刺激下，安倍內閣2013年9月的支持率也只為61.3%，不支持率為17.9%，仍少於2013年6月的68%。
此外，民調顯示，表示不支持安倍內閣的人里有7.7%認為無法期待安倍內閣；有6.1%的人認為“政策不行”；有5.6%的人認為“無法信賴首相”。
加上自民黨所主張的重啟核電站、提高消費稅、修憲及建立國防軍等議題，從中長期來看都是民眾難以接受的內容。日本選民其實不是對有關政策沒有警惕感，只是對經濟復甦的迫切要求壓過了警惕情緒而已，因此暫時沒有提出反對。然而，如果安倍短期內無法繼續讓國民切身感到經濟復甦，肯定會招致強烈批評，要求他下台的呼聲，恐怕不會少於之前的菅直人或野田佳彥。
然而所謂“經濟復甦”的美好願望，已經開始褪色了——日本公布的第二季本地生產總值增長已經回落至2.6%，增幅遠低於市場預期的3.6%及第一季的數據。因此，安倍可以一展拳腳的時間恐怕沒想像的那么多，遑論可完成尚餘3年多的任期？
二、弱日元和加大政府開支做得到嗎？
說完“安倍經濟學”中的“經濟成長戰略（經濟改革）”，筆者再說說“大印鈔票推弱日元”和“大增政府開支”這兩首歌。
如果大家留意日本股市，會發現日經指數過去30年，由38000點跌至8000點，之後靠安倍的“大印鈔票推弱日元”政策，通過日元的大幅貶值，令該指數一度由8000點上升到15000點，但最近又跌至12600點左右。與此同時，美元兌日元也已重返100之內，而且更已臨近94關口了。這反映安倍“大印鈔票推弱日元”的美夢，可能會成為“黃粱一夢”。
為什麼說安倍會失敗的原因之一是日本“東施效顰”注定要失敗？人家美國大印鈔票推弱美元政策，那是因為美國是全球的“拳霸”、“麥霸”，而且美元更是全球的儲備貨幣，世界和平時要美元，天下大亂時更要美元。日元不可能有這樣的實力與地位。
至於原因之二，即使你日本想東施效顰，歐美還不樂意。在2013年初莫斯科召開的G20會議上，歐美國家對日本大印鈔票採取默許的態度，因為歐美自己都在印，怎么好意思叫日本別印呢？但是，從年中開始，情況開始改變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3年5月底說話了，他們是用這種語氣說的：那個日本政府最近為抗擊通貨緊縮而做出的努力是值得表揚的，但是，這種努力對日元的匯率也產生了影響……所以我們認為啊，日元匯率已經略微低於中期標準所應對的水平啦，希望日本政府要注意。
上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話，只想表達一個意思，那就是：日元貶值已經夠了，你們日本政府不要再印鈔票貶值了，要不俺們可要翻臉啦。由歐洲人操控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次跑出來警告日本，主要是由於日本這大印鈔票法，導致日元大幅貶值，歐元兌日元已經升了20%，導致歐洲出口每況愈下，拖累歐洲經濟的復甦。這個時候，歐洲人不“告誡”一下日本才怪呢。
與此同時，日元的貶值，也導致美國通用、福特等汽車工業難與日貨競爭。相信這些巨頭應該曾跑去找美國總統歐巴馬那兒告狀了，歐巴馬肯定也敲打了安倍一番。
而在歐美這樣敲打下，日本大印鈔票之路將障礙重重，而已經負債991萬億日元的安倍政府，又有多少錢來“大增政府開支”呢？
事實上，由於日元匯價之前的大跌，已經嚴重損害市場的信心了。日本國內金融機構和俗稱“渡邊太太”（日本家庭主婦）的小投資者們，由於不甘心手中的日元白白貶值，不斷賣出日元、日本國債，轉而投向海外市場。連日本財務省自己都承認了：日本投資者已連續兩周淨買入5143億日元的海外債券。
如果日本國民這種拋棄日本國債的情況持續，那安倍政府可能面臨下台的危機。什麼？你覺得沒這么嚴重？那我告訴你嚴重性在哪。
現在日本國債有超過80%是由日本國內金融機構和國民持有的，由於日本國債最近被拋售，日本十年期國債孳息率已由2013年4月初的0.44%，升至7月的約1%。其後雖略有回落，但直到當年9月仍在0.8%高位左右徘徊。日本十年期國債孳息率在不到半年內，曾一度飆升了將近0.56%。這個0.56%是什麼概念呢？上文說到，日本政府現在的負債是991萬億日元，而債息每升0.1%，政府每年利息開支將增近1萬億日元；如果升1%，則會暴增至10萬億日元。日本現在每年的財政收入才40萬億日元，光付債息都已經夠日本政府難受了，而萬一還不起債的話，日債危機隨時爆發。
加上，由於日本國內金融機構如銀行也持有大量日債，債息每升1%，日本銀行業就會出現6.6萬億日元的賬面虧損，如果銀行這樣持續虧損下去，後果就是……相信大家沒有忘記因美國雷曼兄弟倒閉而導致金融風暴席捲全球的教訓吧？
安倍施政最艱難的日子，現在才開始，而回頭卻是不可能了。
因此，“安倍經濟學”這種大印鈔票支撐經濟的方式，對日本經濟有短期的刺激作用，但藥效難以維持長久；而且，日本長期存在的社會問題，也將嚴重拖累日本的經濟發展，這些問題將在下一節詳細介紹。
英語攔住日本逃過環球金融危機？
日本官員不重視英語，日本大學和民眾也大多如此，日本高等學府的英語考題，竟會用日語說明答題規則。很多去過日本首都東京旅遊的遊客也驚訝地發現，當地很多服務人員竟然不懂基本的英語對話；而相比其他國家，日本學生到國外留學的人數也不多。
日本對英語的不重視，以及日本社會的逐漸封閉，導致未能緊跟最新科技，了解世界最新發展趨勢，由此帶來的後果是相當嚴重的，日益影響國家經濟的發展。
一、日本怎么開始“閉關鎖國”？
正當中國孩子都在努力學習英語，以便進一步接觸世界時，日本卻以英語差為榮。日本副首相兼財政大臣麻生太郎2013年6月曾在一個研討會大放厥詞，稱日本銀行業之所以能夠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基本未受損失，主要是日本銀行業對這些複雜的金融產品不感興趣；而不感興趣的主要原因，不是日本銀行業狀況良好，而是日本銀行的管理者們幾乎不懂英語，因此才沒購買複雜的金融產品。
關於日本人英語爛，流傳著不少“段子”。其中有一個是說某日本外交官到訪美國，歐巴馬要接見他。但這個外交官卻非常奇葩，英語基本會話都不懂。無奈之下，大使的隨從只好臨時教他幾句，讓他在見歐巴馬時作應急之用：
一會你和歐巴馬握手時要對他說：“Howareyou?”（你好嗎？）
歐巴馬會回答你：“Iamfine,thankyou.Andyou？”（謝謝，我很好，你呢？）
你就回答：“Metoo.”（我也是。）
接下來的對話就由翻譯全權負責了。這個外交官由於英語奇差，因此還鄭重其事地把兩句對話背了老半天，但當他見歐巴馬時，還是鬧了笑話。由於緊張，他誤把“Howareyou?”（你好嗎？）說成“Whoareyou？”（你是誰？）
這可把歐巴馬逗樂了，你小子竟然不知道我是誰，就來見我？他隨即又想起日本人向來英語差，於是也釋然了，而且還用了美國人的幽默笑著回答說：“IamMichelle’shusband,ha-ha.”（我是米歇爾的丈夫，哈哈。）
日本外交官馬上回答：“Metoo.Ha-ha.”（我也是，哈哈。）
段子歸段子，但這也顯示出日本官方不重視英語已是眾所周知。日本大學和民眾也大多如此，如日本的大學英語考題，竟用日語說明答題規則；日本有個學習英語的電視節目，出席嘉賓將“OnFoot”這個連中國小學生也懂的英語說成日式英語的“ByWalk”。很多去過日本首都東京旅遊的遊客或許也驚訝地發現，當地很多服務人員竟然不懂基本的英語對話。與經濟、文化都相近的亞洲國家相比，日本學生到國外留學的人數也不多。
英語作為世界第一大國際通用語言，是學習高新技術的基本工具和全球化經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全球有超過80%的科學論文是以英語寫作，要學習先進科學技術，懂得英語必不可少；在網際網路上,60%以上的信息都是用英語發布，英語成為各國觀察和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工具；同時，英語水平與人均出口額、人均收入和服務經濟等皆是正相關係，說明英語對以出口為主的經濟是極其重要的。
日本對英語的不重視，以及日本社會的逐漸封閉，雖然能“有幸”逃過環球金融危機的衝擊，但長期而言，由於未能緊跟最新科技，了解世界最新發展趨勢，由此帶來了嚴重後果，影響日本經濟的長遠發展。例如，過去在沒有網際網路的時代，日本的成功主要依靠模仿，歐美國家一有什麼科技成果，日本就偷偷學來進行模仿，之後再進行改良，以創造賣點。日本人通過這種“竊書不算偷”或者“偷了就偷了你能把我怎樣”的方式，大量改良歐美國家產品，促進了日本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經濟騰飛。日本由此自高自大起來，漸漸也開始關起門封閉起來了。
隨著時代的發展，日本單純模仿的招數不好使了。在資訊時代，高新技術新產品更新換代速度非常快，日本人已不像過去那樣，有足夠的時間將歐美國家的先進技術、產品偷過來進行模仿、改良。就算學過來等推出產品也早已經過時了，就像美國的智慧型手機IPHONE那樣，每年換一代都未必可以完全適應市場的變化，都要面對韓國三星智慧型手機的挑戰和競爭，日本光靠模仿完全跟不上步伐，只有自己創新才能趕上，但日本過去的封閉已導致創造性土壤的缺乏。
二、日本文化怎么了？
日本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還不僅僅是封閉沒創新這么簡單。日本政治不穩定，每個首相只在位一年半載，安倍、福田、麻生、鳩山、菅直人、野田佳彥走馬燈似的上台又下台。現在安倍又“二進宮”重新做首相，麻生做副首相，這不但讓經濟政策難以有長遠規劃，也導致外國政府、企業缺乏與日本政府合作、投資日本的信心，從而影響日本經濟發展。
導致日本過去20年經濟的停滯，還包括以下兩大原因：
其一，日本年輕人普遍缺乏理想和希望。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鼎盛時期，日本企業一般都是實行終身聘用制，一位職員會一輩子為一家公司效力。民眾在有穩定工作的情況下，一方面有理想去打拚，同時消費也會比較穩定，可以帶來內需平穩增長。
但到了現在，由於經濟的停滯，日本公司的情況變成“終身不聘用”。公司在需要人的時候，就招來一些臨時工幹活，幹完活了不再需要時就立即炒人。日本公司為減輕成本完全不承擔福利和各種責任，導致日本年輕人的工作“有今天沒明天”。這種情況下，不要說什麼理想、希望之類的，就連收入也不穩定，導致不敢隨意花錢，甚至不得不做“啃老族”。
看到已經出來工作的哥哥姐姐們大多陷入這種只能當臨時工的狀態後，那些還在學校或者即將到社會工作的弟弟妹妹們，也頓時沒有動力描繪未來了，因此，導致日本近年出現了“尼特族”（NEET），指的是年輕人non-education,non-employment,non-training，也就是既沒有在讀書，也沒有在工作的無所事事狀態，而且這個人群有繼續蔓延、擴大的趨勢。
由於沒有工作、沒有收入、看不到前景，日本很多年輕人也不敢結婚。結婚與否不只是個人的問題，也會影響整個國家的未來發展。一方面，不成家生兒育女，日本老齡化問題就會越來越嚴重，日本未來就沒有足夠勞動力去支撐經濟發展，政府的負擔越來越重。對於這一點，日本政府開始急了。日本副首相兼財政大臣麻生太郎還因為太著急了，在2013年1月出席日本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國民會議時，針對老年患者的高額醫療費問題公開說了一些奇怪的話：“想死的人還讓他們活著，想想用政府的錢來支付（高額醫療費），這些人應該心虛。希望他們能夠快一點死，不這樣考慮的話問題無法解決。”這么一句“老不死”，自然引起了日本乃至國際人權組織、老人福利機構的強烈抗議和指責。
雖然麻生太郎的話非常奇葩，但足以看出老齡化給日本帶來的嚴重壓力。
另一方面，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先有自己的家才有國家，沒有家的年輕人，自然會對國家的歸屬感和依附感減弱，各種“無節操無下限”的社會現象也會越來越多。這大概是日本政府未來需要頭痛的另一問題了。如果一個國家的年輕人，沒有理想，也不敢有理想，對於這個國家意味著什麼，筆者不用多講相信讀者也會明白。
其二，日本的文化體系出現問題。日本社會看起來很團結、有序，例如在2011年發生大地震時，日本人即使逃亡，都是仍然有序排隊，街頭沒有垃圾，大家團結一起救災和互救。這的確是好的一面，但如果我們看事情的另一面：日本團結、有序的代價是整個社會講究論資排輩，而且也排斥異類。
一個社會如果講求論資排輩，那么反正不管幹得好壞、多做與少做，只要時候到了，自然會升職加薪，那又何必太努力工作讓自己辛苦呢？漸漸的，整個社會的年輕人都會缺乏上進心。
即使日本青年有上進心，尋求突破，往往也缺乏生存土壤。最著名的例子就是2006年日本炙手可熱的IT新貴堀江貴文。他的迅速崛起和受挫，充分證明打破傳統、尋求突破，在日本當前的經濟環境中風險極大。
在日本人的傳統觀念中，年輕人應該“學而優則仕”：讀日本東京大學，通過政府考試當公務員，之後逐步晉升，治理國家，才是正途。堀江貴文雖然考上了東京大學，但卻中途退學，創立了一個網路公司，而且不到10年公司上市，年銷售額108億日元（1億美元），總資產高達585億日元（5.6億美元），很有全球首富比爾·蓋茨的影子。
意氣風發的堀江貴文在2004年試圖買下大阪近鐵猛牛棒球隊，還動用外資對富士電視台發動併購戰，雖最後未成功收購，但這種新式資本玩家的做法卻極大地衝擊了保守的日本企業界，得罪了日本傳統的大財團和官僚集團，也顛覆了日本民眾的傳統觀念。很快堀江貴文被指在一宗收購中涉嫌交易欺詐，觸犯證券法被捕入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