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郁達夫（右）與郭沫若（中）、斯諾（左）合影郁達夫(1896．12.7~1945．8.29) 原名郁文，字達夫，浙江富陽人，中國現代著名小說家、散文家、詩人。1896年12月7日出生於浙江富陽滿洲弄（今達夫弄）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幼年貧困的生活促使發憤讀書，成績斐然。1920年開始創作小說，他的處女作是《銀灰色的死》。1921年6月，與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田漢、鄭伯奇等人在東京醞釀成立了新文學團體創造社。1921年7月，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沉淪》問世，在當時產生很大影響。後又創作了許多優秀小說，並在散文、舊詩詞、文學理論、翻譯等方面有相當高的造詣。
郁達夫的一生，胡愈之先生曾作這樣的評價：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的名字，在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紀念碑上，也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烈士的名字。
創作背景
五四運動《沉淪》是一篇深受五四思潮影響的作品，作者身在海外，就更多的吸收並接見了外國文藝理論的思想。讀者從他的作品中不難發現，在他早期作品，諸如《銀灰色的死》、《沉淪》等都有借鑑外國作品的痕跡。但在《沉淪》卻有一種很大的創新。《沉淪》的“自敘體”是受日本的“私小說”的影響；“零餘者”的形象借鑑了屠格涅夫在1850年的《多餘人日記》的影響；深刻的內心剖析是借鑑了弗洛伊德心理學的理論；同時法德的文學思潮也對其創作影響很大。其中對《沉淪》影響最大的是日本的“私小說”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
以自我為原型，浸透了主觀色彩的“私小說”將小說從外部世界的紛繁複雜引向了人物複雜的內心。這種風格被郁達夫所借鑑，從《銀灰色的死》中“清瘦的人”到《沉淪》中的“他”都是類似於“私小說”的人物形象。不過在《沉淪》中這種“私小說”有了一個突破性的創新。小田岳夫在《郁達夫傳》中指出：《沉淪》雖受佐藤春夫的《田園的憂鬱》的影響“但兩部作品在根本上是不同的”，《沉淪》的苦悶不再是“私小說”根源於人生固有的寂寞，它超越了“私小說”的局限，由個人外推，而具有某種時代、社會意義。它開創了中國現代抒情小說的道路，對後來的文學有深遠的影響。
作品賞析
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沉淪》寫於1921年作者在日本留學期間，講述了一個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的遭遇，通過“一個病的青年憂鬱症的解剖”，揭示主人公內心靈與肉、倫理與情感、本我與超我矛盾衝突。與郁達夫其他的小說作品一樣，《沉淪》是一篇“注重內心紛爭苦悶”的現代抒情小說，也叫“自我小說”，帶有“自敘傳”的色彩。因此，小說敢於大膽而深刻的自我揭示，複雜而豐富的心理活動。若要賞析這篇小說，就必須探究人物內心的矛盾心理以及造成這種心理的自身與社會原因。
郁達夫的中篇小說《沉淪》是從沉淪中奮起的一部心理史。，描寫的是一個患憂鬱症的留學生，故事發生在被稱為“東亞病夫”的上個世紀清朝末年，那個時候東渡求學的愛國青年很多，然而本篇的主人公雖然東渡，卻不是去尋訪救國的道路的，封閉孤獨的生活加上長期壓抑的青春的衝擊，使他不免憂鬱竟至於性格扭曲的發展，最後就到了自己也不相信的猥瑣沉淪，以至於才21歲的他就要走向自裁。這部小說是採用第三人稱，以“自敘傳”式的寫法，注重心理分析，無所顧忌地抒發主觀感情，大膽地暴露主人公的心理狀態。通過對主人公心理狀態的描寫，表現出了由於屢受歧視，精神憂鬱甚至變態了但最後還不忘自己的祖國。表達了郁達夫鮮明的反帝愛國思想，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沉淪》的主人公“他”出生在一個典型的中國傳統家庭，在“他”四處求學中接受的則是較為開放的進步思想。在中西文化交融的環境下長大的主人公既有中國文人某種氣質，同時又有一些自由與叛逆的思想。但在中國傳統文化仍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環境下，他的自由思想被壓抑。當他離開W學校“打算不再進別的學校去”，他選擇了蟄居在小小的書齋里。他的內心裡也因此而壓抑，產生了“憂鬱症的根苗”。此後的留學生涯他的憂鬱症就更加嚴重起來。在異國他鄉，飽受“性的苦悶”與“外族冷漠歧視”的“他”渴望真摯的愛情，並願為此拋棄一切。然而這種渴望在現實中難以實現，他的內心逐漸失去理智的控制，他開始自瀆，窺視浴女，甚至到妓院尋歡，只為了尋求自己感官上的一時愉悅與滿足，最終深陷在邪惡的沼澤里不能自拔。那飲鴆止渴的行為顯然讓“他”更加苦悶，愉悅過後是更大的空虛，欲望越來越大，他開始尋求更大的刺激，而他的經濟狀況卻窮困潦倒，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最終“他”只有投海自盡來結束這個惡性循環。
創作特色
郁達夫文選郁達夫在《沉淪》中描寫色慾是極其重要的部分。這些情節的描寫既不是純粹的肉慾挑逗與官能刺激，也不是遮遮掩掩含蓄的描繪，而用一種“露骨的真率”來描繪。這樣寫既達到對“深藏千年背甲里士大夫的虛偽無情的揭露”同時又不失美感，真實而生動，這樣寫色慾是一種創新。
在《沉淪》中作者充滿清醒的病態心理解剖意識，成為新文學自覺描寫靈與肉的衝突的二重人格形象的佳作。在《沉淪》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一個多層次的“我”的形象：追求肉慾的本我、矛盾的自我、道德的超我。這與傳統的單維結構與靜態呈現的作品有很大的超越。它使得作品更加深入內心，真實而多層次的顯現人的“雙重”性格。打破了古代文學臉譜化的呆板，這也是《沉淪》的突破之一。
《沉淪》在一些方面也有一定的不足之處。小說仍舊停留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的“問題小說”上，對中國社會問題的前途方向沒有較為明確的認識。在語言上過度的詩化、散文化的傾向，有過分雕琢的嫌疑。
相關評論
《沉淪》與其說《沉淪》是一部社會悲劇，不如說它是一部性格悲劇，以“我”的性格，不論在什麼樣的社會環境中，恐怕都不會感到快活。
小說的成功之處在於，它毫不掩飾地揭示了一個戀慕少女的少年內心的情緒躁動。而之所以有文學史上那看似嚴肅的解讀，主要是因為“性”的問題是建國後評論者力圖迴避的話題，但小說的作者卻又是一位現代文學史上無法迴避的進步作家，《沉淪》也是一部無法迴避的代表作，因此只好借著小說中幾次出現的“祖國”字樣，將小說的主題拉到“愛國主義”上面，對其中顯而易見的“性的躁動”避而不談了。這部小說是一部“私人化”極強的作品，如果說它反映了什麼時代進步思想的話，那也只是由於作者對“性慾躁動”和內心隱秘的大膽揭示，所展現出來的，對“個性”自由、解放的強烈追求。
郁達夫的《沉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它在許多方面的探索與創新，開創了中國現代抒情小說的先河，將小說引向了關注內心世界的新高度。對於當代小說創作以及文藝理論都有許多值得研究與學習之處。
影片《沉淪》
《沉淪》影片概述：非常聰明但是並不特別漂亮的女孩子於淼對張揚一見鍾情，並發誓一定要將他追到手。和張揚戀愛後，於淼開始忙著幫助張揚實現辦個人畫展的夢想，就在一切順利的時候，發生了意外。
於淼不甘心失去苦苦追求到的美好生活，於沒想到剛剛平靜不久，覺得推動了創造力的張揚又開始復吸。於淼思前想後，毅然打電話叫來警察……於淼堅持每周都去監獄看望張揚，儘管開始張揚不肯見她。但是不服輸的於淼依然堅持著自己的愛。張揚終於被這份深愛所感化。張揚出獄後，二人回到老家西安登記結婚，一切重新開始。沒有安全感的於淼惟恐幸福再次消失，她找到安頓講述自己的故事，想讓所有人和她一起保住她的幸福。
短篇小說集
郁達夫和他的短篇小說集《沉淪》
■王鵬
1921年版《沉淪》
現代作家郁達夫的短篇小說集《沉淪》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本短篇小說集。郁達夫早年留學日本，1921年曾與郭沫若、成仿吾等組織創造社。從1923年起，他先
後編輯《創造季刊》、《創造周報》、《中華新報·創造日》，並在北京大學、武昌師範大學、廣州中山大學執教。1927年他主持創造社出版部工作，次年與魯迅合編《奔流》月刊並秘密加入太陽社……胡愈之曾這樣評價郁達夫：“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的名字，在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紀念碑上，也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烈士的名字。”
《沉淪》是1921年10月15日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的，收錄三篇短篇小說，即《沉淪》、《南遷》、《銀灰色的死》，另有一篇“自序”。其中《沉淪》是“描寫一個病態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說是青年憂鬱病的解剖，裡邊也帶敘現代人的苦悶”（見“自序”）。主人公“他”，是一個酷愛自由的中國留日青年學生，有著多愁善感和富於幻想的性格。在日本，“他”時時感到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委屈和自卑，整天過著孤獨和寂寞的精神生活，終於患了日趨嚴重的憂鬱症。“他”先是跑到人跡罕至的大自然中去尋找安慰，繼而又渴望得到人們的理解、同情，渴望得到美好的愛情。然而，人們不理解他，甚至說“他”染上了精神病。這種追求人類的愛和同情而得不到的境遇，促成了“他”的心理變態，萌發了自殺的念頭，在和這冷凍的世界告別時，“他”望了望遠在大洋彼岸的祖國，發出了令人心碎的呼喊，希望祖國趕快富強起來。作品主人公的這種苦悶，代表了“五四”時期那些受壓迫、開始覺醒而自身又帶病態的知識青年的共同心理。因此，它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徵。此外，《南遷》寫留日學生伊人在C夫人處療養時發生的故事，他的苦悶、追求及變態心理；《銀灰色的死》寫留日學生Y君與酒館侍者的一段感情糾葛，最後Y君因腦溢血而死。上述三篇小說，深受日本“私小說”的影響，體現著他所主張的“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的文學觀，因此有很強的自傳性，從小說主人公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作者自己的影子。短篇小說集《沉淪》之所以在當時產生影響，是他利用小說寫出了他那個時代，突出了“時代病”，具有普遍與廣泛的意義。
短篇小說集《沉淪》出版後，立即引起國內文壇的強烈震動。成仿吾指出：《沉淪》“不僅在出世的年月上是第一，他那驚人的取材與大膽的描寫，就是一年後的今天，也還不能不說是第一。”郭沫若也說：“他的清新的筆調，在中國的枯槁的社會裡面好像吹來了一股春風，立刻吹醒了當時的無數青年的心。”沈從文則說：郁達夫的名字當時“成為一切年青人最熟悉的名字了。……人人皆可從他的作品中，發現自己的模樣”。不少青年讀者追捧《沉淪》，有的從鎮江等地連夜坐火車專程到上海購書，有的仿效書中主人公的衣著言行，還有的甚至摹仿它的風格寫出許多類似的作品。但在文壇上對《沉淪》的評價頗有分歧，周作人於1922年3月26日在《晨報副刊》發表《自己的園地》一文，為其申辯。他認為，《沉淪》“是一件藝術的作品，……已經受過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與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從這些書里得到希有的力”；“還有那些不知道人的嚴肅的人們也沒有誦讀的資格，他們會把阿片去當飯吃的”。周作人的申辯，澄清了一些糊塗的認識，也給予那些“憑了道德的名來批判文藝”的人們以有力的回擊。此後，對《沉淪》的非議逐漸平息下去，而《沉淪》的影響則越來越大。上海泰東圖書局一直把《沉淪》作為暢銷書，至1935年已印刷十五版之多，累計印數達8萬餘冊，其發行量在昔日是相當可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