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在一定的意義上，《歲月與性情：我的心靈自傳》可以稱作一個終有一死的人的心靈自傳。一個人預先置身於墓中，從死出發來回顧自己的一生，他就會具備一種根本的誠實，因為這時他面對的是自己和上帝。人只有在面對他人時才需要掩飾或撒謊，自欺者所面對的也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自己在他人面前扮演的角色。在寫這《歲月與性情:我的心靈自傳》時，作者始終構想自己是站在全知全能的上帝面前，對於他的所作所為乃至最隱秘的心思，上帝全都知道，也全都能夠理解，所以隱瞞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作者對人性的了解已經足以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小我來看自己，坦然面對自己的全部經歷，甚至不羞於說出一般人眼中的隱私。一個終有一死的人的心靈自傳，不羞於道出一般人眼中的隱私，唯求給心中的上帝一個坦誠的交待。
作者
周國平，一九四五年生於上海，一九六七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一九七八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先後獲碩士、博士學位，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主要代表作有學術專著《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尼采與形上學》，隨感集《人與永恆》，詩集《憂傷的情慾》，散文集《守望的距離》、《各自的朝聖路》、《安靜》，紀實作品《妞妞：一個父親的札記》，自傳《歲月與性情：我的心靈自傳》等，主要譯著有《尼采美學文選》、《尼采詩集》、《偶像的黃昏》等。
前言
我的書一向是很安靜地走向讀者的，唯有這一本似乎是一個例外。初版之時，始則招來了媒體的一陣喧譁，繼而又給我惹來了一場官司。它本來也是一本安靜的書，卻因為圍繞著它的噪音而不得安寧了。四年半後的今天，這些噪音皆已沉寂，我把它重新出版，相信它可以在一種於它合宜的氛圍中與讀者見面了。
本書初版之時，一位朋友對我說了兩句話。第一句是：這本書出晚了。第二句是：這本書出早了。我懂他的意思。嚴肅地反思自己的經歷，原是早該有人來做的一件事。然而，在這個娛樂化的時代，人們不能容忍嚴肅，非把嚴肅化為娛樂不可，如果做不到，就乾脆把戲侮嚴肅當作一種娛樂。好在媒體是不會在某一個話題上長久停留的，它必須不斷製造新的熱鬧方可生存，從而使任何目標物都不會被糾纏得太久。
至於因本書引起的那場官司，既然對方敗訴，我就不說什麼了。雖然這場官司使所涉及的事情真相更清楚也更具體了，但是，鑒於本書的記述基本準確，且不是重點內容，我決定既不做修改，也不做補充。排除了節外生枝的干擾，對本書的閱讀會更加純粹。
我的經歷實在是很平凡的，如果本書中的確有一些對於讀者有價值的東西，那肯定不是這些經歷，而是我對這些經歷的態度。我自己認為，我基本上做到了兩點。一是儘可能地誠實，正視自己的任何經歷，包括不愉快的經歷，把經歷當做人生的寶貴財富。
書評
對於一個讀者而言，當他喜歡上某一個作家的文字，並且有一天傾心閱讀完這個作家的全部或大部分作品之後，最後的願望肯定是想了解這個作家的整個心路歷程。故而一個對其讀者負責任的作家，最後的文字往往是向讀者交代自己的文字。因此可以說，當周國平先生推出他的“心靈自傳”《歲月與性情》時，我一點兒也不感到驚訝，只是敏感地認為，這是周國平的一部很特別的作品，是一個思想者的心靈史，有必要認真閱讀。
在中國當代文壇，散文隨筆寫得最好的往往是學者型的作家，周國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在學術專業領域，他是國內“尼采哲學研究”的先鋒和尼采哲學著作的最佳翻譯者。無論是他的學術專著《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和《尼采與形上學》，還是他的譯著《尼采美學文選》、《尼采詩集》以及《偶像的黃昏》等，都曾給他帶來過良好的學術聲譽。然而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周國平的散文寫作開始引人注目，尤其是其哲理散文備受廣大讀者喜愛。以至他的《今天我活著》、《迷者的悟》、《守望的距離》、《各自的朝聖路》、《安靜》等散文集出版之後，出版社一再重印，成為圖書市場的長銷書……
從閱讀的第一感受來看，我敢肯定，作為“我的心靈自傳”的《歲月與性情》，誠實與真實應該是它的關鍵字，也是其最大魅力所在。儘管迫於種種原因，寫作者雖然在書中無法和盤托出人生經歷的全部真相，但寫作者已經真實地再現了人生歷程的主要軌跡。而之所以不能說出全部歷史真相，不是因為沒有勇氣說，而是因為不可以說。否則就要牽涉到一些還健在的當事者，對他人造成直接的傷害，這是寫作者所不願看到的。儘管如此小心翼翼，但周國平還是就被自己在書中化名為“曹秋池”的原型人物告上了法庭，狀告其侵害名譽權，並要求其高額賠償，長江文藝出版社應立即停止《歲月與性情》的發行。所幸的是，原告最終以敗訴收場，《歲月與性情》也得以等到四年半之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公開再版發行，從而讓更多的讀者有了閱讀此書的機會。
《歲月與性情》分為“兒時的記憶”、“北大歲月”、“農村十年”和“走在路上”等四個部分。按照時間順序依次寫童年和少年時期、大學時期、畢業後在農村鍛鍊和工作的時期、回到北京讀研究生和從事哲學研究工作的時期。在書中，周國平坦然地陳述了自己在讀國小時曾經偷過同學的玩具和書本，上課愛做小動作而常被老師點名批評；讀中學時則性格孤僻而與同學不合群，還找到了青春期的自慰之道；讀大學時與郭沫若之子郭世英成為摯友，並被其推送到了世界文學寶庫的大門前，以至個人的精神自我一旦覺醒之後，從此不再隨波逐流；在洞庭湖農場和廣西資源縣農村的十年間，則真正痛苦於強制性的學習勞動並嚴重破壞了知識分子的一切良好習慣；而回到“精神故鄉”北京之後，才總算能夠坦然地“走在路上”，雖然也時常被人議論、遭人貶損以及經歷過兩次婚變，但自己還是一如既往地堅持讀書和寫作，並且保持寫作之路與心靈之路的始終統一，以此讓生命儘可能地抵達應該抵達的地方。
記得法國哲學家帕斯卡爾曾經說過：“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應該說這句話在周國平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體現。在物慾橫流的年代裡，堅持守望內心田園的周國平是孤獨的，甚至還是很脆弱的。他的個人情感生活以及形而上與形而下的兩種寫作方式，也時常遭到一些人的無端攻擊。慶幸的是，他憑藉著從不放棄獨立思想而在人生的諸多困惑中不斷尋求到了生命的覺悟，進而不斷使自己走向超脫的旅程，以至最終既安頓了自己的肉身，同時也獲得了生命應有的尊嚴。
“一個作品如果對於作者自己沒有精神上的價值，它就對任何一個讀者都不可能具有價值。”正是抱著這樣的信條，在《歲月與性情》的寫作中，周國平再一次將文字指向了“自己和上帝”，即對自己有一個坦誠交代，對上帝有一個如實坦白。因此，《歲月與性情》並不僅僅是一部簡單的個人自傳，而是“我思故我在”的最好實證文本。畢竟它讓我們充分感受到了歲月有跡和心靈有痕。而作為閱讀者，如果你認同周國平是一個真正思想者的話，那么不妨把《歲月與性情》當做是一個思想者的心靈史來閱讀，這樣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穫與啟示。
書摘
一絕對平民
我的書櫃裡豎著一張黑白照片，相紙有些發黃了，照片上是一個男嬰，剛會站立的樣子，站在一隻木質大圓桶里。背景是一個門廳，那隻大圓桶其實是一座樓梯扶手的下端，扶手十分寬大，漆得油亮。小男孩胖乎乎的，憨憨地笑著。女兒三歲時問我那是誰，當她聽說就是小時候的爸爸時，抬起頭望我，一臉疑惑的神情。事實上同樣的疑惑也在我的心中，把這個小男孩和我聯繫起來的唯一依據是許多年前父母的告知，這個聯繫如此抽象，我始終無法將它還原成我的具體生長過程。
據父母說，照片是在新新公司大廳里拍攝的。新新公司是解放前上海四大名牌百貨公司之一，在南京路最繁華的地段，現在那裡是上海食品公司。根據我的推算，父親進這家公司當出納員時的年齡是二十歲，兩年後與我的母親結婚，然後有了我的姐姐和我，二十九歲時上海解放，他離開了這家公司。我可以斷定，在新新公司的九年是父親一生中最愜意的時期。我的證據是照片，在父親和母親的相冊中，幾乎全部照片都是這個時期拍的。那時候，父親年輕英俊，顯然喜歡遊玩，經常攜母親在滬杭蘇留影。從照片上看，父親和母親衣著體面，一雙幼小的兒女十分可愛，一家人其樂融融。姐姐和我的照片多是幼兒階段的，其後出現長期的空缺，我的弟妹們則幾乎沒有童年的留影，反映了家境的變化。讀中學時，我曾仔細整理這些舊照片，因為老相冊已破損，就自己動手製作了一本很像樣的新相冊，把它們安頓好。可惜的是，在文革中，相冊里的絕大部分照片，由於父親穿長衫和母親穿旗袍，怕有“四舊”的嫌疑，都被我的妹妹燒掉了。
在進新新公司之前，父親有一個窮苦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按照他的敘述，他三歲喪父，全家的生計主要靠比他大十多歲的大哥做工維持，他的母親也做些織花邊的零活貼補家用。十四歲時，他進一個周姓本家開的米店當了五年學徒，接著在天蟾舞台當了幾個月售票員。在我上國小和中學的時候，父親經常念叨那一段苦日子，藉此對我們進行憶苦思甜教育。現在我忽然想到，他這樣做不只是在教育我們，也是在開導他自己，因為在離開新新公司之後，一方面收入減少，另一方面子女在增多和長大，家裡的生活明顯變得困難，完全不能和新新公司時期相比，有必要向前追溯一個更低的參照標準。解放後，父親調到稅務局工作，沒幾年就下放了，先後在幾家菜場當支部書記。他是解放初入黨的，這一資歷並未給他帶來半點官運，他終老於基層幹部的崗位。他自己對此倒沒有怨言，工作得很投入，我很少見他閒在家裡。二三十年間，他的工資一成不變地永遠是七十四元，這一點錢要養活一家七口，其拮据可想而知。不過當時我並不覺得苦，飯總能吃飽的，只是當餐桌上有紅燒肉時，幾個孩子的眼睛不免會緊盯著別人的筷子。
我的母親比父親年長兩歲，年輕時曾在藥廠做工，生下我的姐姐後就退職了。在我的早年印象中，她似乎生來是一個母親，她的全部職責就是養育五個孩子。事實上，在我們自立之前，她的確永遠在為我們的衣食住行忙碌。有一次，我在老相冊中翻到四幅照片，是同一個美麗時髦女人的相片，有周曼華的親筆簽名。問母親才知道，這位與周璇齊名的大影星曾是母親的結拜姐妹，當時她們都住在錢家塘（後來的陝西北路）一帶，經常在一起玩。這一發現令我非常吃驚，使我意識到母親並非生來是為子女操勞的家庭婦女，她也有過花樣年華。在我妹妹燒照片的革命行動中，周曼華的玉照當然沒有倖免的可能。
母親生性安靜，總是勤勉而無聲地做著家務，完全不像一般家庭婦女那樣愛嘮叨。父親每個月把工資交給她，一家的生計安排就落到了她的肩上。她很會安排，譬如說，每逢中秋，我們家是買不起月餅的，但她一定會自製一批月餅，也很香酥可口。幼小年紀的我無憂無慮地享受著母親的照料，哪裡能體察她心中的壓力。上國小時，有一天放學回家，我發現家裡籠罩著異樣的氣氛。父親不在家，母親躺在床上，地板上一隻木盆里盛滿血水，鄰居們聚在屋子裡外議論著什麼。三歲的小弟弟悄悄告訴我：媽媽生了個死孩子，是女的。五歲的大弟弟補充說：手還沒有長成呢，爸爸用一隻大鏟子運走，丟到專門放死孩子的地方去了。我聽見一個鄰居在勸慰母親，而母親回答說：“死了還好些，活的還不允許把她弄死呢。”我默默聽著，驚詫於母親的悲苦和狠心，突然感覺到了小屋裡籠罩著貧困的陰影。曾幾何時，也是在這間小屋裡，母親在這同一隻木盆里洗衣服，她的年輕的臉沐浴在陽光中，對著我燦爛地笑，這樣甜美的情景仿佛遙遠得不可追尋了。除了最小的妹妹外，我有一個弟弟也是夭折的。據母親說，他比我小一歲，生下後幾天就死了。在我整個童年時代，我無數次地懷念這個我對之毫無印象的弟弟，因為他與我年齡最接近，我便想像他如果活了下來，一定會是我的知己，於是為失去他而格外傷心。
雖然生活比較窘困，父親和母親的關係仍是十分和睦的，我從未看見他們吵架。他們會為日常開支煩惱，但從來不曾抱怨命運。量入為出，精打細算，他們把這樣的生活方式視為天經地義。也許當時多數人家都是這樣過日子的，所以並不顯得難以忍受。童年的家境使我習慣了過節儉的生活，在以後的生涯中，物質上的艱苦對於我始終不成為一個問題，我從來不覺得節儉是一種痛苦。由於奢華是我全然陌生的，我也不覺得奢華是一種幸福。直到現在，雖然常有機會瞥見別人的奢華生活，我仍自然而然地覺得那是一種與我無關的東西，對之毫不動心。父親和母親給予我的另一筆遺產是老實做人。他們都是本分人，壓根兒不知道有玩心眼這種事，在鄰里之間也從來不東家長西家短。這種性情遺傳給了所有子女，我們兄弟姐妹五人都拙於與人爭鬥，在不同程度上顯得窩囊。我的妻子和朋友在接觸了我的家人以後，都不禁為他們的老實而感慨。比較起來，我算最不窩囊的，但是我以及真正了解我的人都知道，其實是我後來的所謂成功掩蓋和補償了我的窩囊罷了。
我的家庭實在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如果要查文化傳承，就更無淵源可循了。無論父系還是母系，上一輩親屬里找不出一個讀過中學的人。我的父親在其中算是最有文化的，但也唯讀過國小，靠自學才粗通文墨，母親則是通過掃盲才識字的。父親的柜子里只有少得可憐的書，基本上是幹部學習資料之類，此外有幾本蘇聯反特小說和一本福爾摩斯探案，表明父親也曾經有過一點兒消遣的閱讀。高考報名前，上海一所大學為考生提供諮詢，一位老師聽我說要報文科，問我是否受了家庭的影響，我能舉出的只有父親柜子里的一套《毛選》。
我有一些朋友也出身平凡，但他們能夠在家譜中追溯到某個顯赫的先人，我卻連這種光榮也絲毫沒有。為了奚落他們也為了自嘲，我向他們闡發了一個理論：第二等的天才得自家族遺傳，第一等的天才直接得自大自然。當然，這只是一個玩笑，因為我不是天才。不過，就理論本身而言，多少有一點道理。歷史上有一些人才輩出的名門，但也有許多天才無家族史可尋。即使在優秀家族中，所能遺傳的也只是高智商，而非天才。天才的誕生是一個超越於家族的自然事件和文化事件，在自然事件這一面，毋寧說天才是人類許多世代之精華的遺
傳，是廣闊範圍內無血緣關係的靈魂轉世，是鍾天地之靈秀的產物，是大自然偶一為之的傑作。
周國平的作品
| 周國平，1945年7月生於上海。1962至1968年就學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分配在廣西深山老林中。1978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先後獲碩士、博士學位。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深入研究尼采及其哲學、美學理論，發表譯著、專論多部；曾寫若干哲理散文。其作品充滿了人生的智慧，融理性和激情於一體，筆調清新自然，深受讀者喜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