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穿的紅嫁衣》

《未穿的紅嫁衣》

《未穿的紅嫁衣》是回族女作家霍達的三部長篇小說(《穆斯林的葬禮》、《未穿的紅嫁衣》、《補天裂》)之一。

基本信息

簡介

未穿的紅嫁衣回族女作家霍達的三部長篇小說《穆斯林的葬禮》、《未穿的紅嫁衣》、《補天裂》)之一。

內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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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國滄海,孤島密林,千年古堡,神秘莫測。一位不速之客的突然造訪,幾乎改寫了歷史,引發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唇槍舌劍……歷史學家李言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踏上“仕途”。他與當年的恩師令狐譫在秦嶼精神病院不期而遇,歷史老人昭示他揭開千年古堡之謎,而錯綜複雜的權力之爭和愛情糾紛卻使他在即將達到事業的峰巔之際功虧一簣,遺恨終生。當他再度來到秦嶼之時,已是向這座行將湮滅的歷史遺蹟和刻骨銘心的愛情作最後的告別,看一眼那終未能穿上戀人之身的紅嫁衣……

可以說作者也是秦史研究專家。其豐富的歷史知識信手拈來,熔鑄於風波迭起的敘事之中,令讀者折服。作品俯瞰歷史,同時緊扣時代脈搏,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當代人物的群像,或運籌帷幄的政治家,或執著著述的史學家,或痴情一片的女教師,或潑辣刁悍的小市民,或玩世不恭的“少年犯”,無不鮮活生動,呼之欲出。尤其是對李言這位從政的知識分子的特殊心路歷程,作品揭示得淋漓盡致,為文學畫廊增添了一個嶄新的典型形象。作者兼擅小說、報告文學和影視劇作,調動各種藝術手段,以得心應手、遊刃有餘的嫻熟技巧,為讀者奉獻了這部高品位的長篇新作。

關於本書

這部三十萬字的長篇小說耗費了霍達整整三年的時間,這在她的創作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她說:“我萌發寫這部小說的想法是在一九九○年的春天,當時就確定了書名:《未穿的紅嫁衣》。而等到完成,已經到了一九九三年春天,前後歷時整整三年。我還沒有任何一部作品用過這么久的時間”。由此可見,這位茅盾文學獎得主是如何投入地用心去縫製她的“紅嫁衣”,又是如何著重自己的這部新著。當然,在這三年中,霍達並不是一直在寫這部長篇,而是寫寫停停,放放寫寫。她說:“這完全違反我的創作習慣,我以前的作品總是一氣呵成的”。正是這種寫寫停停的“冷處理”,使她有可能反覆構思,精雕細琢,以而使她的小說創作藝術到達一個嶄新的境界。

這部小說是否獲得了霍達所預期的效果呢?或許對文本不同的解讀,將會有助於我們得出一個比較客觀的答案。

第一種解讀:愛情婚姻視角

不管我們作何解釋,《未穿的紅嫁衣》在一般讀者的眼裡,首先是一部愛情小說。然而,坦率地說,若將它僅僅視**情小說,它的文本價值則是十分膚淺的。它所敘述的仍是那種通俗常見、無多少新意的愛情故事。一男兩女,婚者不愛,愛者難婚的三角愛情遊戲模式是司空見慣的。文學作品中始亂終棄多情薄倖紅顏命苦的悲怨何其多哉!霍達筆下的男女主人公不過穿上了現代的服裝而已。不幸的是,霍達確是從這一淺俗的角度楔入她的小說的,香艷哀情的書名說明了這一點。

男主人公李言,當其登場之時,粉墨十足,光彩奪目。他是一位南方大學歷史系畢業的高材生,是一位享有盛譽的歷史學家,是掌握著越州市命運的副書記和常務副市長。他飽學多才,滿腹經綸,胸懷遠大,權勢炙手,卻又風流倜儻,機智風趣,善解人意,柔情密腸。然而,他的婚姻卻是十分“不幸”的,是荒謬的“文革”時代的產物。他的妻子何麗珠是一個沒有多少文化的市圖書館管理員,她粗俗不堪,兇惡霸道,她是他虎落平陽蛟困淺池時被迫接受的饋贈,是無愛的結合。他的愛終於為另一個女人所喚醒,她是他女兒的中學老師郁琅環,她比他小了整整二十歲,是一位三十不到的老姑娘,是一位孤高傲慢美麗動人緊閉心扉以待伊人的女人。他們悄悄地相愛了,僅僅只是為了愛。連他的女兒、她的學生李盼也禁不住說,他們才是天底下最般配的一對——郎才女貌!然而,他是使君有婦,婚外之戀;她是第三者插足,名份不正。他們之間橫亘著一條難以逾越的天河,就是何麗珠!

性愛的三角關係一旦形成,矛盾的衝突便勢所難免。在郁琅環,她當然希望做他名正言順的妻子,而不是偷偷摸摸做他情婦。她要的是名實相符。這是合乎情理的,但也是艱難的,因為她必須首先摧毀李言原有的家庭和婚姻,才能得到這些。她別無選擇,只有依賴他的裁決,以愛情和等待的焦急向李言施加壓力。在何麗珠,一旦她發現她的家庭和婚姻受到了威脅,她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出於女人自我保護的本性,近乎瘋狂的行動便開始了。胸無點墨的她這時顯得工於心計、極有韜略。她曾經送給李言丈夫的名分,並扶他踏上副市長的位置,如今她要使她的丈夫“臣服”,倘若不服,她便將親手“毀滅”他。抱定魚死網破決心的女人是至為可怕的。在李言,她愛上郁琅環是真誠的,他視她為唯一的精神寄託,他不是好色邪惡的登徒子,也決沒有玩弄郁琅環的卑鄙之心。在何麗珠的步步緊逼下,他所面臨的選擇是:要么放棄一切,包括原來得到的權力、地位、家庭,甚至事業,為愛情獻身,夢圓郁琅環——這是郁琅環所希望的;要么放棄愛情,放棄情人,向不愛的妻子俯首稱臣,從而保有一切,在那不甘心走的老路上走下去——這是何麗珠所希望的。這是掌不可得兼的一場選擇,他作為性愛三角關係中的核心端,受到了愛情與利害的雙重壓迫。權衡再三後,他終於向何麗珠繳械投降,為等待他的情人開出一劑苦藥:等我十年吧!郁琅環讀出了這句話的潛台詞:愛情只有留給未來,留給夢想。在郁琅環的心目中,他一下子變得那么陌生,那么醜陋——心造的偶像頃刻間垮了,剩下的只是一堆骯髒的彩繪和泥塑——口若懸河不過誇誇其談,飽學多才不過巧言令飾,風流倜儻不過裝腔作勢,信誓旦旦不過欺詐哄騙,她所等待的白馬王子不過是一個萎瑣、懦弱、卑賤、無能、自私、平庸的小人!她瘋了,被關進了秦嶼瘋人院,她痴情的目光唯有凝滯在悲哀的猩紅,那一襲永不能穿上的紅嫁衣上。

雖然如此去指責李言並不公道,但選擇的本身便包含了一種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無論選擇者在兩害相權中是取其輕還是取其重。責之者說,李言終於是難辭其咎的,每一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選擇作出解釋並承擔責任,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為了愛,生命尚不足惜,那么,世間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樊籬束縛人呢?不就是一點可憐的權勢、面子和蠅頭小利嗎?恕之者說,沒有人願意放棄所愛,李言放棄愛情與情人是痛苦的,是迫不得已的,但他寧可放棄,寧可忍受痛苦,承擔罪譴,他選擇的不是權勢、地位,而是事業、理想與抱負。霍達巧妙地處理了她對李言的道德判斷,她一方面採取先揚後抑、先褒後貶的態度,責之唯苛;一方面又努力為他洗刷開脫,解釋他選擇的合理性,恕之有加。道德判斷傾向的矛盾處,正是霍達的聰明處。因為《未穿的紅嫁衣》事實上並不僅僅是一部愛情小說,它似乎還是一部政治小說、社會小說,在這個令人帳然若失的愛情故事背後,有一個更為深沉的故事,這是否才是霍達這部長篇小說真正的底蘊之所在呢?

第二種解讀:社會政治視角

《未穿的紅嫁衣》在結構上以兩條線索交叉並進,一條是李言的愛情風波,發生在他的家庭里;一條是李言的事業風波,發生在他的工作中。這兩條線索都充滿了緊張的鬥爭,使得情節發展一波三折。或許是因為愛情風波寫得過於有聲有色,使得事業風波退隱其次;或許是霍達出於藝術需要的考慮,故意將兩條線索一根浮起,一根沉下。我倒認為,無論愛情線索如何轟轟烈烈,只有將其導入事業風波之中,它才能顯出特殊的作用來。也即是說,李言作為這場愛情悲劇的主角,只有當他在一場社會、政治悲劇中同時充當主角的時候,他的愛情悲劇才能顯示其深刻。

為了最後一次論證市委關於開發秦嶼的決定,李言獨自一人來到了這座遠離市區的海中荒島。荒島上除了一些落後的居民,只有一所名叫“極樂園”的瘋人院。經過周密的考察,敏銳的歷史學家發現這是一塊保存完好的活的秦文化遺蹟,原始的居民竟然是秦民的後裔,他們的方言竟是古奧難解的秦音。李言為自己的發現激動不已:因為這一發現的歷史價值與考古價值遠在萬里長城和秦兵馬俑之上,它將再次震撼世界。一個大膽的構想成熟了,李言決定推翻市委關於將秦嶼建成一座集商業、旅遊、娛樂為一體的度假村的開發計畫,將秦嶼建成一個秦文化遺蹟博物館。在論證會上,李言一鳴驚人,旁徵博引,試圖乘市委書記程功缺席,推行自己的主張,形成新的秦嶼開發計畫,造成既成事實,迫使程功屈服。然而程功及時地趕了回來,以政治家的謀略和辯術,調侃嘲弄了李言的學術發現,釜底抽薪,輕鬆地擊敗了李言。具有嘲諷意味的是,李言居然擔任了秦嶼開發工程的總指揮,但他卻只能秉承程功的旨意,親手毀滅秦文化遺蹟,徹底破壞這一重大的學術發現。從而使這個悲劇性的人物親手完成了將自己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最後一錘。

李言長期困於社會下層,但他不甘沉淪,而是頑強努力,鑽研史學,在“文革”結束後爆炸性地推出了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成為一枝秀出的史學家,從而奠定了他仕途升遷的基礎。他得到了程功的賞識,迅速得到擢拔,成為越州市的二號人物。然而。當他將史學家的才識與副市長的權力結合起來,試圖改變“歷史”進程的時候,他卻遭到了徹底的失敗。在開發秦嶼的方案上,他是最有發言權的,但為什麼不能承受程功的一擊呢?他的失敗首先在於對政治的無知和幼稚。當他發現秦嶼遺蹟後,既未上報上級領導和主管部門,又未邀請專家學者作實地考察踏勘,僅憑自己的想當然便確定了這一處遺蹟,錯誤一;若要改變市委開發秦嶼的決定,則應首先與一把手商量,待取得一致意見後方可行動,但他卻採取了突然襲擊的方式,欲先斬後奏,嚴重違反了組織原則,因此導致了與程功的矛盾衝突,錯誤二;戰端既開,則應以相信真理,堅持原則的大無畏精神進行戰鬥抗爭,陳述已見,李言卻像做賊心虛一樣,一旦程功趕回主持會議,他便心慌神亂,仿佛像發動了一場未遂政變一樣的難堪不安,不敢也未曾據理力爭,錯誤三;若為了避免與程功發生正面衝突,他應使會議暫不付表決,會後立即請示上級部門,獲得學術機關的認可和上級領導的支持,但他卻作無條件投降,甚至昧著良心去破壞這一重要的學術發現,從而成為民族的千古罪人,錯誤四。在這一場激烈的鬥爭中,李言似乎既不通經,也不通權,戰略既錯,戰術也無,只是一位無才無能的“書生”。作為政治家應能堅持原則,作為史學家應能堅持真理,李言是一位史學家型的幹部,他卻既不能像政治家那樣堅持原則,也不能像史學家那樣堅持真理。中國古代的史官、諫官們尚能秉筆直書、犯顏死諫,冷然面對酷刑死亡,而李言呢,甚至拋棄了所謂史學家的“良心”連發表學術論文告白天下呼籲重視的勇氣也泯滅殆盡。

導致李言徹底失敗的原因,除了他對政治的幼稚無知外,歸根結底是他的悲劇性格。他的人格是不健全的,他的理想與意志、識見與膽魄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不諧調,他可以發現正確、美好、善良,他具有追求理想和真理的熱情與興趣,但卻不具備應有的膽魄與意志,沒有足夠的力量與勇氣去堅持真理、堅持原則,實現理想。這是李言悲劇性格的主要特徵。

一個人的悲劇性格是釀化他一切悲劇命運的根源淵藪,李言也是如此。他的悲劇性格不僅導致了他事業的失敗,也同時導致了他愛情的失敗。換言之,事業的失敗與愛情的失敗分別從兩個不同的方面揭示了李言悲劇性格的形成與存在。從這個角度來解讀霍達所精心編織的愛情故事會陡然覺得寓意深藏。
事業與愛情,歷來被視作知識分子賴以生存的兩大精神支柱,所謂“金榜題名時,洞房花燭夜”,二者兼美自是人生佳境;二者得一,也差可自慰;若二者皆失,精神便失去了逋逃藪。李言曾經幻想同時得到二者:事業(一鳴驚人的學術發現與親手籌建秦史博物館,那將是他學術生涯的登峰造極,也是他執政的功德碑)與愛情(與郁琅環結成靈肉合一名實合一的夫妻)兼美;但在何麗珠的瘋狂進攻下,他不得不放棄愛情,使他靈魂稍安的精神庇護所便是“事業”;事業失敗了,他最後的一根精神支柱被摧毀了,他的精神大廈傾頹了。這時的李言雖然仍在整日為工作奔走,但他已成了行屍走肉,成了無知覺無理性的人,他於是與郁琅環奇妙地合二為一了;那件未穿的紅嫁衣與毀為塵土的秦嶼遺蹟合二為一了;愛情追逐與政治爭鬥合二為一了;愛情婚姻問題小說與社會政治問題小說合二為一了。這樣看來,《未穿的紅嫁衣》並不是一個香艷哀情的書名,這件猩紅的道具成了穿透全書的一個絕妙的象徵物,原來平庸膚淺的愛情悲劇這時突然大放光彩,成為一種必要的渲染,一種深刻的象徵,一種具有魔力的解讀,一種具有巨大藝術能力的闡釋。

第三種解讀:歷史哲學視角

霍達是一位歷史感十分強烈的作家,她是著名史學家馬非百的學生,青年時代曾下過很大功夫研究歷史,尤工秦史。長期的研究生涯薰陶和形成了她強烈的歷史意識和哲學意識。她的作品時時表現出一種高屋建瓴的歷史評判。一方面,她帶著現實感去講述她的故事,截取鮮活的生活之流,寫人生、婚姻、愛情、事業、政治、社會,淋漓酣暢地寫出人物的生活與情感,揭示矛盾的糾葛與衝突;另一方面,她總是站在歷史的高度去評說人物的一切,包括他們情感的喜怒哀樂,也包括他們事業的得失成敗和命運的顛躓順達。且不論秦嶼的所謂秦代古堡,秦文化遺蹟是驚人的發現抑或是虛擬的故事,小說所選取的主人公的特定身份:史學家,以及主要情節:有關秦文化遺蹟的發現與處理,營造出了一種濃郁的歷史氛圍;小說還採取了亦文亦史的手法,或正面或側面,縱論古今,笑談歷史,指點得失,評說功罪,每每以生動的文學描寫中引發出意味深長的史學思考來。
顯然,在文學作品中大肆渲染,創造出一種亦文亦史的歷史文化氛圍,決不是為了炫耀博學,掉書袋,賣弄學問,而在於巧妙地將現實的人以及各種現實關係嵌入歷史之鏈中去,尋找和發掘出蘊含其中的歷史意味與哲學意味。

在歷史之光的燭照下審視李言的悲劇,將會覺得更加深刻。李言在開發秦嶼的問題上無可奈何地服從了程功,從表面上看,化解了對抗,消除了矛盾,獲得了松馳和平靜,但他是以放棄對抗,承認失敗,迴避矛盾來消除衝突的。明明知道正確,又不得不放棄,失敗感和對抗於是將會轉化為內心衝突,在那裡留下永遠的愧疚、痛苦與不安。這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李言既已看到了歷史的需要,他是作為歷史的代言者出現的,但是,他卻不能去實現歷史的需要。歷史不是由某一個人所創造的,歷史的發展進程也不是由某一個人所能決定和推動的。按照恩格斯的說法,歷史的發展呈現出一種合力狀態。因此,既可以說,某一個人不可改變歷史;也可以說,牽引歷史發展之繩就在每一個人的手中。李言在看到了歷史需要的情況下放棄它,則是放棄了握在他手中的牽引歷史發展之繩,無論他作出何種解釋,這種逃避與推卸歷史責任的做法無疑是一種犯罪!第三個方面,李言的出現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他首先是作為知識分子代表的形象出現的,其次是作為能對改革產生較大影響的“傑出”知識分子“干政”領導出現的。於是,李言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就代表了頗為廣泛的知識分子階層,他的命運便產生了一種普遍的意義:一,知識分子在改革進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命運;二,知識分子在歷史進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命運。

中國的知識分子歷來自視甚高,“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李白)他們大多懷抱著救世濟民、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希望得到君主賞識,不惜以妾妓自譬,以委身相許,以期求取施展才華的機會。才華橫溢、出身寒素的晉朝詩人左思吐露心聲,“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群書。……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詠史》)自喻鉛刀當然是謙詞,而企望“一割”以“騁良圖”才是他們真正的“夢想”。為了得到這“一割”的機會,他們可以“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杜甫),在謀官求俸的背後,深層的思想意識便是顯露才華、實現抱負。他們常常又為得不到“一割”的機會而彈鋏高歌、淺吟低唱,為空懷凌雲志,浪擲經世才而唏噓嘆惋,因此,“懷才不遇”成了中國古典文學中一個永恆的主題。屈原懷抱香草、自沉汨羅,卞氏哭獻玉璧,感天動地,其深刻的象徵意味就在這裡。

但是,人們常常忽略了一個問題,那些慨嘆“懷才不遇”的知識分子一旦獲得了施展才華的機會,占高位,據要津,握有了經緯天地之權力時,他們果能像早先所期重的那樣做下一番驚天動地的大業績么?當他們寶刀出鞘而不再劍鳴匣中時,他們到底是一把鋒利無比的龍泉呢還是一把木鈍無刃的鉛刀?

我們當前所從事的改革事業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大事業,無論從現實的角度還是從歷史的角度看,都是極其偉大的,它關係到中華民族在政治上解放後能否在經濟上徹底解放從而真正地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項大事業需要千千萬萬有志者為之奮鬥、犧牲,尤其需要民族精英的知識分子作出自己的貢獻。時代的需要,歷史的召喚,將這批“懷才不遇”的知識分子推到了改革的第一線,推上了領導崗位,推上了政治舞台。根據理論推斷,他們將可以大顯身手,一展鴻圖,報效祖國與民族了。然而事實都並不那么簡單。李言的命運發人深思就在這裡。當這些知識分子一旦進入權力層時,他們便身處一種全新而複雜的政治磁場中,他們或者在這磁場中接受鍛鍊,迅速成長,從而改變環境,有所作為;或者為陳腐的各種力量所左右、消耗,被迫放棄自我,走向平庸,走向無所作為,為傳統勢力徹底同化;或者在他們健康地成長起來之前,被擊敗,逐出權力圈。無讓哪條道路、對知識分子來說都是一種挑戰。李言的失敗,看起來是為環境和條件所迫壓,帶著壯志難酬的遺憾被擊敗了,他的失敗在於放棄了自我,成為了錯誤決策的符號執行者。但換一個角度看,李言的失敗,不僅在於他對政治的無知,也在於他自身的弱點。如何克服自身弱點,提高政治修養和領導藝術,就成了知識分子的當務之急。從某種意義上說,知識分子的前途和命運就是改革的前途和命運。

“歷史學不可能預告未來的事件,它只能解釋過去。但是人類生活仍是一個有機體,在它之中所有的成分都是互相包含互相解釋的。因此對過去的新的理解同時也就給予我們對未來的新的展望,而這種展望反過來成了推動理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一種動力”。①文學作品也是如此,尤其當霍達以歷史、哲學的意味穿透她的小說的時候,她的思考便顯得極有意義。《未穿的紅嫁衣》不僅為我們的現實社會生活留下了一份活的紀錄,而且為以往的歷史作出了新的解釋,也將為未來的歷史提供重要的借鑑。尤其是對於知識分子歷史地位、作用,以及前途、命運的思考,將引起改革者的警惕與深思。後人視今,也猶今人視昔。千秋功罪,自有後人評說。當我們親手創造出燦爛的中華文明,創造出偉大的中華民族時,我們將可以無愧人生,無愧時代,無愧歷史,我們將作為耀眼的一環串起在永遠的歷史之鏈中。這或許才是對《未穿的紅嫁衣》深藏寓意的最終解讀。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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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達,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國家一級作家,著有小說、報告文學、劇本、散文等多種體裁的文學作品約500萬字。本社曾出版其代表作之一《穆斯林的葬禮》,該書並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兩度全文廣播,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榮獲中國文學最高獎――茅盾文學獎以及建國40周年優秀文學獎等多項大獎,為最受讀者歡迎的當代文學作品之一,列人“家庭書架百種常備書目”,至今暢銷不衰。其中篇小說《紅塵》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報告文學《萬家憂樂》獲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報告文學《國殤》獲“中國潮”報告文學獎,報告文學《小巷匹夫》獲“火鳳凰”報告文學獎,電影劇本《龍駒》獲建國40周年優秀電影劇本獎,電影劇本《我不是獵人》獲全國優秀少年兒童讀物獎,電視劇《鵲橋仙》獲全國電視劇“飛天獎”。

此外,代表作尚有報告文學《民以食為天》、《海魂》,長篇小說《未穿的紅嫁衣》,大型歷史電影劇本《秦皇父子》等,作品有英、法、阿拉伯、烏爾都等多種文字譯本及台灣出版中文繁體字版多部。

近年來曾先後應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赴英、法、俄、日、西班牙、新加坡、茅利塔尼亞等國家及我國台、港地區進行學術交流活動,並曾應邀出任《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開羅國際電影節評審,其生平及成就載人《中華古今女傑譜》、英國劍橋版《世界名人錄》等大型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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