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本文是司馬遷《史記》列傳部分的首篇。錢鍾書曾在《管錐篇》中這樣評價說：“此篇記夷齊行事甚少，感慨議論居其大闐，僅議論之賓，為傳記之主。馬遷寧騷孤憤，如喉鯁之快於一吐，有欲罷而不能者。”名文簡介
作者：司馬遷類型：人物傳記
成文時間：西漢時期
作者小傳
司馬遷頭像原文
司馬遷孔子曰：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伯夷畫像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9?） 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雕”。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眾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岩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注釋:
①載籍：書籍。②虞、夏之文：指《尚書》中的《堯典》、《舜典》、《大禹謨》等篇。③岳牧：四岳和十二州牧。四岳，傳說為堯舜時四方部落的首領。④典職：任職，管理政務。⑤許由：傳說堯讓帝位給許由，不受，死後葬在箕山，也叫許由山。⑥卞隨、務光：傳說商湯要征伐夏桀，向他倆先徵求意見，都說不知道。後來，商湯又要讓帝位於他們，他們拒絕，投水而死。⑦蓋：表示疑問。⑧吳太伯：周太王的長子。太王有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歷的兒子就是周文王姬昌。周太王預見到姬昌的聖德，有意傳位給幼子。太伯即同仲雍出走吳國，故稱吳太伯。⑨其文辭：指經傳上記載論述的言辭。少：稍微，略為。概：大略。
①悲：憐憫，同情。睹：觀，看。軼：通佚、逸，散失。②孤竹：在今河北省盧龍縣。③西伯昌：指周文王姬昌。④叩馬：勒住馬。⑤爰：就，於是。⑥左右：旁邊侍候的人。兵：用作動詞，用兵器殺害。⑦太公：武王軍師姜太公，名尚，字子牙。⑧宗周：尊奉周王朝為宗主國。⑨首陽山：即下文的西山。今山西省永濟縣西南。薇：巢菜，又稱野豌豆，嫩莖、葉可食。⑩安：哪裡。適歸：歸往。○11於嗟：表悲嘆。徂：通“殂”，死亡。
①絜：同“潔”，純潔。②七十子：孔子有三千學生賢人七十。顏淵：即顏回，孔子最得意的門生。③屢空：經常貧困。糟糠：粗糙的食物，即酒糟和糠皮。厭：同饜，吃飽。④跖：古時大盜。⑤肝人之肉：《史記會注考證》說，肝疑為膾之誤。膾：切割。⑥暴戾恣睢：殘暴兇狠，任意橫行。⑦若至：到了。近世：實指當世，作者有所忌諱的借辭。⑧擇地而蹈之：選好地方才落步，意為不輕舉妄動。⑨時然後出言：該說的時候才說。⑩行不由徑：走路不抄小道，辦事正大光明。○11：儻：同“倘”。
①見《論語•衛靈公》。②見《論語•子罕》。執鞭之士，泛指擔任卑賤職務，如趕車。③見《論語•子罕》。④見：同“現”，顯露。
①見《論語•衛靈公》。疾：忌恨。沒世：死了。稱：稱讚。②賈子：賈誼。引語見其《服鳥賦》。③徇：同“殉”。烈士：志士。夸者，貪權勢而矜誇的人。死權：為權而死。眾庶：百姓，芸芸眾生。馮：同“憑”。④⑤都是引自《易•乾•文言》。⑥附驥尾：比喻依附先輩或名人之後。⑦岩穴之士：指隱士。趨舍有時：出山和退隱，有合適的時機。⑧類：大概。堙滅：埋沒。稱：稱道。⑨閭巷之人：平民百姓。砥行：磨鍊德行。⑩青雲之士：德行高尚或名位顯著的人。施：延續，引申為流傳。
譯文
李唐·採薇圖孔子說：“伯夷、叔齊不記舊仇，因而怨恨很少。”“目的在於求仁，而得到的正是仁，又有什麼可怨恨的呢？”可是我卻為伯夷、叔齊的事跡感到悲哀。讀了他們流傳在民間的歌辭，感到有不同於孔子所說的令人驚異的地方。他們的傳記中說：
伯夷、叔齊是孤竹君的兩個兒子。父親想要叔齊即位，到父親死後，叔齊讓位給伯夷，伯夷說： “這是父親的決定啊！”於是逃離了孤竹國。叔齊也不肯即位，逃走了。國中的人便立了孤竹君的二兒子為國君。這時候，伯夷、叔齊聽說西伯姬昌能很好地奉養老人，說： “何不去投奔他呢！”到了那裡，西伯已死。周武王用車子載著西伯的牌位，追封西伯為文王，宣稱奉文王遺命東進討伐紂王。伯夷、叔齊拉住武王的馬韁繩勸說道：“父親死了不去埋葬，竟然大動干戈，能說是孝嗎？身為臣子卻要弒殺君主，能說是仁嗎？”武王左右的人要殺掉他們，太公呂尚說：“這是有節義的人哪！”把他們攙扶到一邊，讓他們走了。武王平定殷紂之亂以後，天下都歸附周朝，而伯夷、叔齊卻認為這是恥辱，堅持節義，不吃周朝的糧食，隱居在首陽山，採食蕨菜為生。等到他們餓得快死的時候，作了一首歌，歌詞說：“登上那座西山啊，採掘山上的蕨菜吃啊。用暴力去取代暴力啊，還不自知為非。神農、虞舜、夏禹那些盛世都匆匆消逝了，我們又去何方尋找歸宿？哎呀，我們即將死去了啊，這是我們命運不濟啊！”於是餓死在首陽山上。
由此看來，他們是怨恨呢，還是不怨恨呢？
司馬遷著《史記》孔子說：“觀點主張不同，不必互相磋商。”這意思也是各自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罷了！所以說：“如果富貴可以從道義求得，即使做個給人拿鞭子的前驅、開路的小吏，我也乾；如果不可以以道義求得，那就按照我所喜好的去做。” “到了嚴冬季節，才能知道松柏的葉子是最後凋落的。”當整個社會都混濁污穢的時候，高潔之士才會顯現出來。這或許是因為俗人對富貴是看得那樣的重，而高潔之士對富貴卻看得這樣的輕吧！
“君子所擔心的是死後名聲不被人們所稱道。”賈子說：“貪吝的人為財而死，好義的人為名獻身，煊赫的人為權勢送命，普通的百姓只求維持生存。”同樣閃耀光芒的，才會互相映照；同一氣質的物類，便會彼此吸引。“雲隨龍而上升，風從虎而振起，聖人興起而世間萬物的性能也隨之彰顯。”伯夷、叔齊雖有賢德，而得到了孔子的讚譽則聲名越發顯著；顏淵雖然專心好學，也是因為附在千里馬的尾巴上才能名聲顯著。居住山林的隱士，或成名於世，或湮沒無聞，都在於時運，像這類聲名湮滅而不為後世所稱道的，實在可悲呀！普通的人要想修養品德，建立聲名，不依附於德高望重的人的表彰，怎么可能使聲名留傳到後世呢？
影響與傳播
書影其實伯夷其人的存在至今是一個疑問。清代梁玉繩在《史記志疑》中曾羅列了十條證據以說明其人其事的不可信。我們可以把伯夷看作是司馬遷在先秦諸子書，尤其是在《莊子》各篇不同說法的基礎上，集中概括、加工而成的藝術形象。對於伯夷的評價也是有分歧的。封建時代就有對伯夷的否定評價，認為武王伐紂是討伐不義，伯夷為此不食周粟是不識大體。毛澤東曾經說伯夷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從今天的觀點來看，伯夷這個人頗有點“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的我行我素的個性。但不管怎樣，在伯夷身上集中體現了封建時代知識分子堅守道義、潔身自好，寧折不彎的人格理想，司馬遷將為之立傳，不是順手拈來的隨意之舉，是蘊涵有深意的。伯夷、叔齊的遭際，和司馬遷自身直道而行而遭遇不幸的悲劇命運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司馬遷對伯夷的歌頌和同情，也包含了對自己的激勵。
專家點評
伯夷、叔齊是商朝孤竹國國君的兩個兒子。父親想要叔齊即位。父親死後，叔齊讓位給伯夷，伯夷不肯接受，逃離了孤竹國。叔齊也不肯繼位，逃走了。國中的人便立了孤竹君的二兒子為國君。這時候，伯夷、叔齊聽說西伯姬昌能很好地奉養老人，就去投奔西伯。到的時候西伯已經死了。周武王用車子載著西伯的牌位，追封西伯為文王，宣稱奉文王遺命東進討伐紂王。伯夷、叔齊認為父親死了不去埋葬，是不孝；身為臣子卻要弒殺君主，是不仁。因此在半路上勸阻武王不要進兵。後來武王統一天下，伯夷、叔齊卻堅持不吃周朝的糧食。他們隱居在首陽山，以採食蕨菜為生。臨死前作歌，表達了對武王以暴易暴、不以為非的不滿和對傳說中盛世的嚮往。最終餓死在首陽山上。文章的目的是為伯夷、叔齊立傳，但起筆卻從和伯夷叔齊一樣藐視君權富貴的許由、務光說起，他們德行高尚，可是卻默默無聞，和伯夷、叔齊聞名後世截然不同。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才引出傳記的中心人物伯夷、叔齊。文章的第二段是對伯夷、叔齊生平事跡的簡單勾勒，以敘述為主，此後幾乎全是議論，縱橫議論，氣勢連貫。這種以議論為主，以敘事為輔的寫法和一般的傳記是大不一樣的。文中糾正了關於他們在死時毫無怨恨的說法，最後一段指出伯夷、叔齊名聞後世，與孔子稱頌有直接關係，和首段的問題遙相呼應，結構十分嚴謹。
伯夷、叔齊和孔子的弟子顏回都被認為仁德純厚、品行高潔的代表，可是他們或者餓死，或者短命，結局都很悲慘，而盜跖成天殘害無辜，橫行天下，最後卻能夠高壽。作者不由得對“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這種說法表示懷疑，從而質疑“天道”本身是否存在： “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這種反迷信、反天道的思想，在“天人感應”之說盛行的西漢時代，是極其可貴的。這和他在《封禪書》、《陳涉世家》、《田單列傳》中對天道、迷信思想的否定態度也是一以貫之的。而這些又恰恰是寫在當時統治者大肆鼓吹天道的時代，這就使我們越發感到了司馬遷這種反迷信、反天道思想的可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