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概況
赫伯特·馮·卡拉揚於1908年出生於奧地利的薩爾茨堡，這裡曾經誕生過世界上最偉大的天才作曲家莫扎特。卡拉揚的祖籍是希臘，他的前輩最初從希臘來到德國從事建築設計，後來有一些親屬去維也納定居。卡拉揚的父親是一家醫院的院長，也是一名外科醫生，他愛好音樂，從小就想當一名樂手，可是最終沒有實現這個願望，因此，卡拉揚去學習音樂使父親感到特別高興。卡拉揚的母親表面上不太懂音樂，但她卻能在內心感受音樂，她是一個華格納迷。
成長曆程
卡拉揚從4歲半就開始登台演奏，他的哥哥學習鋼琴比他早，可是他不能容忍哥哥比他強，於是就躲在鋼琴下面偷聽哥哥彈琴。整整15年，卡拉揚一直聽哥哥一遍又一遍地彈奏相同的曲子，這促使卡拉揚更加努力，過了兩個月之後，他就趕上了哥哥的彈奏水平。後來他獨自來到了維也納，遇到了一位非常優秀的老師，這位老師教了他三個月之後便對他說：“假如你感到你無法用兩隻手來表達你心裡的想法，就應當去做一名樂隊指揮，這樣才不會出現悲劇性的結果。”這位老師的教誨影響了卡拉揚的一生。後來卡拉揚在薩爾茨堡籌辦了一場音
karajan他從18歲就開始擔任樂隊的指揮，他首先在德國的烏爾姆市立歌劇院擔任常任指揮，後來又在亞琛市立歌劇院擔任音樂指導。他在這兩個小規模的歌劇院呆了16年，每年他都要背譜指揮演出5、6部歌劇。當時，他不僅要指揮樂隊演奏，還要指揮歌手以及合唱隊演唱。
卡拉揚在維也納音樂學院學習時，幸運地遇到了一個導演，他經常對卡拉揚說：“你自己算不了什麼，樂隊才是一切！”1938年到1939年期間，義大利指揮家維克多·德·薩巴塔看了卡拉揚指揮的華格納的歌劇《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之後，立刻去找維也納歌劇院經理蒂特廷。在當時，蒂特廷是德國和奧地利古典音樂的最高統治者。薩巴塔對蒂特廷說：“我發現了一個具有震撼力的指揮，他的音樂思想必將影響到後半個世紀。”果然，薩巴塔的話後來得到了驗證。
卡拉揚精通指揮藝術，他知道歌手需要什麼，知道應該怎樣與歌手合作，他的指揮技巧很奇特。第一次見到卡拉揚的人是不可能真正了解卡拉揚的，許多人都認為卡拉揚是一個性格粗暴、冷漠的人，其實，他的天性非常熱情。卡拉揚在指揮時，堅持要樂隊的樂手們互相傾聽，為歌劇演奏時，則要求樂隊必須聽舞台上的歌手演唱。
卡拉揚的英語、義大利語、法語和德語都說得非常流利，他不僅是一名優秀的指揮，而且是一個極富人格魅力的人。樂手們已經把他當做一種神話，他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在第一次排練時，他一直在給樂手們講故事，使他們感到輕鬆，讓樂手們充分領會他的指揮意圖。許多年輕的樂手在卡拉揚的幫助下進入了專業演奏的行列，每個樂手都願意和卡拉揚一起演奏。他善於和每一個人合作，並且為年輕人做了很多事情，他指揮演奏了許多古典音樂作品，還錄製了大量的唱片。
百代唱片公司的負責人瓦爾特·勒格非常了解卡拉揚，並能對他進行當面指點。卡拉揚欣然接受瓦爾特·勒格的邀請，來到倫敦與瓦爾特一起率領英國愛樂樂團進入了一個輝煌的時期。他們除了頻繁的演出之外，還錄製了大批優質、精美的古典音樂的唱片，這些唱片至今廣為流傳。瓦爾特·勒格也因此成為愛樂樂團的贊助人。
1938年到1939年期間，義大利指揮家維克多·德·薩巴塔看了卡拉揚指揮後，說：“我發現了一個具有震撼力的指揮，他的音樂思想必將影響到後半個世紀。”果然，薩巴塔的話後來得到了驗證。
1954年富特文格勒去世後，柏林愛樂樂團陷入困境，當時該團即將赴美國巡迴演出，樂團經理表示，接替富特文格勒的人只有卡拉揚一個人，當時卡拉揚正在米蘭斯卡拉歌劇院指揮華格納的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在接到柏林愛樂樂團的邀請之後，他說：“我可以來美國指揮巡演，但是我必須是富特文格勒的繼承人，而不是他的替代者，這一點必須明確。”
卡拉揚率領柏林愛樂樂團抵達美國時，人們在機場舉行了奇特的歡迎儀式。作為富特文格勒的繼承人，卡拉揚和他率領的樂隊在首場演出時就受到了觀眾熱情的讚揚。
許多影片中都拍攝了卡拉揚指揮演奏的場面，在拍攝時，卡拉揚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導演的角色。當導演要拍攝卡拉揚的手的時候，卡拉揚就讓拍攝人員把攝影機放在他的肩膀上，以便讓他們把他的手的動作拍得更清楚，這樣還能避免遠距離拍攝時造成的畫面變形。在整個拍攝過程中，卡拉揚總是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甚至還鬧了很多笑話。
卡拉揚從來不用體型肥胖的女歌手擔當歌劇中的角色，他認為這樣的歌手會讓觀眾閉上眼睛不看舞台上的表演，而他就是想要觀眾睜大眼睛看台上的表演。卡拉揚對舞台的一切了如指掌，舞台的每一個角落都銘記在他的腦海里。他不僅了解每一個樂手，甚至還熟悉劇院裡的消防隊員。
卡拉揚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指揮大師，同時他還要學會去做一名出色的舞台導演，為此，他花費了大量的的精力，付出了許多心血。
卡拉揚經常對他的樂隊說：“樂隊必須服從歌手，而且要儘量模仿歌手的音色，而歌手也應當盡力去模仿樂隊的音質。”他在排練時對樂隊要求特別嚴格，而到了正式演出時，他總是替樂手們著想，他指揮的動作輕鬆自如，充滿自信，令人感到值得信賴，他的指揮達到了一種完美的境界。
卡拉揚從1955年起擔任柏林愛樂樂團的藝術指導，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卡拉揚和這個樂團在世界樂壇上占據了極其重要的地位。
卡拉揚相信，在他死後還會有來生，他常常說，還有很多他想做的事情尚未完成，即便是死亡也無法阻止他去工作。
人物身世
卡拉揚的納粹身份之謎
卡拉揚作為指揮首先在德國小鎮烏爾姆登台，很快就斬露出非凡的才華。正當他幹得起勁時，歌劇院經理卻不想與他繼續簽契約。雖然他非常賞識卡拉揚的才華，但認為烏爾姆確實太小，對卡拉揚今後的發展不利，因此他建議卡拉揚到別的地方去發展。
卡拉揚於是去了柏林，但當時柏林人才濟濟，象他這樣來自一個小歌劇院的籍籍無名的年輕指揮根本找不到合適工作。一個偶然的機會，卡拉揚認識了亞琛的劇院經理，被邀請去那裡指揮一次排練。卡拉揚排練了《菲德里奧》， 9 月份演出結束後，卡拉揚就被任命為亞琛的音樂制導。後來卡拉揚在亞琛迅速崛起，成為德國小有名氣的年輕指揮家。 1935 年初，他取代亞琛的音樂總監拉貝，成為德國當時最年輕的音樂總監（二十七歲）。
karajan拉貝失去了亞琛音樂總監職位，但他隨後就任第三帝國文化局音樂處處長，他的頂頭上司就是兼任宣傳部長的戈培爾。無論別人怎么爭辯，認為不應把藝術和政治扯在一起，戈培爾的態度卻非常鮮明。他就任時就宣布：“文化，是第三帝國的宣傳工具。”
據卡拉揚講，正是那時他受到了參加納粹黨的壓力。“我原來不是黨員”，他說，“在亞琛歌劇院當音樂指導時，我在政治上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可是到了簽訂就任音樂總監的契約時，我的秘書來告訴我，亞琛納粹黨部的頭兒已放下話來，說我的契約難以通過：被提名當音樂總監的人居然不是黨員！”
“跟你說，對這個問題我是這么做比較的。我特別愛滑雪。我的陪同是一位奧地利嚮導，無論去哪兒滑雪我都帶著他。有一回我們去瑞士的一座山，到那兒後人家卻告訴我，除非加入當地的瑞士登山俱樂部，僱傭瑞士嚮導，否則不準在該山滑雪。我想在那兒滑雪，所以我說管他媽的什麼條件都無所謂，於是我買了個會員資格並雇了個瑞士嚮導。對我來說，參加納粹黨也跟這事一樣是迫於無奈。”
“擺在我面前的那張入納粹黨申請等於是一道門檻，跨過它就意味著可以得到無限的權力和對樂團的資助，我就可以無拘無束地指揮音樂會，還有旅行演出，可以有自己的秘書和辦公室，我就快活得如登天堂。條件則是必須入黨，還有不時地為黨員們來一場演出。於是我說管他媽的什麼條件都無所謂，並在申請上籤了字。可嘆的是從此人們便說：‘你當然是個納粹。’”
卡拉揚當時認識了一位英國朋友，當時英國駐蘇黎世的外交官埃奇·萊斯利（ Edge Leslie ）。卡拉揚曾對他說：“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只要能得到亞琛那份工作。”他回憶說：“卡拉揚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這一點我們必須理解。有一次我在他的公寓接他出來吃飯，他外出散步去了，留了個字條叫我等他。他房間擺的都是些宗教方面的書籍，有些段落劃了線，頁邊空白處還有他潦草的字跡做的批註。他回來後我問他為什麼讀這些東西，他對我說：上帝的存在是事實，有無數的跡象可資證明，而不在於人們心誠與否。莫扎特還是個孩子時就寫出了交響曲。那可跟遺傳挨不上邊。卡拉揚說。唯一的解釋是：造物主選擇了某些人執行他的命令，為這個醜陋的世界創造美。‘我被賦予了特殊的工具，’卡拉揚對我說，‘特出的才能。我從不懷疑我的才能是造物主的賜予。我的責任就是讓它得到最充分的發揮。我立志要創造儘可能完美的音樂並把它奉獻給儘可能多的人。我要把音樂般上銀幕。’”
“批評家把卡拉揚稱作自負的神，”萊斯利說，“而卡拉揚則會說我是上帝的工具。他在執行使命時是無情的。他對我講過：‘我做過一些糟糕的事。’但解釋說是為了完成使命不得已而為之的。”
關於卡拉揚的入黨日期，現在找到的檔案跟卡拉揚的說法相左。 1957 年，保羅·莫爾發表了一篇關於卡拉揚的文章中，名字叫做《投機者》。文章寫到：“赫伯特·馮·卡拉揚加入納粹黨不是在亞琛而是在薩爾茨堡，也不是迫於壓力於 1934 年加入的。其入黨時間是 1933 年 4 月 8 日，是在希特勒上台僅僅兩個月零八天之後。他的黨員登記卡編號是 1-607525 。他交納了當月的黨費，但四月底他回德國去了，加上他沒有領取黨員登記卡，就造成了檔案管理上的一點麻煩。但回到烏爾姆後，他於 1933 年 5 月 1 日把情況講清並重新作了登記，領取了編號為 3-430914 的黨員登記卡。這些事實都記載在納粹黨的“名人檔案”中，存於美國駐柏林外交使團檔案中心，看來要比赫伯特·馮·卡拉揚本人的回憶更為可信。”
25 年後，德國音樂研究家弗雷德·普里伯格（ Fred Prieberg ）在其著作《納粹執政的德國音樂》中重又披露了有關檔案，證明卡拉揚“雙重登記”參加納粹黨一事，所提入黨日期以及黨證編號均於莫爾 1959 年的發現相符。
對於普里伯格將他從柏林檔案中心弄到的檔案公諸於眾，卡拉揚迅即作出了憤怒的反應。“簡直是捏造，我根本就不屑談論此事。荒謬透頂，普里伯格寫這種玩意不過是為了賺錢。”
幾個月後，我親自到柏林檔案中心弄到了那些檔案，包括那兩份黨員登記卡的複印件。在阿尼夫大師的家裡，我把這些東西拿給他看。他首先問了我怎樣弄到的，並對這種東西居然可以隨便外傳表示氣憤。然後他接過檔案，用警覺而好奇的目光凝視片刻，再把它們拿到燈下以便看得更清楚。“哪兒有我的簽名？”細查了幾秒鐘後他問，“這些東西並無簽名，看見嗎？”我問他是何看法，他聳聳肩，瞅著我道：“全是假的。”（納粹的黨員登記卡本無簽名，是由黨的官員填寫的。）
奇怪的是，納粹檔案本身也發現一些跟卡拉揚的說法相矛盾的記載。柏林檔案中心的檔案中有一些納粹黨部及分部的往來信函，討論的都是一個專門話題：卡拉揚的入黨時間。要確定這些信函往來始於何人、是誰最先提出要求或者說提出詢問從而使官僚機器忙乎起來是不可能的，但從存留的幾封信就可以看出，其內容是相連貫的：
—— 1939 年 1 月 5 日，納粹黨萊尼里總部致函奧地利納粹黨財政部，內容是關於卡拉揚的黨員資格問題。信中稱卡拉揚明顯地兩次入黨： 1939 年 4 月 8 日在薩爾茨堡（編號 1-607525 ），再次登記（未有住址變更的報告）時間為 1933 年 5 月 1 日，在烏爾姆。信中詢問 4 月 8 日的“臨時”黨員資格是否算數。
—— 1939 年 2 月 4 日，納粹在奧地利（維也納）的黨代表致信慕尼黑納粹黨財政負責人，稱卡拉揚 4 月 8 日的入黨申請有效與否應由薩爾茨堡黨部認定。
—— 1939 年 2 月 4 日，（應是）納粹維也納代表致信薩爾茨堡納粹黨部財政負責人，要求對上述問題作出認定。
—— 1939 年 5 月 15 日，薩爾茨堡“新城市”小組致薩爾茨堡納粹黨財政負責人。小組負責人稱他曾找黨員赫伯特·克萊因（ Herbert Klein ）談過，卡拉揚入黨是克萊因簽署的，還收了五個先令的手續費。克萊因說，他給卡拉揚開具了一張收據，並將材料存入了薩爾茨堡的納粹黨黨員招收工作辦公室。納粹黨被禁後，卡拉揚去了德國。克萊因說，從那以後他再未聽到過卡拉揚的訊息，並說他相信卡拉揚從未在奧地利交過黨費。克萊因願意作為證人澄清事實。（此件抄送慕尼黑）
—— 1939 年 7 月 7 日，慕尼黑黨總部發函給科隆 - 亞琛的納粹財務負責人，宣告由於卡拉揚未寄交黨費，其 1933 年 4 月 8 日登記的黨員資格無效，宣告 1933 年 5 月 1 日的登記有效。轉去卡拉揚的黨員證請交其本人。
—— 1942 年 12 月 12 日，帝國高層領導人施奈德（ Schneider ）致函柏林帝國總理府，確定卡拉揚入黨的正式日期為 1933 年 5 月 1 日，其黨員登記號為 3-430914 ，其黨證已於 1939 年 7 月 13 日辦妥。
就這樣，一方面是有檔案為證：是從納粹倉皇潰逃時遺留下來的堆積如山的、錯綜複雜又殘缺不全的檔案材料中節選出來並經過核實的。另一方面則是卡拉揚的斷然否認。既然卡拉揚從來不隱瞞自己曾加入納粹這一事實，那么為何在入黨日期這個看起來就像沒有了槍栓的槍一樣無甚意義的小事上堅持自己的說法呢？我們只能這樣推測：這涉及一個入黨動機的問題。卡拉揚堅持說他是 1935 年入黨的，就可證明他入黨是為了保住職位，這條理由是較易為人們所理解並接受的。但若入黨時間是在 1933 年 4 月或 5 月，亦即在希特勒上台剛剛一、兩個月時，那就顯得對希特勒及其政治計畫多少有點熱情、有點支持了。這就不那么容易為人理解了。
卡拉揚與柏林愛樂
1954 年富特萬格勒謝世。誰作為他的繼任者成了熱門話題。在所有候選人中，卡拉揚的位置最有利。漢斯·克納佩茨布希無意擔任終身職務；埃里希·克萊伯因為曾在柏林“蘇區”工作過而使人們對他的興趣銳減；時任漢堡愛樂指揮和拜魯伊特首席指揮的約瑟夫·凱爾貝特（ Josef Keilberth ）又因年紀太大而難於被列作認真考慮的對象。
還有一個人不得不提。 1945 年，一個名叫列奧·博查德（ Leo Borchard ）的人承擔了重建柏林愛樂的重任。他死後，一個名叫塞爾吉烏·切利比達凱（ Sergiu Celibidache ）的一流指揮接手領導樂團，直到 1952 年富特萬格勒返回為止。切利比達凱是羅馬尼亞人，是同卡拉揚競爭這個職位的強勁對手，也只有他才在才幹和吸引賣座率兩方面都足可以與卡拉揚匹敵。但他也太過輕率，竟在海德堡的富特萬格勒墓前語出不敬，說富特萬格勒死得及時，因為他實際上喪失了聽力。富特萬格勒遵醫囑曾服用麻醉藥物，確實影響了聽力，但在同行相妒的音樂圈，切利比達凱的言辭難免對他產生不利的影響。何況卡拉揚占國籍之利，又有維也納、柏林、薩爾茨堡的三重政治根基，加上 1955 年訪美演出美方主辦者的支持，使他終於得到了他期盼已久的這份工作。
卡拉揚說，自從他 1938 年 4 月 9 日首次指揮柏林愛樂那一刻起，他就恨不得它成為供他指揮的樂團。他自小長大就聽的是一流水準的維也納交響樂團的演奏，它的高水準樂音使他樹立了自己所要追求的標準。後來，當他作為一名年輕指揮在樂壇起步時，指揮的是學校樂隊，其後是德國各小城鎮的劇院的小樂團以至小樂隊，竭儘自己的全力去乾。那是一條好的、或者說是最好的學習途徑，但是，站在指揮台上他總不滿意，腦海里迴響著他所追求的理想的樂音。後來指揮柏林愛樂，他才終於圓了自己的夢，找到了由漢斯·馮·彪羅、阿圖爾·尼基什和富特萬格勒等著名指揮家所創造的、比他夢想的水準還更高的樂音。
而他獨踞柏林愛樂的雄心則過了將近二十年才變成現實。那是動亂的、前景難卜的十多年。一來富特萬格勒對迅速崛起的卡拉揚嫉妒得要命，除偶爾一點機會外，老人完全不讓卡拉揚染指柏林愛樂。再則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政治給歐洲音樂和藝術帶來的浩劫，使音樂、藝術乃至整個文明生活幾近停頓，就算說它一息尚存好了。卡拉揚下賭注似地把自己綁在希特勒的戰車上，差點兒毀了他不停追求的藝術生涯。好在耐心是卡拉揚的最大優勢之一。他談及指揮家的教養，認為天資、勤學和苦幹精神都是事業的必備條件，並得出結論說“現實生活中，極多的人都沒有毅力堅持、學習，還有等待、等待、再等待……”
卡拉揚的耐心得到了回報。 1954 年 11 月 30 日傍晚，他和安德烈·馮·馬唐尼住進羅馬的攝政飯店，換罷衣服出去用餐。馬唐尼離開餐廳去買了份報紙，只見頭版上赫然一則訃告：富特萬格勒因患肺炎長期醫治無效逝世，享年 68 歲。當晚從維也納發來一份電報，沒有署名：“國王駕崩。國王陛下萬歲。”
忙忙碌碌的聯絡交涉開始了。“電話忙得不可開交”，卡拉揚回憶說。
卡拉揚說，柏林愛樂的經理在富特萬格勒去世前就與他接觸。“當然，他對富特萬格勒是非常忠心的，但鑒於富特萬格勒行將就木，他不能不未雨綢繆。萬一等到最後一刻而我又不能應聘，那他將永遠無法原諒自己。所以他對我說：‘萬一發生了什麼事，你願不願意來我們樂團？’我答應了他，但囑咐他不要聲張。”
“事實上，在富特萬格勒去世的當晚和次日凌晨兩點，我曾接到哥倫比亞演出公司的安德烈·梅頓斯從紐約打來的電話，他想讓我知道，富特萬格勒同哥倫比亞公司簽有率團訪美演出的契約。他說，若要繼續履行契約，除非我接替指揮，否則他將宣布該契約取消。我的答覆是，只有在柏林愛樂指定我為富特萬格勒的繼任的前提下我才能同意。有一點是明確的：我不能以試用的身份，而只能以樂團未來指揮的身份赴美。”
“他們說：‘那當然，那當然。’於是我就去指揮樂團排練了。兩個星期過去了，他們的許諾顯得有點像是謊言。柏林參議院的成員又沒聚齊。我落入了陷阱。我心急火燎地想得到這個職位，可他們說要看我訪美演出的結果再做定奪。要是我受到政治上的強烈抵制，就可能得不到這份工作。所以我給柏林市長魯伊特掛了個電話。他並不能任命我，任命權在參院，但我向市長建議就訪美一事開個記者招待會，請他在招待會上當中向我提問，問我訪美歸來後會不會接手樂團。我們照這樣辦了，他問我時，我回答非常樂意。有時候你不得不豁出一切冒險。”
“還有，我必須讓自己從斯卡拉歌劇院的契約中脫身。我們原已定好要演出華格納的《指環》的。要得到柏林愛樂，這頭就得放棄。於是我去見了總監。我告訴他只要他說聲‘不’，我就絕不再提此事。但我也對他說；‘如果你放我，我會感激不盡。不讓走，這事就算忘掉，我仍將信守我們的契約。’他說這是終身難逢的機會，於是同意放了我。”
在美演出期間，樂團選舉卡拉揚為他們的新音樂總監。返回柏林後，這一任命得到了參院的批准。接下來便是契約之爭。“我告訴他們我必須擁有選擇經理的權利，”卡拉揚說。“他們說哪怕是富特萬格勒也不曾享有此權。我知道他們是在撒謊，因為我得到了一份富特萬格勒的契約副本。我還對他們講，契約必須寫明我這音樂總監是終身之職。除非我知道自己不會被撤換，我才可能全副熱情地投入工作。我還說，要是他們覺得簽終身契約有難處，寫成 99 年也成。這對他們來說是破天荒，他們從來還沒有簽過什麼‘終身契約’。磨了 12 年契約一事才最終達成協定，所以在樂團工作頭 12 年我根本就沒有契約。我等待著，直到我的要求得以實現。”
於是，卡拉揚同柏林愛樂間的“戀愛”大功告成。爭論取代了信誓旦旦，忠貞和互敬讓位於懷疑和不信任，這就是音樂圈內的事務關係。但最重要的是，這“婚姻”美滿地持續了下來。算起來，卡拉揚同柏林愛樂已聯手度過了 28 個輝煌的春秋。任何一位收集“世界之最前三名”的人，都會把它收入自己的記錄。卡拉揚與柏林愛樂兩者的名字已融為一體。偉大的小提琴家梅紐因在他的《未完的旅程》中寫道：‘有些指揮家，他們自己的名字與樂團的名字已成為同義語，他們在創造作品的同時，也創造了這一珠聯璧合的奇觀……卡拉揚同他的柏林愛樂就是如此。’有人曾問小澤征爾他認為卡拉揚對音樂的最偉大的貢獻是什麼，小澤征爾不假思索地回答：“他和柏林愛樂的關係；如此水乳交融的結合令人驚嘆——用了他整整 25 年。”
這一奇觀的又一反映是團員的收入，柏林愛樂團員們的報酬比全世界任何樂團都高。他們的工資本來就相當可觀（比德國其他樂團的團員高出 10% 到 15% ），加上其他收入還要翻上一番：他們灌唱片、上電視、拍電影、參加特別演出（如復活節音樂節，報酬甚豐）、教課、演出獨奏等不一而足；還參加各下屬音樂組織，以他們響噹噹的名氣為其增添份量。僅柏林愛樂內部就有 13 個組織：三重奏組、四重奏組、室內樂團、銅管樂隊、“十二人大提琴組”，甚至還有低音提琴組。由於冠有“柏林愛樂”的頭銜，這些組、團演出的票房情況都非常之好。其中許多還灌錄了唱片。柏林愛樂十二人大提琴組還於 1983 年出了一張《披頭士歌曲選》，這是他們發行的第五張唱片。他們跟別的演出小組一樣，生意應接不暇。正是這些組織構成了卡拉揚與樂團之間存在的問題的實質性部分。不過也並不總是那么嚴重。 1977 年，梅紐因寫道：“卡拉揚護著他的團員，確保他們有豐厚的報酬和高品質的樂器，鼓勵他們各自組織室內樂演出，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鼓勵他們的士氣。”
自從指揮藝術與上個世紀初誕生以來，發展到今天大約已有了二百年的歷史了，儘管他仍然屬於音樂藝術中的一個較為年輕的門類，但也已經產生出整整幾代的指揮家了。然而，當今天人們有意識地對這項藝術的歷史加以回顧時，卻發現在整整幾代的指揮家當中，真正能夠以自己的指揮藝術來開闢一個時代的顯赫人物，則顯得是那樣的寥寥無幾，當然，尼基什和托斯卡尼尼應該被看作是這種人物，尼基什作為十九世紀中最偉大的指揮家，可以說是這項藝術再邁入新時代時的真正奠基人，而托斯卡尼尼則以自己那天才的技藝和嚴謹的風格，開創了二十世紀現代指揮藝術的新天地，至於彪羅、富爾特文格勒和瓦爾特等一批傑出的人物，雖然都是指揮藝術上最為偉大的名字，但他們卻仍然是分屬於各個時代之中的。走在托斯卡尼尼之後有誰是屬於那種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人物呢，如果用今天經過實踐後的現實眼光來看，這個人物是非卡拉揚而莫屬的。卡拉揚，這個被人們譽為摰貝富右帳踔械牡弁鯏的指揮大師，無論是從豐富現代指揮藝術的角度上，還是從推動世界音樂藝術乃至整個人類文化方面的發展上，，它所開創的時代，是代表者二十世紀下半葉世界指揮藝術的整體潮流的時代，而這種潮流又具非僅僅局限在二十世紀之內，他那巨大而意義深遠的影響力是注定要延伸到下一個世紀的，並且必將在下一個世紀中繼得到發揚和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