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界的SCI怪圈
近期中國科學界有幾件事鬧得沸沸揚揚。先是上海交通大學教師晏才宏之死引起轟動：因為缺少論文，這位深受學生歡迎的老師至死也僅僅是講師職稱。接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茅廣軍跳樓自殺，原因尚在調查之中。新聞報導提到，茅廣軍文章太少了沒有通過三年一次的考核，被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解聘，後轉往北航。
日前，清華大學計算機系博士生王垠有意退學，理由之一是對論文與商業掛鈎的事看不過眼。
這幾件看似無關的事情，都將矛頭指向了中國科學界對論文、尤其是對SCI論文重視的怪圈。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學引文索引）是美國一家文獻檢索機構的論文資料庫，收錄在全球6000餘種雜誌（其中中國74種，18種用中文出版）發表的科學論文以及對論文的引用的數據。
1980年代末，中國南京大學（南大）將SCI引入科研評價體系。前校長曲欽岳教授說，這么做主要基於兩個原因，一是當時處於轉型期，國內學術界存在各種不正之風，缺少一個客觀的評價標準；二是某些專業國內專家很少，國際上通行的同行評議不現實。
引入SCI的目的，主要是通過可以量化的指標對科研人員施加一些壓力，使南大的科研可以更好地參與國際競爭。與此同時，南大規定對能完成論文數的科研人員給予一定的獎勵，大概一篇1000元左右。後來對研究生也作了發表SCI論文的要求。
根據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對中國科學家在被SCI收錄的雜誌上發表論文的研究結果，1992年至1998年，南京大學被SCI收錄的論文數居全國第一。
1995年10月，美國著名的《科學》（Science）雜誌在其“中國科學”專刊中，有南大這方面的介紹。此後，中國各高校和研究機構競相模仿，SCI逐漸上升為衡量科研機構和科學家學術水平的一把重要尺子。
質量遠比不上數量增長
南京大學的做法在當時是一種科研管理創新，在國內雜誌多得數不勝數的情況下，引入一個新的參照體系——論文是否發表在被SCI收錄的雜誌（主要是外文雜誌）上，對提高中國科學技術的總體水平不無裨益。中國科學家在被SCI收錄的雜誌發表的論文數量迅速上升，質量也在提高。比如說，高“影響因子”論文從1993年的25篇增長到2003年的223篇。
但SCI在中國被異化是不爭的事實。首先，數量成了衡量科學研究最主要的指標，用來為高等學校和科研單位甚至科學家排名次。論文數的多少又與個人的待遇、獎勵、經費分配、職稱評定密切掛鈎，甚至研究生畢業都有SCI論文的硬性規定。
其次，為追求排名的提高，高校和科研機構獎勵SCI論文，少則幾千元，多則上萬元。論文成了有價商品。
第三，由於論文數量的片面導向，有的科學家專門選擇容易被SCI收錄的論文課題去研究，將同一項研究反覆發表或拆分發表，有的弄虛作假，“搭”別的科學家的“車”。中國被SCI收錄的雜誌也一時間門庭熱鬧，洛陽紙貴。SCI吹起了一個“學術泡沫”。
據專門揭露中國學術界異常現象的網站“新語絲”介紹，寧波大學化學教授鄭岳青先後有130餘篇論文被SCI收錄。2001年，他的SCI論文數居全國化學類第一。2004年，他在SCI收錄的外文期刊上發表論文24篇。
按照寧波大學每篇SCI論文獎勵7000元人民幣的政策，鄭教授就可額外得到16萬8000元獎金。中國的“SCI大師”不只鄭教授一人。
第四，在中國科學論文的“大躍進”中，論文的質量的提高遠遠跟不上數量的增長。科學文獻專家尤金•加菲爾德博士所發明SCI資料庫的獨到之處，在於用“影響因子”來衡量被SCI收錄的雜誌的水平，而雜誌“影響因子”是由該雜誌所發表的論文的引用率所決定。
上面提到鄭教授的論文，大都發表在國外一些“影響因子”較低的雜誌上。比如，他曾連續三年在一本德國化學雜誌上發表了39篇論文，最多時一期發表6篇。而這本雜誌的“影響因子”僅為0.3，也就是說，該雜誌每篇論文的平均引用率只有0.3次（還包括自引、虛引、假引呢！）。有人稱這樣的雜誌為“垃圾雜誌”（影響因子低於0.3的就是“垃圾雜誌”嗎？）。
論文“灌水”造成負面影響
根據SCI的最新統計（2005年10月3日），儘管中國在2000-2004年間發表論文總數為世界第14，引用總數為第八，但平均每篇論文僅被引用3.35次，在146個國家中排名第123，完全屬於科學不已開發國家。結果顯示，在所統計的22個領域中，中國科學家論文的平均引用率都低於世界平均值。這固然說明中國科學的差距，中國科學在世界的地位遠不如其數量所顯示得那么重要。
換一個角度來看，“垃圾論文”以至“垃圾科學家”一多，學者們不僅在浪費自己的生命，也在揮霍國家乃至世界寶貴的科研資源。他們因此而獲得物質獎勵，更使國家和納稅人蒙受雙重損失。
第五，論文“灌水”更將給中國科學在世界上的信譽造成負面影響。“新語絲”主持人方舟子說，有的國外科學家在獲悉中國科學家發表論文即可獲得獎金後，拒絕為來自中國的論文審稿。美國物理學會期刊總編馬丁•布魯姆不久前訪問中國時，更直接批評中國論文質量下降的問題。
該期刊透露，在過去十多年中，來自中國的論文數量大幅增加，但質量卻在降低。
SCI的上述詬病已被中國科學界所認識，科學技術部、中國科學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教育部、中國工程院等甚至發文，要求取消按SCI論文數排名。但是，它依然被作為衡量中國高校和科研機構的重要“尺度”。中國某大學就是根據包括SCI論文數在內的指標，判斷中國兩所知名大學清華和北大在世界大學的排名。
要擺脫SCI怪圈，筆者建議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在公布每年中國科學論文統計的同時，也為那些大量炮製“垃圾論文”的大學、研究所和科學家排名。這樣，即使國家一時還無法按“垃圾論文”篇數向這些機構和個人收取罰款來補償科研資源的浪費和信譽的損失，至少可以杜絕他們索取獎金的惡行。問題是“垃圾論文”的標準如何定？
作者是在本地從事學術研究的中國學者
在復旦大學舉行的中國研究生院院長聯席會2005年年會上，作為這個聯席會的秘書長，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在發言時表示，從長遠看，我國現行的類似高考一樣的考研製度應取消。這位校長介紹說，在教學中他發現，一些在考試中成績優異的學生，在實踐中並沒有體現出很強的能力。我國研究生教育培養的是高層次創新型人才，仍採用傳統的考試制度，未必能挑選到具有創造性思想的優秀學生。
據新民晚報報導，許智宏認為，借鑑國外世界一流大學的經驗，通過面試方式，由教授組成的專家組考評，最後決定是否錄取，是研究生招生改革的一個方向，這將有助於高校考核學生的綜合素質。在北大，去年研究生招生改革已有此動向，一些學院中，幾位在入學考試中獲得成績第一名的學生最後未被錄取。
談及當前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問題時，許智宏呼籲，要大力強化研究生“學術道德”建設。他說，近幾年即便是在北大，研究生論文特別是文科研究生存在不少抄襲現象。
在被問及“北大如何看待研究生收費”時，他回答說，北大正在制定該校研究生收費方案，有一個原則是，學校收費，不是減少對研究生的投入，反而會增加相應的經費。研究生收費不能簡單看作是學生增加了負擔，學校收取的錢將全部投入到學生身上。學校研究生教育經費充足後，研究生中的一些學術尖子，還會得到更多的獎勵，並因此提高收入。
實驗結果最好用圖表示。實驗結果用圖表示，直觀而且明了。另外，千萬別忘了標準差。我發現，在我們的雜誌或學會發表上，很多人在圖，特別是曲線圖上不標記標準差。這樣的論文肯定不會被錄取。在圖上不標記標準差，可能與作者僅用Microsoft Excel 這種商用軟體進行醫學數據處理和繪圖有關。如用SPSS, StatView等醫學研究專用軟體進行數據處理和繪圖，將會方便許多。
SCI是造成國內學術評判體系混亂的原因嗎
SCI論文數量作為標準的學術評價體系，是國內所特有的現象。在其它國家，SCI僅僅是參考而已。但是國內，這已經上升到和升職，加薪息息相關了。近日，湖南農大教授文利新在政協會議上炮轟將SCI論文數量作為標準的學術評價體系。SCI是什麼?它的全稱是“科學引文索引”。上世紀80年代末，南京大學囿於國內學術研究的落後狀況，首先將其運用於評價科研人員的成果之上。如果說SCI完全反映不出論文的學術價值，是不符合現實的。因為被SCI收錄的文章，都經過相當嚴格的同行評審，而且SCI對論文引用次數都會進行跟蹤，從而反映出相關研究者對該文的重視程度。國外高校在評價學者時，也會考慮其發表論文的篇數和期刊的重要性。
國內學者對SCI論文數量的追捧，有著複雜的現實原因。首先，雖然我國高等教育、科研事業迅猛發展，但與已開發國家相比還是有相當大的差距。數據表明，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不足10%，而世界經合組織(OECD)34國的平均值達到了27%;中國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口比例只有每千人1.8人，少於歐盟的6.4人、韓國的9.5人、美國的9.7人和日本的11.0人。在科研基礎不厚實的情況下，短時間內刊發出大量高質量、受國際重視的科研文章並不現實。況且，在以使用英語為主流的國際學術期刊之中，西方學者也難免對來自中國的論文存在偏見。因此，中國的科研論文在數量上的爆炸性增長和在質量上的乏善可陳，是科研事業發展的必經階段。
其次，論文價值評估的不確定性，也是學術界追捧SCI數量的重要原因。科研成果是高等教育投入的“輸出”，與高等教育的“輸入”——高考制度，有不少可比較之處。和高考分數一樣，雖然SCI的文章數量作為評價標準爭議很大，但勝在“客觀”，摒除評審者主觀喜惡對資源分配的影響。而科研成果的評判，比判斷一個學生是否能進大學要困難得多：有的論文可能全世界只有屈指可數的學者能讀懂，更少人能明白其重要性;而有的論文可能被當今學術界棄如敝屣，卻在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後被視為珍寶。在我國，掌握後續科研資源分配的行政部門，往往對細分專業的認知有限，難以對各項研究質量作出可靠的判斷。所以，用SCI數量來作為公平的衡量標準，如高考一樣，是“最不壞”的一種選擇 。
高考分數成就了應試教育的篩選體制，結果是人才選拔方面出現偏差，但這並不能完全歸咎於高考這個形式。同樣，SCI作為一項評判標準，造成了一些科研成果篩選的偏差，卻也並不是科研事業問題百出的根本原因。科學研究尤其是基礎學科研究，並不是按部就班地生產一個工業品。作為探索性事業，科學研究具有長期性、曲折性和不確定性，必然要經歷無數次失敗，還要依靠無法預估的靈感和運氣，才可能建立可靠的理論。大學急於催迫學者
“出成績”，非常功利地為科研論文的發布設立工業化“指標”，作為換取項目經費和經濟利益的標準，這本身就違背了科研事業發展規律。結果迫使學者追求論文數量放棄質量，甚至不惜以造假、抄襲來滿足發文的要求，形成學術腐敗的不良風氣。與其說SCI是造成學術評判體系扭曲的原因，不如說是我國大學普遍存在的浮躁學風催生了“唯SCI是瞻”的後果。
因此，取消SCI標準並不能消除當今學術界的惡習。不建立現代大學制度，不改變行政思維指導學術研究的狀況，取消了SCI論文數量也會代之以其他，結果還是一個樣。所以，關鍵是在於樹立正確的求知態度和榮譽感，才能使我國的學術評判體系早日走上正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