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桂潔

1934年下半年，龍桂潔通過她的大弟弟認識了中共地下黨員張慧忠。 兩年後張慧忠再次來到錦州，使龍桂潔看到了新的希望。 1942年龍桂潔在瀋陽見到了上級同志（即莊克仁，但當時仍不知其姓名）。

龍桂潔1916年3月出生於遼寧錦州，原籍河北昌黎後封台村，祖輩是醫藥世家，到她父輩已是第17代。可他父親不願做醫生，開了家“玉發和糧店”，家境小康。1931年16歲的龍桂潔高小畢業後，經過自己的爭取和親友的幫助，投考了錦州唯一的女子師範——錦縣女師中。在校期間，她經常閱讀婦女雜誌和學生雜誌，接受了女權運動的新思想，成長為學生會幹部，文學青年；同時接觸了五四運動以來的進步書刊，了解了十月革命和馬列主義；還讀了許多蘇聯小說如《我的大學》、《母親》、《鐵流》、《一周間》等，思想覺悟明顯提高。她在日記中寫道：“見到了革命的光亮，好像打開一扇窗，看到了另一種生活出路，也逐漸地洗刷我原來接受的封建腐朽悲觀厭世的思想。”
1934年日寇在東北開始加強奴化教育，對學校加強統治，派日本校監住校，發動思想犯檢舉運動。在與龍桂潔接觸的校內外進步師生中，陸稼軒、王逸峰、穆曉村等教師被捕入獄，朱雅珍、裴桂榮等同學到北平求學，還有的被迫遠走他鄉，進步書籍的傳播和閱讀轉入地下。這時的龍桂潔感到孤獨、苦悶，鬥爭意識逐漸形成，產生了“想找共產黨的組織參加抗日鬥爭”的想法。她在1934年4月18日發表在《錦縣女師中季刊》中的《我願》一詩中寫到：“我願我願為那冬日的北風，實行我嚴冷的命令，征服一切安暖的弱者，永在奮鬥勇敢的途上長征！我願我願為那遠遠的星辰，不顯又不隱，銳而且晶，卻還嘗遍那最苦最樂的人生！我願我願為那幸福人前的黑影，如果他太懦弱只有煩悶，他是勇者定要努力的追求與前進，最後我給他最愉快的為眾人而生的責任！”在1934年5月15日發表的《忠告》一詩中寫到：“朋友！如果——人類的長征途上需要你這樣的健雄，請不必顧慮他們的毀之為辱譽之為榮，快快操起你的武器！跑向前鋒！何必等別人的領導與不堅定的盲從？！”表明了她革命的決心。
二
1934年下半年，龍桂潔通過她的大弟弟認識了中共地下黨員張慧忠。張慧忠在錦州開了家凌川照相館，姐弟倆常到他那兒去洗照片，並互相借閱書刊。張慧忠引導鼓勵他們走上革命道路，後來向他們表露了中共黨員和國際反日情報人員的身份。龍桂潔姐弟給予了張慧忠深深理解和積極配合，經常幫助張慧忠轉信和蒐集錦州地區的資料、地圖等情報，並為他提供化裝成工人、農民的衣服以及生活上的方便。張慧忠還向龍桂潔介紹了他的上級老李同志（當時是奉天泰東報的記者）。1935年張慧忠赴蘇學習前，曾動員龍桂潔姐弟同去，但因龍家裡阻力沒有成行。儘管如此，龍桂潔實際上已經成為張慧忠的可靠關係人。兩年後張慧忠再次來到錦州，使龍桂潔看到了新的希望。龍桂潔當時在錦州北關兩極國小教書，由於她思想進步，日本特務隨時到課堂聽課或在路上跟蹤，稍有不慎就可能被逮捕。此時，龍桂潔父親剛剛病故不久，母親需要照顧，但龍桂潔革命的決心已定。“這是我一生的關鍵問題，即使不參加革命，在日寇的監視下隨時都可以遭到迫害，我毅然決定走抗日道路。” 龍桂潔寫到：“走！我必須得走！走向哪裡！？走向沒有鬼子侵略的地方，走向民族自主、呼吸自由的地方，走向拿槍弄刀準備進行反抗的地方，走吧！叫我們大家一起走吧。誰也別再受日本鬼子的氣，我們要做昂頭吐氣的中國人，拒絕做低三下四的奴才。”
三
1937年5月末，龍桂潔隨張慧忠轉到青島，張慧忠向龍桂潔介紹了他的上級負責同志（組織紀律要求不許問姓名，實際上是莊克仁同志）。負責同志在詢問了龍桂潔為什麼要參加革命，並告訴她革命工作艱苦而且有很大的危險性後，向她講了從事革命工作的組織紀律，又講了中國、蘇聯和世界各地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指出中國青年唯有參加革命工作才有出路等。此時的龍桂潔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她莊重地向莊克仁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但由於情報活動的秘密性，組織需要龍桂潔保持民眾身分，這樣更有利於工作的開展。龍桂潔知道自己參加的是共產國際反帝情報組織，從事反法西斯的偉大鬥爭，於是服從了組織的安排，從此化名楊玉珍，投身於革命工作。
6月下旬龍桂潔輾轉到了上海，在這裡組織決定派她等幾位同志一起去蘇聯接受特種訓練。龍桂潔做好了一切準備，包括注射防疫針、種了牛痘。在短暫的等待期間，組織安排龍桂潔他們閱讀了很多關於統一戰線的書，了解了當時國民黨在蘇州監獄公審“七君子”的情況，看了西班牙抗擊弗朗哥和德國法西斯的電影，如《馬德里末次車》、《西線無戰事》、《黑海艦隊》等，使他們受到了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的政治思想教育。後因七七事變爆發，龍桂潔等赴蘇未能成行。
四
龍桂潔的情報工作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蒐集、傳遞情報，二是建立、轉移秘密電台。
1937年龍桂潔來到天津，組織上交給她一項任務，既弄清七七事變時，日軍香月司令官的專車在天津東站被搶事件真相。日寇認為是東站派出所帶領民眾搶的，下令追捕所長杜育民。組織指示龍桂潔接觸躲藏在英漢學院學習的杜育民。經過考試，龍桂潔考入英漢學院，並與杜育民接觸上。後得知杜是東北人，黃埔軍校畢業生。組織指示龍桂潔把張慧忠以黃埔軍校畢業生的身份介紹給杜育民，同鄉加同學，增進與杜育民的友好關係。一次在龍桂潔家吃飯，杜育民喝了一些酒，對自己時運不濟大發感慨，並說出他的原籍是吉林省磐石縣，原來姓葉，叫葉育民，天津淪陷前在天津東站老龍頭派出所當所長，日寇占領天津時他沒有撤走，甘心為他的校長蔣委員長賣命，帶領二十幾個武裝警察搶了日寇在華作戰總指揮香月大將的專車，還刺了香月一刀，目的是搶錢和武器，不料搶到的是26箱對華作戰的重要檔案，倉促間扔到海河裡三四箱，被日軍找了回去，其餘都埋在了地下。他說現在想把這些檔案交給蔣委員長，但因遭日寇通緝，被困在英漢學院，前途渺茫。說著說著禁不住潸然淚下。張慧忠當即表示願意盡力幫助他把這些檔案交給蔣委員長，杜育民深受感動。又往來了一個階段之後，龍桂潔把這個關係交給了上級組織。為了及時斷絕與杜育民的來往，龍桂潔搬了家。
1938年7月，上級讓龍桂潔迅速弄清駐錦州的日本四師團突然調動的去向，限3天時間完成。當時過山海關必須提前3天注射霍亂防疫針，這就意味著將在山海關受阻。情急之下，龍桂潔求一位經營古董的老太太幫忙。老太太與海關人員和軍警檢疫人員說情，使龍桂潔順利通過了檢查。到錦州後龍桂潔及時找到了聯繫人——鐵路檢車工崔炳章，了解到日軍的3個師團從錦州駐地秘密開往中朝蘇三國交界地——後來得知就是發生張鼓峰事件的地方。完事後龍桂潔如期返回天津，把這個情況寫成材料交給了上級。
按照上級指示，龍桂潔與張慧忠先後在天津和牡丹江建立反日地下電台。為此龍桂潔學會了收發報、密碼譯電、照相技術和縫紉技術，並學習了英語。1937年在天津建立反日電台時，龍桂潔負責取發報機。她扮成貴夫人佯裝求醫，來到聯絡地點，用暗語敲門進屋後，雙方約好次日黃昏，送機人扮作醫生，用印有日文的風濕止痛治療儀的外包裝把發報機包起來，在她家住的法租界入口處交接。第二天龍桂潔在張慧忠的陪伴下，佯裝求醫如約來到在法租界入口處，但發現情況有變，日軍在法租界入口處設定了警戒線，對出入法租界的人進行盤查。龍桂潔急中生智，求助法籍巡捕，說她患了風濕性關節炎，從租界外請來醫生，要使用日本治療儀，煩勞他與日本人通融一下，說著還從手上摘下一枚金戒指給了法國巡捕。當日軍正要打開包裝進行仔細檢查的時候，法巡捕上前把送機人迎入了法租界。
1940年5月到1941年7月在牡丹江建立秘密電台期間，龍桂潔他們共有兩部電台，4個工作點。為了迷惑日本人，他們採取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戰術，每次都要變換髮報地點，因此轉移電台是經常性的，其中的危險也是可想而知的。有一次情況緊急，發完報後需要立即轉移發報機，龍桂潔急中生智，用兩條同樣大小同樣顏色的線毯包了兩個完全一樣的雙胞胎襁褓，一個襁褓包著龍桂潔不滿周歲的兒子可偉，另一個包著發報機。當龍桂潔和另一名情報員一前一後抱著襁褓走近日軍封鎖線後，情報員抱著可偉的襁褓通過了盤查，當日軍再檢查其他行人的時候，龍桂潔趁敵不備，與情報員調換了襁褓，成功地轉移了電台。在情報工作中，龍桂潔就是這樣用自己的智慧和膽識完成一個又一個任務。
五
情報工作是黨的耳目，龍桂潔選擇情報工作，也就等於選擇了危險，選擇了犧牲。牡丹江電台建立起來以後，這一地區成為東北“蘇聯諜報活動最活躍的地區”，日本人採取各種辦法破獲未遂，十分恐慌和惱怒。1941年以後，隨著情報的增多，在龍桂潔和張慧忠家發報的次數也不斷增加，有時一連兩三次，每次由一個小時增加到幾個小時。
為了破獲牡丹江地下電台，日本關東軍從長春調來了專門從事偵破電台的特別憲兵隊，最終鎖定了龍桂潔和張慧忠的家。從7月15日午夜到16日清晨4時的連夜工作，使地下電台目標暴露。在敵人衝進屋的一剎那，龍桂潔迅速把密碼藏進僅5個月的兒子可達的襁褓里，隨後趁機扔進了灶膛。
龍桂潔與丈夫張慧忠帶著兩個孩子被關進了日本憲兵隊。敵人對龍桂潔進行了多次審問，但龍桂潔在心裡默默告戒自己：“不能說和組織有關係的人，”“準備經過一切痛苦，毒打、灌涼水、火烙……我一定不說同志，一個名字就是一個生命，那些同志比我對革命工作更有用、更重要。”她咬定自己是家庭婦女，每天帶孩子做飯洗衣服，什麼事也不管，對電台的事一無所知。敵人見龍桂潔不說實話，便對她嚴刑拷打。龍桂潔幾次昏死過去，但始終堅守著黨的秘密。敵人又派人跟龍桂潔到她家裡去找密碼本，結果還是一無所獲。由於龍桂潔的堅強與機智，加上張慧忠的堅貞和對龍桂潔的保護，敵人最終釋放了龍桂潔。
龍桂潔被釋放後，多次要求探望張慧忠，但均遭拒絕。她後又到新京（今長春）打聽張慧忠的下落，也毫無結果。被釋放後的龍桂潔多次識破敵人的各種引誘，為免遭敵人暗算，她決定離開牡丹江。帶著張慧忠和上級組織約定的非常時期使用的電話號碼，龍桂潔趕到錦州與鐵路工人崔炳章取得了聯繫，告訴他把牡丹江地下組織被破壞的情況儘快轉告上級，並通知有關同志轉移。後來得知，先後被捕的5名男同志後來全部犧牲，張慧忠被捕犧牲時，龍桂潔年僅26歲。
1942年龍桂潔在瀋陽見到了上級同志（即莊克仁，但當時仍不知其姓名）。上級此時已經知道了龍桂潔在牡丹江表現出的革命氣節。龍桂潔要求工作，上級告訴她還有危險，指示她不要有任何活動，要做好隱蔽工作。龍桂潔帶著兩個孩子在錦州和瀋陽之間奔波，常常為不能給黨做更多的工作而感到著急。1943年7月龍桂潔又見到了上級同志（還是莊克仁），得知瀋陽的組織也被破壞。上級要她將來到八路軍或蘇聯紅軍的最高司令部去找關係，要匯報東滿和南滿這兩個組織的破壞情況和死難的同志，不要到地方基層組織找關係，他們不了解國際組織，國際組織是保密的，不公開。上級還教了龍桂潔幾句俄語，臨走時又約定了下次聯繫的信號和約會地點。
六
終於，日本投降了。
1945年9月4日龍桂潔帶著兩個孩子來到瀋陽，在蘇聯駐瀋陽領事館，她見到了衛城司令部的彼得洛斯基中校——龍桂潔以前學密碼時見過的蘇聯同志。一見面，彼得洛斯基中校用俄語親切地稱呼龍桂潔“小的”。為了解決龍桂潔眼下的生活，他們發給她一些從日本人那裡繳獲的物品，但龍桂潔只拿了幾幅畫和一對銀質的高腳杯，畫上印有日本憲兵隊長的收藏章，高腳杯上刻有“奉天日本憲兵隊”及“賞”的字樣。由於軍事鬥爭尚未結束，龍桂潔只好又帶著孩子在錦州、瀋陽等地繼續隱蔽。1946年國民黨軍占據瀋陽、錦州等地後，上級（莊克仁）指示龍桂潔和崔炳章開始蒐集國民黨軍隊的情報。
全國解放後，龍桂潔去中共哈爾濱市委找到了原來的組織關係，蘇聯方面也證實龍桂潔、張慧忠夫婦二人提供了大量十分有價值的情報，高度評價他們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的貢獻。張慧忠後被我黨追認為抗日烈士，龍桂潔則由哈爾濱民政局介紹到錦州市委，後被安排在錦州市圖書館工作。
1989年龍桂潔老人因病去世，享年7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