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土文化由“黃土地”這個習慣性稱謂而得名。黃土地，本來是對整個黃土高原的一個代稱，然而這個區域太遼闊了，包容了眾多省區、眾多民族，而這眾多省區、眾多民族的文化形態是不盡相同的，更無法用一個概念去概括之。那么，“黃土地”是對何而言的呢？
按照人們習慣性概念和文化內容的屬性及特點，黃土地專指黃土高原西部這一特定的區域，這個區域，以陝西北部為中心，包括與之相接的晉西北山區、內蒙河套南部以及甘肅、寧夏靠近陝北的部分。
這個特定的區域，我們權且稱之為“陝北黃土高原一帶”或“陝北一帶”。
這就是黃土文化的區域範圍。
人們其所以將這個區域從黃土高原的地理範圍內分離出來，將它作為一個特定的區域來看待並冠之為“黃土地”，乃出於文化方面考慮。在長期的文化演變過程中，黃土高原的大多地方，其文化形態或穩定於某一模式，或完全被同化，至今已少有變異、少有特點了，比如黃土高原北部接近蒙古草原地區，已基本為畜牧文化（或稱草原文化），而黃土高原東部及南部，則早已被中原文化（或稱農耕文化）所同化；陝北黃土高原一帶卻不然，從歷史上看，這裡是一個對外相對封閉而內結構緊密的區域。它北連鄂爾多斯草原，南接八百里秦川；東面，是人口密集的晉中平原；西面，又是人煙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這塊南北和東西走向均在一千公里左右的黃土地，雖然處於關中、晉中、草原、河套幾個大的地理構架的中心，卻又恰巧獨立於外界，成為一個“四不沾”的地方。除戰爭需要和戍邊而外，外界很少小此地。從內部來看，幾千年來形成的自給自足，自產自銷的傳統生產、生活方式，又使它產生了極大的內聚力，繼而增強了這個地域的獨立性。千百年來，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祖祖輩輩生活在同一自然環境中，其經濟方式、交通方式、居住方式、飲食習慣等風俗均大體相同，連語言都基本一樣；天災、人禍所造成的，也往往是他們共同的命運。這多方面的共性，既增強了這塊土地的有機性和統一性，又增強了它的獨立性，逐漸形成了它自己的文化模式，這種文化模式屬一種綜合性文化模式，與畜牧文化、農耕文化有著明顯的不同，因而它區別於黃土高原其他地方、其他民族的文化而自成一家，成為中國北方文化一個突出的典型。
黃土文化本屬於地域性文化，但由於它具有以上所說的獨立性、特殊性和典型性特點，使它大大超出了地域的局限，而具有了某種探示和涵蓋民族傳統文化的價值和意義。這些年來，黃土文化越來越受到海內外的關注，許多人涉足這塊土地進行文化考察，“西北風”、“西部電影”在大陸引起了長期的文藝風潮，黃土地的民間文學、民間藝術在海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人們如此看黃土文化，將它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來進行研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社會心方面的因素在內。但黃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價值是根本所在。筆者經歷了30多年的黃土地生活和對黃土文化十多年專門考察研究，認為黃土文化的價值主要顯示在兩個方面：一是它在民族文化史上所占據的重要地位，一是它對於民族傳統文化的探示研究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意義。
黃土文化的形成歷史
任何一種文化模式的形成，都與當地的歷史背景、民族演化、經濟發展等聯繫在一起。黃土文化亦然。
從大約4000年前黃帝部落聯盟轉移至中原之後，到商朝建立這數百年的時間裡，陝北黃土高原一帶即成了一個遠離中原這個政治中心的邊遠地帶，除一些土著部落零星散居這裡外，很少引起人們的關注。這些土著仍以部落形式出現，以牧、獵和初級農業為生存手段，或深山獨處，或在這一帶遷徙不安，過著原始的、自飽自足的生活。但是，由於他們仍採用著部落聯盟的社會形式，加之生活穩定，所以經過長時期的發展，時至商朝中期，這些土著部族已壯大起來，還建立了“鬼方”、“犬戍”、“熏育”（葷粥）幾個方國。成了商王朝的一個不容忽視的派別勢力。這是陝北黃土高原的又一代居民的形成，我們且稱之為“陝北民族”。
陝北民族是繼黃帝部落聯盟遷徙之後，在這片黃土地上成長起來的永久性居民，他們的後裔一直傳到現在。因而，他們與黃土文化模式的形成有著直接關係。
公元前13世紀時，高宗武丁曾發動了一場征討鬼方的戰爭。據《周易》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時至周朝，陝北族民的勢力已發展得十分強大了，周王朝曾兩伐鬼方，俘斬鬼方近二萬人。經過這次大衝擊，鬼方完全解體，重新組合為一個新的部族，稱之為“獫狁”（或為“大戎”。筆者疑，所謂“獫狁”，即為“犬戎”之訛）音。這時的獫狁、大戎，其勢力之大，已敢與周王朝分延抗禮了。周穆王時，犬戎已不大向周王朝稱臣納貢，而發展為刀兵相見。據《後漢書·西羌傳》載，“戎敵不貢，王乃西征犬戎”。周宣王五年，獫狁部族已打到了鎬京（今陝西長安），竟在驪山下殺死了周幽王。我國的第一部詩集《詩經》中，多次描寫了狁與周王朝的戰爭狀況。
從商代到周代這近千年的漫長歲月里，陝北黃土高原一直處在動盪之中，陝北族民們在戰爭的一次次衝擊下，不斷解體，又不斷組合；不斷減少成員，又不斷增加新的成員。如此經過多次大的反覆，終於以較為固定的形式存在了下來。這種形式主要表現為：政治上保持著相對的獨立性；以濟上以農業、遊牧、遊獵三業並舉的方式出現；社會流動性強卻又趨於封閉；保持著較為原始的宗教信仰習慣及民情風俗；民間文藝具有了自己的形式和風格。
由此可知，時至周后期，黃土文化的基本模式已經形成。
這是一種多元體文化結構，是牧獵文化與農耕文化經過長期的融合後所產生的合成文化。在這個融合中，經濟形式的多樣化起著決定這種文化的性質的作用，而經濟形式的多樣化又源於多部族的融合。這種合成文化，既區別於華夏的農耕文化，又區別於其他游牧游獵部族的牧獵文化，因而它有著自己多方面的特點。這種文化形態發展到東漢時期已經完全成熟，逐漸穩定下來，一直延續至20世紀初。
談到這裡，一些史學家會對此提出疑義，認為黃土文化的形成期大概要晚一些，大約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其理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陝北一帶多部族、多民族交融的一個高潮期。筆者以為，僅從民族學的角度看，魏晉時期確定是一個多民族融合期的高潮期，匈奴後裔赫連勃勃曾在這裡建立了大夏國，並修築了國都統萬城。而且這樣的融合高潮在陝北一帶的歷史上曾出現過多次。秦漢以來，就有十多個少數民族以占領者的姿態在這裡稱霸。北宋時期，黨史項族首領元昊曾在這裡建立西夏國，國土東自黃河晉陝峽谷起直至西蕃一帶，幾乎囊括了整個西北地區，其統治達一百餘年這久。這些多民族的融合、統治，無疑對黃土文化產生了影響。但從文化學的角度看，黃土文化基本構架、基本模式在周代已基本形成，後來幾千看里無數次的民族分合，無數次的戰爭衝擊，只是加強了黃土文化多元性特點，豐富了黃土文化的成份和內涵，而不是基本構架的改變，更不是文化模式的再造。另外，黃土文化中所包含的牧、獵文化成份，也不完全是外民族侵入的結果。因為周代時，華夏族的區域還集中在中原一帶，西北地區，包括關中、晉西北一帶壓根就是戎狄的領地。我們稱之為“少數民族”、“遊牧部族”，是站在傳統的華夏族、漢族的角度而言的。這些遊牧部族、少數民族中，一些是侵入陝北的，一些本來就是黃土地上土生土長起來的，只是還沒有完全被華夏族、漢民族同化而已。民族間的同化，是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往往是在不知不覺之中經過逐步的滲透而完成的。陝北黃土高原一帶多民族的同化，經過了三千年的融合才告完成。因此，不能將黃土文化中遊牧獵文化成份完全看作是外來文化的侵入。
前面說過黃土文化是一種區別於農耕文化和牧獵文化的綜合型文化。更為難得的是，由於陝北黃土高原一帶屬邊遠山區，地理環境、交通等條件極差，經濟價值不高，加之少數部族對這裡的長期侵擾，因此歷來得不到朝廷的關注，成了一個戰爭的漩渦，一個犯人流放地，一個與外地相對隔絕、相對閉塞的地區。幾千年過去了，中國大地上原有的各種部族、民族在長期的融合中先後達到了同化，除現在的一些少數民族外，漢族文化已基本實現了大同，然唯黃土文化例外。長期的相對封閉，使它至今仍更多地保留著它本來的特徵——原始文化、古代文化的特徵，成為民族文化的一部立體型資料。因此，研究黃土文化，具有著探示中華民族文化、特別是中國北方文化原有特質的意義。
黃土文化的基本特點
概括黃土文化的特點，主要有如下幾點：多元性；古樸性；對立性。這些特點，又反映在經濟、心理等方面。
1、黃土地自然環境與經濟模式
近代的黃土地高原與古代的黃土高原，在地理環境上是不一樣的，從地質構造來看，陝北黃土地屬於鄂爾多斯地台的一部分。鄂爾多斯地台，也稱為陝西構造盆地，屬溫帶氣候，海拔在1200至2000米之間。二、三百萬年前，在這裡相繼堆積的午城黃土、離石黃土，使這裡覆蓋上了厚厚的一層黃土，其厚度平均在70米左右，厚者達200米。大約5000年前，這裡的氣溫還相當暖和，茂密的植物覆蓋著大地山巒，野生動物也十分豐富，這些，為我們的祖先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生存環境，分布在這裡的大量仰紹文化、廟底溝文化遺址，向我們展示了黃土地昔日的繁榮。直至漢代，這裡還是個水草茂盛的地方。據《史記·貨殖列傳》載，“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秦末漢初時，陝北一帶為翟國。）漢代的一個《複議三郡疏》中描寫這片土地是“沃野千里，谷稼即殷”、“水產豐美、土宜產物；牛馬銜尾，群羊塞道”。當時這裡是漢武帝的六個大養馬場之一。看來，至少在漢代之前，這裡的氣溫還較濕潤，森林植被較好，畜牧業在這裡的經濟中還占有極大比例；農業方式雖已普遍採用，但範圍還不甚廣泛，主要集中在川道平地，幾乎沒有山地耕種。
然而後來的變化卻改變了這種環境。首先就是戰爭。連綿一千多年的民族之爭、內亂，將這裡變成了一個戰爭的漩渦，一個邊關要塞。為了充實邊關，從漢代起，歷代朝廷都在這裡大量設兵屯田。據《漢書》載，漢代曾先後七次向這裡移民，僅公元前120年一次，就遷徙關東（潼關以東）貧民70餘萬人到這一帶安家；僅一次就將60萬士卒遷到這裡戍田。據載，明末清初之際，清王朝曾將江逝、金陵一些大官宦、大富商合家流放至陝北一帶屯田。明代永樂三年，朝廷曾將大批耕牛運往這一帶，規定每百名軍士必須配備到耕牛40頭，用於耕作；明代成化九年，陝北一帶長城修復竣工後，朝廷向這裡廣集勞力，對“牆內之地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石有奇”。到了清代，清政府更以優厚的獎勵鼓勵長城外的人入內墾荒，並宣布三年不納糧，這樣大量發展農業的結果，眼下確收到了一些實惠；但一代又一代這樣搞下去，卻破壞了陝北一帶的生態平衡，大量植被，草地森林毀壞，水土流失日趨嚴重，致使沙漠滾滾南下，吞沒耕地，填塞湖泊河流，這片黃土地逐漸變成了一個氣候乾旱、水資源缺乏的貧瘠之地，自然災害頻頻，黃土層被沖刷得越來越薄。時至今日，靠近黃河沿岸的山峁已幾乎變為石山。
自然環境的改變，引起了這裡經濟方式的改變，失去了草地、森林，使畜牧業失去了長期維持的條件，而農業逐漸在這一帶的經濟中占據了主要位置；畜牧業退居二線，成了一種“副業”。然而，這一帶的農業還一直處於十分落後的狀況，比人類初級農業強不少多少，幾千年的耕作方式一直延續下來。除極少的川地外，一般沒有灌溉，沒有恢復力的有力措施，很大程度上還是靠天吃飯。生產工具和方式也很原始，老钁頭是每個農民必不可少的勞動工具，筆者聽見，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這裡還承傳著牛踩場、羊種穀的傳統方式，由於肥源缺乏，施肥也僅僅是象徵性的。據《延安府志》說，這裡的“一尋地（三畝）施肥不過百斤”，“又耕之不力，鮮施人力，翻耕播種便屬勤農，過此即屬坐待雨澤，每有下種後趁食他鄉至收穫始回者”。以上記述，多少反映出了這一帶農業的基本狀況。總的來看，很大程度還保持著人類初級農業的特點，發展不大。
有一點需說明，即《延安府志》中將這一帶農業缺乏灌溉、施肥等稱之為“耕之不力”，說這是一種“惰性”的表現，這是不夠客面的。少灌溉、少施肥，實為條件所致也。一是肥源、水源缺乏。這裡十年九旱，水土流失十分嚴重，而每遇天旱須實施灌溉時，往往大河無水、小河乾涸，取之何處？一是地理條件不利於灌溉。這裡的農田多為山地，往往高出水面十多米甚至數十米，如何引水上山？即便引得上去，地形陡峭，有的地方連人都站立不穩，又如何澆灌呢？ 至於畜牧業，至今仍是這一帶普遍保留著的一種經濟手段，幾乎家家戶戶都有畜養，但與昔日那種“群羊塞道”、“牛馬銜尾”的景象相比，已相去甚遠了。這裡的生產一般以家庭為單位進行，一般人家大都以種地為本，在可能的情況下再牧養少量牧畜，狩獵遺風普遍盛行，但季節性很強，一般在冬季農閒時進行。勞動分工，大體為家庭主要勞力（成年男子）專門種地，牧畜交由小孩或老人放牧。
這就是陝北一帶經濟結構的多元性、經濟方式的傳統性和經濟形態的封閉性特點。但是，近代的多業並舉與古代的多業並舉還有著一些形式的不同，這裡以家庭為經濟生產單位。在古代，一般家庭或務農、或放牧，形式較單一；發展至近代，已少有專門從事畜牧或專門從事農業的農戶，統一變成了以農為主，兼營畜牧、狩獵的綜合型經濟模式，遊牧的形式幾乎完全滅絕了。由此，人們以家庭為單位，從事著小生產經濟，一般沒有專門的勞動結社。
2、黃土地生活狀況
在這樣的自然條件下採用這樣的自然經濟方式，生產效率很低，收穫也就微乎其微了。過去一般年景，川道地畝產只有百多斤左右，山地產量更低，一般只有三、五十斤。若遇荒年，顆粒無收是常有的事。然而，越是畝產低，人們越是多開荒、多種地，以彌補畝產低所欠。陝北有句俗話，“掏一個坡坡，多吃一個窩窩”（掏、即挖、開荒；窩窩：指窩頭）就是這個意思。而越是種的地多，畝產量就越是無法保證。如此惡性循環的結果，使得這一帶全成了光山禿嶺，凡是人能站得住的地方全被開墾了，但人們的生活，幾千年來一直在溫飽線上掙扎，吃著小米糖菜，穿著破衣爛衫，衣不遮體是這時原普通現象，貧窮、落後成了這塊黃土地的一個徽記。清代一位名叫許謠的延州知府曾在他寫給朝廷的一篇紀實性文章中，記錄了陝北一帶的生活狀況。他說：“天下之民莫窮於延，天下之賦莫重於延……。延安府九州縣，荒府傷慘之狀通古史傳所未聞……千里頑石，四圍重阻，商賈難以至其地，行旅難以出其鄉。以此，經營之路既絕，有力難以催倩而得財，有粟難以貨賣而得銀；畢世穴居，豕游銖罕，此其獨窮於天下之民也，地實為之也……。民生莫不有居室，而延民獨瓦礫荒丘而處；民生莫不有衣食，而延民獨赭百結，肘露踵穿……。” 這位知府大人的描寫雖然有著某些誇張，但也較真實地反映了這一帶的貧窮狀況。只是有一點需要更正，即文中所談延民“畢民穴居”、“窟土而處”的問題。他所說的，無疑是這一帶的傳統住宅——窯洞。這涉及黃土地的住宅文化。這位知府認為，陝北人住窯洞是因窮而致，執該看法的人不在少數。一位日本學者就曾發表文章，將住窯洞作為貧窮的一個例證提了出來，為此引起了國際爭端。其實，窯洞是黃土高原西部的一種傳統住宅，歷史已十分悠久了，原始的先民們大都以此為居。《山海經》中那段關於二負的傳說：“漢武帝發盤石，石屋中得一人”，其中的“石屋”，恐怕就是一種石窯洞。據專家們考證，陝北的窯洞建築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那就是說，周代時期，陝北一帶的居住模式就已經形成了。（這也可作為黃土文化基本模式形成於周代的一個例證吧。） 這裡的人們選擇窯洞作為他們的住宅，在於窯洞有著它多方面的優點；一是可以就地取材，免去材料的勞集之苦；一是隨意性強，想在哪裡住，看好地方用钁頭挖即可，適合於這裡社會不穩定、居民流動性強之特點；一是修造簡便，成本較低；一是經久耐用，一般土窯洞可居住百年以上不用修繕，石窯洞的壽命更長，一般都在三百年左右；一是保溫性能和隔熱性能好，本地人謂之“冬暖夏涼”。 如此看來，窯洞實為陝北一帶最為理想的住宅了，即使是在現代陝北人的以上中，窯洞也好於一般樓房。
陝北黃土高原一帶人口分布一直很稀疏，無定河流域算是這一帶人口較密集的區域了，到20世紀初，大的村子了不過二三十戶人家。有首民歌叫《蟠龍街》主，開頭唱道：“孫家崖，莊子大，十五戶人家盛（方言，居住之意）的拉撒（方言、分散之意）”。大莊子才15戶，小莊子就更少得可憐了，往往三戶五戶便為一村。據統計，70年代初，甘泉縣第平方公里平均只有二人。1935年紅軍長徵到達吳起鎮時，全鎮才有17戶人家。這些村莊零零星星地分布在這溝溝岔岔之中，村與村之間距離較遠；山路崎崛，交通極為不便。鄉間小路，窄者僅一盡來寬，沿溝坡而上，委婉曲折，俗稱“羊腸小路”；交通方式以步行為主，有條件者以牲畜代步。即便是娶親，山里人一般不坐轎子，而是騎牲口。民間有個講究，新媳婦在迎親的當天不準吃飯喝水，有的從迎親前一天下午就開始節制飲食了。究其原因也很簡單；途中不用解手。因居住分散且交通不便，又造成了這一帶社會交往的缺乏。人們少有外出的機會。過去農村的男人們一生的活動範圍限於本地幾十公里範圍之內。女人們則更少出門，有一生未進過縣城者。筆者曾於70年代初騎腳踏車去過保全縣張渠鄉一帶，那裡山路陡峭，許多地方需人扛腳踏車才有通過，而路邊村民許多還不曾見過腳踏車。這樣，社會交往大多是通過當地民俗活動進行的，如春節期間的拜年等。誰家有了紅白喜事，鄰近的親友們則會到一塊，相識的敘舊，不相識的便展開社交活動，包括相親在內。 如此，人們的生活形成了一種封閉型生活模式。他們終日在這片黃土地上辛勤勞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周而復始，延綿不絕。這是中國最典型的生活方式。因自然條件差，人們付出的勞動代價是巨大的，身背肩扛，體力勞動成了最主要的勞動形式，這裡有句俗話“糠菜半年糧”，“喊得響，跑得快，肚子裡裝的酸白菜”，民歌中唱道“今年盼著明年好，明年還穿些爛皮襖”，“紅格丹丹的日頭照山畔，艱難不過莊稼漢；莊稼漢吃飯靠血汗，又有苦來又有甜；白白里山上淌大汗，到夜晚抱上婆姨（對妻子的稱謂）當神仙”，“東山上糜子西山上谷，咱們黃土裡笑來黃土裡哭”……
這就是黃土地人們千百年來生活的真實寫昭。
對立、統一的黃土文化結構
黃土文化，又是一個由多方面的對立而形成的統一體。
這仍然是由於多民族的融合造成的。有史以來，先後有近20個部族、民族在這裡錯居雜處，其中一部分本屬陝北民族之一支，是這一帶的土著，比如驗狁、犬戎、白狄、党項等；一部分則來自較遠的地方，如月氏、匈奴、鮮卑、女真、吐谷渾、高麗、龜茲、粟特（昭武九姓胡）、突厥等。這些本地的或外來的部、族，後來幾乎都成了這一帶的長期居民。多民族文化匯合一起，許多方面就形成了對立，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時間才是個好東西，它像一劑消融良藥能將對立雙方慢慢溶解在一起，並再塑出一個新的形態來。當然，這個溶解再塑是個十分漫長的過程。試想，一個民族突然闖入了另一個民族的領地，首先引起的便是社會的動盪和你死活的拼殺。然後，戰勝者同戰敗者在同一個環境中生活下來，年復年、月復月，漸漸地，歷史的衝突在雙方的心目中已成為過去，於是，他們開始貿易，開始談論生產，開始民俗社交，開始通婚聯姻——開始了文化上的交流與取長補短。這就是文化的交融。在這個交融中，各民族又依照生活的客觀需要，在極力發揮各自文化的長處的同時，又極力吸取接受對方文化的長處，以彌補自身之不足，以適應民俗社會，就這樣，一個既對立又統一的、一個從相互對立而形成的統一的文化模式被再塑了出來。然而某一天，又一個民族的鐵騎踏上這塊土地，於是，對立消融再塑又重新開始……。千百年來，眾多的民族、部族就在這裡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同一出歷史悲喜劇，再塑著一個包容多民族文化特點的、卻又不同於其中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黃土文化。
關於人種屬性
現在黃土高原一帶的人群無疑都屬於漢族，但這是長期同化的結果，溯其源卻不盡相同。黃土地民族成員的複雜性，首先就造成了這一帶人種的複雜性。由於某種觀念上的原因，這裡的人都不願正視這個問題。但客觀地說，哪個民族又不是經過演化而來的呢？
應當說，早期的陝北民族、也就是在秦代之前的陝北一帶人，大都歸屬於犬戎或獫狁部族。秦代之後，在華夏民族同化的大趨勢下，在多民族的錯居雜處之中，經過1500年的漫長過程，至明代初期，陝北一帶的民族同化才告完成。（後來仍有一些少數民族涉入該地區，如蒙古人、回回人等，但其性質為掠擾和軍事方面的，未能進入融合過程，故不能包括在內，至於清代的同化，屬全國性，亦不列入。）雖然距今已六七百年了，但是多民族特點在陝北人身上仍然有著不同程度的反映。比如，陝北一帶的人身材較高大，體型為中性，體魄較健壯、舒展，結構較勻稱，鮮見肥胖型和特瘦型；皮膚偏白，頭型偏平，額頭較寬，眼睛較大且多雙眼皮，睫毛較長（俗稱“毛毛眼”）；鼻樑挺直，鼻根處多有凸骨，恰好民歌中描寫的那樣：“的臉臉坐在高梁地，毛眼眼看看人有主意”，“旱菸桿桿鼻子寬額顱，走路好象風擺柳”。更有一些人雙眉交織，眼窩較深，眼睛偏黃色，明顯帶有西番和中亞人的味兒。 多民族的融合，其實是個人種最佳化的過程。陝北一帶自古就是個出美人的地方，傳說中的貂嬋、呂布就都是陝北人，這裡有個民謠，“米脂的婆姨（妻子）綏德的漢（丈夫），清澗的石板瓦窯堡的炭（米脂、綏德、清澗、瓦窯堡均為陝北縣名）。
多民族的特點也反映在這一帶的語言方面。據《太平寰記》載，“俗謂丹州（即現在的陝北宜川縣）白室胡頭漢舌。白室即白狄語為偽爾，近代謂之三部落稽胡，自言白狄後也”。這是胡漢語言融會的一個明顯例證。如今，這裡的語言仍具“胡”風；鼻音較重，語言節奏緩慢，語言發直發硬，並間有“格”音和疊字出現，如“紅格丹丹”、“蘭格英英”，“巧格靈靈”。
宗教信仰方面
在宗教信仰方面，多民族的文化特點就反映得更為顯明了。古人這裡被稱作的“獫狁”，定是一種較大的野獸無疑，但究竟是哪種動物，已無法考證。但猶也好，熏育也好，犬戎也好，恐怕都與這一帶原始部族的圖騰崇拜有關。《山海經》中雲，“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犬戎”。可見犬之崇拜是這裡的一種原始宗教反映，而且是“白”犬，這與陝北人的服裝一貫尚白色，以及曾在陝北長期居住的白狄部族或有著承傳關係吧？
古人崇拜狗，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便是祖先說，敬仰祖先不光是漢族的風俗，恐怕是人類的通俗吧？其二，與陝北的經濟形式相關。狗與狩獵、畜牧有著特殊關係。在這些直接關乎人的生存的活動中，狗充當著人的得力助手和保護神的作用。它保護著牲畜，也保護著人，它的對手不僅僅是野獸、動物，還有鬼魅。人們認為，狗能在夜間看到那些東西，並常常與之拼搏，以保護住宅和主人，人常說“狗通人性”、“狗是忠臣”，可見狗在這一帶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高了。
多民族宗教觀念的融匯，增強了多元性，卻失去了同一性，反倒使得這一帶沒有了主體宗教。道教，為中國傳統宗教，佛教從北朝時傳入這裡，這些大教，都在這裡留下了它們的印記，位於黃河岸邊的佳縣城南五里之處的“白雲觀”，當為這一帶道教之第一大觀；佛教的石窟、佛像、佛塔（浮圖）遍及該地區。但是在民間，在人們的觀念中，似乎還沒有形成完全信仰，這一帶的宗教建築還是很多的，幾乎每個大些的村子邊上都有個小廟，但這些小廟許多沒有名稱，不知其宗教所屬。在人們的心目中，只要是個廟即可，都一樣。且許多廟宇釋、道交混，延安清涼山是個較大的宗教聖地，山頂為道觀、山腰為佛洞，其祀祈時間也是統一的，年年為古歷四月八，統稱“四月八廟會”，筆者曾經見過一小廟，廟正中畫有如來佛像，兩邊卻塑立著四大天神。 儘管是些不知名的小廟，卻是萬用的，鄉民們無論何事、何求、或祭祖、或求雨；或祈福攘災，或求子求醫，統統去村頭小廟謁拜。正如民謠中所說，“見墳就磕頭，見廟就燒香”。 在陝北的民間，人們仍然保持著早期的宗教觀念，也就是周文化的特點，信奉鬼神，信奉自然，民間巫術十分盛行。《通志》雲，這是“人勤稼穡，俗尚鬼神”；《榆林縣誌》雲，“延長俗佞佛而信神”。這種鬼神信仰，是原始信仰的延續。中國道教的形成，便是依商周時期民間神鬼信仰為基礎的。漢代之後，儒、釋、道三大宗教風行全國，然而陝北的民間卻仍保持著周代遺風。民間巫藝、星占卜卦至今盛行。家人生病，不請醫生請神婆巫醫；孩子跌碰受驚，家人習慣夜間持孩子上衣去出事處或路邊去叫魂；家庭出冷事，（意外的、偶然的事俗稱為“冷事”）便請巫師來驅鬼避邪。至於紅白事，更是鬼的世界，避諱甚多。比如過去嫁聚迎親，新娘子動身前需反穿紅襖，面抹鍋底菸灰，打扮得越醜越好。為什麼呢？以防途中被山神鬼怪看上搶了去。白事中有“獻牲”儀式，將獻牲身上潑上水，然後祈請鬼魂將貢獻收下，直到獻牲身體一抖，便為被鬼魂領走。民間叫這儀式為“羊領牲”。民間許多職業或兼職的陰陽先生，是此類活動的主持人，這些陰陽先生是人與鬼的中介，他們能卜能占，能避邪攘災，能引導和規勸善鬼，能鎮赫驅趕惡鬼，因而在民間極負權威性。這一帶的民俗活動，大都與神鬼有關。比如大秧歌中的四人場子，即古代巫師的跳神演變而來；秧歌隊沿門子拜年，據說就是為每家每戶乞福攘災。而民間的轉九曲，有人說它來自於古代戰爭的黃河十八陣，其實它是陰陽八卦圖的現示。這晨的民歌中也大量描寫了這類活動。比如：“點上一柱香，燒上那兩張裱，把我那男人叫狼吃了”就是搞民間巫咒；“哥哥走了整半年，拉上個山羊許口願；前溝里有雨後溝里晴，我為我的哥哥許上一口牲；哥哥走了一年整，我抽籤打卦問神神”；“手指上老天賭上個咒，誰賣良心誰斷後；一碗涼水一張紙，誰賣良心誰先死；一根乾草十二節，誰賣良心吐黑血”等等。 這種民間的巫術，諸如星占、卜卦、祭牲、符咒、驅鬼等，在史前就十分盛行了，而其源，恐怕要追逆到原始社會。按《延長縣誌》講，“師巫在三代已有而沿習既久”，傳說中的軒轅黃帝大戰蚩尤時，就請出了風伯雨師而呼風喚雨，其中的那個叫“旱魃”的所謂女神，恐怕就是一名女巫。占卜、祭牲，本是產生於早期遊牧獵部族的巫術，後風靡世界，這與遊牧、遊獵的經濟方式有著直接關係，遊牧遊獵不同於農業生產，它環境的變化大，事物的突發性強，明白將去何方？前程是凶是吉？有無收穫等等，不可知的太多了，人的心理長期處於不安定狀態，而占卜正是滿足人們心理平衡需要的一種手段。占卜之風在陝北一帶風行，經久不衰，顯示了黃土文化中遊牧文化的特點。
精神、心理、道德
多民族文化的特點，更集中地反映在黃土地的精神、心理、道德方面。
過去的黃土地人究竟是怎樣一種人呢？對此，陝北一帶的地方志中多有描述：“俗驕悍、喜功利；習騎射、尚忠勇”。（清《延安府志》）；“尚氣節、先勇力”（明，《延安府志》）；“懷忠畏法、果敢勇往”；“習弓矢、好戰鬥”；“好交崇儉，民風淳樸，雖貧苦不為盜賊。惟婦不知識，自昔已然”（清，《榆林府志》）；“水甘土厚，風氣沖和；民尚勤樸，多喜射獵，不事紡織；文武士大夫頗尚氣節”；“土風淳樸，民情愚憨，務本不知逐末”（清，《延安府志》）；“雕陰、延安、弘化連線山胡，性多木強，皆女謠而婦貞，蓋俗然也。朔方、榆林地接邊荒，多尚武節，亦習俗然也。”（《隋，通志》）；“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翟（狄），修心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漢書，地理志》）；“急功重義，坦率愚耿，不事諛佞，有豳歧遺化焉。”（《安塞縣誌》）；“安定風土剛勁，習尚淳龐，重氣節。雖貴顯坐語皆遜、讓不敢先。”（《安定縣誌》）；“山川塞，人多淳樸，好義急公。有無償相待，貧富不相耀，吏胥無舞文之奸。”；“延風淳樸而不審是非，不察利害，一時遷就，終獲噬臍”；“性膽不退卻，有古小戎之風”（《延綏府志》）…… 通過以上摘抄介紹，我們大體可以看出黃土地人的精神、心理、性格、道德、風俗、人格等方面的特點了，首先，便是重義。他們重義、重情、輕利、憨朴、坦蕩。筆者在這裡數十年的生活中，對此感受切深。黃土地人的人格、道德、情操的檔次是很高的，可以高尚概之。《清·延安府志》為這裡的人概括了個“四美”。說：“延民有四美：一，結婚不論財，恥攀勢利，罔爭聘胡祀民；一，交友多重義，武人行陣不避生死，文士隔境聯社，後先相接；一、思先時盡哀；一，好善勤施捨。”關於“輕財”，《延安府志》中說，“各鄉鎮集場系隔河晉民鄰邑韓城、澄城等處商賈盤居漁利，坐致奇贏，土人袖手脾倪，莫與爭利也”。那么，他們為何而如此輕財呢？因為他們認為錢財害義氣，錢是萬惡之源。這裡有一首民歌，叫《十愛錢》，詳盡地列數了錢對人的危害：“樹葉葉青樹葉葉圓，人生在世都愛錢；皇王愛錢多無道，胡兒愛錢反了天朝；父愛錢，子不孝，兄弟們愛錢失同胞，朋友們愛錢斷世交，妯娌們愛錢把家分了”。歌子最後總結道：“銀錢本是迷人性，勸世人莫要貪錢”。“迷人性”，便是他們輕財輕利的原因，在他的觀點中，義和財是不相容的，而商人做買賣，是為了賺錢的，那么，無商不奸了。這裡人不經商，原因即在於此。 這裡還有句俗話：“義是一口氣”，社會普遍敬重尚義者而卑視勢利人小，有句民歌唱道：“陰溝里的冷泉黃河裡的水，人不講義氣不如個鬼”，俗話也說“為了一口氣，折了二畝地”，對於那些陽奉陰違、詭詐的人，更為社會所不齒。這裡人所謂“義”包括的內容很多：誠實、坦蕩、忠勇、敢作敢當、不謀私利、行事大器等等，有道德行為範疇的，有精神氣質範疇的。總之，這個“義”，就是要象條漢子。
黃土地民間文學作品中，對這一帶人的尚義精神揭示得十分充分。《木匠的朋友》誇張地表現了這一特點。有許多民歌，無論文學上還是音樂上，都很有陝北人的氣質感，“羊肚子手巾喲三道道紅，剛強呀不過個陝北人；腳踏著地來喲頭頂著天，世上的那好漢咱一人擔；正響午的日頭喲後響午的風，那炸油糕的火呀咱們的心！”有一首酒麴；“酒瓶抱在懷，我有那曲兒唱出來。攔羊嗓子回牛聲，一聲就把個天驚開。哎么，對面窪，對面崖（nai音），對面的好漢你過來，咱二人唱它個喜開懷，閻王爺見了咱也喜愛！”還有《黃河船夫曲》、《信天游》等等。 重義、坦蕩、剛強，已成為黃土地一帶的一種道德準則，一種社會風尚，也是這一帶的世俗心理模式。在這種模式的薰陶下，千百年來，無數英雄豪傑在這裡叱吒風雲，建立豐功偉業。比如：軒轅黃帝在這裡開創了華夏文明，大禹在這裡治理天下洪荒，與黃河壺口瀑布相映成輝；戰國時期的著名軍事家吳起在這裡長期鎮守，威鎮西北，他的英名與這裡的吳起鎮一同傳至今日；秦始皇曾兩次涉足這裡，把寬30多米，長700餘公里的秦直道從關中直修到了包頭以北的九原；西漢時期的飛將軍李廣長期在這一帶駐守；龍城飛將御漢關，故馬豈敢度陰山；東晉的安北將軍屈子（又名劉勃勃，即赫連勃勃）在這裡建立了大夏王國，統萬城遺址留存至今；北魏出生在延安城南花源頭村的巾幗英模花木蘭，替父從軍，傳為千古佳話；北宋時出生於神木縣楊城的名將楊繼業、楊家將，英明流傳至今（楊於986年在晉北作戰時重傷被俘，後絕食而死）；党項族首領李繼遷、李元昊在這裡建立了西夏王國，與宋王朝分庭抗禮一百餘年，其疆域從黃河晉陝峽谷直到西月氏、土蕃一帶；米脂縣李繼遷寨的農民起義領袖闖王李自成（党項後裔），從這裡出發，三返河南打進了北京城……。千百年來，在這塊黃土地上灑滿了英雄血和美人淚。有人曾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在中國歷史上，為什麼一些北方的少數民族往往能戰勝龐然大物漢民族呢？這當然是個複雜的問題。但是筆者以為，精神氣質方面的不同應為一個重要原因來看待。漢民族是個農業民族，農民們經營土地，有較固定的生活場境，固定的住所，以家庭為基本核算單位，他們春耕春種，夏鋤秋收，生產程式較為固定，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心理上的消極性和依賴性（心理學稱之為“現場依賴性”）。為什麼？依賴老天，依賴客觀，天不下雨，你縱有天大的能耐也無濟於事，於是，奮爭精神逐漸減退，而保守觀念、等靠觀念便占了上風。況且，天旱又不是旱我一家， 要挨餓大家都挨餓，於是，小農經濟的自私心理也應運而生了，這種經濟方式、生活方式，也很容易削弱人的主觀鬥志，形成收縮型心理；遇事往回想，圍著“我”字打轉轉，或怨天憂人，唉聲嘆氣，脖子往回縮，唯獨少了一個“敢”字。筆者所經驗，乾農活乾快了，便會被人認為“不地道”、“沒苦水”。在這些方面，遊牧、遊獵卻不同，他們的生產、生活，往往是以一個個群體形成出現的，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利益，共同奮鬥往往成了他們生存下去的首要條件、基本保證。這就形成了一種奮發精神，拼博精神去完成之。他們一生隨水草遷徙，無常處之地，生活的多變性可以培養出一种放射型心裡。加之他們面對的總是新的生活環境，而且每時每刻都可能有新的情況發生，這個新環境、新情況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們能不能應付得了？這一個接一個的未知情況，培養出了一種勇於探索的精神，而對這些不可知的探索過程，又激發培養出一種開拓精神，他們所從事的工作，特別是狩獵，緊張激烈程度很強，具有冒險性；一種獵物的取得，有時要經過拼搏才能得到，而這種拼搏大多都是以個體形式出現的，因此往往培養出一種拼爭精神和相對獨立性（心理學稱之為現場獨立性）。
如此分析比較，情況就很清楚了：一個是集體觀念，一個是小家庭觀念；一個是積極探索、開拓；一個是消極等待、保守；一個是努力拚爭、主動出擊；一個是畏難怯弱、主動退縮……精神心理等文化因素對於戰鬥力的強弱怎么能沒有影響呢？
以上所說，只是想從文化的角度進行一些客觀的研究分析，只是就某一方面而言，並無對哪種文化、哪個民族的褒貶之意。其實，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有長有短、優劣兼蓄的。農耕文化中的精神心理往往以其韌性見長，勤勞、節儉是其中的支柱，人們普遍堅持和為貴的觀念，尊老愛幼是幾千年的傳統美德。而遊牧遊獵文化中又有其難以避免的缺陷，一為柔韌不足，一為僥倖心理嚴重。遊牧文化還有一大劣俗，即散漫成性，時間觀念極差，生活節奏鬆緩。這些，與他們所從事的經濟形式仍有著直接關係。
正是這多種文化的交融匯合，構成了黃土文化的特殊形態。在這個形態中，保守與開拓、怯懦與勇敢、開放與守舊、畏縮與開放、柔韌與僥倖、勤勞與懶散、消極等待與積極進取等等交織一起，相互對立又相鋪相成，相對立而共存，相矛盾而統一，由此形成它自身的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