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地治霾 管不管用？
從國家《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畫》到地方劍指霧霾的1號檔案，從“百日攻堅戰”到“從源頭抓起”，從“提頭來見”到“鐵腕治霾”，一場因地治霾的戰役已經打響。應急停產
太原對不達標企業一律實施停產整治；北京對百餘家工業企業採取停產減產。尾號限行
天津啟動實施機動車尾號限行；河北保定啟動重污染天氣二級預警應急回響機動車限行措施。淘汰產能——2014年2月27日，河北廊坊在三河、霸州、文安三縣市拆除水泥企業11家、關停違規排污企業50家、燃煤鍋爐106台。
霧霾罰單
遼寧開出國內首張“霧霾罰單”，5420萬元的環境空氣品質考核“罰單”，全部用於“藍天工程”。被視為全國兩會預熱的地方兩會上，超九成政府工作報告涉及空氣污染治理，至少15個省份簽訂了治理霧霾的“軍令狀”。北京投7600億元治理PM2．5、上海力推長三角大氣污染聯防聯控……
“這些措施我覺得能管用。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相信治霾是有希望的。我20多歲時，北京春天沙塵暴很頻繁，每年總有幾天漫天黃沙。後來一直持續治理，現在沙塵暴的確少多了。”全國政協委員、原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李東東說。
但全國政協委員、國浩（成都）律師事務所律師施傑認為這些措施收效不會太大，“治理霧霾，需要‘治未病’。平時不多在源頭上下功夫，霧霾天氣來了，才嚴厲查處露天燒烤、工業揚塵，能頂多大作用？”
不過，強力措施下積極的變化還是在悄然發生，“今年我們檢測到的污染程度比去年一月份輕得多，各種污染物基本是二分之一的水平，但老百姓感受不到。要認識到減排是一個過程，不會立竿見影。”中國環境科學院副院長柴發合說。
一旦食言 向誰問責？
面對空氣污染的壓力，許多地方政府負責人作出了“背水一戰”的表態。不久前，北京市長王安順對媒體透露，上級領導要求他“空氣污染到2017年治理不好就‘提頭來見’”。王安順說這既是領導對他開的玩笑，也清楚表明了生態考核的壓力。山西省省長李小鵬在山西省兩會上承諾：約束性指標萬元地區生產總值綜合能耗下降3．5%，萬元地區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3．7%，二氧化硫、化學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減排完成國家下達任務……
河北省省長張慶偉立下“軍令狀”：鋼鐵、水泥、玻璃，新增一噸產能，黨政同責，就地免職。
從這一系列動向不難看出，治理生態環境污染，已成了各級政府的“硬任務”。
“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必須加強生態環境保護，下決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務。這句話，對地方幹部來說，絕非兒戲！”全國人大代表謝子龍說，“如果這個‘硬任務’完成不好，地方政府、有關部委理所當然要承擔應擔的責任。”
“有軍令狀比沒有好，但承諾能否兌現，我不樂觀。這些大多是應景式表態。其出發點究竟是對老百姓、子孫負責，還是對帽子負責？考慮到現在官員流動速度，我認為有必要推行終身責任制，即官員應對其任內主導的項目終身負責。”施傑說。
治污大限 操之過急？
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霧霾天氣範圍擴大，環境污染矛盾突出，是大自然向粗放發展方式亮起的紅燈。在壓力下，一些地方政府紛紛提出了“2017”的規劃目標——
江蘇省政府1號檔案提出，到2017年，江蘇省空氣品質將得到明顯好轉；
武漢市副市長秦軍表示，2017年基本消除霧霾等重污染天氣；
河北公布一系列計畫，確保到2017年壓減6000萬噸鋼鐵、6100萬噸水泥、4000萬噸標煤。
一些代表委員指出，的生態問題是多少年積累的結果，從科學的角度看也不可能在朝夕之間解決，但如果全社會都能真正執行節能減排、區域聯防聯控、淘汰落後產能、汽柴油標準提高等“硬措施”，在較短時期內遏制惡化勢頭並取得明顯改善也並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我們已經欠了很多歷史舊賬，現在行動還來得及，但成本可能會很高。從國外治霾經驗看，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可能要走十幾年到幾十年的長路。”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副局長馬光瑜說。
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賀泓說，與洛杉磯因機動車、倫敦因燃煤煙霧而帶來的霧霾問題相比，中國的霧霾成因更複雜，是高度複合污染。中外霧霾治理難度不在一個水平上。我們要給政府和科學家時間，爭取以較小的代價取得較好的治理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