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菊梅－用堅強譜寫五味人生
■采寫手記
採訪陳菊梅教授絕非易事，每次和她聯繫，幾乎都被她變著法兒地“謝絕”了：
聽到要拍她的電視專題片，她說：“我只是做了些自己應該做的工作，都是些凡人小事，根本不值得宣揚。”
給新建病區花園命名“菊梅園”之前去採訪她，她表態很堅決：“我活著，不願意出名，能為病人服務就很快樂；死了，更不希望為自己留名。我喜歡安安靜靜地做事，請不要用我的名字命名……”
給她寫一本傳記時去採訪她，她更不同意：“我是個普普通通的醫生，做的是平平常常的事情，有好多工作還沒做好，沒必要為我寫傳記。”
這次採訪，她依然推託說：“過去的事都過去了，確實沒什麼可說的了。”
陳教授的許多榮譽，都是在她不知道的情況下，經民眾一致推薦，由組織批准的；她的先進事跡，也多是從別人那裡“挖”到的：“七五”期間，她參加科研課題招標，先後得了5個二等獎，3個有她的署名，兩個她沒署，儘管都是她的思路，都有她的努力，但她把名利看得很淡。
在她看來，落後是很丟人的事情
陳菊梅小的時候，家境比較貧寒。上國小和中學時，因不能按時交學費她痛哭過好幾次。每每這時，母親總是安慰她：不要哭，我再想辦法借去。家庭的薰陶，父母的教誨，使她從小就養成了節儉的習慣和堅韌的性格。
為了改變自己的苦難人生，陳菊梅發奮讀書，她的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前茅。為了能給家裡省點錢，身體弱小的陳菊梅步行千里去參加高考，1945年她如願考入浙江醫學院醫療系。為把醫學理論基礎打紮實，她想盡各種辦法，抓緊點滴時間發奮讀書，甚至敢把死人的骨架借來掛在自己的床頭，利用飯前和睡前的空閒時間，一塊骨頭一塊骨頭地細看、深想、熟記……在陳菊梅看來，落後是很丟人的事情。在上海市立第二人民醫院實習期間，為儘快掌握臨床操作技術，陳菊梅成天“泡”在病房裡，從來都是早來晚走，不吃早飯、不睡午覺。由於她工作幹得非常出色，後來被擇優留在了該院。
1953年，主管部門“百里挑一”選中陳菊梅參加出國留學的選拔考試。設計為一個上午的答題量，她不到一個小時就答完了，並第一個交了卷。1954年夏天，陳菊梅赴前蘇聯列寧格勒兒科醫學院攻讀傳染病學博士學位。在異國他鄉的陌生環境裡，她克服“天太冷”、“飯難吃”等困難，硬是靠自己的頑強拼搏，使留學期間的全部成績都達到了“5分”。
提前一年畢業，回國後不久陳菊梅就把自己“定格”在了解放軍302醫院，在當時條件十分落後的“傳染世界”里，開始了艱難的創新曆程。
“萬一出了問題，我負責！”
在陳菊梅的心目中，病人始終是首位的。她常提醒下級醫生說：“有些病人的病情變化是很快的，如果耽誤了救治時間，就會釀成無法挽回的後果。”
上世紀60年代初，有位兩歲患兒急診住院，醫生查體後，立即請教陳菊梅如何處理。診治小兒傳染病經驗豐富的陳菊梅趕來一看，便診斷為麻疹。經過認真檢查，她發現患兒喉頭水腫已很嚴重，呼吸困難。以前碰到這種緊急病情，都是外請喉科醫生來院立即切開氣管救人。遠水解不了近渴，再耽誤時間，患兒一口氣憋住，說不行就不行了。陳菊梅當機立斷：“我們自己動手，立即切氣管救人，萬一出了問題，我負責！”她和施樹玉醫生一起，動作十分利落地給危在旦夕的患兒做了氣管切開手術。
患兒得救了，患兒的父母萬分感激地說：“謝謝你們的及時救治！我們的大女兒就是因為肺炎搶救不及時死去的……”
陳菊梅說，救命就得爭分奪秒，往往容不得你細心推敲。為了救命，醫生要敢冒風險，敢擔責任。
1963年的一天，302醫院門診部掛號室門前，躺著一位年輕的男病人，只見他嘴唇緊閉，兩眼呆滯，四肢僵硬，全身痙攣，頭頸直勾勾地彎向後背，身體呈反弓形，處於昏迷狀態……病人家屬介紹，他們是特地從遼寧瀋陽趕來北京求治的，但先後有3家大醫院都不敢收治。無奈之下，他們抱著最後一線希望，來到了302醫院。
值班醫生一時拿不定主意，便請來時任科副主任的陳菊梅。陳菊梅俯下身去，仔細審視完病人後，馬上說：這是腦炎後遺症，病人再也拖不起了，趕快收下救治吧。
病人住院後，陳菊梅等花費了大量心血，查閱了許多資料，甚至整夜都在思考救治方案：如果給病人全身用藥，副作用會很大；如果局部用藥，副作用就會少一些，但從什麼部位給藥最合適呢？這樣用藥後，效果會是什麼樣子呢……陳菊梅把各種方案進行了通盤考慮，又逐一權衡了利弊得失，最後和王凝芳等醫生一起商量，決定大膽創新，獨闢蹊徑，從病人的第三、四腰椎管部位，定期注入適量的地塞米松等藥物……一個月後，病人僵硬的肢體逐漸鬆軟了，呆滯的眼睛又能轉動了。4個月後，這位擔任外語教師的年輕人又走上了講台，並活躍在籃球場上。
首次成功使用乙腦“鞘內注射法”的陳菊梅在事後總結時說，作為醫生，遇到疑難病症並不可怕，只要謹慎從事，大膽創新，就有成功的可能。正是靠這種大膽創新的精神，陳菊梅後來又有了一個“首次”，這就是在國內首次使用“免疫誘導劑”加“胸腺素”，治療乙型腦炎發病早期的病人，取得了滿意效果。
1969年元旦剛過，陳菊梅就作為302醫院派往陝北黃龍縣的第一批醫療隊的副隊長，來到了當時還很貧窮落後的農村。在條件簡陋、人手不夠的情況下，44歲的陳菊梅負責搞麻醉工作。為了減輕術者的痛苦，醫療隊決定試用“硬膜外麻醉法”。既然是試用，總得有人先試一試。誰先試？陳菊梅自告奮勇地要求在自己身上做試驗。任何試驗都會有風險，尤其是在十分簡陋的條件下。負責操作的同志擔心失手，顯得有些縮手縮腳。陳菊梅鼓勵說：“不用擔心，大膽地試吧。”由於操作者緊張，不慎穿透了“硬膜”，結果，陳菊梅暈了三天。這種自我犧牲的精神，使醫療隊的成員和當地民眾深受感動。後來，陳菊梅帶領醫療隊的同志總結經驗，找準了操作要領，終於使這種麻醉方法獲得成功。
栽種果樹的人不一定能吃到果實
條件艱苦陳菊梅不怕，讓她難以忍受的是十年動亂中莫名其妙遭受的精神創傷和政治打擊：首先，是扣上帽子，讓她老實交代莫須有的歷史問題；接著，停了她支部副書記的職務，不讓她參加黨組織生活；最後，把她科副主任的領導權也剝奪了，還不準她去會診。但是，生性堅強的陳菊梅沒有被這種打擊擊垮。她把自己的痛苦深埋在心底，而考慮得最多的還是傳染病人的痛苦。
每天上午10點之前，她就把自己分管的3個病房的查房工作，認真細緻地做完了，讓人無可挑剔。剩下的時間，她便靜靜地琢磨臨床工作中遇到的難題。比如，病人轉氨酶居高不下究竟是什麼原因，選用哪一種藥物可以降下來，等等。
她查閱了本院700多份病歷，僅篩出了其中50份病歷是轉氨酶正常後出院的，其餘都是低酶出院的。對這50份病歷，她分別做了卡片，經仔細分析，50份病歷記錄的幾乎是50種治法，找不出可循的任何線索，很難進行研究。看來，這一條路走不通了。
對以低酶出院的病人，她進行了信件隨訪。自己花錢發了200多封信進行調查，問他們出院後轉氨酶正常沒有？如果正常了，是吃什麼藥正常的？但因當時條件所限，她只收到4封回信，哪種藥物有效，無法繼續探討。同樣，第二條路也走不通了。
她又把探索的目光投向地方醫院，並親自走訪了業界一位教授，想諮詢一下他們對降酶有什麼好辦法。那位教授聽說五味子可以降酶，但他們用五味子降酶卻都未能降下來。這樣，第三條路又走不通了。
陳菊梅沒有泄氣，又把研究的目光轉移到了本科病人身上。恰在此時，一位先後7次住院的六旬老人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問：“以前您的轉氨酶多次升高，都是吃什麼藥降下來的？”老人說：“我每次轉氨酶波動時，都伴有睡眠不好。現在只能靠安眠藥入睡。吃了藥才覺得舒服，轉氨酶也才能降下來點，但一停藥就又升高了。”說者無意，聽者有心。陳菊梅又問：“您吃的是什麼藥，哪裡生產的？”老人回答：“我吃的是上海某製藥廠生產的安眠片。”陳菊梅就讓老人拿出說明書來，一看，該藥成分中有五味子。
又是五味子！難道這五味子就是降酶的有效藥物嗎？為什麼地方醫院及本院用五味子降酶卻未能降下來呢？濃厚的興趣，使陳菊梅瞄準五味子，開始了深入細緻的研究。
陳菊梅起初直接用五味子煎湯讓病人服用，結果證明這樣用五味子不能降酶。它的有效成分在哪裡？陳菊梅帶著藥房的同志，把五味子的漿果烤乾磨成粉，再加上茵陳、大棗、蜂蜜，做成兩錢重的蜜丸，陳菊梅給它取名叫“肝得安”。為了觀察“肝得安”的療效，陳菊梅先讓轉氨酶在200左右的9位病人試服，結果服藥後第一周，有3位病人的轉氨酶降至正常，第二周又有4人降至正常，另外兩人也有所下降。這一令人欣喜的試用效果，引起了全院上下的密切關注。經院裡研究同意，又在全院範圍內擴大使用“肝得安”，先後共有280多位病人服用，進一步肯定了“肝得安”蜜丸的降酶效果。
精益求精，是陳菊梅做事的一貫原則。後來，她又把“蜜丸”從1號丸一直研製到8號丸，分別研究了五味子的皮、肉、仁等及其不同提取物，確定其有效降酶成分存在於仁的提取物中（用醚提取），後來又精加工成“滴丸”。緊接著，陳菊梅以“302醫院二科”的名義，在1973年第9期《新醫藥學》雜誌上發表了試用五味子降低轉氨酶的學術論文，受到了國內外同行的關注，陳菊梅也因此成為首先發現並試用五味子成功降酶的第一人。
但讓陳菊梅做夢也想不到的是，自己身處逆境研究出的這一成果，卻招來了某些人的非議。有人說這項成果是騙人的，甚至借停藥後轉氨酶出現反跳，而抹殺了五味子的降酶作用。對此，陳菊梅除了遺憾和心酸之外，既沒有過多地計較，也沒有停止創新的步伐。
心裡裝著病人的陳菊梅，總想儘快讓自己的研究成果為更多的病人解除痛苦。論文發表前後，一些軍內外兄弟醫院或科研院所的同行特地來向她請教，她都毫無保留地作了介紹。過了一段時間，某藥物研究所把從陳菊梅這裡學到的“成果”進行了“加工”，並與某藥廠聯合起來，最終合成了“聯苯雙脂”，成為國內外公認的降酶藥物，並一直沿用至今。後來，該藥獲得了國際金獎。栽種果樹的人，不一定能吃到果實。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的首研者陳菊梅，只能在心裡表示欣慰。只要是對傳染病人有利、有效，她也就“心安理得”了。
臨床科研相得益彰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國的流行性乙型腦炎病人比較多，僅1980年一年，302醫院就收治了100多位。對這類急性傳染病人，治療要求高、難度大，而我國當時臨床上使用的治療乙腦的藥物，有幾十種之多，但療效都不確切。如何從這么多的藥物中篩選出療效較佳的藥品，進一步提高乙腦的治療效果和速度？擔任科主任的陳菊梅為此動了不少腦筋：能不能結合臨床工作搞些實驗研究呢？可不可以在本科內搞個實驗室呢？
恰巧就在此時，曾與陳菊梅一起工作過的醫務部助理員王永怡找到她說，想結合臨床工作搞點實驗研究。在陳菊梅的鼓勵和指導下，王永怡很快收集了267位乙腦病人的診治情況，分門別類地作了總結、歸納，並向陳主任建議，更新對乙腦的免疫診斷和治療手段，對臨床上常用的28種乙腦用藥做些動物實驗，以確定其療效。善於聽取下級意見的陳菊梅當即表示，大力支持王永怡的建議，並親自指導，首先在小白鼠身上進行實驗。
萬事開頭難。早期的藥物實驗工作，是在病毒研究室的廁所里開始的。既要餵養小白鼠，又要做各種藥物實驗，狹小的廁所里常常施展不開。陳菊梅看在眼裡，急在心頭。後來，她決定騰出二科的會議室作實驗室，並充實了實驗人員。於是，全軍第一個臨床乙腦實驗室就這樣誕生了。
在陳菊梅的親自組織和悉心指導下，該科醫護人員既不放鬆臨床，又抓緊開展臨床科研，真可謂雙管齊下，相得益彰。經過兩年多臨床與科研的有機結合，二科的收容數、治癒率明顯上升，科研成果也不斷湧現。其中獲得軍隊科技進步二等獎兩項，為提高臨床治療乙腦的療效作出了突出的貢獻。1980年，陳菊梅在“文革”後中華醫學會內科學會召開的第一次大會上，作了題為《聚肌胞、特異性免疫核糖核酸、小牛胸腺素及胎球對小鼠乙腦病毒感染的療效觀察》的發言，不僅報告了該科的研究成果，而且闡明了“結合臨床難題進行科學研究，用科學研究成果指導臨床工作”的重要意義。
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的病死率高達85％以上，是臨床工作的一大難題。“七五”期間，總後衛生部決定，把降低慢重肝病死率這一臨床難題，作為指令性任務，交由302醫院牽頭完成。陳菊梅勇挑重擔，把這一難題作為自己的首選攻關研究課題。當時，她作為攻關課題組的牽頭人，與汪承柏大夫一起同總後衛生部商定課題指標計畫時，目標是降低慢重肝病死率20％～30％。根據那時的情況，能降低這么多，已經是很高的奮鬥目標了。
在近4年的艱辛攻關中，陳菊梅帶領協作組採用中西醫結合藥物，調動機體免疫功能，維持代謝和陰陽平衡等治療手段，著重抓早期診斷、早期治療、早期預防合併症發生等“三早”措施的落實，從而有效地提高了慢重肝患者的成活率。她還深入臨床科室，逐個進行個體研究，親自找慢重肝病患者面對面地了解治療效果，力爭全面細緻地掌握第一手臨床資料，為科研攻關打下堅實的基礎。她還與許多慢重肝患者保持著長期的聯繫，甚至還到患者家中走訪，力求掌握出院患者的康復情況，為深入研究創造條件。
實驗數據，是靠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攻關成果，是用大量心血和汗水浸泡出來的。陳菊梅帶領協作組先後治療、觀察和分析了600多位慢重肝病患者，進行了205例肝組織病理學觀察、總結，做了70例屍體解剖檢驗，終於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研究成果。陳菊梅在做科研課題總結時，首先提出了各型重型肝炎更明確、更具體的臨床診斷標準和臨床分期標準，澄清了慢性重型肝炎在臨床診斷方面的種種模糊認識，為早期及時救治病人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這一分期診斷標準，於1995年被納入《全國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更為可喜的是，陳菊梅首先擬定了我國用中西醫結合治療慢重肝病的模式，提出了對該病進行早期診斷、中西醫辨證施治、用藥加減和及時處理、預防合併症等綜合治療的科學方法，並在臨床實踐中形成了一套中西醫結合診治該病的最佳方案，使當時慢重肝病的病死率由過去的85％以下降到了40％左右，成功地挽救了許多危重患者的生命。這無疑是慢重肝病治療史上的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突破。
2000年6月，某軍校部分學員先後出現高燒、頭暈、噁心、腹瀉等症狀，有些學員肝功異常、心律減慢。短短几天內，病情不斷蔓延，由開始的幾十人、上百人發展到六七百人。直到6月下旬，由軍內外醫學專家和公安人員參加的專門調查小組，對病因仍未查清。軍委首長立即指示總後火速調兵遣將查明病因，對症處理。
陳菊梅教授等領受此艱巨任務後，連夜趕往該校駐地，親自到病房逐個查體、詢問。在掌握大量臨床資料並作了深入思考後，陳教授在病因結論會上力排眾議：這既不是“食物中毒”，也不是“人為破壞”，而是一種腸道病毒引起的感染流行！
與會一些專家聽後，既感到十分新鮮，又感到不能理解。陳菊梅根據臨床經驗，評述了理由。後來又經過對不同時間的血清標本進行嚴格化驗、檢測，最終證實了陳菊梅的診斷結果：這次暴發的群體疫情，是由腸道埃柯病毒感染所致。在關鍵時刻，陳菊梅又給軍委和總部首長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 陳菊梅小傳
1950年畢業於浙江醫學院醫療系，1954年9月赴前蘇聯列寧格勒兒科醫學院攻讀傳染病學博士研究生。1958年1月回國後任西安醫學院傳染病教研室講師、主治醫師，同年11月調入解放軍302醫院，歷任主治醫師、科副主任、主任、主任醫師和專家組組長。
從事臨床醫療、教學、科研工作50餘年。主編和參編專著11部，發表學術論文150餘篇。獲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1項、軍隊科技進步和醫療成果二等獎11項、三等獎9項。上世紀60年代初期，她首開了切開氣管救治麻疹患兒的先例，首創了成功救治乙型腦炎後遺症患者的“鞘內注射法”；70年代，她首先發現了中藥五味子具有降低轉氨酶的作用，研製出了降酶新藥；80年代，她創建了全軍第一個臨床乙腦實驗室，出了一批科研成果；90年代，她又在研製多種國家級新藥方面發揮了特殊的作用。
1992年被評為總後勤部“巾幗建功先進個人”。2000年12月被評為總後勤部“一代名師”。2003年7月被評為總後勤部“優秀共產黨員”，同年10月被中國女醫師協會授予“巾幗抗非典先進個人”光榮稱號。2003年12月獲中央軍委保健委員會頒發的“全軍幹部保健工作特殊貢獻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