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喬年烈士

陳喬年烈士，1928年6月6日，他在上海的龍華楓林橋畔英勇就義。他犧牲後，黨在《布爾什維克》雜誌上撰文悼念，追述緬懷他的革命業績和英勇精神，勉勵人們為革命事業奮鬥終身。

少年時代是在故鄉安慶度過的。曾隨叔祖父去過東北和北京，1908年入私熟讀書，辛亥革命後改進學堂。自幼勤奮攻讀，學業進步很快。從童年起，他就和哥哥陳延年生活、學習在一起，但其相貌性格大不相同。他活潑開朗，喜歡說笑打鬧。雖然出身封建官僚家庭，從小受過封建教育，但其救國救民的志向日趨堅定。1915年到上海求學，1917年考進上海復旦大學。一面攻讀法語，一面研究傳入中國的各種社會思潮，探求改造社會的真理。一度將無政府主義誤認為“救世的良藥”，而成為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者。曾幫助陳延年組織“進化社”，創辦《進化》雜誌，積極開展宣傳無政府主義的活動。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他熱情支持廣大學生的愛國行動。同年12月下旬，赴法國巴黎勤工儉學。先在巴黎半工半讀，後到里昂一家工廠當翻砂工，以頑強的毅力克服各種困難，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堅持勤工儉學。1921年起，他對自己信仰產生懷疑，轉而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研究。曾與陳延年一起參加留法勤工儉學學生舉行的三次重大鬥爭。在趙世炎、周恩來等人的幫助下，先後參加旅歐共產主義組織的籌備工作。1922年6月，弟兄倆出席在巴黎郊區布倫森林舉行的“中國少年共產黨”成立大會，成為少共的第一批成員，幫助印刷和裝訂“少共”的機關刊物《少年》月刊。1922年秋他加入法國共產黨，經常出席法共會議，定期過組織生活，交納黨費，還多次參加法國共產黨領導的民眾示威遊行，同法國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並肩戰鬥。同年底，中共中央正式承認他為中國共產黨員，並組建中共旅歐支部。在法期間，他與蕭三合作，將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戰歌――《國際歌》歌詞譯成中文，以便大家傳唱。1923年3月，中共旅歐支部指示他和趙世炎、王若飛等人離開法國赴俄國，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其間，除專心致志學好各門課程外，曾將列寧的《社會主義國際的地位和責任》一文譯成中文，刊登在1925年出版的《新青年》雜誌上。1924年冬，他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到北京，擔任中共北京地委組織部長，1925年1月由北京到上海，先後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並被選為團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不久，中共北方區委正式成立，他改任區委組織部長，在李大釗直接領導下，為北方黨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同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他和李大釗、趙世炎發動了3萬民眾參加追悼孫中山先生的活動，並採取各種形式，宣傳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使黨所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運動更加深入人心。6月初，他和李大釗、趙世炎發動和組織北京工人、學生、市民、乃至郊區的農民，先後舉行三次大規模的反帝示威遊行，聲援上海工人的英勇鬥爭。1926年3月18日，他與李大釗、趙世炎領導北京總工會聯合200多個民眾團體，按預定計畫在北京天安門前集會，會後組織2000多人參加的請願團，到執政府要求“駁諜”“驅使”。遭到段祺瑞政府的反動軍警瘋狂的屠殺，從而製造了著名的“三一八”慘案。慘案發生時，他在請願團的前面指揮隊伍，不顧生命危險，會同李大釗、趙世炎等布置民眾退卻。他因躲閃不及，胸前被敵刺傷，鮮血染紅了衣襟，他忍著劇痛，繼續指揮民眾撤退，後被送進醫院治療，沒等傷口痊癒，便出院繼續為革命奔走。其間，他和李大釗一起，積極籌辦印刷《嚮導》（黨中央的機關刊物）和《政治生活》（北方區委的機關刊物）的印刷廠。還利用晚上時間為黨的刊物撰寫文章或為訓練班準備講稿。1926年下半年，他被選為北方區出席中共“五大”代表，奉命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時間。1927年春，他由滬赴漢。4月底參加中共“五大”，被選為五屆中央委員。“五大”以後留在武漢，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並代組織部長李維漢主持工作。大革命失敗後，黨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制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和實行土地革命的總方針。他在會上堅決擁護會議的決議，並對他父親的錯誤進行了批評。中共“八七”會議後，中央調他擔任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長。那時，武漢又完全處於白色恐怖之中，環境極為險惡，但他不畏艱險，常常奔走於大江兩岸。後因疲勞過度，得了傷寒病，同志們秘密地將他送到漢口德國醫院治療。 病癒後，他立即走上鬥爭第一線。不久，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同年秋，黨中央機關從武漢遷移上海，他調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下堅持地下鬥爭，使大革命失敗後遭受嚴重破壞的黨的各級組織得以恢復和鞏固。1928年2月26日，他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繡女校秘密主持召開各區特派員及各產總主任聯席會議。由於叛徒告密，敵人突然包圍了會場，他和鄭復他、許白昊等江蘇省委和上海總工會負責人全部被捕，押往上海龍華敵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敵人百般利誘，未能使他屈服。獄外黨組織多方營救，也未能奏效。1928年6月6日，他在上海的龍華楓林橋畔英勇就義。他犧牲後，黨在《布爾什維克》雜誌上撰文悼念，追述緬懷他的革命業績和英勇精神，勉勵人們為革命事業奮鬥終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