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論原文
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眾，斷在於獨。即如昨年，皇上以虜賊內犯，特敕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眾言盈庭，群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嘩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
臣竊以為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遽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之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欲為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為之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為之動。再乞天語，丁寧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朝廷省事尚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託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行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為務，反薄歸厚，尚質省文。
基本介紹
《陳六事疏》是張居正於隆慶二年上書皇上的一份重要的檔案，他根據正德、嘉靖兩朝以來的官場積弊，從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六個方面提出改革的重大舉措。遺憾的是，隆慶皇帝沒有採納張居正的建議。僅批示一句：“知道了。”就將這一份充分體現張居正改革思想的檔案束之高閣。?
歷史背景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湖廣江陵人。他從小穎敏絕倫，胸有大志，加上他的矻矻不倦，因此學業進展很快。他十三歲時寫的文章就受到湖廣巡撫顧璘的垂青，顧璘誇他有“將相才”。張居正十六歲中舉，顧璘又解犀帶相贈。他二十歲赴京會試下第，二十三歲再試成功，中二甲進士，改庶吉士，從此開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作為“儲相”的庶吉士的生活是一種練習辦事的清閒生活，但張居正此時卻不清閒。他慨然以天下為己任，認真地研究國家的典章制度，總結歷代治亂興衰的經驗教訓，探討治國的方法，從而為他後來的執政奠定了基礎。三年後，他授翰林院編修，以後又任裕王朱載垕的侍講侍讀，和裕王結下了密切的關係。再升任侍講學士，領翰林院事。這段期間，他一直在做積極的準備。他以“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樂觀心情，等待著脫穎而出的一天。
嘉靖四十五年，世宗逝世，裕王即位，是為穆宗。張居正以裕王舊臣的身份，被擢為吏部左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預大政。他入閣後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當時的首輔徐階共同起草了世宗的遺詔，在遺詔中“盡反時政之不便者”，糾正了世宗時期的諸多弊政，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歡迎。
中期的明朝，早已度過了它的“黃金時代”，而呈現出一派式微的景象：政治上吏治腐敗，弊端叢集；經濟上財政拮据，捉襟見肘。內部階級矛盾尖銳，農民的反抗鬥爭此伏彼起。邊患叢生，險象迭至，南有倭寇肆虐，北有蒙古逞威。鑒於此，張居正在入閣的第二年，就上了千字的《陳六事疏》，從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面全面地提出了整頓朝政的政治主張。這些主張既切中時弊，也切實可行。但穆宗畢竟不是明君英主，你言之諄諄，他聽之藐藐，並不準備付諸實施。穆宗的冷漠，並沒有熄滅張居正的熱情，他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繼續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
歷史評論
張居正以七品芝麻官的身份給當時的皇帝上了一封《論時政疏》，指出了當時宗親驕橫、財用匱乏、官吏因循守舊等五條政治弊端。當時的皇帝是被海瑞稱為“家家皆淨而無財用”的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最不喜歡聽批評意見，不過七品的編修惹不起天子找麻煩的興趣，他也就比當時說真話的海瑞幸運多了，但上奏的信卻石沉大海。張居正感嘆現在的亂世“非得磊落奇偉之人，大破常格”，否則不足以消弭天下的災禍。然而“世雖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唉！人們不一定有這樣的見識，有這樣見識的人也未必能得到重用。知音難求，他很苦惱。32歲的年紀，正值人生的最佳時機，卻無法施展縱橫，鬱悶之心可想而知，但他沒象屈原一樣為理想而死，他伺機而動，回家讀書，又讀了6年！再入朝後，官運出奇的好，官職一升再升，到了隆慶元年二月，已升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是正三品的官，關鍵的是作為大學士，可以入閣議事，也就是進入權力核心。兩個月後升為“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這是正二品的大官，且是禮部的一把手了。幾個月後，他給穆宗皇帝上了《陳六事疏》。所謂六事：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穆宗一一準行。所言六事可謂切中時弊，體現了張的治國主張與改革理想。
明朝的晚期為張居正縱橫捭闔提供了絕佳的舞台，此時的張居正雖已入閣，卻並未大權獨攬，《陳六事疏》只是他幾年後新政改革的晨曲。5年後，穆宗帝病逝，他的學生朱翊鈞即位，年號萬曆，史稱神宗。新皇帝對張居正言聽計從，尊敬有加，言必稱“先生”，經過一番政治較量，張居正成為首輔，位極人臣，萬曆新政由此轟轟烈烈地展開，明朝氣象為之一新，內憂外患一時緩解。
改革綱領
在被視為改革綱領的《陳六事疏》中，張居正引用了《尚書》里那句為人熟知的“民為邦本，本周邦寧”，提出了“固邦本”的政治目標。在另外的章奏、書信中，他多次表述“致理之道，惟在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於察吏治”一類的觀點。
某些論者據此斷言張居正繼承和發展了儒家傳統的民本思想，是十分正確的。在傳統政治結構中，處於底層的小民沒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他們的疾苦只能被動地由官員們察知，即使貪官污吏們的壓榨超過極限也無處申訴，起義是他們表達憤怒的惟一方式，正如張居正在評論兩廣起義頻仍的原因時所指出的，“非民之好亂，本於吏治不清，貪官為害耳”。
這樣，就由安民的政治目標推導出“吏治”問題。在張居正看來，人君駕馭官員的手段無非是“賞、罰、用、舍”四字，“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綜核名實而已”。綜核名實是張居正政治思想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基本內涵是根據實際政務考課官員，即“一以功虛為準，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幾個“毋”概括了明代銓政的主要弊端。與實政思想相聯繫，張居正特別批評了“士大夫務為聲名，舍其職業，出位是思”的習氣。
不過，綜核名實主要是解決官僚體制中人的素質和使用問題，與此相關的還有制度本身的“信息溝通”問題。針對這一問題，張居正提出了“重詔令”的建議。他認為，“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這項建議包含著兩個方面，即立威與立法。為了糾正業已存在的“無法”現象，張居正要求凡已奉旨施行之事，應“嚴立限期，責令上緊奏報”，有關部門也應“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制之罪”。這是“考成法”的初步構想，在張居正柄政之後發展成一套相當嚴密的制度體系。
關於立威的問題，《陳六事疏》中沒有詳論。張居正於嘉靖二十八年（1546）奏上的《論時政疏》予以把握。在這份奏疏中，張居正以人的身體類比朝政，認為“人之所恃以生者，血氣而已”，“一或壅閼，則血氣不能升降，而臃腫痿痹之患生矣”。他指出，世宗“所與居者獨宦官宮妾”，已八九年不接見群臣，上下暌違，是“血氣壅閼之病”。正是由於這一病根，才導致“臃腫痿痹之病乘間而起”，具體說來，其大者有五：“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匱”。從兩份奏疏的闡述來看，張居正關心的不僅是君主的絕對權威，而尤注重君主和官僚機構之間的溝通渠道的暢通。
他引用《詩經》中“勉勉我王，綱紀四方”這句話，說明“紀綱”正是人主“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的總樞紐。“紀綱不肅，法度不行”，則“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矯正此弊只有“振紀綱”一途。為了回擊他的觀點所可能受到的指責，張居正特別論述了“順情”與“徇情”、“振作”與“操切”的區別，主張“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希望皇帝“張法紀以肅群工”，“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疏賤必申”。
通過從“固邦本”到“振紀綱”的邏輯序列，社會矛盾的根本癥結已經找到，從而也就明確了解決問題的主要方針。但是，還有一些妨礙施政的因素需要排除，在張居正看來，為害最大的便是“議論”。他指出，“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為矛盾，是非淆於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此最當今大患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