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立本

邱立本

邱立本(1950-)生於香港。祖籍廣東開平。亞洲周刊總編輯,被中國網民選為2006年及2008年中國一百位公共知識分子之一。

基本信息

人物簡介

邱立本 邱立本

香港聖多馬國小畢業,國中就讀九龍塘的銀禧中學,1967年畢業於李求恩中學,負笈台灣。1972年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本科畢業,後赴美留學,獲紐約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經濟學碩士,曾任柏克萊加州大學亞美歷史研究員,香港大學兼職教授。歷任台北《中國時報》國際新聞編譯,紐約《星島日報》、《北美日報》,舊金山《遠東時報》,洛杉磯《美洲中國時報》,紐約《美洲中國時報》,紐約《中報》記者、編輯、總編等職務。1990年返回香港,任《亞洲周刊》主筆。1993年出任《亞洲周刊》總編輯至今。1995-1996年兼任《明報月刊》總編輯。

發表文章

《香港民主翅膀要飛進中國天空》,2013年07月05日

《香港·東南亞·不了情》,聯合早報,2013年09月20日

其他信息

讀書方向與內地學人相反

這是一個典型的媒體人的書房。一進門,見到的就是一張《小團圓》的海報,這是他們2009年在香港大學辦活動留下的。“我們都是張愛玲的冬粉,特意留下來作紀念。”邱立本說。他當了38年編輯,現為《亞洲周刊》總編輯。

他的書桌在靠窗的位置,桌上雜亂地擺放著幾本書,一大摞當天的報紙。書堆中有一本是內地出版的《蟻族》,為了方便記者拍照,邱立本還特意找出了在台灣出版的新書《編輯這種病》。

準確來說,邱立本的書房有兩間,一間在《亞洲周刊》編輯部,一間在家中。由於家裡實在太亂,無法收拾,他建議還是別去了。

他正打算先把家裡的書房整理一番。“好長時間沒去翻的書,我想以後也不會有興趣去翻了,那就不要了吧。”邱立本在丟掉“爛書”之前,先要清出去的是一批雜誌。由於用輕塗紙的雜誌並不多,雜誌數量積累到一定程度,書架的承重是一個問題,乾脆就不要了。

“當然,很多雜誌也實在是沒有保存的價值。”邱立本說,他會選擇保存一些出彩的特刊,其他的就捐出去了,“很多雜誌都是非常完整的一套,從創刊到停刊,很多圖書館也未必有。”

至於書,就有些雜亂了。在編輯部的那間書房兼辦公室里,既有編輯部不可或缺的工具書,其中一本是梁實秋主編、遠東圖書出版公司印行的《最新實用英漢詞典》,也有在內地非常暢銷的小說《風聲》,還有記者鄭重所寫的《毛澤東與文匯報》,以及台灣遠流版的《張學良的口述歷史》,一本《增陽減陰求長生》保健書則和唐德剛的《戰爭與愛情》在同一排書架,《八十後反高鐵》是一本新近出版的小冊子,它竟然和四個紅酒瓶擺在一起。

由於在媒體工作的原因,時下的暢銷書、話題書,他也都會找過來翻翻,在他的讀書生涯中,讀禁書其實也是極為重要的一段。

“我還在李求恩紀念中學念高中時,接觸到殷海光的《中國文化的展望》,就是因為在1967年被禁,成為報紙上的新聞,勾起了我的閱讀欲望。”接下來,邱立本就去找來他的《怎樣辨別是非》、《思想與方法》讀。“殷海光的自由主義思想對我影響很大,後來還去讀了哈耶克、羅素的書,為之大開眼界。”

不過,在邱立本看來,讀禁書的時代實際已過去,並且應該再也難回來了。在一篇文章中,他寫道:“香港報刊對兩岸政府種種污名化的政治標籤,早已隨風而逝,而在香港和台灣讀左翼的書,百無禁忌;中國大陸過去被視為右派的書,從錢穆到余英時到胡蘭成,如今竟成為書市的暢銷讀物。”

邱立本也認為,在中國內地的讀書界,禁書也已經是不可能的,因為網路平台,正是禁書的終結者,“不少禁書都可以輕易在網上找到電子版。”

一段殊途同歸的閱讀史

“讀書就為了尋找現實的顯微鏡和未來的望遠鏡,”邱立本說,讀書的目的在於既要能看清當下,又能預測未來。

要弄清現實,就必須逐步揭開一些被捂起來的黑盒子,黑盒子的隱密性在讀書中是不容易覺察的,正是如此,也許才有了探索的趣味。他的讀書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揭盒子”的過程。出生於上世紀50年代,恰逢冷戰時期,“當時,從北京到台北,都被一種‘定於一’的意識形態所壟斷,兩岸剛好就分處於冷戰的敵對陣線。”香港恰恰在這兩者之間,邱立本明顯地體會到了其中的巨大差異,他想弄清其中發生了什麼,是哪些深層的原因導致他們的發生。

正讀高中的邱立本,當時在旺角奶路臣街的舊書店就可以看到兩地出版的、有意識形態對抗的書。比如台灣反共作家姜貴寫的小說《鏇風》,彭歌的小說《花落春猶在》,都有很強的針對性,對大陸體制加以嚴厲批判;而大陸的小說,如楊沫的《青春之歌》,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則又完全是另外一種視野與立場。就是在這種多元的閱讀環境中,他朦朦朧朧了解到中國歷史的糾結。

起初,邱立本對自由主義的思潮有一種親近感,到台灣念大學時,又讀了不少西方以英美為主的自由主義經典,當時對內地政治很懷疑,對台灣的“主義、領袖、國家”的提法也感到不安。等他畢業回到香港,正是內地“文革”的高潮。“我和一些香港的學生領袖聊天,發現他們念了很多‘紅色經典’,這都是我聞所未聞的。我覺得這是一種‘知識結構’的缺陷,如果不好好補課,就不能了解中國內地的巨變。”

於是後來看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法蘭西內戰》、《反杜林論》,列寧的《怎么辦?》、《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到美國,又惡補了托爾斯泰、契河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邱立本 邱立本

邱立本說,他後來和一些來自中國內地的中年知識分子交往,大家交換讀書的書單時,竟赫然發現彼此所讀過的書,其實都差不多,只是有一個差異,就是大家讀書的方向竟是相反的。

“他們是從左翼的經典開始,也讀了大量的舊俄時期的文學作品;只有在‘文革’之後,在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才開始饑渴地閱讀過去被視為離經叛道的作品,從哈耶克到羅素,從海明威到喬伊斯,才進入個人主義的領域,才了解自由主義的精神。這和我在香港、台灣的經驗是逆向而行的。”

邱立本用金庸的小說打了個比方———實際上大家都是在練九陰真經,但彼此看對方的練法都像是“倒練”九陰真經,不過殊途同歸:“到了21世紀,大家的武功都在同一個層次了。”

回頭看自己的讀書生涯,邱立本說,他讀書這么多年,實際是一元化思想與多元化思想不斷碰撞,不斷擦出火光的過程。應該值得慶幸的是多元化的思想最終打敗了一元,取得了勝利。

華語傳媒圈知名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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