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鳳昌[清末民初政治家]

趙鳳昌[清末民初政治家]

趙鳳昌(1856—1938),字竹君,晚號惜陰老人,常州武進人。是清末民初政壇上十分活躍、很有影響的立憲派代表人物。早年以佐幕湖廣總督張之洞而聞名,辛亥革命時期,在戊戌變法、東南互保、《蘇報》案中,皆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影響巨大的傳奇式人物。人稱“中山宰相式人物”、“民國產婆”、“民國諸葛”。其與當時政界、商界、教育界等各界高層人士往還信件的合輯《趙鳳昌札記》,計109冊36函2729通(件),今藏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是研究民國歷史的主要史料。

基本信息

人物簡介

趙鳳昌少時家貧,失學,入錢莊習賈。嗣以掛欠,被斥退。富戶朱某鑒其聰明伶俐,為納資報捐雜職,分省廣東候補,時年甫二十。旋入粵藩姚覲元(彥侍)署中,任書啟。光緒十年(1884年),張之洞任兩廣總督,鳳昌夤緣充督署文巡捕(侍從)。日久受之洞賞識,升充文案,參預機要。光緒十五年(1889年),之洞移督兩湖,遂隨赴武昌,益見信任,升充總文案。鳳昌讀書雖少,而記憶力強,且富忍耐性,工於迎合揣摩。與之洞朝夕相處,久而久之,極能了解之洞心性,悉其癖好,居然能代擬公牘,符合旨意,摹仿其書法,幾可亂真。” (姚崧齡著《民國人物小傳》)

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大不相同。在中國歷史上,每到改朝換代,天下大亂,英雄輩出,但多數英雄資質平庸,僥倖乘勢而起。真正造時勢的英雄,稀若鳳毛麟角。辛亥革命時期,上海南陽路十號“惜陰堂”住著一位老人,深居簡出,但南北要人,趨之若鶩,惜陰堂成了名流薈萃之所,許多左右時局的大事都在這裡密謀……

趙鳳昌共有一子二女,其中女趙志仁為原配夫人洪元所生,女趙志道(後嫁給楊杏佛)、子趙尊岳為繼配夫人周南所生。

左一:趙鳳昌,右一:楊杏佛 左一:趙鳳昌,右一:楊杏佛

生平事跡

傳奇色彩

北方議和代表團成員馮耿光在一篇回憶南北議和的文章里,講了一段趙鳳昌的故事:有一天,北京拍來電報,我送給唐紹儀,他看過興奮地說:“北京回電了,趕緊打電話給趙老頭子。”唐紹儀一邊說一邊掛電話,電話里和對方仍是和過去一樣有說有笑,顯得關係非常密切。我覺得奇怪,就問唐紹儀:“你有要事不找伍秩老(伍廷芳),為什麼先打電話給他?”唐紹儀說:“秩老名義上是南方議和總代表,實際上作不出什麼決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見、能當事決斷的倒是這個趙老頭子。”說起趙鳳昌,此人很有些傳奇色彩。他是江蘇武進縣人,1856年出生,家境清貧,幼年失學,去當地一家錢莊學徒,常到一位朱姓人家送銀錢。他人很機警,因為家貧,挪用了錢莊的銀子,被掌柜的停職。那時,他還不到二十歲。姓朱的很有錢,就對他說:“看你人很聰明,不是當夥計的材料,你最好還是去讀書,才有希望上進。”趙鳳昌說:“我讀不起書了,還是請您推薦一份工作給我做吧,您家裡店鋪很多,我只想到鋪子裡當一個小夥計。”姓朱的說:“你不是當夥計的人,你既不願讀書,我索性多送你幾個錢,你去捐一個小官,到省候補,將來一定可以出頭。”於是這位姓朱的不由分說,為他捐了一個縣丞,並送了他旅費,分發到廣州。

張之洞

趙鳳昌隨張之洞移督湖 趙鳳昌隨張之洞移督湖

趙鳳昌在廣州混了幾年,適逢張之洞來做兩廣總督,對他十分賞識,請他做總督衙門文案,參與一切機密,後又隨張之洞到湖廣總督任上,格外親信。趙鳳昌之所以受到張之洞的信任和依賴,除了因他聰明、好學、善謀、機敏,還有一個理由,因為他記憶力極好。張之洞生活懶散,率性而為,作息無一定時間,書籍公文隨手丟放,有時正在批閱公事文書的時候就睡著了,醒了又忽然想到要檢閱哪一冊書,有時正在看書,忽然又想要查看往年的文檔,找某一件公文,只有趙鳳昌有此記憶力,能做到隨要隨到。張之洞對每日公文與往來函電,看過之後隨手拋棄,事過即忘不易找尋,只有趙鳳昌為他逐日編目歸檔,整理得井井有條,一索即得。

趙鳳昌文理平常,但跟隨張之洞多年之後,居然能代擬公牘,而且模仿張的書法幾能亂真。因與張之洞朝夕相處,不免引用許多同鄉。有一年,大理寺卿徐致祥奏參張之洞一摺,牽涉到趙鳳昌的名字。清廷交兩江總督劉坤一查辦,劉查辦摺內,說得張之洞樣樣都好,不過為顧全京官參奏的人面子起見,說趙鳳昌不免有“攬權招搖”情節,將趙鳳昌革職,永不敘用。劉坤一這種做法當然是為了保護張之洞,讓趙鳳昌擔責任,張之洞覺得很過意不去,就向盛宣懷討了一個武昌電報局掛名差使給趙鳳昌,作為生活之資,而派他住在上海,辦理通訊、運輸和其他機密事務。

昔時武昌有“湖廣總督張之洞,一品夫人趙鳳昌”的戲語流傳,足見趙氏在張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中的作用不可小視。

東南互保

1900年,義和團在北京圍攻東交民巷外國使館,槍殺德國公使,慈禧太后宣戰上諭通電各省時,張謇、趙鳳昌、盛宣懷等人在上海出謀劃策,分頭遊說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倡議拒絕上諭,保護東南。

張之洞起初遲疑不決,趙鳳昌派人赴武昌面陳,又向張發電報說:“李鴻章、劉坤一在原則上已完全同意,而英國駐上海總領事,亦由盛宣懷接洽談妥,只希望武昌方面出而主持。”於是,張與劉、李聯銜通電各省將軍、都統、總督、巡撫,電稱:北京義和團作亂,完全由於端王、剛毅所指使,蒙蔽兩宮,襲擊各使館,擅發對各國宣戰之上諭,均不能承認,望各省當局切勿輕信,竭力維持地方秩序,保護外人生命財產。

假造聖旨

在這場關乎中國命運的大事中,最富戲劇性的是趙鳳昌假造聖旨一節。

趙鳳昌見形勢緊急,張之洞不見皇上旨意,焉敢領銜派人和外國簽訂互保條約。他竟然急中生智,發了一個電報給張之洞,電文是:“洋電,兩宮西幸,有旨飭各督撫力保疆土,援庚申例,令慶邸留京與各國會議雲。”

張之洞是細心之人,馬上復電:“詢電從何來。即確復。”

趙鳳昌難辦了,但他見招拆招,自有妙法,馬上去找盛宣懷,提出由盛把他發給張之洞的同一電文分發給各省督撫,表示確有其事。盛宣懷初時不敢,認為“聖旨豈敢捏造”,不要命啦,意頗遲遲。

趙鳳昌又建言道:“捏旨亡國則不可,捏旨救國則何礙?況且即稱洋電,即西人之電,吾輩得聞,即為傳達而已。”

趙鳳昌堪為諸葛再世,“洋電”兩字早已留好退路,用心可謂甚深。如洋電不實,聖上日後追究,最多不過傳播謠言而已,和假造聖旨的罪名無法相比,何況即為洋電,也無法查實。

待盛宣懷的通電發出後,趙鳳昌方才復電張之洞,謂“盛亦得洋電,已通電各省,望即宣布,以安地方而免意外”。

這些事都在庚子年(1900)7月22日一天辦妥。趙鳳昌行事之速,神仙無以過之。

1900年7月26日,上海道余聯沅與各國駐滬領事在北浙江路會審公廨舉行會議。會議前,盛宣懷就致電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謂必須在正式奉到宣戰上諭之前,與各國領事訂約,“上海租界準歸各國保護,長江內地均歸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商民人命產業為主”。

在各省派代表來上海會商前,盛宣懷先擬就草約八條,趙鳳昌斟酌修改後,添加了漢口租界和各口岸兩條,共十條。

趙鳳昌又對盛宣懷建議道:“此次與駐滬各國領事協商,你不在簽約人員中,自然不必講話。但主要召集者上海道余聯沅,向來拙於應對,不善折衝樽俎,你應以太常寺卿的地方紳士身份,從旁協助。倘使外國駐滬領事有難以置答的問題,余聯沅可以與你私下商量後再作答覆,這樣就可以有轉圜之地。”

會議中,定中外座次,外國駐滬領事團領袖在前面,隨後坐各國駐滬領事;中國方面則依趙鳳昌事先建議,上海道余聯沅坐在首席,盛宣懷坐在余聯沅的邊上,以下是各省派來的道員代表。場面十分肅穆,雙方各有心思,人人面容冷峻,東南危局繫於此議。

各國駐滬領事團領袖、美國領事古納果然因數日前清廷命令與外國人宣戰上諭而開口發問:“今天各省督撫派你們與各國簽訂互保條約,如果貴國皇帝又有旨令要求殺洋人,你們是否遵旨?”

這一問題點中死穴,大家都知道數日前朝廷已有宣戰上諭,聖命如天,只是東南各省由督撫觀望時機,遮掩不發表而已。在會議席上回答說“不遵旨”,顯然是“逆命”,“逆命”則不具備合法性,且有殺頭之罪。如果回答說“遵旨”,則戰事即起,又何必再坐下來談中外互保條約!余聯沅當下滿面僵滯,瞠目結舌無言以對。

此刻,坐在一旁的盛宣懷輕聲向余聯沅建議,余回答道:“我們今天坐在這裡協商訂約,就是已經‘奏明辦理’”。

“奏明辦理”這四個字本是公文往來中的常用語言,而美國領事古納卻能夠理解為“已經得到上級的批准同意”!這樣,中外雙方就沒有異議,同意簽約。

東南互保成功,清朝免去一場大劫難。

當年三國演義時,曹操“挾天子而令諸侯”;如今,趙鳳昌以布衣之身“瞞天子而令諸侯”。

事後慈禧太后回到北京,欣然嘉獎了盛宣懷,還加封了太子太保的官銜。盛宣懷見到趙鳳昌之後自覺奪人之美,很不好意思,向趙解釋。趙鳳昌淡然一笑道:“我本來也沒有邀功的想法。”

“兩袖清風,一肩明月。”趙鳳昌“縱橫舌上鼓風雷,談笑胸中換星斗”,冒殺頭之禍,有智有膽,等於行了次皇帝職,也為他日後在辛亥革命南北議和時能策劃全局,再次挽狂瀾於既倒,避免一場涉及國內外的戰亂,拯救崩潰的中國,做了一次重要的熱身。

政見

惜陰堂,今已無存。 惜陰堂,今已無存。

上海光復後,位於南陽路十號的趙宅“惜陰堂”,成了各派要人聚會之所,趙鳳昌與官僚、士紳、同盟會、光復會各方人士皆有往來,他思路開闊,智謀超群,對南北形勢,判斷精確,常出奇策,以匡時局。

在《趙鳳昌藏札》第一百零七冊函電稿中,有他擬定的政見五條:“保全全國舊有疆土,以鞏固國家之地位。消融一切種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競爭。發揮人道主義,以圖國民之幸福。縮減戰爭時地,以速平和之恢復。聯絡全國軍民,以促共和之實行。”這五條政見高瞻遠矚,超越了南北黨見。他在“目前所當研究之事”的備忘錄中寫道:“總機關宜如何組織。一切建設,宜如何預備。同人意見,宜如何發表。已獨立未獨立各省,宜如何交通。滿洲政府如仍存在,宜如何應付。北方軍隊如袁世凱、張紹曾等,宜如何聯絡。”他還草擬了“組織全國會議團通告書稿”:“自武漢起事,各省回響,共和政治,已為全國輿論所公認。然事必有所取,則功乃易於觀成。美利堅合眾之制度,當為吾國他日之模範。美之建國,其初各部頗起爭端,外揭合眾之幟,內伏渙散之機。其所以苦戰八年,卒收最後之成功者,賴十三州會議總機關有統一進行、維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二次會議,均僅以襄助各州議會為宗旨,至第三次會議,始能確定國會長治久安,是以歷史必經之階級。吾國上海一埠,為中外耳目所寄,又為交通便利、不受兵禍之地,急宜仿照第一次會議方法,於上海設立臨時會議機關,磋商對內對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統一,復人道之和平,務請各省舉派代表,迅速蒞滬集議。盼切盼切。集議方法及提議大綱如下:甲、集議之方法:一、通告各省舊時諮議局舉代表一人常駐上海;二、通告各省現時都督派代表一人常駐上海;三、有兩省以上代表到滬,即先行開議,續到者隨到隨議。乙、會議之要件:一、公認外交代表;二、對於軍事進行之聯絡方法;三、對於清皇室之處置。”此稿即為九月二十一日(1911年11月11日)蘇督程德全、浙督湯壽潛、滬督陳其美通電各省公推代表赴上海組織臨時政府電文的藍本,此後定名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及輾轉漢口、南京的“各省代表會議”已成南方獨立各省公認的立法機構,其後南方民軍制定法案、組織政府、選舉總統,皆端賴於此。

與北方人

趙鳳昌與北方要人梁敦彥、唐紹儀、熊希齡等人也有密切來往。袁世凱任總理大臣自湖北前線回京組閣,委任梁敦彥為外務大臣,趙鳳昌電梁:“文明大舉,大勢已成,計旦夕即定。公切勿回京,宜在外力阻外兵來華,並設法借他國阻止日本舉動,以保將來中國。與公至交,據實密達。”趙鳳昌又致電唐紹儀,勸其“宜緩到任”。

趙鳳昌的妻弟洪述祖是袁世凱的親信趙秉鈞的幕僚,他常向趙密報北京政情。十月初一,洪述祖致趙鳳昌密函,向他通報了袁世凱進京組閣至唐紹儀南下之前這段時間袁、唐遊說慶親王奕劻的情況:“竹哥鑒:上月初在少川(引者注:唐紹儀)處,讀吾哥密電。次日弟草一詔稿,托人轉說前途(引者注:指趙秉鈞),迄未有效。直至項城(引者注:袁世凱)入京,方以此稿抄兩份分途達之。(少川之力)項城甚為贊成,而難於啟齒,不得已開少川之缺。(非開缺不肯行)於廿七日入都商定辦法。弟廿八日入都,於廿八日少川自往晤老慶(引者注:指奕劻),反覆言之。老慶亦談之聲淚並下,然亦不能獨斷,允於次早決定。不料一夜之後,(想必與載灃等密商矣)廿九早,全局又翻,說恐怕國民專要共和云云。菊人(引者注:徐世昌)、項城均力爭不得,項城退直,焦急萬分;少川謀,即以此宗旨由項城奏請施行。(約五日即可見)倘不允,即日辭職,以去就爭之。事機千載一時,南中切勿鬆動。(惟到滬議政員,殊難其人,以少川來,南中人願否?乞密示。)”(《趙鳳昌藏札》,第108冊函電稿,《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1966年2月第1版,P1069-1070)當時袁世凱正打算派唐紹儀南下議和,先通過洪述祖與趙鳳昌的特殊關係,了解南方對唐紹儀出任議和全權代表的態度。

唐紹儀

早在武昌起義之前,張謇與袁世凱對如何應付未來時局的變化已達成默契。五月十一日(1911年6月7日),張謇從漢口赴京途中在河南彰德下車,拜會罷官歸隱的袁世凱。當時,清廷的鐵路國有政策引發了四川、湖北、湖南、廣東、浙江等省民眾的強烈反對,社會動盪,危機四伏,張謇代表江蘇諮議局及士紳懇請袁世凱出山挽救危局,袁為其說服,送張時向他承諾:“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凱出山,我一切當遵從民意而行。也就是說,遵從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須在各方面,把我誠意,告訴他們,並且要求您同我合作。”武昌起義後,清廷起用袁世凱,他復出後的一系列行動表現出他的確兌現了對張謇的承諾:他把漢口、漢陽攻下之後,若要奪取武昌,易如反掌,但他並未這樣做;當張勛在南京被攻時,他若派清江、徐州的軍隊兩路過江增援,張勛至少可以守住南京,但他也沒有這樣做。袁世凱知道,民軍方面,孫文、黃興之外,張謇亦有一部分潛勢力,派唐紹儀到南方議和時,秘密叮囑他:“你到上海後,必須想法先與張謇見面,你得告訴他,我必尊重他的意見行事。”唐紹儀一到上海,首先訪問趙鳳昌,請趙密約張謇在“惜陰堂”見面。原來唐紹儀甲午以後有一段時間,在上海作寓公,曾與趙鳳昌相識,二人極為投契,又知趙與張謇私交亦密,故求其代為約見。

唐紹儀第一次會見張謇,先代袁世凱致殷拳之意,並詢問南北亂局應如何措理,願聽張的指示。唐紹儀向張、趙轉告了袁世凱願順從民心的誠意,要求張、趙調停南北衝突,促使和議早成。唐紹儀露出口風,若推薦袁為總統,則清室退位,不成問題。張謇答道:“所謂南北議和,照現在的形勢,乃是項城與同盟會要人之間的談判,與蘇、浙兩省,並無多大關係。蘇、浙之獨立,乃被動而非主動,目的只在不遭戰爭。尤其是蘇省各地軍隊複雜,號稱都督者有八人之多,若不擁戴程德全,不知如何收拾。因此原因,對於項城根本無所要求。但我只能代表蘇、浙兩省人民貢獻意見,而不能保證同盟會之必能聽從。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唐紹儀聽了,對張謇說:“四先生所說,開門見山。我當聽從指示,盡力為之。”(劉厚生:《張謇傳記》,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版,第194頁)

黃興兵敗漢陽,回到上海,即在趙鳳昌家中與張謇、程德全等人會面。唐紹儀到上海議和,亦在趙宅與黃興面商,黃興此時已被舉為大元帥,有關議和的重要議題,都由他和唐紹儀協商。甚至南方議和全權代表伍廷芳亦常到趙宅與唐紹儀晤面。

在《趙鳳昌藏札》中,有一份《擬召開國民會議辦法稿》:“一、開國民會議,投票取決共和、君位問題,取決多數。取決之後,兩方均須承認。二、國民會議由各省電舉代表組織,每省三人,每人一票,若到會代表不及三人者,仍有投三票之權。三、開會省數有三分之二,即可開會決議。四、開會場所在上海城。五、開會時間定於十一月初十日以前,愈早愈妙。”將此稿對照伍、唐第四次、第五次會議達成的召開國民會議的協定,除將開會省數改為“四分之三”、開會時間定為十一月二十日(1912年1月8日),其他內容完全相同。可見伍、唐公開會議之前,議事大綱及協定條款均已決定,而趙鳳昌亦是參與機密者。

為孫中山

孫中山12月25日回國,第二天下午即赴“惜陰堂”會見趙鳳昌,徵詢他對當前時局的看法,趙向孫分析了南北形勢,提出“三慮”、“三策”:和議不決,南北相持,久則經濟恐慌,民生困苦,外交必生絕大之危險。賠款到期不付,各國責之北京,北京不應,責之南方。各省又散而不能統一,萬一列強借為口實,以占據領土為質,豈非陷於瓜分之危險。此可慮者一也。

北京情狀,本已朝不保夕,自袁入都後,人心漸定,而於外交上、軍政上,袁尤占有優勝之勢力。蓋各國公使不信清之政府,而信袁之個人,已與皇帝無異矣。東三省既以外交之牽制,不能宣告獨立,而山東、河南、直隸,又屬袁之根據舊地,將來大勢必趨於袁之勢力範圍,萬一袁將北京經營就緒,外債、外交均已得手,基礎稍固,漸及于山東、河南、直隸三省,舉兵南向,以與我革軍相持,則彼此勝負未可決也。即使南方可以抵拒,亦將成南北分離之局,全國領土,勢將縮小,南方人滿,將何以為移植之區域?此可慮者二也。

南方各省,雖皆宣告獨立,然察其內容,事權不一,意見不齊,有未能趨於統一之勢。各處革軍,又多新募之卒、未練之兵,恐難言戰。南方各省軍政府內部,已有爭權奪利之事,彼此內訌,不久必潰,而團結一致,實非易事。倘因此不能統一,功敗垂成,袁將成拿破崙之事業。此可慮者三也。

今為南方計,欲與北方相持,有極重要者三策。

一、業經宣告獨立各省,宜商議組織臨時政府,籌劃全局。凡各省軍政、財政互相聯絡,務使將長江一帶布置完密,可守可戰,為進規北方之計。二、北軍所恃者京漢鐵路,轉輸軍餉,甚為便利。必須有一奇兵,直搗開封,足助豫人獨立,而絕北京之後援,革軍既克河南,截斷京漢鐵路,漢口北軍不戰而降矣。

三、北京財政危機,已達極點。而南軍盡得江南富庶省份,若鼓勵商業,經營稅餉,既有長江河流交通之便,又占蘇、浙、閩、粵港口外貿之利,財政、武器,均易籌措,可為持久之計,北軍雖多,無能為也。

趙鳳昌洞察入微,謀略過人,觀其三慮三策,堪比孔明之隆中對。其後,孫中山又多次登門拜訪,與趙鳳昌商討統一建國、網羅英才及國家財政諸要端。趙鳳昌提出了許多建議,勉勵孫中山“建府奠基,既須兼納眾流,更當克副民望”。

退位

1912年1月10日(舊曆十一月二十二日),張謇向袁世凱發電報,為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事向袁釋疑:“南省先後獨立,事權不統一,暫設臨時政府,專為對待獨立各省,揆情度勢,良非得已。孫中山已宣言,大局一定,即當退位。北方軍人,因此懷疑,實未深悉苦衷。”不久,張謇向袁世凱建議,由他赴漢口見段祺瑞,說服他用軍人名義通電擁護共和,以促使清帝早日退位。大約在1月下旬,張謇再次致電袁世凱,為袁出謀劃策:“設由前敵各軍以同意電請政府,雲軍人雖無參與政權之例,而事關全國人民之前途,必不可南北相持,自為水火。擬呈辦法,請政府採納執行,否則軍人即不任戰鬥之事云云。如是則宮廷必驚……而大事可定矣。所擬辦法如下,公如以為可行,須請密電段芝泉等。謇觀大勢,失此機會,恐更一決裂,此後愈難收拾,幸公圖之。”十二月初五(1912年1月23日),段祺瑞果然致電內閣:軍心動搖,共和思想有難遏之勢。十二月初七,段祺瑞再電內閣:各將領力主共和,聞溥偉、載澤阻撓,憤憤不平,擬即聯銜陳請。十二月初八,段祺瑞領銜四十七名將領電請清廷明降諭旨,立定共和政體。從段祺瑞這一連串的逼宮動作來看,張謇致袁世凱的兩封密電顯然起了作用。張謇是否去漢口遊說段祺瑞,他的《自編年譜》和《張謇日記》中均無記載,這兩封電報,《張季子九錄》也未收錄,而是保存在《趙鳳昌藏札》第一百零八、第一百零九冊里,很有可能是趙鳳昌所擬而以張謇名義致袁的電稿。《趙鳳昌藏札》中有一篇《對全國財政預算估計》,看似張謇《對於新政府財政之意見書》的草稿,但不知出自趙、張誰手。

關鍵方案

《趙鳳昌藏札》中有一份“正副總統及內閣名單稿”,為趙鳳昌參與南北秘密談判時所記,其中總統、副總統、總理人選以及陸軍、財政、外交、教育總長與後來袁世凱第一任內閣的這四位總長人選完全相同。趙鳳昌在議和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見。

南北議和到了最後關頭,雙方在討論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後第一任內閣問題時,同盟會堅持內閣總理必須由同盟會員擔任,總理通過之後,再由總理提出閣員全體名單,請參議員投票。袁世凱拒不接受這樣的安排。雙方互不讓步,僵持多日。

在“惜陰堂”討論這個問題時,趙鳳昌亦列席旁聽,他是幕僚出身,最能揣摩各人心理,他已覺得唐紹儀對此問題,十分為難,便插言道:“我是以地主的資格列席旁聽的人,不應有什麼主張。但現在對內閣問題,我有一個意見,可以貢獻諸君以備參考。我認為新總統的第一任內閣,是新舊總統交替的一個橋樑,所以這國務總理必須是孫、袁兩位新舊總統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為只有少川(唐紹儀字)先生最為適當,只要孫、黃兩先生不反對,我很想勸少川先生加入同盟會為會員,這就是雙方兼顧的辦法。”趙鳳昌這話剛說完,孫文、黃興同時鼓掌,表示歡迎唐紹儀加入同盟會,同時即決定請唐紹儀出任國務總理。後由汪精衛、蔡元培為入黨介紹人,唐加入同盟會,這個問題就這樣圓滿解決了。

劉厚生說:“趙鳳昌逝世,我曾撰祭文一篇,稿已遺失,但有數語,尚能記得,文曰:‘南陽路北,有樓三楹,先生所居,顏曰惜陰。惜陰齋舍,滿坐賓朋,呱呱民國,於茲誕生。”殆紀實也。當時戲贈鳳昌一個外號,叫他做民國的產婆。這位產婆,在助產時,很是出力……”(劉厚生:《張謇傳記》,第182頁)

藏札

《趙鳳昌藏札》共一百零九冊,現存在國家圖書館,內有南北要人之間大量的機密函電,仔細梳理,可以發現許多鮮為人知的秘密,足見趙鳳昌在南北議和與建立民國過程中所起的決策作用有多大。但當時知道這些秘密的人並不多,而趙鳳昌亦不居功,他為人低調,處事謹慎,對機密諱而不談,有人稱他是建立民國的無名英雄,可以說是有道理的。他被時論譽為“民國產婆”,也並非虛名。

趙鳳昌藏札最有價值的是有關辛亥革命前後政局的史料,這也是趙鳳昌藏札中最早被關注、整理和利用的部分。1960年上海歷史研究所編輯《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時,首次整理公布了趙鳳昌藏札中的涉及辛亥革命的部分。2001年出版由章開沅等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也收錄了部分辛亥函札。

1963年章開沅先生被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借調赴京,除協助北洋史料徵集工作外,大部分時間用於張謇研究。他經常到北京圖書館善本閱覽室檢閱趙鳳昌藏札,應該是第一個對趙氏藏札原件進行了較為全面翻閱、抄錄的學者。因為章先生系統全面地看了趙氏藏札原件,對這批資料的珍貴价值便有了更深的認識:

趙鳳昌因為是幕僚出身,對來往函電非常注意保存。由於他的特殊身分,這109冊函電原件,便成為研究晚清和民國初年政治史極為重要的史料結集。現今人們大多只注意其中之107、108、109三冊,即所謂《辛亥要件》。……但趙鳳昌全部藏札所涉及的史事尚涉及辛亥以前,如中法戰爭、洋務運動、庚子事變、立憲運動等,且相關函電數量極多,至今尚未見人利用。

趙鳳昌札記 趙鳳昌札記

學術界雖然對趙鳳昌藏札的史料價值予以了高度重視及評價,但因這批資料尚未全部出版公布,大家對其價值的認識和揭示仍僅是冰山一角。孔祥吉先生稱趙鳳昌藏札為“美不勝收的晚清史料”。贊趙氏“所藏之信札,真可謂是尺牘之精華,史料之瑰寶,謂其價值連城亦不為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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