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
全國抗日戰爭期間，1937年7月至1943年1月任中共陝西省委常務委員、省委民運部部長兼省委黨員幹部訓練班主任(至1939年5月)。1938年12月至1939年5月任中共陝西省委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省委監察委員會委員。1939年5月至1941年春任中共陝西省委宣傳部部長。1939年11月至1940年2月任中共陝西省委青年部部長。1941年春至1942年春任中共陝西省委組織部部長。1943年3月起任中共西北黨校副校長。1944年任陝甘寧邊區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秘書長。1945年擔任陝甘寧邊區文藝界協會主席。1945年4月至6月作為陝甘寧邊區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
生平簡介
趙伯平趙伯平(1902—1993) 字勖哉，男，漢族，陝西省藍田縣人，中學文化程度。無產階級革命家，陝北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創始人之一。
1927年參加革命，同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在長安縣搞農民運動。
1928年起先後任中共藍田縣委書記，中心區委書記，中共陝西省委巡視員，省委候補委員。
1930年8月起先後任中共陝北特委書記，三原中心縣委常委兼組織部部長、縣委書記。
1933年8月被捕入獄
1936年西安事變後獲釋出獄。
1937年起任中共陝西省委執委、常委並先後兼任統戰、宣傳、組織部部長。
1943年任西北黨校副校長，同年7月在中央黨校學習。
1944年6月任陝甘寧邊區抗聯會秘書長，邊區文協主任，邊區三屆參議員，邊區教育廳副廳長。
1945年4月當選為中共第七屆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1946秋任中共陝西省工委書記、關中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
1949年2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書長兼統戰部副部長。解放後歷任西安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委員，中共西安市委副書記、市委書記兼西安警備區政治委員、西安各界人民代表會主席、市總工會籌委會主任，陝西省政府委員。
1950年任中共西安市委書記，同時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勞動部部長，監察委員會副主任，財經委員會委員，西安市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
1953年1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宣傳部部長兼中共西安市委書記，西北行政委員會委員，西北行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副主任。1954年任中共陝西委第二書記兼中共西安市委第一書記。
1956年7月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處書記，陝西省副省長、省長。
1958年5月被選為八屆候補中央委員。
1960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
1962年12月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秘書長。“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下放到湖北沙市。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平反後，任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成員，第五屆、六屆全國政協常委。黨的十三大特邀代表。
1993年5月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撰寫回憶錄
離休後撰寫革命回憶錄，還創作有《新考 試》、《大上當》、《抓漢奸》、《祁半仙》、《特種學校》等現代秦腔劇本，改編《民族魂》、《石達開》、《三滴血》等劇本，參加搶救弦板等傳統劇種。第一、第二、 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共十三大、十四大特邀代表。1993年5月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大學講師趙伯平
長期在大型企業從事管理實戰與理論創新，著有《老調新談》、《三階梯管理》、《以權威破除權威》等著作；在《中國經營報》、《中外管理》、《科技智囊》等報刊雜誌發表文章若干。
生平事跡
1926年，他和史可軒、許權中一起，在藍田、長安一帶開展農民運動。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擔任藍田特別區委書記、縣委書記、省委巡視員。1930年秋，任中共陝西省委候補委員、陝北特委書記，與謝子長、劉志丹等同志一起抵制“左”傾路線，將黨的工作重點轉向農村，組織秘密農會，建立黨的聯絡點。到1932年底，創建起73個黨支部，發展了1153名黨員，點燃了陝北革命的燎原之火。
1933年秋，因叛徒出賣，伯平被捕，囚禁在“陝西第一模範監獄”達三年之久。在獄中，他認真閱讀馬列主義書籍，撰寫抨擊蔣介石不抵抗主義的文章，和呂劍人等同志一道，通過絕食、演劇等形式，同敵人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法庭多次刑訊，他守口如瓶，始終沒有吐露半點黨的機密。敵人見他“堅不吐實，頑固不化”，又玩弄新的伎倆，以槍斃恐嚇。伯平鎮定自若，嚴詞痛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後敵人通知他被判刑10年，他一笑置之，蔑視地說：“判我10年，看你們豈能統治10年？！”充分表現了共產黨人大義凜然、堅貞不屈的英勇氣概。西安事變後，伯平無條件獲釋。
抗日戰爭期間，伯平先後擔任中共陝西省委執委、常委，併兼任民運部長、宣傳部長、組織部長。解放戰爭期間任中共陝西省工委書記、關中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在此期間，他積極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和革命理論，團結非黨人士合作共事，領導陝西地下黨，創造性地執行黨中央關於白區工作的正確方針，鞏固和發展了黨的組織。
1939年，國民黨中央制定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掀起反共高潮。針對這種情況，1940年夏黨中央提出“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16字方針。在實現這一方針過程中，伯平有獨到見解。他指出：要使黨的組織精幹隱蔽，關鍵是保證黨員質量，“量的多少不能離開質的好壞”，“若黨內有不少‘怕死鬼’、‘冒失鬼’、‘馬虎鬼’，那就是黨員太多了。”他認為，影響黨員質量主要是三種人：思想上動搖，鬥爭中怕死；行動上冒失，不按實際情況辦事；工作中大意，不遵守地下組織紀律。他還針對當時黨內的關門主義傾向，提出開展社會活動的三條原則：“不生硬，很自然；不特殊，很一般；不狹小，很普遍。”這就是把省委“內無奸細，外不孤立”，“廣交朋友”和“白皮紅心”的要求進一步具體化，使地下黨紮根於民眾之中，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孤立共產黨的陰謀。1942年延安整風期間，康生搞“搶救失足者運動”，把陝西地下黨打成“紅旗黨———假共產黨”，使許多同志蒙冤受屈。伯平挺身而出，據理力爭，頂住壓力，保護了陝西地下黨。
1948年春，關中部分地區土改中侵犯中農利益，亂劃成份。伯平發現後，嚴厲批評，堅決糾正。他說“土改中右是不對的，但‘左’比右更壞。寧‘左’勿右，看似‘可愛’，實則‘可恨可悲’，破壞了政策，脫離了民眾”。後來他還提醒地、縣幹部，對於右和“左”的問題，一定要具體分析，謹慎對待。切忌無限上綱，傷害同志。
1948年2月初，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給伯平去電，要求三天內將敵人二十九軍的兵力部署、行動計畫調查清楚。伯平接電後，立即將獲悉的重要情報報告彭總，對瓦子街戰役取得勝利起了重要作用，受到了中央軍委的通令嘉獎。
解放後，伯平同志先後擔任西安市委第一書記、中央西北局常委、中共陝西省委第二書記、陝西省省長。他長期主管農村工作，十分關心農業和農民問題。陝西農業發展綱要就是在他的親自主持下制定的。他對關中和陝南、陝北的地理民情了如指掌，對民眾生產、民眾生活、民眾情緒、民眾利益關懷備至。他非常重視發展集市貿易，不但要求各級幹部認真調查研究，而且多次深入市場考察。早在60年代初，他就主張把自由市場放開搞活，活躍集市貿易，反對關閉、取締。他說：“放則活，關則死。關的結果，把近市變成遠市，明市變成暗市，低價變成高價，對生產者和消費者都不利。”
三年暫時困難時期，由於“左”的影響，包產到戶問題，在陝西爭論時間長，範圍廣，糾了搞，搞了糾，上糾下不糾，明糾暗不糾，幾經反覆，嚴重挫傷了民眾積極性，生產上不去。伯平體察民情，敢講真話，他直言不諱地說：“把包產到戶提到兩條道路鬥爭上，是過分的，不妥當的。”1962年7月中共陝西省委三屆四次全委擴大會議期間，他曾提出：“包產到戶不是舊事物的復活，而是新事物的萌芽，很可能是中國農民的創造。”他強調農村的社會主義方向是要堅持的，但做法不能單一化，要多種多樣。如包產到組，包產到戶，擴大自留地，劃小核算單位等，都有因地制宜的適應性，符合農民的願望。伯平的這些難能可貴的創見，在當時不僅沒有得到重視和推廣，反而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
伯平同志在陝西文藝戰線上有卓越建樹。從30年代到60年代初，他一直參與和領導了文藝界的重大活動。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創作了《新考試》、《大上當》、《抓漢奸》、《祁半仙》、《特種學校》等現代秦腔劇本，從不同角度有力地宣傳了黨中央提出的“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政治主張，尖銳地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反人民的猙獰面目。1942年，為配合延安整風，伯平先後改編了《民族魂》、《石達開》、《三滴血》三個劇本，在邊區中央大禮堂演出後，轟動延安。毛澤東、朱德、林伯渠和謝覺哉等領導同志觀看演出後，稱讚三個戲改編得好。
趙伯平五六十年代，伯平擔任省市委主要領導期間，雖然工作十分繁忙，但對戲劇的改革與發展仍然殫精竭慮，不遺餘力。1956年春，他主持召開了戲劇改革座談會，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對全省戲劇特別是對秦腔的繼承和改革作了精闢的闡述。在表演藝術上，他針對一個時期粗製濫造和拋棄歷史遺產的現象，要求在“唱、白、做、打”等方面，苦練基本功，做到有稜有角，有板有眼，有韻有味，有聲有色，把十八般武藝學到手。他的這個講話，對當時貫徹“雙百”方針、繁榮陝西戲劇起了鼓舞、激勵和推動的作用。
長期以來，伯平同志在搶救弦板、阿宮和同州梆子等傳統優秀劇種上，有特殊貢獻。同州梆子是各種梆子戲的鼻祖，銷聲匿跡近40年，瀕臨滅種的境地。伯平親自組織班子，搶救老藝人，改編老劇本，招收新演員，排練新節目，終於創建了一所具有地方特色的戲校，使這個古老劇種獲得新生。
保護西安明城古蹟，伯平也是有功的。1958年“大躍進”年代，有些同志把西安城牆視為封建遺蹟，主張拆除。他力排眾議，上書國務院，請求保留。在習仲勛同志的支持下，經國務院批准，西安城牆被列為國家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80年代初，經過全面整修，牆、河、林、樓、路綜合治理，面目一新，現在已成為全國唯一保存最完整的古城牆旅遊景點。
朱德接見趙伯平伯平同志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場堅定，旗幟鮮明。他的突出特點是知難而不退，臨危而不懼，遇險而不驚，蒙冤而不怨。早在1929年，曾因一個叛徒私自代他登報聲明脫黨，被組織上做了“一時的政治動搖”結論，他一直被蒙在鼓裡。時隔38年後，中共中央組織部於1982年9月經過複查，真相大白：該“脫黨聲明”純系叛徒所為，伯平同志沒有責任，撤銷原結論，還了他的清白。50年代後期，面對一次又一次的“左”傾思潮，他不說違心話，不做違心事，不隨波逐流，不人云亦云。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根據康生捏造的罪名，錯誤地指責習仲勛等利用小說《劉志丹》進行反黨，伯平保持沉默。別人勸他發言表態，他嚴肅地說：“不表態就是表態。仲勛是個好同志！”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對待。
伯平是個滿腹經綸的學問家。他對哲學、文學，特別是史學，博學不厭，誨人不倦。他不論是編劇本、寫文章，還是做報告、談問題，總是深思熟慮，親自動手，反覆推敲，字斟句酌，幾十年如一日，直至耄耋之年，還孜孜不倦，埋頭書案，筆耕不已。離休後，人休志不休，不顧年老體弱，認真撰寫回憶錄，為黨和人民留下了寶貴的史料。
伯平同志艱苦樸素，兩袖清風，從不搞特殊化。對同志既嚴格要求，又親切關懷，從不整人。用他的話說，是“包公臉、婆婆心”。他身邊工作的同志，在受了他的批評甚至訓斥之後，不僅毫無芥蒂，反而更加親近，視他為嚴師諍友。
伯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為共產主義事業艱苦奮鬥的一生。他把畢生精力獻給了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伯平同志逝世三周年的時候，我們緬懷他，正是為了學習他。他的不朽功勳將永垂青史，他的品德風範與世長存。
擔任職務
中共陝西黨史人物《趙伯平》趙伯平同志早年投身革命，與劉志丹等一起為創建陝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做出了重要貢獻。
先後任中共陝北特委書記、三原中心縣委書記、陝西省委執委、常委兼宣傳、統戰、組織部長、中共陝西省工委書記、關中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書長兼統戰部長等職。1945年出席了中共“七大”。
建國後，趙伯平同志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直轄的西安市委書記兼警備區政委、西安市各屆人民代表會議主席、西北軍政委員會勞動部長、監察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宣傳部長兼西安市委第一書記，陝西省政府黨組書記、常務副省長、省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等職
中共七大代表、八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十三大和十四大特邀代表
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