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邊精神

費邊精神

費邊精神主要有兩點內容: 一、知識分子的獨立身份。這種獨立不是遺世獨立,而是保持獨立身份參與到社會的改良之中。 二、漸進主義。通過理性思考得出解決方案,但同時採取漸進的態度,漸,並且進。

費邊社

費邊社的得名,來自於古羅馬大將費邊。公元前217年,費邊接替前任敗將的職務,迎戰迦太基的世紀名將漢尼拔。費邊採取了避其鋒芒,改用迅速、小規模進攻的策略,從而達到既避免失敗,又打擊對方的目的。經過八年的苦戰,費邊終於擊敗了漢尼拔。從此費邊主義成為緩步前進、謀而後動的代名詞。

1883年10月24日,以悉尼·韋伯 (Sidney Webb) 和蕭伯納為首的知識分子團體在倫敦成立。 面對19世紀末的英國社會,他們堅信必須通過漸進的--而不是激進的、暴力的--手段達到社會主義。次年一位新的加入者Frank Podmore提出以費邊來為這個知識分子團體命名。因此也有人認為費邊社成立於1884年。

費邊社汲取了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放棄了前輩社會主義者們的激進姿態。蕭伯納說:“不是說暴力乃是進步的產婆嗎?但暴力同樣是混亂的產婆,是戒嚴令的產婆。”儘管費邊社不認同暴力革命,但費邊社的活動始終以支持社會主義價值的核心為目標。面對19世紀末的英國社會,費邊社認為資本主義在根本上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不公平的,最終的解決之道在於工人應該擁有生產工具。只不過由於手段的不同,費邊社在承受著嘲笑的同時,堅定的朝著與嘲笑者相同的目標前進。

為了推行自身的主張,費邊社的成員不遺餘力的向社會宣傳他們的主張,並且與政府官員、黨派政客們過從甚密。1891-1892年,117名費邊社成員作了3339次演講,印發了37800份小冊子,與邱吉爾、勞合喬治、阿斯奎那、貝爾福等眾多政治家進行了談話並且提出建議。在費邊社的努力下,國家保障最低生活標準、資源的社會管理、以累進稅縮小貧富差別、整頓教育等許多措施通過一個一個法案,落實到國家立法中。費邊社甚至幫助建立了工黨。

獨立身份

而更可貴的是,在上述過程中,費邊社始終保持著知識分子團體的獨立身份,沒有淪為幫閒文人,也沒有成為幕僚。

費邊精神 費邊精神

費邊社的成員人數一度達到8000人,地方分社超過一百個,後來逐漸衰落,1931年成立新費邊研究社,1939年與費邊社合併成為新費邊社。至今費邊社仍然存在,據近期的內部報導稱,該社現有活躍成員5000人左右。

LSE

LSE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縮寫,這所大學坐落於倫敦鬧市中心,因此地方狹小,學生下課甚至只能去大街上聊天。這所學院成立於1895年,正是在費邊社的倡議之下成立的,而且這所學校也一貫以中左翼的姿態立校,至今仍是費邊社的重要思想庫,工黨的主要智囊(奇怪的倒是,哈耶克和波普爾與該校淵源頗深,由此亦可見該校的自由風氣)。羅素曾經在該校任教,並將自己在劍橋獲得的獎學金捐給LSE成立基金。羅素曾經說:“我絕不會為了我的信仰而獻身,因為我可能是錯的。”費邊主義者就是這樣的懷疑者,不僅懷疑權威,也懷疑自己原有的看法,不斷的以現實觀照理論,不斷辯論,不斷修正對社會的認識。

李光耀說,在LSE,他聽了拉斯基的課,受到了費邊主義的吸引。在回憶錄中,李光耀說:英國費邊主義者建議一步步地走向這個理想社會,那就不必砍富人的頭,不必沒收他們的財富。一切分階段進行,不擾亂經濟,不製造社會動亂,通過征富人一輩子的稅,通過在他們去世時抽重重的遺產稅,便能剝奪他們的財富。這一來,他們的子女就得在跟窮人子女平等的基礎上從頭開始。

LSE主張以科學的方法系統的研究社會,從而提出改革方案。與費邊社一樣,LSE在中國也默默無聞,但是可以列出一串名單:羅隆基、儲安平、費孝通、王造時、吳恩裕、徐志摩、金岳霖、張君勱、張奚若、陳源、蕭乾、龔祥瑞……他們都曾經在LSE求學。1920至1940年代,拉斯基的說學是中國知識分子中最流行的學說。這些LSE的弟子們回到中國後或組黨或辦報,力求在國共之間尋找一條費邊主義的第三條道路。然而不幸的事情發生在1957年,幾乎是一夜之間,他們悉數被打倒。LSE連同費邊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幾近消失。

漸進主義

費邊主義的主張是社會主義,其手段則為漸進主義。在那個救亡壓倒啟蒙的時代,漸進主義獲得了一定的發展空間,相反倒是在今天,激進主義大行其道,憤青群體的茁壯發展,即是一例。這多少是耐人尋味的。

激進主義的實質是想畢其功於一役。就中國而言,由於眾多的因素,激進主義一向是很有市場的。這使得中國歷史在一個水平上不斷重複,傅斯年曾說“(中國歷史)自秦以還,二千年間,盡可縮為一日也”,這未嘗不是激進主義導致的。中國人對一個好的社會的想像力可以說極度缺乏,想來想去,也不過是《禮記》中所提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一段(當然還有其他版本,不過實質上並無分別),所以從激進主義的角度來看,問題只不過是“由誰來行大道”?所以在起義的關頭,往往以此為號召,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樣的口號。而最後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中,洪秀全尚未取得全國政權,便已腐化無比,不能再行大道了。所以從漸進主義的角度來看,與其問“由誰來行大道”,不如去問“怎樣行一個更好的大道”?

實際上在中國,並不缺乏漸進的例子,劉邦與項羽之間的戰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但這種漸進的做法,往往是出現在戰爭當中,因而不得不如此。

激進主義者易於主張革命,但問題在於“娜拉走後怎樣”?因此從漸進主義者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是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不能解決這一問題,歷史仍然會回到原處。而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需要一點一滴的積累,穩紮穩打,積小勝為大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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