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生活
詹姆斯·J·安格爾頓出生於美國愛達荷州的博伊西，是詹姆斯·休·安格爾頓（James Hugh Angleton）以及卡門·梅賽德斯·莫雷諾（Carmen Mercedes Moreno）的兒子。他的父母在相識於墨西哥，其時他的父親是約翰·潘興（John Pershing）將軍麾下的一名騎兵軍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詹姆斯·休·安格爾頓購買了NCR公司在義大利的專營權，並且成為了美國商會的負責人並隨之其加入了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
由於其父生意的關係，安格爾頓在義大利的米蘭度過了他童年的大部分時光。在回到美國就讀於耶魯大學之前，他曾經在英格蘭的馬爾韋恩學院（Malvern College）寄宿學習。在耶魯學習期間，安格爾頓同里德·惠特莫爾（Reed Whittemore）共同主編了文學刊物《怒火》（"Furioso"），不僅刊登了大量戰爭期間膾炙人口的詩作，並自己創作了部分詩歌發表。他同著名詩人如埃茲拉·龐德（EzraPound）、愛德華·艾斯特林·卡明斯（Edward Estlin Cummings）、托馬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保持著大量的通信聯繫，並且深受威廉·燕卜蓀（William Empson）作品的影響。 在耶魯時，安格爾頓通過梅納德·馬克（Maynard Mack）接觸到了新批判主義，後來在哈佛大學攻讀法學學位時，在諾曼·福爾摩斯·皮爾森（Norman Holmes Pearson）的影響下，對新批判主義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1943年03月，安格爾頓加入了美國陸軍，並於07月同瓦薩學院（Vassar College）的學生茜賽莉·奧特雷蒙特（Cicely d'Autremont）結婚。他們在維吉尼亞州阿靈頓郊外的小石泉（Rock Spring）定居。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安格爾頓在皮爾森的領導下任職於戰略情報局倫敦辦事處反間諜部門（Counter-Intelligence Branch (X-2) of the Office of Stragegic Services in London），在那裡，他結識了著名的雙面間諜金·菲爾比（Kim Philby）。1944年02月，安格爾頓擔任了X-2倫敦辦事處義大利專案負責人，11月他調任義大利任職秘密反間諜局（Secret Counter-Intelligence,SCI）Z部門負責人，專門負責對德軍無線電通訊的攔截。二戰結束時，他已經是X-2在義大利全境的最高負責人。戰爭結束後，他留在義大利，構建了同其它情治機構的聯絡網，並且在1948年義大利大選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國支持的基督教民主黨擊敗了前蘇聯支持的義大利共產黨成為了義大利的執政黨）。安格爾頓“成功的同犯罪團伙，前法西斯右翼分子以及梵蒂岡建立了合作關係，不僅邊緣化了義大利共產黨，同時促使美國國會最終下定了決心建立了中央情報局。”
中情局生涯
不斷提升的影響力
回到華盛頓後，安格爾頓任職於OSS撤編後分散開的各大情治機構，並最終成為了中央情報局的創始人之一。1949年05月，他被任命為CIA特別行動辦公室（Office of Special Operations）A事務主管，主要負責境外情報蒐集及CIA對外聯絡。1951年初，安格爾頓負責同以色列情治機構摩薩德（Mossad）及辛貝特（Shin Bet）聯絡。這段“以色列情誼”對他餘下的職業生涯產生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接下來的五年里，安格爾頓參與重組了新的中情局，並在一定程度上協助了弗蘭克·威斯納（Frank Wisner）在阿爾巴尼亞、波蘭以及其它一些國家的“反擊”行動，雖然安格爾頓在這些行動策劃上十分謹慎，但所有行動無一例外都以失敗告終。
他同他於二戰期間結識的老朋友、英國同行、時任英國秘密情報局（即軍情六處）駐華盛頓負責人金·菲爾比關係密切。安格爾頓在華盛頓大量發展社會關係，諸如菲爾比之類的國際同行、詩人、畫家以及記者。1951年，菲爾比的同事蓋伊·伯吉斯（Guy Burgess）和唐納德·邁克林（Donald Maclean）叛逃至前蘇聯。在後來的調查過程中，由於在破解了蘇聯的通訊密碼，菲爾比受到高度懷疑，由此被調離華盛頓返回倫敦。
出任CIA反間諜部門負責人
1954年，艾倫·杜勒斯出任中情局局長，提名安格爾頓為反間諜部門負責人。在這個職位上，安格爾頓貢獻了他的餘生。杜勒斯同時也讓安格爾頓繼續負責協助境外情治活動的開展。總體上，安格爾頓在中情局的職責可以分為三部分：境外情治活動、反間諜以及國內情治活動。
安格爾頓負責的境外情治活動主要是由以色列科，“洛夫斯通帝國”（Lovestone Empire），以及一個特勤小組完成。安格爾頓對於以色列的情報非常有興趣，他認為可以從以色列情治機構那裡獲得大量的流亡至以色列的人們關於蘇聯和其它第三世界國家的情報。安格爾頓同以色列情治機構的聯繫在獲得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ev）於1956年蘇共政治局會議上批判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講話內容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洛夫斯通帝國”是一個利用秘密資金支持全球其它國家及組織進行反共活動的項目，由前美國共產黨及工會領導人傑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負責。最終情況由單線情治人員（特別是義大利科）向安格爾頓直接匯報。根據歷史資料來看，有大量境外活動同安格爾頓的小組有關，例如東南亞及加勒比海地區的行動。
安格爾頓的首要職務是CIA反間諜部門負責人。他投入了極大精力以鑑別及預防滲透入美國情治機構的蘇聯或者其它東歐國家的情治人員，並且對出版刊物等予以嚴密關注以確保共產主義不會通過文學等形式流入美國。滲透入美國情治單位的他國情治人員被稱為“鼴鼠”，而反間諜部門的探員們則被稱為“抓鼴鼠的人”。有三本著作詳細闡述了安格爾頓的反間諜工作，分別是湯姆·曼歌德（Tom Mangold）的《 冷戰鬥士：詹姆斯·傑薩斯·安格爾頓：CIA的反間諜大師》（" Cold Warrior: James Jesus Angleton: The CIA's Master Spy Hunter"）、大衛·C·馬丁（David C. Martin）的《 荒野之鏡：陰謀、欺騙、以及秘密摧毀了冷戰中兩位最重要的特工》（" Wilderness of Mirrors: Intrigue, Deception, and the Secrets that Destroyed Two of the Cold War's Most Important Agents"）以及大衛·懷斯（David Wise）的《 抓鼴鼠的人：秘密搜捕蠶食CIA的叛徒》（" Molehunt: The Secret Search for Traitors that Shattered the CIA"）。
秘密情治機構有兩個基本功能：蒐集秘密情報，通常是從其它情治機構竊取獲得，這是情治工作的基本特質；另一項是保護秘密及反滲透，即通常所說的反間諜。這就在那些負責招募並管理探員及間諜及那些負責防止其它情治機構人員滲透的官員們之間形成了一種微妙並緊張的局勢。反間諜部門負責人的工作描述為防止其它情治機構情治人員對我情治機構滲透。安格爾頓認為所有情治機構都是可能被其它情治機構所滲透並對此堅信不疑。相反的假設是，如果工作萬無一失，沒有被滲透，就會導致本方情治人員容易產生自滿等情緒，而這種情緒又會促使敵方情治人員對本方滲透。審慎要求滲透假設。除了從基本原則如扣留審訊外，安格爾頓有著直接滲透甚至被滲透的經歷。如在二戰中曾負責攔截並破譯德國情治機構通訊密碼，被金·菲爾比及唐納德·邁克林等人領導的“劍橋間諜”對美國及英國情治機關的成功的直接及間接滲透並導致了大量重要情報流向共產主義及第三世界國家。菲爾比利用安格爾頓對其的信任所取得的成功令安格爾頓此後對所有“潛在問題”都要反覆仔細地核查。菲爾比被確認為蘇聯間諜後逃離了對他的抓捕。菲爾比後來稱安格爾頓為“偉大的對手”。在菲爾比暴露前，只有安格爾頓的朋友、前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探員及中情局官員威廉·金·哈維（William King Harvey）曾懷疑過菲爾比是蘇聯的間諜。
安格爾頓在CIA的職務，他同理察·赫爾姆斯的密切關係，特別是他的經歷及性格，令他影響極大。如同所有的官僚機構一樣，他的影響力給他帶來了同他觀點極為相左的人。“安格爾頓的人”和“反安格爾頓的人”之間的衝突在反間諜方面逐漸擴大。而這種衝突在處理兩個蘇聯叛逃者阿納托利·戈利岑（Anatoliy Golitsyn）和尤里·諾森科（Yuri Nosenko）的問題上達到了頂點。
戈利岑和諾森科事件
雖然戈利岑是個值得懷疑的投誠者（他供述英國首相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是克格勃（KGB）的間諜），安格爾頓依然認為他對CIA提供了重要的情報。在供述中，戈利岑聲稱CIA已經被克格勃嚴重滲透。後來戈利岑總結CIA未能完全採信他的情報的原因時認為是由於他所提供的情報被蘇聯潛伏在美情治機構的特工所誤導，並限制了他對蘇聯大使館職員相片的審查以甄別克格勃特工以及拒絕其談論克格勃的戰略。在戈利岑向軍情五處（MI5）提供了這些情報後，MI5將其轉交給了安格爾頓，在通過了測謊儀檢驗後理察·赫爾姆斯同意安格爾頓負責驗證戈利岑所提供的情報並給予了相當高的關注。
1964年，一個活動於瑞士日內瓦的克格勃特工尤里·諾森科由於被發現是一名雙重間諜而要被召回莫斯科，他堅持要變節到美國。雖然由於CIA並沒有確認克格勃對其的召回命令而使他的可信度值得懷疑，諾森科依然被允許投誠。諾森科提供了兩項富有爭議的情報：戈利岑是一名假的變節者，實際上他是克格勃的一名間諜；另一個則是他有刺殺翰約·菲茨傑拉德·甘迺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總統的兇手李·哈維·奧斯瓦爾德（Lee Harvey Oswald）在蘇聯居住時期同克格勃接觸的情報。更富有爭議的是，前紐約州眾議院、律師馬克·萊恩（Mark Lane）聲稱安格爾頓可能直接參與了對甘迺迪的刺殺。根據萊恩所稱，安格爾頓領導的反間諜部門有一個由美國海軍陸戰隊（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USMC）中校博瑞斯·派什（Boris Pash）領導的暗殺小組。這個暗殺小組經常執行反間諜部門的非法的以除掉公共威脅及敏感人物的命令。
針對諾森科的第一份情報，戈利岑稱從一開始克格勃就試圖通過其他“變節者”來詆毀他。對於第二份情報，諾森科告訴他的審問官員他曾經親自負責奧斯瓦爾德的項目，而克格勃認為奧斯瓦爾德的精神問題讓他無法勝任這項行動。諾森科稱克格勃甚至從未聽取過曾經奧斯瓦爾德在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役期間關於其在U-2偵察機（U-2 Spy Plane）上工作的匯報。雖然其它的克格勃情報來源證實了諾森科的情報，但是諾森科卻多次沒能通過測謊儀檢驗。基於其稱從未對詢問過奧斯瓦爾德關於U-2偵察機的情況及其對U-2程式的熟悉程度，以及其它一些情（諾森科聲稱自己是一名中校，實際上他的實際軍銜要低於此）況進一步的對諾森科的信譽提出了考驗，安格爾頓並沒有反對時任蘇聯局的負責人大衛·墨菲（David Murphy）將諾森科單獨羈押了三年半的時間。
同其它案件不同，安格爾頓並沒有直接負責對諾森科的拘留或對此案件進行保密。除了諾森科事件外，1975年洛克菲勒委員會（Rockefeller Commission，也被稱為美國總統調查中央情報局美國境內活動委員會（President's Commissionon CIA Activitie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同中央情報局保衛處（負責保障叛逃者的安全工作），美國法務部長辦公室，聯邦調查局，美國情報委員會（the 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Board），以及眾議院的一個委員會都贊成並批准了對諾森科的羈押。而諾森科卻從未改變他的說辭。
抓鼴鼠的人
安格爾頓開始極度懷疑中央情報局已經被克格勃的特工所滲透。 戈利岑讓安格爾頓相信克格勃於1958年到1959年建立了一個由其高層直接指揮的雙重間諜網，其中大部分成員都是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特工。由於安格爾頓對這個說法的堅持，時任聯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最終決定遏制同中央情報局的合作。安格爾頓同其CIA的同事的衝突也不斷升級，尤其是同行動局的管理層更是矛盾不斷。他質疑行動局對於情報的收集能力以及工作效率，卻不向其同事們闡述他對克格勃戰略與組織方面的意見。而時任CIA局長的理察·赫爾姆斯也無意容忍工作處於癱瘓狀態。曾為克格勃少校的戈利岑整理了一份其對於克格勃認知的報告。中情局的高層們在1968年認可了這份報告，而安格爾頓最終失去了對戈利岑的直接管理權。
在越南戰爭和美蘇關係緩和期間，安格爾頓相信戰爭是必要的，並認為從戰略角度考慮恢復與中國的基本關係完全是克格勃導演的騙局，中蘇分裂完全是假象。他高度懷疑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是克格勃的臥底。 在這期間，安格爾頓的反間諜部門在時任總統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的指示下進行了一項最全面的境內秘密監控偵察行動，及“混沌行動”（Operation CHAOS）。他們一開始堅信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反戰運動以及民運運動得到了外國勢力的資金注入及支持。雖然蘇聯方面的確對這些運動施加了影響，但CIA最終並沒有發現其間的關聯。
時任CIA局長的威廉·科爾比（William Colby）為了遏制安格爾頓的瘋狂舉動，開始接管了其在以色列設立的秘密行動賬戶，這直接削弱了反間諜部門勢力的勢力。之後，科爾比要求安格爾頓辭職。通過後來的解密，安格爾頓其時正在領導CIA協助以色列其核武器發展的計畫。
自1960年代到1970年代，安格爾頓懷疑並指控了大量外國領導人為克格勃的間諜。他兩次通知了加拿大皇家騎警(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RCMP)他認為時任加拿大總理萊斯特·伯勒斯·皮爾森（Lester Pearson）及其繼任者皮埃爾·艾略特·特魯多（Pierre Trudeau）是蘇聯的特工。1964年，迫於安格爾頓的壓力，RCMP拘留了皮爾森的好友，同時也是加拿大前任駐蘇聯大使的約翰·沃特金斯（John Watkins），而沃特金斯則在羈押中去世，隨後CIA解除了對沃特金斯的懷疑。安格爾頓同樣指控瑞典首相奧洛夫·帕爾梅（Olof Palme）、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以及英國首相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利用他們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機密的訪問許可權而將機密透漏給蘇聯。勃蘭特本人則由於其一個重要的助手被發現是東德情報組織史塔西（Stasi）的特工而於1974年引咎辭職。
離開CIA
安格爾頓的辭呈報告於1974年的聖誕節平安夜被通過。與此同時，時任總統傑拉爾德·福特（Gerald Rudolph Ford, Jr.）亦要求科爾比宣布CIA內部將對國會特別委員會的指控進行獨立調查。在安格爾頓辭職後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他在反間諜部的三名高級助手反間諜部副部長雷蒙德·羅科（Raymond Rocca），反間諜部主管威廉·J·胡德（William J. Hood），以及安格爾頓的行動處處長紐頓·S·米勒（Newton S. Miller）則被CIA強迫退休。而反間諜部則從300人的規模裁剪至80人。
塞莫爾·赫什（Seymour Hersh）在《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上發表了關於安格爾頓領導下的美國境內反間諜活動主要針對反戰示威者及其它境內異議組織的文章。赫什表示安格爾頓隨後致電給他聲稱由於他的文章而導致其妻子離開了他。赫什的一個朋友知道這個訊息後立刻嘲笑了安格爾頓的指控，表示安格爾頓的妻子西塞莉（Cicely）早就離開了安格爾頓，隨後卻不得不回到安格爾頓的身邊，因為她深知安格爾頓是為CIA工作的。實際上他們在他們分居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們依然保持著友誼，並一起去安格爾頓最喜愛的一個釣魚場所度假。在那裡他的公開身份是一個釣魚愛好者及一個河流觀測者，而實際上他的真實身份早已為人所知。在華盛頓一直由傳言稱威廉·科爾比本人就是克格勃的間諜，但一直沒有人將這些言論的起源歸咎於同他長久不和的安格爾頓。1975年，安格爾頓被授予中央情報局第二高榮譽——傑出情報獎章（Distinguished Intelligence Medal）。
在安格爾頓下台之前，戈利岑就被認為是讓CIA名譽掃地的原因之一，但兩人一直保持著對彼此的信任。他們曾請求知名作家、曾同為CIA特工的小威廉·法蘭克·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為他們寫一部名為《舊時代的新謊言》（" New Lies for Old"）的書，內容是進一步闡述蘇聯是有計畫的製造了自己衰落的假象從而使其敵人擁有對取得冷戰的勝利而充滿盲目的自信。巴克利拒絕了這一要求，但之後寫了一部關於安格爾頓的小說——《 間諜時代：詹姆斯·耶薩斯·安格爾頓的幻滅》（" S pytime: The Undoing of James Jesus Angleton"）。
後世評價
"Deception is a state of mind and the mind of the State."
—— James Angleton
“欺騙既是人的一種思維方式，同時也是國家的一種理念。”
——詹姆斯·安格爾頓
安格爾頓在二戰期間於義大利任職的經歷被認為是其人生及中情局生涯的重要轉折點。他在那裡幫助相關方面收回了納粹從各歐洲國家及非洲劫掠回的珍寶。安格爾頓同義大利黑手黨的私人關係同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給予了CIA極大的幫助與便利。安格爾頓其時的主要工作是領導當地的CIA分部顛覆義大利的選舉，防止義大利共產黨及其相關政黨在議會中獲取政治權利。
隨著時間的推移，安格爾頓工作上的熱情和偏執產生了對於CIA來說產生了不利的因素，即使不是毀滅性的打擊，也是適得其反的效果。在他離職後，反間諜部的力量被極度削弱。一些人認為正是因為這種矯枉過正才促成了諸如奧德里奇·艾姆斯（Aldrich Ames）、羅伯特·漢森（Robert Hanssen）及其他一些諸如CIA和FBI等情治單位的特工有機會向他國變節。雖然各大情治單位在羞辱了丘奇委員會（Church Committee，亦被稱為美國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後迅速地走出了低谷，但種種事件依然證明了安格爾頓在反情報及反間諜領域無人可以替代的作用。知名調查記者愛德華·傑伊·愛普斯坦就提出，如果安格爾頓依然主管反間諜部的話，像艾姆斯及漢森這種蘇聯的高級間諜根本不可能有機會對美國的情治機構進行如此的破壞。
1970年代對於中央情報局來說是一個動盪的時期。喬治·H·W·布希（George H. W. Bush）擔任局長期間，福特總統授權組建了一支在總統境外情報諮詢委員會（President's Foreign Intelligence Advisory Board）庇護下的“B小隊”（Team B）。這個部門在調查後得出了一份結論，認為中情局及其它美國情治機構在他們的國家情報評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中嚴重低估了蘇聯部署在中歐的戰略核打擊能力。而丘奇委員會對這個結論根本沒有理睬。1977年，海軍上將斯坦斯菲爾德·特納（Stansfield Turner）被時任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任命為CIA局長不久即面對對CIA進一步削減的問題。特納則在其任內和回憶錄內讓安格爾頓承擔了替罪羊的角色。
在安格爾頓和其黨羽的調查下，眾多的CIA雇員的職業生涯處於了冰點。中情局隨後在內部稱之為《 鼴鼠救濟法》（" Mole Relief Act"）的支持下支付了三名被毫無理由裁員的雇員全額的賠償金與養老金。120名雇員稱遭受過停職審查，這其中有50人被立案調查，16人被安格爾頓的人高度懷疑為蘇聯間諜。
當戈利岑投誠時，他聲稱CIA的西德分部有一個蘇聯的高級間諜。這個在克格勃內部的代號為“薩沙”（Sasha）的高級間諜是一個斯拉夫後裔，姓氏以“K”開頭而以“斯基”（sky）結尾。安格爾頓堅信這條情報的真實性，所有靠近這個描述的特工都被他懷疑過。
儘管以其的不妥協性及工作中的強迫性而著稱，安格爾頓依然獲得了其情報業界的同行的高度評價。前辛貝特（Shin Bet）的局長阿莫斯·邁諾（Amos Manor）在一次以色列知名報紙《 國土報》（" Ha'aretz"）的專訪中就提到了他對於在1950年代安格爾頓為拓展美國及以色列合作所進行的工作的讚賞。邁諾稱安格爾頓“對一切都感到狂熱”，並“有神秘化的傾向”。邁諾多年後才得知安格爾頓當年拜訪他的主要原因是調查他，因為邁諾本人是一個“東歐猶太移民”，而安格爾頓本人認為為了確保美國—以色列情報合作關係的正式，這是一次有必要的“防毒”。
2010年解密的一份由丘奇委員會主導的CIA內部調查報告揭示了安格爾頓在擔任反間諜部主管期間其對各項美國政治決策制定及發展所施加的重要影響。這份報告披露了是安格爾頓計畫了將美國執法機構和軍事組織派駐在其它國家的方案，以此來提高美國的影響力。這份報告同樣證實了過去的謠言，即安格爾頓正是著名的大規模境內監控行動“混沌行動”（Operation CHAOS）的負責人。
藝術形象
•2006年由羅伯特·德·尼羅（Robert De Niro）執導、馬特·達蒙（Matt Damon）及安吉麗娜·朱莉（Angelina Jolie）主演的電影《特務風雲》（"The Good Shepherd"）即是以安格爾頓的人生經歷為藍本創作的。
•2007年美國迷你電視劇集《合伙人》（"The Company"）即將故事重點放在了安格爾頓找尋蘇聯間諜“薩沙”的事件上。在劇中，安格爾頓的角色由著名影星麥可·基頓（Michael Keaton）飾演。
•2003年英國BBC出品的迷你電視劇集《劍橋間諜》（"Cambridge Spies"）中，安格爾頓的角色由英國演員約翰·萊特（John Light）飾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