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文學體裁]

古代一種散文體裁,形散神聚。可敘事、寫景、狀物,抒發情懷抱負,闡述某些觀點。

定義

“記”的文字含義是識記,在這種含義基礎上,“記”逐步獲得了它的文體意義,成為經史中一種專事記錄的文章體式。作為一種文體,“記”在六朝獲得文體生命,唐代進入文苑,宋代其內容得到拓展,形式更加穩固.明清時主體性色彩更加濃厚,逐漸成熟穩固。根據史志中以記名篇的書目數量和文學總集中記體文內容的變化和類目的增減,可以更客觀地了解“記”作為一種文體其內涵發生的變遷。

分類

碑記

碑記，指刻在碑上記錄人物生平事跡的文體。語出《南史·劉悛傳》：“悛父勔討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為立碑記。”。碑記又稱“碑誌”，刻在墓碑上，用於敘述死者生前的事跡，評價、歌頌死者功德。復於廟外依山傍水，植桃柳數百株，一時僚幕諸公各撰聯題額顏其殿，廟貌煥然一新。神仙者以金丹永保性命，以寶筏普渡眾生，獨善兼善，亦出世之聖賢也。立大功德者，如老子之為柱史，尹喜之為關、令仇生之仕殷，馬丹之仕晉，海蟾之仕燕，亦雖更仆，數求其名，昭史冊祀重典章者。

遊記

遊記，顧名思義，指記述遊覽經歷的文章。遊記有帶議論色彩的，如范仲淹的《岳陽樓記》、王安石《游褒禪山記》；有帶科學色彩的，如酈道元的《三峽》；有帶抒情色彩的，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記》、歐陽修的《醉翁亭記》、袁宏道的《滿井遊記》、王懿宣的《臥龍湖記》。在現當代文學中，遊記被賦予了歷史與人文內涵，其中以翦伯贊的《內蒙訪古》、余秋雨的《山居筆記》、韓晗的《大國小城》、路東的《一路東去》最為代表。

雜記

雜記，記載雜項的筆記和零碎的筆記，寫風景、瑣事、感想的一種文體，題材多樣。薛鳳昌《文體論·雜記體》：“雜記一體，所包甚廣。凡濬渠築塘，以及祠宇亭台，登山涉水，游讌觴詠，金石書畫古器物之考訂，宦情隱德，遺聞軼事之敘述，皆記也。或施之刻石，則近於碑記；或侈為考據，又近於序跋；雖綜名為記，其體不一，是誠雜也。”

著名篇目

岳陽樓記

岳陽樓記

《岳陽樓記》 是一篇為重修岳陽樓寫的記。由北宋文學家范仲淹應好友巴陵郡守滕子京之請，於北宋慶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所作。其中的詩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較為出名和引用較多的句子。《岳陽樓記》能夠成為傳世名篇並非因為其對岳陽樓風景的描述，而是范仲淹借《岳陽樓記》一文抒發先憂後樂、憂國憂民的情懷。

醉翁亭記

《醉翁亭記》是北宋文學家歐陽修創作的一篇散文。宋仁宗慶曆五年（1045年），參知政事范仲淹等人遭讒離職，歐陽修上書替他們分辯，被貶到滁州做了兩年知州。到任以後，他內心抑鬱，但還能發揮“寬簡而不擾”的作風，取得了某些政績。《醉翁亭記》就寫在這個時期。文章描寫了滁州一帶朝暮四季自然景物不同的幽深秀美，滁州百姓和平寧靜的生活，特別是作者在山林中與民一齊游賞宴飲的樂趣。全文貫穿一個“樂”字，其中則包含著比較複雜曲折的內容。一則暗示出一個封建地方長官能“與民同樂”的情懷，一則在寄情山水背後隱藏著難言的苦衷。正當四十歲的盛年卻自號“醉翁”，而且經常出遊，加上他那“飲少輒醉”、“頹然乎其間”的種種表現，都表明歐陽修是借山水之樂來排譴謫居生活的苦悶。作者醉在兩處：一是陶醉於山水美景之中，二是陶醉於與民同樂之中。

小石潭記

《小石潭記》是唐朝詩人柳宗元的作品。全名《至小丘西小石潭記》。記敘了作者遊玩的整個過程，以優美的語言描寫了“小石潭”的景色，含蓄地抒發了作者被貶後無法排遣的憂傷悽苦的感情。全文對小石潭的整體感覺是：幽深冷寂，孤淒悲涼。

核舟記

明代名篇《核舟記》把中國古代民間藝術的高深、精巧描述得真切而生動，讀起來感人至深。王叔遠的核舟更是吸引了一代又一代民間藝人為之神牽夢繞，不斷複製和再創造。核舟這一巧技在現代又得到發揚光大，新核舟記不但在技藝上有所創新，而且在內容上更貼近了時代。欣賞新核舟記，對於深刻理解名篇《核舟記》很有幫助，同時通過欣賞實物、圖片、影像等可以使讀者在整體上全面讀懂《核舟記》。

記承天寺夜遊

《記承天寺夜遊》是北宋著名文學家蘇軾創作的一篇散文，選自《東坡志林》卷一，寫於宋神宗元豐六年（1083年），當時，作者正因“烏台詩案”被貶謫到黃州任職。對月夜景色作了美妙描繪，真實的記錄了作者當時生活的一個片段。文章表達蘇軾壯志難酬的苦悶，自解、自慰、自我排遣，同時表現蘇軾的曠達樂觀的人生態度。

游褒禪山記

《游褒禪山記》是北宋的政治家、思想家王安石在辭職回家的歸途中遊覽了褒禪山後，以追憶形式寫下的一篇遊記。該篇遊記因事見理，夾敘夾議，其中闡述的諸多思想，不僅在當時難能可貴，在當今社會也具有極其深遠的現實意義。“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險遠”更成為世人常用的名言。該文是王安石34歲時（1054年）從舒州通判任上辭職，在回家的路上遊覽了褒禪山，三個月後以追憶的形式寫下的。四年後（1058年）他給宋仁宗上萬言書，主張改革政治。12年後（1070年）罷相。他不顧保守派反對，積極推行新法。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觀點，這與本文的觀點也有相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