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1838~1894)

薛福成(1838~1894)

中國近代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思想家。字叔耘,號庸庵,江蘇無錫人。1889年以三品京堂出使英、法、意、比四國,1894年回國後病逝。他的著作編為《庸庵全集》十種,其中《籌洋芻議》和《庸庵海外文編》對研究他的經濟思想最為重要。

薛福成(1838~1894)

正文

中國近代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思想家。字叔耘,號庸庵,江蘇無錫人。1889年以三品京堂出使英、法、意、比四國,1894年回國後病逝。他的著作編為《庸庵全集》十種,其中《籌洋芻議》和《庸庵海外文編》對研究他的經濟思想最為重要。
宣揚變法 在外國侵略的刺激和資本主義的影響下,薛福成也同王韜一樣,不遺餘力地宣揚資產階級性質的“變法”主張,並力圖從理論上加以論證。他認為“天道數百年小變,數千年大變”,當時已由“華夷隔絕之天下一變為中外聯屬之天下”,故必須效法西方,勵行“變法”,而絕不能“閉關獨治”,但他又強調“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籌洋芻議·變法》)。這表明他未能越出王韜“道器論”的窠臼。

薛福成(1838~1894)薛福成(1838~1894)
重商傾向 薛福成的經濟思想存在著某種程度的重商傾向。他在1890年出使日記中具體地記述了17世紀以來英國對西班牙、荷蘭、法國等殖民主義國家先後進行的商業戰爭,認為西方“立國以商務為本”(《出使英法意比四國日記》),中國必須仿效西方,拋棄千百年來賤商的傳統。他宣揚“握四民之綱者,商也”的論點,認為“有商則士可行其所學而學益精,農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庸庵海外文編·英吉利用商務辟荒地說》)。這無疑顛倒了生產流通的相互關係,但卻是中國近代最早從商與士、農、工相互關係去論證重商的合理性的一種嘗試。
鼓吹髮展機器工業 在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上,薛福成對大機器工業的重要性是有相當認識的。早在他赴歐前,他就持有工為商基和“非工不足以開商之源”(《籌洋芻議·商政》)的見解。出使歐洲後,他對西方國家的大機器生產有了更多的親身見聞,認識到西方國家是“恃工為體,恃商為用,則工實尚居商之先”,於是轉而宣揚"振百工"(《庸庵海外文編·振百工說》),即鼓吹建立和發展中國的新式工業。薛福成還進一步闡述大機器工業的優越性,以及在中國建立和發展新式工業的必要性,批判頑固派用以反對興辦大機器工業的“機器奪民業論”,認為中國不用機器生產則“利歸西人”,用機器生產並不是“奪民業”,而是“奪外利”(《用機器殖財養民說》)。
與此相聯繫,薛福成還闡述了發展機器生產以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觀點。他最初曾經宣揚中國存在人口絕對過剩的論調,認為自清朝康、雍、乾三世以來,人口大增,已成“人滿之患”。他甚至聲稱,中國已到了“地無遺利”、“人無遺力”的嚴重關頭,“非移民國外不足以補偏救弊”(《許巴西、墨西哥立約招工說》)。後來,他看到了西歐國家地狹人稠的現象過於中國,但“多有富饒景象”,“用機器之各廠皆能養貧民數千人或數萬人”,於是,他拋棄了自己原有的絕對人口過剩觀點,宣揚“用機器殖財養民”(《用機器殖財養民說》),認為要解決人口問題,關鍵在於發展大機器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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