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旭[小麥栽培及遺傳育種學家]](/img/b/294/nBnauM3X0cjN5kzN3QTN1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0UzLyE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蔡旭[小麥栽培及遺傳育種學家]")
簡歷
蔡旭1911年5月12日 生於江蘇省武進縣後塘橋蔡家村。
1930年 畢業於江蘇無錫中學。
1934年 南京中央大學（現南京大學）農學院農藝系畢業。
1934—1939年 任南京、重慶中央大學農藝系教師。
1939—1945年 任成都四川農業改進所技士、技正。
1945—1946年 在美明尼蘇達大學、康奈爾大學進修並訪問堪薩斯州立大學。
1946—1948年 任北京大學農學院農藝系副教授。
1949—1970年 任北京農業大學農學系教授、系主任。
1970—1972年 隨校搬遷至陝北，在洛川、清泉進行小麥育種。
1972—1985年 隨校遷回北京，先後任北京農業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副校長、顧問。
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
1985年12月15日 逝世於北京。
簡介
1934年畢業於中央大學（現南京大學）農學院。北京農業大學教授、副校長（1995年9月，經國務院批准，北京農業大學與北京農業工程大學合併成立中國農業大學）。早年在金善寶教授指導下，選育出“南大2419”抗銹小麥良種，推廣面積近億畝，為中國小麥推廣史上面積最大、範圍最廣、時間最長的一個良種；其後又選育出4批近20個抗銹良種小麥，在華北北部晚熟冬麥區大面積推廣；總結小麥高產栽培技術，創造出畝產千斤的高產品種。
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
蔡旭，著名的小麥科學家和農業教育家，中國小麥雜交育種的開拓者。他為華北地區選育出“農大183”、“東方紅3號”、“農大139”等多批豐產、抗銹、適應性好的小麥優良品種；首先在國內倡導利用細胞質雄性不育，開展小麥雜種優勢利用研究；為發展北京市和北方冬麥區小麥生產，提高我國小麥育種科學水平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堅持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科技為生產服務的道路，為國家培養了大批農學專業人才。
蔡旭，字勖敏，1911年5月12日生於江蘇省武進縣（現屬常州市）後塘橋蔡家村。父親是清末秀才，後畢業於蘇州師範學堂，歷任常州市國小、中學校長。母親在家務農，除操持家務和教養子女外，還要餵豬、養蠶和種地。蔡旭童年經常隨母下田，接受大自然的陽光雨露和芳香泥土的薰陶。因此，在他幼小的心靈中播下了立志學農的根苗。
在勞動的田野上成長
生於書禮之家，又在勞動的田野上成長，特別是在母親勤勞樸實美德的感染下，蔡旭自幼養成了正直淳樸、堅毅進取的性格。1930年從江蘇無錫中學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南京中央大學農學院。先學蠶桑，後轉入農藝系。1934年畢業後留校任助教。當時他住在學校附近的農事試驗總場裡，每天用半天時間在校擔任遺傳學、作物育種學、生物統計和田間試驗設計三門課程的實習課，半天時間在農場從事小麥育種工作。他們在40多畝土地上種植了國內外小麥材料數千份、上萬個穗行和整套純系育種試驗。他在金善寶教授的指導下，選育和推廣了“中大13—215”等小麥品種。1937年蔡旭寫成《中央大學農學院五種改良小麥品種》一文，對我國自己最早育成並推廣的一批小麥良種作了介紹；同年還與人合作發表了《小麥田間試驗技術的研究》。
一塊山坡地上
1937年“七七”事變，華北淪陷，上海告急。當年冬中央大學內遷。那時兵荒馬亂，交通阻塞，蔡旭只好舉家輕裝來到四川，但全部試驗麥種則隨身護運，無一丟失。略事安頓之後，在金善寶教授的主持下，蔡旭和他的同事們立即將帶來的麥種播種刨沙坪壩的一塊山坡地上。沒想到這塊小小的山坡地竟育成為後來聞名全國的小麥良種“南大2419”（原名“中大2419”）的發祥地。“南大2419”原產義大利，名敏塔那（Mentana），經金善寶教授引種，先在南京農事場，後在重慶、成都等地試驗都表現優良，又經系統選擇、繁育，於1942年確定推廣。可惜當時科學家的勞動成果未能受到重視，推廣面積不大，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才迅速擴展到長江中下游、黃淮平原南部以至西北高原，成為我國小麥良種史上套用面積最大、範圍最廣、使用時間最長的品種之一。蔡旭每談及此就無限感慨地說：“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科學家才能夠大有作為。”
川北轉折之行
蔡旭陪同金善寶赴川北考察農業
1939年，蔡旭陪同金善寶赴川北考察農業，經綿陽、江油、劍閣、廣元、茂縣、松藩、灌縣到達成都。沿路除調查農作物分布、品種情況和栽培技術外，還注意蒐集地方品種資源。每到一地便向當地索取地圖和有關農業生產資料，連夜抄錄整理和分析討論。由於工作過於緊張認真，竟招致地方當局的猜疑，在距江油縣城60里處遭伏擊攔截，並以“通匪”罪名對他們進行搜查、軟禁，3天后才由中央大學出面保釋。此行雖然經受不少艱難險阻，卻使蔡旭對四川北部地區的農作物生產與生態環境、民俗習慣的關係有了深入一步的認識，並將考察結果寫成《四川西北部農業概況調查》一文，供有關部門參考。
小麥育種生涯帶來一個有意義的轉折
川北之行也給蔡旭的小麥育種生涯帶來一個有意義的轉折。他們從峰戀起伏的山區踏入一馬平川的成都平原，滾滾麥浪沖涌而來，無垠沃野令人心曠神怡，心潮澎湃，這對於一位胸懷大志的小麥育種工作者來說，是多么具有吸引力啊！不久蔡旭就告別了山城重慶來到位於成都的四川農業改進所繼續從事小麥育種研究，先後擔任技士、技正等職。他的愛人王潔也調到該所所屬的蠶場任技術主任，巡迴指導當地的養蠶業。
四川農改所是抗戰期間西南後方農業人才薈萃、科研條件最好的場所。蔡旭充分利用這一有利的環境條件，深入實踐，埋頭鑽研。在1939—1945年間，除照管小麥雜交育種的培育與選擇外，著重對南京已初顯苗頭的“南大2419”繼續進行試驗、示範和小面積推廣，同時還肯定了矮立多（Ardito）、中農28（Villa Glori）、川福麥（Faun）等引進品種在川西平原的生產套用價值。1942年蔡旭主編了《四川小麥之調查試驗與研究》一書，內分：調查、試驗與研究、推廣、改進意見四編，除闡述四川省的小麥生產與科研成就外，最有意義的是，就國內外小麥品種在我國不同地區種植後的表現，探討了我國小麥的自然分區問題。文中提供的試驗結果和作者的論點基本上構成了建國後我國小麥生態區劃的基礎。這對小麥引種、品種區域試驗和良種推廣都有指導作用。部分內容還被吸收到60年代初出版的《中國小麥栽培學》一書中。成都平原是小麥條鏽病的常發區，抗條鏽病是川農所小麥育種的主要目標之一。蔡旭做為一個有經驗的育種工作者，當然對小麥品種的抗銹性及其遺傳特點很感興趣。為此，他結合育種工作開展遺傳研究，並於1949年發表了題為《小麥成株抗條鏽病的遺傳》一文。這是我國關於小麥條銹性遺傳研究的第一篇論文。這項研究結果對他後來北上開創冬小麥抗銹育種工作並取得顯著進展，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北上創業打根基
蔡旭赴美學習
1945年春，蔡旭赴美學習、考察。先後在康奈爾大學、明尼蘇達大學深造，併到堪薩斯州立大學等院校訪問、考察。他熱愛育種事業，學習目的明確，故收穫頗豐。在短短的一年裡，不但比較深入地了解到康奈爾大學、明尼蘇達大學以及其它院校在小麥育種上的指導思想與實踐經驗，並在頭腦中逐漸形成了回國後開展小麥育種工作的戰略構思。他每到一處，儘量蒐集小麥品種和育種材料，到1946年夏回國時蒐集到的材料竟達3000份之多。這是此前此後中國留學生獨一無二的事例。後來，他從引進的材料中選拔出象“勝利麥”（Triumph）、“早洋麥”（Early premium）、“明尼2761”（Mn 2761）等，對北部冬麥區和東北春麥區的小麥抗銹育種工作發揮了很大作用。
他一生中最重大的抉擇
1946年歸國後，蔡旭考慮到華北是我國主要麥區，毅然作出也許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抉擇，來到人生地疏的北平，到北京大學農學院農藝系任副教授，講授作物育種學、麥作學等課程，並立即開展小麥育種工作。當時學校剛搬回羅道莊，設備條件很差，但在蔡旭和農藝系師生的努力下，當年秋天就將他蒐集到的4127份材料全部播下。他還親自動手用磚砌成土冰櫃，和工人、助手一起看管溫室，調節溫度以加速世代。有時一大早就騎車數十里到遠離校部的蘆溝橋農場參加勞動。每逢播種、雜交和收穫季節，青年教師都自願前來協助。後來這種做法竟形成了一種傳統。直到70年代，每年秋天農學系小麥播種季節，許多外系師生和科研管理幹部都來參加，有時連校長也來參加。
華北地區冬季寒旱
春季少雨。當時京郊小麥大部在旱地種植，缺水少肥，栽培條件極差，生產上用的品種多是抗寒、抗旱、耐瘠的地方品種。它們適應性很強，但產量潛力很低，不抗倒伏也不抗條鏽病，成為進一步提高產量的限制因素。從這種現狀出發，蔡旭採取抗銹性、豐產性、抗逆性、適應性並重的方針，一方面從國外材料中篩選成熟較早、適應性較好的抗銹類型，同時選用豐產性、適應性都較好的農家品種與前者雜交，以期選獲兼得二者之長的新類型。1950年全國條鏽病大流行，所有麥田嚴重感染，呈現一片黃銹色，未老先衰。但在農大小麥試驗田裡，被農民稱為“號頭麥子”的“農大1號”至“農大10號”和一部分雜交後代卻是青枝綠葉，“一塵”不染。這一研究進展立即引起各級領導的重視並得到充分肯定，從此北京農大的小麥育種工作一直得到領導的關懷和大力支持。後來“號頭麥子”中的“農大1號”（早洋麥）、“農大3號”（錢交麥）等在50年代中期先後在京郊、河北中部、山西中部南部等地水澆地上推廣，“農大3號”遠在渭北高原旱地上種植，成為北部各麥區推廣的第一批抗銹豐產良種。50年代後期，以“農大2號”（勝利麥）為親本經雜交育成的“農大183”、“農大36”等在北部各麥區大面積推廣，取代了上述的過渡良種。由於它們抗銹抗倒伏，豐產性好，而且適應性廣，深受廣大農民歡迎。與長江流域的“南大2419”、黃淮麥區的“碧螞1號”等一起分別在我國三大麥區先後控制了建國後的第一次條鏽病大流行，為小麥生產做出了很大貢獻。
實踐之路結碩果
蔡旭教授下地觀察蔡旭十分強調理論必須結合實際
只有通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不斷循環反覆的過程，才能真正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他始終不渝、身體力行，通過實踐走出了一條成功之路。
1950年，蔡旭與北京農大各系專家15人組成的東北工作團，到哈爾濱、佳木斯、密山等地參加解放軍的生產建設的考察活動。通過調查研究，他們從生產技術方面對部隊屯墾提出了不少建議。在考察中他們也為解放軍指戰員的高度政治思想覺悟、勞動幹勁和熱情工作的精神所感動。蔡旭十分注意向有經驗的農民學習。有件事對他教育很深。就是北京農大第一次為政府部門舉辦的“勞動模範學習班”，該班由華北地區15位勞模組成。他是校方指派照顧業務學習的負責人。他經常走訪這些學員，在教學相長的過程中，發現我國農民的農事經驗十分豐富，尤其是旱農的經驗更為可貴。學習班結束後，他系統進行了總結，寫成《華北地區高產勞模經驗總結》一文，於1952年發表。該文對推動當時我國作物科學研究和農業界知識分子的業務思想轉變，起到良好的作用。
北京市小麥豐產示範田
以點帶面的工作方法，就是鑒於這種思想認識在市領導的重視和大力支持下，扎紮實實地開展起來的。50年代末，北京市成立了北京市作物學會，由蔡旭任理事長。在他主持下學會成立了小麥專業組，除交流學術問題外，主要是為京郊小麥增產獻計獻策。通過多年實踐，已形成一套理論聯繫實際的工作方法，即在隊、社、區、縣層層建立一定面積的高產樣板田和試驗田，通過樣板田和試驗田帶動大面積生產。每年在小麥生育期的關鍵時刻，都要組織專業組成員下鄉，與各級幹部和農民技術員共同在樣板田、試驗田和生產現場進行調查研究，發現問題及時提出解決辦法，以指導生產。對於暫時解決不了或有爭議的問題，帶回原單位進行深入研究。這樣做對科學技術的發展也是一個推動。蔡旭強調，科技人員只有深入生產實際，與幹部、農民實行三結合，才能提出切合實際、易為農民接受、有助於提高當前生產的技術措施。1963年，他們寫出了《北京地區三種不同生產水平的小麥栽培歷程表》，圖文並茂，通俗易懂，很受基層科技人員和農民的歡迎。豐產示範田活動使北京市小麥產量不斷提高。
成立了專業顧問團
從1963年的畝產50多公斤，提高到1965年的100多公斤，其中100萬畝水澆地畝產達150公斤。通過這樣的實踐活動，逐漸形成了以蔡旭為核心的北京市指導小麥生產的智囊團。這支活躍在北京地區小麥生產第一線的科技人員，來自科研單位、農業院校和科技管理部門。有鑒於此，北京市政府於80年代初成立了專業顧問團，其中小麥生產顧問團由蔡旭任團長，該團的實力最為雄厚。蔡旭從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始終如一地以飽滿的熱情和強烈的責任感，帶領成員們深入京郊農村，開展小麥增產技術諮詢活動。他一方面積極向領導部門反映生產上存在的問題（從生產關係到技術推廣）並提出自己的意見；一方面耐心向農民民眾講解因地制宜增產小麥的技術措施及其原理。他苦口婆心，不厭其煩，直至有關措施落實到基層，見諸行動為止。由於他的認真執著，忘我奉獻，感動了有關的“上帝”，使得京郊小麥生產逐年提高，至80年代初已上升至200多公斤。為此，他多次受到市領導的表揚，農牧漁業部也特別予以表彰。
教育戰線的典範
念念不忘科研
蔡旭在北農大執教時，念念不忘科研，特別是小麥育種研究，在深入科研工作時又念念不忘生產，他是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三不誤、三豐收的典範。
初到北平開展小麥雜交育種工作時，他已注意到從美國帶回來的冬性材料的主要缺點是生育期太長，因此在利用中美品種間雜交以聚合兩個不同基因源，使其交流後產生更多的遺傳變異時，只有篩選早熟抗條鏽病的美國品種為親本，方能套用於生產。在採用這樣的一些品種與一系列本地區改良品種雜交後，他發現燕大1817×勝利麥這一組合表現特別優異。它不但綜合性狀的平均水平高，而且出現許多新的性狀重組類型。後來在北部冬麥區廣泛推廣的“農大183”、“農大311”和“農大90”，就是從這個重點組合的後代中選育出來的。那時，華北北部麥區水澆地所占比重很小，要想育成的品種能在較大的面積上推廣種植，必須具有較強的適應性。即，既能在有肥水條件或較肥沃的麥地上種植，又能對旱地條件有一定的適應能力。而對於適應水旱性狀的選擇往往是互相矛盾的。為了解決好這一問題，他從1953年起將雜種後代分別在水澆地和旱地兩種條件下培育，參照供試材料在兩種條件下的表現進行選擇。因此“農大號”品種一般適應性較好。在品種育成之後，他還非常關心在生產上的利用情況，經常到河北、山西、河南等省考察了解它們的表現和民眾的反映，以便進行合理種植推廣。“農大36”和“農大183”是姐妹品種，在外表上幾乎一模一樣。有一年他在山西太原發現“農大36”比“農大183”抗寒性強，便把前者送到唐山地區，後者放在京郊，使這兩個在學校試驗地里比較多年不分軒輊的品種各自找到了適宜的條件。後來“農大36”還在山西、陝西的旱地上發展種植；而“農大183”則在京津及其以南生產條件好的地區廣為種植。繼“農大183”等之後，蔡旭又主持育成了“農大311”、“農大45”、“東方紅3號”、“農大139”等品種在華北北部大面積推廣，後兩個品種在70年代常年種植面積達1300萬畝。上述4個品種於1978年獲全國科學大會獎，蔡旭獲全國先進工作者獎稱號，1981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
一貫緊密聯繫生產實際撰寫論文和著作
蔡旭及小麥組成員一貫緊密聯繫生產實際撰寫論文和著作，從來不作空洞文章。幾十年來他們寫出幾十篇論文，其中《小麥抗銹選種工作總結報告》、《適於華北北部地區幾個抗銹小麥新品種的育成》、《小麥雜交育種工作中品種特性遺傳傳遞規律和親本選配問題》等，都是當時比較系統、全面的總結性文章，對指導小麥育種工作起到了很好作用，部分內容還為農業高等院校教材所採用。針對當時華北一些地區只強調高產品種，放鬆中產品種選育的問題，他在1978年《華北地區小麥育種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中著重指出，二者應該兼顧，不能偏廢。這個論點是中肯的、正確的，在當時也是十分必要和及時的。他曾主持編寫《植物育種與良種繁育學》、《植物遺傳育種學》；還參加了《作物栽培學》、《中國小麥品種志》、《中國小麥栽培學》等書的編寫工作或擔任編審或副主編。其中《植物遺傳育種學》第二版由於內容新穎充實，深受讀者好評，成為高等農業院校必備的參考書。
在教學方面
蔡旭十分注重對學生的全面培養。在專業上，不僅要給予嚴格的基礎訓練，還要深入生產實際，增強生產觀點和勞動觀點。他反對只要求讀書而不進行生產勞動教育，也反對單純參加勞動而不注意理論學習。多年來，他在主持制定農學系教學計畫時，一貫強調貫徹執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方針。60年代初他就開始招收研究生，在指導論文選題和設定課程上也充分體現了這種思想。1981年國務院批准他為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導師。為培養造就我國新一代的高級農業研究人才付出了大量精力和心血。
風範長存昭後輩
蔡旭對工作孜孜不倦
鍥而不捨，不怕挫折，勇於進取。他一生多次獲得榮譽，也曾幾次受到“批判”。由於他幾十年如一日心專注在事業上，從不計較個人榮辱得失，對於風風雨雨均能正確對待。他熱愛自己從事的專業，達到了入迷的程度。只要一走進小麥試驗田就會忘掉一切，當然也忘掉時間，一乾就是到天黑。他不怕烈日嚴寒，風吹雨打。下雨時打傘下地，降雪時帶掃帚入田，腿腳不便時拄拐杖也要到麥地里觀察。有一次去某大隊考察小麥時天色已黑，他就藉助火柴的微光俯身觀察苗情。最難能可貴的還是他那不怕挫折、堅持真理、維護工作、鍥而不捨的精神。建國初期，由於所謂學派之爭，其育種研究遭到“批判”，有些單位甚至被迫停止育種工作。但他深信自己的事業是對人民有利的，就反覆向上級領導申訴，使工作得以延續。那時，為了預防萬一，他把育種第三代最好的材料全部分一套給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該所從中選育出華北187小麥品種，在生產上推廣套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衝擊，但毫不動搖，批判會一過就下地觀察記載，直到他被誣以“反奪權”之罪，剝奪了工作權利，才暫時離開小麥試驗地。1969年以後學校多次搬遷，蔡旭及其小麥組成員先後去涿縣，上陝北，到三河、寶坻縣駐點。他們每到一地都爭分奪秒地堅持育種工作，雖然條件困難，工作受到影響，但從未間斷過。
這裡曾經是蔡旭教授在涿州的玉米試驗田1972年蔡旭在陝西甘泉縣北農大校部患了地方病，被批准回北京療養。當他路經學校的小麥育種試驗所在地洛川時，又停下來花了近一個月時間對育種材料作了詳細觀察之後才回北京。當時他已年過花甲，身患疾病，而且千里搬遷，家人離散，按理應該好好地休整養病。但他出於對事業的熱愛和高尚責任感，又一如既往地出現在京郊的小麥豐產田裡；當年秋天就把蒐集的數百份小麥材料借種在東北旺農場的地里。那時他正著手恢復文化大革命前親自開創的雜交小麥研究工作，在他借住的一間房屋後面幾尺見方的小片空地上，播下了雜交小麥材料，密密麻麻地套上許多白色紙袋。令人看後感嘆不已。
雜交小麥的T型不育系和恢復系是1965年他和李競雄訪問匈牙利時帶回的。回國後僅做了一些起步工作，由於這一研究課題難度很大，人們對其前途到底如何尚有爭議，而且在70年代中後期這個課題在國際上正處於低潮，但蔡旭認為從國家的角度全面考慮，這一工作不能輕易放棄，率先開展了不育系的轉育和恢復系的選育工作。經過他多次奔走國家科委、農業部終於在1982年將雜種小麥研究列入國家六五攻關計畫，組織全國攻關，並提出了“協作攻關，開放育種”的技術路線，使此項研究很快取得新進展，並帶出、發展、壯大了雜種小麥研究隊伍，為“七五”期間能取得重大進展打下了基礎。
80年代初，他年逾古稀，又患心臟病，行動需藉助手杖。但他堅持每天自帶午飯乘公共汽車去東北旺小麥試驗地工作。有一段時間他在小湯山療養，但心裡惦記著小麥試驗，曾多次藉故請假脫身，回來時先下地看小麥，然後才回家，連司機都知道他這一活動規律。1984—1985年期間，他因患心肌梗塞，曾數次住院搶救。醫生告誡他必須長期安心靜養，他自己也知道病情的嚴重性，1985年4月曾在信中寫道：“……醫生說對我這種病還沒有靈丹妙藥，如果再犯，就沒有辦法了。但我靜不下來，總是掛念著工作。”直到去世前幾天他還在床頭翻閱田間記載小冊子。他視事業重於生命，真正作到了生命不息，戰鬥不止。
蔡旭知人善任
獎掖後進，善於發揮眾人之長。他對工作要求很嚴格，但當他得知某一同志確實能夠勝任工作，就放手讓人家充分發揮其積極性。他採取給任務、壓擔子的辦法培養助手，安排他們圍繞育種工作各有專司，各有方向，獨當一面地工作，後來他們逐漸成長為各有專長的小麥育種家。他所主持的小麥課題組成員之間既互有分工又能協同作戰，遇有分歧，他總是讓大家各抒己見，最後做到求同存異，團結共事。因此，多年來這個小組一直是一個五個手指握成拳頭的集體。正是有了這樣一個團結戰鬥的集體，北京農大的小麥育種工作才能歷盡艱辛而始終不輟，並做出很大貢獻。也正是由於有了這樣一個集體，蔡旭才得以騰出手來從事教學、科研、生產工作，參加許多行政和社會活動，以發揮他在社會主義建設有關領域中的積極作用。
蔡旭襟懷坦蕩，把作物育種視為人民的事業，對育種材料從不據為私有，主張開放育種，強調單位間協作。早在1950年就曾將900餘份原始材料發給16個省市的育種單位使用，其後又將雜種第三、四代甚至第六代材料分發給兄弟單位，後來他們都從中分別選出十幾個優良品種在生產上套用。
他治學嚴謹，一絲不苟，即使是審閱他人的論文，對有些數據還要親自計算核實。他寫文章要經過仔細推敲，力求準確可靠。他指導生產要經過實地考察和研究思考後才提出建議。
他熱心傳授知識
不論是學生、工人、幹部、領導，不論是課堂、田間、會場，一提到小麥便會熱情洋溢地談論起來。一次在北京市人民代表會議上，講起小麥大面積增產技術的意義與作用，歷時一個半小時。與會代表中有人不大了解小麥生產，也有人聽不懂他的口音，卻無不為他的熱情所感動。
他為人正直，不畏強暴，敢於仗義執言，從不做違心之論。早在中學時期，就曾參與趕走一個任用私人、貪污腐化的校長而險些被開除。解放前夕，他路遇反動當局捕扣一位進步學生，便挺身而出解救了這位同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歷次運動中，凡是想不通的問題他就開誠布公地講出來。對錯誤作法，如1958年的高指標、浮誇風則進行公開辯論和抵制。由於他熱愛黨的事業，熱愛社會主義，堅持真理，追求進步，數十年如一日，1980年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蔡旭擔任的職務很多。在學校曾任農學系主任、研究生院副院長、副校長、顧問等職。曾兼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所副所長。歷任北京市第一、二、三、四屆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省五屆人大代表和四屆政協委員，北京市七屆和八屆人大代表和常務委員會副主任。他是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農牧漁業部科技委員會委員，全國科協委員、北京市科協副主席，中國農學會常委理事、中國作物學會第一、二屆副理事長、《作物學報》主編等。對每一次職務，他都盡力盡責，認真工作。
蔡旭一生選育良種，培養人才，促進生產，為國家、為人民做出了巨大貢獻。他所引進的小麥種質資源和培育的優良品種，正在我國小麥育種事業中繼續發揮著作用。據不完全統計，在我國育成的第二、三輪推廣的冬麥品種中，約有數百個其親本均有“勝利麥”、“早洋麥”、“南大2419”或“農大183”等血統。他的學生遍及全國各地，很多是教學、科研、生產第一線的骨幹，而且做出了成績。他倡導並參與的北京市小麥顧問團，已經成為一支經驗豐富的技術指導諮詢隊伍。他那忠心耿耿、鍥而不捨、無私奉獻的精神和嚴謹治學、磊落坦蕩的風範，永遠是後人學習的楷模。1989年為弘揚他的先進事跡和高尚品德，他的同事和學生們在北京農業大學農學樓前樹立了蔡旭半身銅像，以志紀念並昭後輩。
主要論著
（1） 周承鑰，蔡旭．小麥田間試驗技術的研究．中央大學（單行本），1937．
（2） 蔡旭．中央大學農學院五種改良小麥品種．中央大學（單行本），1937．
（3） 金善寶，蔡旭．四川小麥之調查試驗與研究．四川農業改進所專刊，1942．
（4） 蔡旭．小麥成株抗條鏽病遺傳研究．中國農業雜誌（英文版），1949，1（1）：29—42．
（5） 蔡旭．華北地區高產勞模經驗總結．北京農業大學校刊，1952．
（6） 蔡旭．早洋麥（農大1號）及錢交麥（農大3號）的介紹．農業科學通訊，1955，（6）：350—352。
（7） 蔡旭，劉中宣，張樹榛等．小麥抗銹選種工作總結報告．北京農業大學學報，1955，1（1）：7—30．
（8） 蔡旭，張樹榛，楊作民等．適於華北地區幾個抗銹小麥新品種的育成（農大36、農大90、農大183、農大498）．北京農業大學學報，1957，3（2）：124—152．
（9） 蔡旭等．從1959年北京地區小麥豐產經驗談小麥的播種密度追肥和灌水問題．1959年北京地區小麥栽培研究報告選集，北京：農業出版社，1960．
（10） 蔡旭主編．作物育種及良種繁育學．北京：農業出版社，1961．
（11） 蔡旭，張樹榛．農家品種在當前生產中的作用．光明日報，1962，7．30．
（12） 蔡旭，劉中宣，張樹榛．小麥雜交育種工作中品種特性遺傳傳遞規律和親本選配問題．作物學報，1962，1（2），85—96．
（13） 蔡旭．作物育種及良種繁育中的若干問題．人民日報，1962，10，9．
（14） 蔡旭等．北京地區三種不同生產水平的小麥栽培管理歷程表．北京市作物學會（單行本），1963．
（15） 蔡旭．小麥抗銹育種工作的現狀與發展．中國農業科學，1964，（1）：12—20．
（16） 蔡旭，楊作民．談談冬麥區抗銹育種工作中的幾個問題．植物保護，1965，3（1）：1—3．
（17） 蔡旭等．華北地區小麥育種的回顧與展望．中國農業科學，1978，（0）：12—18．
（18） 蔡旭主編．全國小麥雜種優勢利用研究學術論文選集．北京農業大學學報，1985，11（4）：1—236．
（19） 蔡旭主編．植物遺傳育種學（第二版）．北京：科學出版社，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