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光典

蒯光典

蒯光典是晚清著名學者,教育家,政治思想家,是革新派、清流派重要人物。字禮卿,號季逑,又自號金粟道人、斤竹山民。安徽合肥人。世系出於湖北襄陽。明中葉一世祖應先等六兄弟由江西始遷合肥,遂入籍。晚清著名循吏蒯德模第四子。生於鹹豐丁巳五月十五日(公元1857年6月6日),卒於宣統庚戌十二月九日(公元1911年1月9日)。官至誥授資政大夫、二品銜候補四品京堂、學部丞參上行走、京師督學局局長。

人物經歷

光緒八年(1882)中舉,九年(1883)連捷成進士,選庶吉士,三年後散館考試一等,授翰林院檢討。閒暇則研究文物制度,探其奧賾,與同僚交往或與後進論學,皆以學問、文章、氣節為先。十四年(1888)任貴州鄉試正考官,與副主考不相下,然榜發稱得士。次年再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歷任鄉會試磨勘官。十五年(1889)任會典館協纂官兼圖上總纂官,以新式測繪法規定凡例格式,僚屬固多名士,亦皆嘆服之。對各省所上地圖親加審核,圖成,“精密準確,前此未有”。以其精研中學,講求西學,故為京朝官十餘年,於國家安危多所建白,重臣李鴻藻、翁同龢每有大事則向其諮詢。甲午兵事起,奏進《上德宗皇帝書》,洋洋一萬五千餘言,謂議和、速戰皆非所宜,應做持久戰準備。當以練兵、強國為先。從武備、財賦、外交、立制、吏治、農政、水利多方面,援引中西古今諸多實例為證,析其利病,陳以改革圖治之方,時人以為“悉持危定傾之論”。光緒帝覽之稱善,未解之處則命軍機處詳註以進,後傳旨嘉獎,然終未能行之。海戰敗後,時局已不堪,己志亦難獲展,不欲居京,擬請假回鄉,適詮次得知府,遂南歸。 二十一年(1895)其師張之洞代理兩江總督,遂入其幕府,主機要章奏,有要事則與其商之。規劃江南財政,每年增收至百萬。時海戰硝煙雖散,東北陸地戰事仍酣,國勢緊張。光典以非強兵不能禦侮定亂,建議立自強軍,募良民訓練之,並欲自領其軍,之洞是之。後其位為他人謀得,所募則多雜無賴遊民,大失原意。二十二年(1896),劉坤一回任兩江總督,聘主講尊經學院。 二十三年(1897),之洞回湖廣總督任,招之往。乃建言設武備學堂,訓練培養品學兼優、文武俱備之數百人,為他日改革國政之用,未得行。之洞任以兩湖書院監督。兩湖書院和傳統書院已大不同,實行分科治學,除經學、史學外,還設有地理、算學、博物、化學、天文、測量等學科。書院設總提調一人、東西監督各一人。光典為西監督,講西學,與講中學之東監督梁鼎芬因中西學術之分及某些政見不同,且一重學術,一尚詞章,故互不相能,積怨日深,以致怒掌其頰。之洞調停無效,遂不辭而別歸江南。 二十四年(1898)入京,以會典館圖上總纂勞績,當晉升太子左右春坊庶子之類五品官,因當時朝廷維新守舊兩派鬥爭激烈,遂圖改外派。前已因翰林院兩次京察一等積資以道府記名,再以會典館勞績擢道員分省補用,加二品銜。以其久居江寧,諳熟江南風土人情,政俗利弊,乃指分江蘇。歸住江寧碑亭巷。 總督劉坤一奏派其管理全省各學堂事務兼領商務局,未幾,戊戌政變事發,未能就任。於是向劉坤一建議培育人才以備他日緩急之用。劉是之,改儲才學堂創辦江南高等學堂,並任光典為總辦。當時中國高等教育尚無成例,乃博考東西各國教育原理,詳訂規章和課程設定,聘名師執教,不數月成效大著,成為南京現代高等教育之濫觴。不久,大學士剛毅為籌軍費到蘇,出京時,大學士徐桐告之曰:“江南唯蒯某可語。”始至,司道百餘人同詣謁,獨延光典於密室交談良久。剛毅談及慈禧光緒母子間事,光典以大義責之(光緒有意革新當亦是箇中原因),觸其怒。於事後欲撤學堂而取其經費。光典向主事人力陳辦學堂育人才乃強國強民之本,然其不欲得罪剛毅,乃以學堂經費大半予之。光典遂引退,而學生多往依聽其講學。 劉坤一為解其事,派光典清丈鹽城伍佑、新興兩場樵地,諸生亦隨之去。樵地原為鹽場灶戶煎鹽用葦柴之地,數百年來,海灘延伸二三百里,灶戶隨遷,地已失采樵之用,鹵退草生,可墾為耕地。然清丈地廣且涉及當地紳民多方利益,昔人皆難其事。光典與眾學生至,人力既強,又無所私,經畫年余,對聚眾阻抗者唯稍懲其首,余不問。丈畢,得耕地七百五十六頃可課賦,另得荒地價數萬兩入庫。 不久,傳慈禧有廢帝之意,天下恐慌。光典說劉坤一曰“公國家宗臣,義不容默”。坤一從之並囑其起草奏稿,發電報爭之,各地亦紛紛上奏同爭,慈禧乃止其事。坤一曾曰:“吾三督兩江,可引為師友列者,蒯某一人而已。” 光緒二十七年(1901)劉坤一以其丈地之功,委派光典總辦正陽關督銷局,管理淮北鹽務。是時,當地鹽務窳敗,私梟甚猖。光典至則詳察地理,查明利病,得私梟經行藏匿之途,定疏銷之策,設卡、練兵、堵漏、緝拿。一年後,私梟斂跡,官引暢銷,復沈葆楨在時之盛。兩年後,規模已定,為後任者所遵行之。 二十八年(1902),張之洞再次代理兩江總督,為解本地戊戌賠款出處及收支撥補之困,向其諮詢理財之要,並欲增百貨厘金以保用度。光典以為國家稅法紛岐,厘捐病商尤甚,新增不如理舊,即整頓鹽務便可獲大效。之洞於是上疏力薦其總辦揚子淮鹽總棧,疏中且云:“北鹽視正陽銷數,南鹽視儀棧出數。光典為江南治鹽第一,督正陽既有績,請使主儀棧。”並請破例延任期為三年。彼時私鹽充斥大江南北,私梟勢焰囂張,當事者畏之如虎,甚而緝私弁卒倚之圖利。光典到任後,治辦極嚴。有人言之曰,“奪梟生計,將激變,禍且不測,奈何?”則笑曰:“今嚴禁即所以導民於善,民果遷善,何業不可為,焉有生計見奪之慮?吾縱冒危難亦當力擢若輩出惡地,奈何身禍之懼耶?”愈著力布置緝私兵隊,調兵艦堵截於長江金山、焦山及三江口、沙漫洲,設帆船堵截於河湖,募淮勇日夕訓練成勁旅,私梟懼伏,官引暢行。年增引十餘萬,增稅收銀一百五十餘萬,余則鹽場、鹽運獲利皆倍之。同時,於十二圩等地設學堂、建工廠以紓民生,遷民於善,地方遂安寧,隱然為江防要區。三年期滿,督撫考評為最上等並奏上,得旨嘉獎。 三十一年(1905),兩江總督周馥奏補光典為淮揚海兵備道,加按察使銜,併兼任淮北四岸鹽務督銷。三十二年(1906)四月到任,隨即訪明平反胥吏誣良為盜冤獄兩起,懲辦高郵肆虐鄉里之惡霸。時新設巡警局,光典兼總辦。清江浦城中警士為江北提督劉永慶從北洋帶來之兵卒,不諳警律,每仗勢毆市人,劉某放縱不管束。光典數向其言之,不理。後致毆擊過境之兵士傷甚重,將起兵警交鬨之變。光典面見提督,力陳大義及自身職司所在,劉乃悟,遂得執而懲治之,後皆不敢橫行。諸舉百姓大為稱快。兩月後請求出洋遊歷,為督撫所留。 淮揚海道兼治河。是年夏,江蘇中北部連日大雨,光典於赴省公事歸途中見長江、運河大漲,急草議上督、撫、提督,請固堤壩防水災,並令本道所屬員弁加高增厚轄區內運河堤壩,以保里下河地區稻米收成。寶應饑民搶米鋪、囤戶,縣令畏之而逃,光典船適經過,令登船勸其逕行勿問。光典曰,白日搶掠,令既潛逃,道復偷渡,是無寶應矣。吾無一兵一卒,萬萬無登岸擒人之理,然豈能不停。固不從。兩岸民持香跪訴震天,命推老者二三人上船,詢問良久,剴切喻之。眾老者上岸傳光典語,眾始散去。後其奉檄至寶應辦此案,先查明極貧次貧之戶,以平糶之米售之,使真饑民得食。屬下緝得搶糧之民三人,上官令其就地正法以完案,光典以為非逮之於現場,且非首要,不從,後僅系獄數年而已。水情吃緊,清江浦一帶素不產米,而寶應以下阻米出境往售,故米價日漲,市面恐慌,光典請開豐濟倉報允,並電請山東巡撫楊士驤留軍米數萬石,設局以平糶。揚州亦出現搶米案,光典親往處置,查出煽惑百姓敲詐商人之猾吏二人。兩人家皆有巨資數萬,說情者十餘起,州守等亦庇護之,則令前淮安知府會審,終如律治罪,禁錮終身。 不久,運河暴漲,高郵險情迭報,光典星夜馳往車邏壩,壩上聚集數千人恐啟壩沒田,乃委曲勸諭,言前已派員保堤,實為保壩,里下河之稻米非僅爾等之食,淮北之災亦賴之接濟,毋守此,當歸保田圩防內澇,預做收穫之備,吾將守於此。眾乃散去。舊例均按節候於立秋後視水情開啟高郵車邏、五里等三壩泄運河水,時水位已逾定例三尺,提督署所在清河城中已積水,劉永慶嚴詞檄催啟壩,光典不為動。命堰盱同知每日電報泗水南下水情,己則駐壩附近之御碼頭日夜量度水位審察形勢。六月二十五六日,西風暴雨、天昏地暗,一夜報險情三十餘起,仍不為動。兩日後,始開車邏,再延始開五里,直至七月下旬,里下河地區七州縣收稻畢,才開啟第三壩泄洪,時已超警戒水位四尺八九寸。是舉,蘇中、北數十萬民得食而國家得賦矣。其時如運河堤決,七州縣洪災,其處分絕為不輕。而稻不收,米價前已大漲,荒年民則多餓殍矣。其間,光典六十餘日於風雨飄搖間行住舟中,雖開壩之檄督責一再而不為之動。同僚服其先固堤防,再察水情,不畏上官之明;又感其拼此一官,不辭辛勞,下為民生,上為國計之誠矣。 是時淮北災成,地方官隱匿未報。光典於防洪工地目睹饑民車載、船渡、背負日夜不絕南下,知非廣為賑濟不可。遂於開壩後逐條寫就運河善後章程及淮北災賑事宜上陳,自捐萬金為賑災首倡,又令所屬關津官員日報饑民南下之數以明災情。複製定賑災八策,認為當於災區就地清查各戶狀況,對極貧戶及時放賑,不使流離失所。如按舊法於清江浦設粥場,災區中等戶也會隨之出逃,災民將大增且聚集,所費多,易鬧事及傳染疾病。災區十縣,每縣予十萬兩自賑,估算所需百萬兩。布政使繼昌堅持舊法,光典爭之。周馥乃派其入京任參議官制官,交卸後,留所捐賑銀萬兩,回江寧。其後賑災事至費銀六百萬兩,清江浦聚數十萬人,滋事染疫,沿路皆有死者,一如光典所預見。 因積勞成疾未能赴京,時任兩江總督端方以其代理常鎮關道。光典以淮海災重,常、鎮腴地,離之不義,辭之,請回本任辦賑災事至春賑畢。因病久,未及回任,病癒而人事已另定。端方則商之於張之洞,聯章奏請派光典為蘇鄂歐洲留學生監督。學部任以歐洲留學生監督。 光典在淮陽海兵備道五月余,“所有設施上關國計、下衛民生甚巨”。懲不法、安地方,尤以防洪、保壩、減災、賑濟為百姓所念念不能忘。其歿後淮安、揚州、海州三屬紳耆公稟請在當地建專祠祀之。 未幾,張之洞被召將入京,邀之往武昌。光典審時度勢,認為不立憲不足以延國脈,遂力說之洞入京速請開議院。之洞然之。 光緒三十四年(1908),攜全家赴倫敦就職。歐洲留學生管理素無制度。則悉心考究,立為規章報學部,遂為後來程式。然眾學生多不願受約束,至生爭執。在歐期間,以巡查留學生之便,詳察各國政治禮俗,為歸國變法改革做準備。一年後因病乞歸,學部囑其便道考察歐洲諸國教育制度,遂以諸子留英讀書。己則於宣統元年五月(1909)由北歐經西北利亞回國。途徑莫斯科,留數日,造訪托爾斯泰,談論教育與公共衛生等,頗為相契,均以為此乃救中國之良策。回京於召見時亦以此說向攝政王進之。奉旨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即,學部奏留在本部丞參上行走兼京師督學局局長。因離鄉久,未到任便請假回江寧。 後皖籍京官公舉光典為本省鐵路總理,遂致《復同鄉京官論安徽全省鐵路書》,指出前此敗壞之由,提出新主張。然諸人未能信用,故亦未受任。 宣統二年(1910)春,南洋勸業會在新加坡開辦,農工商部侍郎楊士琦為審查總長,部中奏請光典為審查提調。就任後於會場拓馬路,鋪設自來水,審查開幕所集物品。事畢,歸,因疾於十二月九日卒於南京。宣統三年八月葬於合肥北鄉。今遺骸尚存。 《清史稿》卷四百五十二有傳。

學術成就

光典幼穎異,過目成誦,八歲能詩,善擘窠書,鄉里稱為神童,深為其父所重。少年即隨父之任所,日夕得父親授,耳濡目接者又多當時碩彥,問業於前輩如馮桂芬、俞樾、劉熙載、汪士鐸等,與管禮耕、王頌蔚、葉昌熾等則為至友,於獨學專長之士亦著意相交,聞見日擴,名亦日起。由此學問上博洽淹貫。
光典治學由漢而宋而明,更折入西學,在晚清士大夫中,可說是一個學兼新舊,志在經世的代表人物。治漢學,以六書九數為樞紐,群經大義、目錄訓詁、算術輿地、史傳諸子諸學莫不窮其指歸,洞明其要。於經學宗漢儒然亦不廢宋儒,治經學注重考證典章制度名物象數,言宋學則服膺王守仁、王畿、羅汝芳。其治國小則務求義類,因精研國小而貫通各種學術。謂不通國小則不能讀古經史文章。提出“凡國小家以經證字,以字正經,其作用悉在通假,而通假之樞紐悉在雙聲,識雙聲而後其用乃宏”。論者以為此說“尤為發前人所未發”。著有《說文蒙求廣義》。

政治思想

 時當新舊中西學術文化相衝突,相激盪,相交融之際,則以為江永、戴震、金榜、程瑤田四家言事,必先廣稽博考而後定指歸,與西方從事研究為同一方法。認為四家如生於此時必能發明創新,超越歐美,何必強分東學西學之內外高下異同,時人以為至言。
言政事則以經學為根本,貫以西學之精髓。不尚空言,著眼實務。認為立憲、建立議員政府乃強國治民應必行之道,以互為監督為制憲之要義。宣稱“如反對議員政府,是直反對堯舜孔孟,我輩所讀之書,皆可燒矣。”並常與友人張謇、趙鳳昌、沈曾植等討論立憲問題。光緒三十年(1904)與張謇、湯壽潛、趙鳳昌等為鄂督張之洞、江督魏光燾起草立憲奏摺並由魏上奏。但他也認識到民智未開,遽予選舉參政之權,用之亦易生亂。反覆強調普及教育、講求公共衛生乃改變國民素質之要務。同時疾呼強兵以禦侮。時人以為其所言“誠國粹之醖母,救時之藥石”,實則已越出歷來儒學之藩籬,吸收了西方民主觀念。其《上德宗皇帝書》、《憲法演說錄存》等言政事文章可見其與時俱進,西為中用的思想精神。其中關於農工商關係和建章立制、官權太重需權力制約、政務應當透明等論述在今天仍不乏其先進性。其在政治思想領域的影響,時人有以康(有為)、蒯並稱者,也有人將其《上德宗皇帝書》與公車上書視為具有同一價值。

文學藝術

光典精目錄之學,精古籍金石書畫鑑賞,所藏之富為當時屈指可數者。後家中不慎於火,皆毀。且善弈,收集編印有圍棋譜,如《海昌二妙集》(“海昌二妙”為范西屏和施襄夏兩位大國手)。書法則得蘇字之神韻。
同治十三年侍父於夔州,有志於詩歌,“人謂其瓣香玉溪生(李商隱),次亦不弱明七子也”。然終以致力學術政事教育為要,以其能救國強民,故不耽於藝事吟詠,現存所作不多,有古近體詩93首、詞四闕,於中可見其詩歌功力之深,絕非凡手。復致力《朱子語類》、《明儒學案》。是年,張之洞督學蜀中,往謁之,縱論學術流別,為其所賞識,遂得從學,益明治學之道,制舉文亦得其改正指點,於革新之意亦為投契,師生之厚誼遂皆終其生不變。
父卒於夔後,居鄉期間力攻“三禮”,欲裒輯諸家說為詮釋之書,後稿本不慎於火,遂未就。
在兩湖書院時,與同僚爭及“文王受命”之說,歸江南後,著《文王受命改元稱王辨證》萬餘言。
為傳播西學,在上海創金粟齋譯書社,譯印各種善本書、教材。聘請嚴復至家譯英人穆勒《名學》,還刊印了《原富》、《群學肆言》等書。甚至在戊戌變法失敗後還印了譚嗣同的《仁學》。
曾和譚嗣同、繆荃孫等創立測量學會。在南京創立“國文研究會”,會中人多為其摯友、幕僚、西席或高弟。
光典詩文遺作由其門生程先甲編次為《金粟齋遺集》,侄壽樞(次兄光藻子,原名先楹,字若木,佛號圓頓。畢業於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工科舉人。曾任農工商部郎中、甘肅花定榷運局局長、青海甘邊屯墾使兼青海礦務監督、佛學會副會長、國民政府駐日學務總裁等職,精目錄學及古籍金石書畫古玩鑑賞)於南京刊行。

個性特徵

光典生當新舊嬗變之交、清室將亡之際、內外交困之時。既精於中學,又致力於西學,學養閎深又眼界開闊,憂於國勢民瘼,故遇事多議論。性強記,善口辯,援據該洽,人常莫能屈之。且天性伉爽,尚氣節,不為勢曲,不為利奪,力主己見,人或以“狂”、“恃才傲物”視之,實則所學所見優於常人使之然也。其授業師如張之洞、李鴻章及兄瀚章、張樹聲等,且受知於李鴻藻、翁同龢、裕祿、徐桐、張之萬、劉坤一等,無不是重臣大僚,而其官未及通顯,“終其身於遇不遇之間”。即便是既是世交年伯又是伯丈人(其第二任夫人為鴻章六弟昭慶之次女)的李鴻章,使俄回,見光典於上海,責斥其染清流風氣,則曰:“我有三字奉中堂:不佩服。”揚長而去。李怒極呼曰:“小子!小子!汝父若在,必施汝以夏楚。”(有以其得江蘇候補道乃倚鴻章之力者,實大謬。)張佩綸與其為堂連襟(佩綸為鴻章婿)且是其朝考閱卷師,亦不尊之悅之。唯喜延攬獎掖後進,尤其是同志於西學者。從其學者後日多成大器。如後為著名革命黨人的楊毓麟,著名報人、文學家包天笑,現代著名林業教育家、林學家李寅恭。為支持初辦的愛國學社,應同僚至友蔡元培面請傾囊送銀六千兩。毛澤東嶽父、楊開慧之父楊昌濟也是其因楊毓麟、章士釗之薦調往英國留學的。

家庭情況

光典始娶韓夫人,早卒。繼娶李夫人(即李昭慶次女)。側室鄭氏、王氏。育成子四,孝先、受先、彥先、秀先(依譜牒又名先孝、先受、先彥、先秀),女一,余皆早殤。長子孝先畢業於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工科,歸國後為分部學習主事,後寓居上海靜安區舊福煦路多福里。次子受先畢業於倫敦大學工科。三子彥先肄業英聖保羅,民國六年在上海與母王氏同時遇盜被害。四子秀先肄業格拉斯哥大學理科。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1、《清史稿》本傳
2、程先甲《先師蒯禮卿先生行狀》
3、《金粟齋遺集》
4、程先甲《<金粟齋遺集>序》
5、馮煦《蒯禮卿京卿傳》
6、陳三立《候補四品京堂蒯公神道碑》
7、馬其昶《候補四品京堂蒯君墓志銘》
8、李詳《淮揚海道蒯觀察五十壽序》
9、《揚州淮安海州三屬紳耆請在清淮地方建立專祠公稟》及《事實冊》
10、吳涑《蒯公分巡淮揚海道事略》
11、、劉體仁《異詞錄》
12、劉聲木《萇楚齋隨筆》
13、劉禺生《世載堂雜憶》
14、嚴壽澂《從王夫之到蒯光典——清代學術思想抉隱》、
《從改善民生、革新行政到議員政府、普及教育——蒯光典政治思想述論》

(曾孫文錚敬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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