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懋循(155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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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戲曲家。字晉叔，號顧渚，浙江長興人。明萬曆八年(1580)進士，歷任荊州府學教授、夷陵知縣、南京國子監博士。與王世貞、湯顯祖相友善。萬曆十三年(1585)被彈劾罷官。以後,他致力於寫作和出版書籍,先後編選刊刻有《古詩所》、《唐詩所》,彈詞《仙遊錄》、《夢遊錄》、《遊俠錄》以及《元曲選》等。此外，他還改編刊刻了湯顯祖的《玉茗堂四夢》，並作有《負苞堂詩選·文選》5卷行世。臧懋循對戲曲理論的主要貢獻，是他總結、推廣了元雜劇的創作經驗。明嘉靖、萬曆年間，出現了以崑曲為代表的傳奇創作的繁盛局面，一時作家輩出。針對傳奇文學創作呈現出的脫離舞台與形式主義的創作傾向，臧懋循作了評議。他推崇元人雜劇,倡導本色、當行,批評鄭若庸《玉玦記》餖飣故事、梁辰魚《浣紗記》、梅鼎祚《玉盒記》堆砌詞藻。於是他“選雜劇百種，以盡元曲之妙，且使今之為南者，知有所取則云爾”（《元曲選》序二）。表明他編選《元曲選》的目的，是針對傳奇創作的時弊，為傳奇作者樹立學習楷模。
臧懋循在總結元雜劇創作經驗的基礎上，對戲曲創作規律進行了深入探討。他認為寫戲比寫詩詞更難，一是“情詞穩稱之難”,二是“關目緊湊之難”,三是“音律諧葉（協）之難”。所謂“情詞穩稱”，是指戲曲語言應是“雅俗兼收，串合無痕，乃悅人耳”，即他所說的元雜劇的語言,妙在“不工而工，其精者采之樂府,而粗者雜以方言”，它既豐富多采，又要風格統一，悅耳動聽。所謂“關目緊湊”，是指戲曲創作反映生活的規律。他說社會生活是極其複雜的，“宇內貴賤妍媸、幽明離合之故，奚啻千百其狀”，戲曲作者要反映千姿百態、變幻無定的複雜的社會生活,“必須人習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無旁溢，語無外假”。即劇中的描寫應貼切事物的本來面目，避免虛設之筆。所謂“音律諧葉”，是指戲曲作者必須“精審於字之陰陽，韻之平仄”，做到曲詞的音協律諧。他特彆強調戲曲文學的舞台性，認為戲曲作家有“名家”、“行家”之分，指出：“名家者出入樂府，文彩爛然，在淹通閎博之士，皆優為之”，而“行家”卻要做到“隨所妝演，無不摹擬曲盡，宛若身當其處，而幾忘其事之烏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憤者扼腕，悲者掩泣，羨者色飛，是惟優孟衣冠，然後可與於此”（《元曲選》序二）。他充分肯定了後者，認為戲曲作品中的上乘者，“首曰當行”。
臧懋循上述理論見解，包含了戲曲文學的基本特徵，指出了戲曲創作和詩詞創作的差別。當時的論曲者更多的囿於戲曲語言問題，而他已經注意到戲曲與生活的關係、戲劇情節的真實性，並從舞台演出效果去衡量戲曲作品的藝術價值，這在戲曲理論上無疑是一個重要突破。
臧懋循對湯顯祖的《玉茗堂四夢》的改編也是著眼於演出的。他對“四夢”評價甚高，認為它的語言和元雜劇近似之處頗多，“駸駸乎涉其藩也”。他刪改、刊刻的目的，是想使它“事必麗情，音必諧曲，使聞者快心,而觀者忘倦,即與王實甫諸劇並傳樂府”。關於臧改湯作，歷來有不同評價。吳梅認為：“晉叔取四種而盡酌之,則案頭場上皆稱便利。惟善掩人美,不無小疵。”（《紫釵記》吳梅跋）他稱讚臧懋循是“臨川之功臣”。
對臧懋循編選《元曲選》的刪易之處，歷來褒貶不一，凌濛初說他：“晚年校刻元劇，補缺訛正之功，故自不少；而時出己見，改易處亦未免露出本相──識有餘而才限之也。”（《譚曲雜劄》）儘管他的刪改還有一些不足之處，然而他編選元人雜劇100種,而使這一宗珍貴的戲劇遺產得以保存並廣泛流傳，這一功績為古今輿論所一致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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